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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吮着棒棒糖，徜徉在随风摇曳的棕榈树下。这比蹲在森林中的洞窟好太多了。
昨晚我做了个梦。梦中，我看见我和我那群分身打赤脚，一齐伫立在空荡荡、不见人影的海滩上。破晓时分，桔黄色的曙光穿过晨雾照射在沙滩上。我们这群伙伴，有些手牵手，你望我一眼，我瞄你一下，有些只是低下头来，呆呆瞅着我们共同拥有的那双没穿鞋子、光溜溜踩踏在沙滩上的脚。
我们都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闻到空气中弥漫的盐味，感受到脸庞上那股温柔。我们这一伙中，有些人感到沁凉，当海水冲刷着我们的脚，觉得很快乐，有些人一看见海浪卷上沙滩，就吓得慌忙把脚缩回去。我们都晓得，这会儿我们这群伙伴正聚集在沙滩上，但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有些人知道我们置身在“此时此刻”，有些人却一口咬定我们回到了“过去”，更有几位伙伴以为，我们已经走进了遥远的“未来”。有些伙伴急切地等待晨雾消散。我那群分身中，年纪还小的几个却把晨雾当成白色的棉花糖。唉，这就是我昨晚做的梦。25个人伫立在晨曦中．被沙滩、海洋和棉花糖连接在一起。
这一生中，我不只要努力跟我这群伙伴——共同居住在这个身体里头的25个人——连接在一起。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一辈子我总是觉得，我跟周围的人疏离，没能连接在一起。从小，我就尽量避免跟别人的眼光接触，因为我担心如果他们正眼看我……如果他们看到我的灵魂深处……他们就会发现那儿空荡荡，啥都没有。
但我一直渴望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以某种方式跟其他人连接在一起。我想，这就是我今天出现在这儿，跟各位谈谈我的心路历程的原因。我希望各位好好看我一眼，然后告诉我，你们在我的眼睛和灵魂中看到了一个人，而那个人的名字叫卡梅伦·韦斯特。如果你们在我的眼睛和灵魂中看到的人——是我的那群分身——那也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跟我自己分离得太久了。我不想再逃避事实。我就是我们这一群伙伴。如果我拒绝承认这个事实，我这一生可就完啦。
过去几年中，我遇到很多跟我一样小时候曾经受过虐待的人。我了解，这种经历到底有多惨痛，我深切认识到，它会对我们的身心造成多大的伤害，会给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带来多大的困扰。儿时受虐经验就像一件肮脏的、沾满油渍的衣服，永远黏附在你身上，怎么脱也脱不下来，因此，你只好日日夜夜穿着这件衣服过日子——穿着它，处理你的一切人际关系。每回你接触到周围的东西，或者伸出双手拥抱亲人或朋友，或者只是看一眼床上新铺的干净床单，你身上那件衣服就会开始作祟，污染你珍惜的每一件东西。每一次都是这样。你一辈子摆脱不了这件衣服。说起来很悲哀，因为它让你无法正常地、好好地发展你的人际关系。你努力跟别人建立起的情谊总是会夭折，迟早变成日记中的斑斑泪痕。
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和我太太瑞琪的关系并没有夭折。它维持了16年。做到这一点，需要相互的信心和坚定的承诺——当然，还需要准备一大盒克里内克斯纸巾。我知道，这几年来，瑞琪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她必须跟一大群外表看起来跟我一模一样的人共同生活。你也许可以这么说，我和瑞琪的婚姻生活脚就像一件缝缝补补的衣服。确实，我们必须不停地修补，才能让我们的婚姻维持下去。
这几年来，瑞琪生活在一场风暴中，面对两股力量——意志和痛苦、希望和忧疑——之间展开的一场战争。她不但得面对我的问题，也得面对自己的内心挣扎。有时，战争进行得实在太激烈了，空气中弥漫着硝烟，我们几乎丧失了我们之间那珍贵的、脆弱的连接。
幸好，在这危急关头每次都会有一个小男孩出来吹一口气，把满屋子硝烟吹掉，让空气恢复清新，虽然他并不知道他有这个本领。这个小男孩名字叫凯尔，今年9岁。
现在我知道，即使对一般人来说，身为父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更晓得，身为父亲和多重人格患者，比在佐治亚州从事桃子买卖还要困难。它给我带来无穷的欢乐，但也给我造成无法言喻的痛苦。我知道，凯尔需要——而且应该得到——正常的、稳定的生活，这样他才能够好好长大。我和瑞琪有责任提供凯尔这些东西。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残酷的笑话，因为身为一个多重人格患者，我唯一正常、稳定的表现就是一贯的不正常。
我真的想让凯尔有个正常的父亲。我真的想让他觉得，他跟他爸爸心连心。我真的想让他知道，他父亲是一个值得他信赖、敬仰的人，而不是一个莫名其妙随时都会转换身份的疯子。我多么渴望跟凯尔保持连接啊！他是我的儿子，我的心肝宝贝。
所以，每天我都得睁大眼睛努力看着我儿子——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心——努力保持我的父亲身份，不要在他面前变来变去。每天重复相同的事情……读故事书给凯尔听，帮他准备午餐，跟他交谈……让我觉得我跟我儿子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对我们父子加俩来说都十分珍贵。它提供凯尔他所需要的父爱，它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完整的人。
最让我感到痛苦和困惑的是，重复这些日常的事情，努力做一个正常的父亲的同时，我也经常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座小岛上，远远望着我儿子，凯尔也知道这一点，他真的知道。
每次，当我的一个分身突然冒出来，或者，当我的那群伙伴开始骚动的时候，凯尔就会呼唤我：“爸爸，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赶快回来！”这时，我就会听到他那尖尖细细的声音，跟随着一个瓶盖，漂过我内心中的海洋，传送到我的耳边。我就会对自己说：“天哪，我得赶快回去！我得赶快回到我儿子身边！”于是，我跳上了那个瓶盖，伸出双手，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的划，直到我看到那个翘首盼望我回来的小小身影。只要我知道，凯尔在声音的另一端，我死都会赶回来。然而，同时我也知道，我离我儿子非常遥远，时不时就会灵魂出窍，神游各处，不能常常陪伴在他身边。一想到这点，我心里就会感到非常难过。我不想让凯尔把我看成疯子——那个原本应该陪他在门廊上玩耍的父亲，这会儿却躲藏在阁楼里，扯起嗓门不知嚎叫什么。我要当一个在门廊上陪儿子玩耍的父亲。
各位知道，全世界哪一样东西最让我感到恐惧和痛苦吗？我最怕的，倒不是凯尔会把我当成疯子，也不是瑞琪不再爱我，更不是我会回到精神病院。我最怕的是一柄耙子。我管它叫“否认的耙子”。从我四五岁开始，这柄耙子就一直扒着、刮着我的身体，日日夜夜发出阴森可怖的声音。它逼迫我否认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否认我的亲人曾经伤害我，否认我是一个具有多重人格的人。
这些年来，我只顾伸出双手捂住耳朵，厉声尖叫，试图掩着这柄耙子发出的叫声。最近我才开始察觉，是我自己的手握住耙子，是我自己的喉咙发出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叫声。
谢天谢地，我终于放下了这柄耙子，感觉有点怪怪的，因为我已习惯手里握着它。有时我会忍不住想把它检起来，重新握在手上，但我已下定决心，这一辈子不再碰它。渐渐地、慢慢地，我开始接受和了解我究竟是谁、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我终于跟我自己——或者我应该说，跟很多个自己——重新连接在一起。
我的生活虽然不算安逸，但也还不到苦不堪言的地步，而且，值得向各位报告的是，最近我觉得日子越来越好过了，有如倒吃甘蔗一般。今天早晨我还告诉瑞琪，已经有好长一段日子我没感到情绪低落了。
各位知道吗？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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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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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发表那场演讲后，我们家又经历了一些事情。凯尔渐渐长大了——大到不再能够跟他爸爸玩“太空中的醉鬼”游戏了。这让我感到有点伤心。他现在读五年级了，开始对女孩子发生兴趣，但每天放学回家，他依旧兴致勃勃，指挥他手下那群玩具兵，进行一场连巴顿将军都会为他感到骄傲的战争游戏。
凯尔现在知道他父亲具有多重人格，而且，每一个分身都有各自的名字，但直到今天，凯尔还没跟他们交谈过。几个月前，我又到得克萨斯州一趟。这回我们坦然告诉凯尔，我是去一家医院接受“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治疗。凯尔的反应让我们松了口气。最近这阵子，每次我的一个分身突然冒出来，凯尔依旧会感到有点紧张，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上个星期，他甚至告诉我，我们在吃饼干或玩游戏的时候，如果我突然“灵魂出窍”，开始神游，我不必担心他会受到惊吓。他向我保证，尽管他心里会有一点点害怕，但他会鼓起勇气面对我的分身转换，因为他知道我迟早会回来的。他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他敢告诉我这一点。我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瑞琪辞掉了工作，每天待在家里照顾我和我那群伙伴，帮助我写作这本书。我们常常到郊外远足，手牵手，一面观赏大自然风光，一面谈论文艺复兴时代的列奥纳多·达·芬奇、19世纪法国画家洛特雷克、马克·吐温小说中的顽童哈克贝利、美国法律哲学家霍姆斯的著作、贝多芬和披头士乐队。瑞琪教尘儿和喜儿包墨西哥粽子。喜儿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分身，因此在这本书中我没提到她。晚上睡觉前，瑞琪会朗读一本故事书，给愿意听她讲故事从的分身们听。熄灯后，整个房间就只剩下我们夫妻两人，携手遨游在人间天堂夏威夷毛伊岛的芒果园中。
自从放下“否认的耙子”后，我就可以腾出双手，拿起其他比较有用的工具，帮助我治疗我的疾病。我学会让自己停留在“现在”，不再退缩回“过去”中，我学会表现愤怒，感受哀伤。每周两次，我带着我那群伙伴到珍娜的诊所走一趟，学习如何使用我们的新工具。我们是一群学员，学习怎样做一个完整的人。当然，学习任何技艺都需要时间和耐心。
我终于修完博士课程，如今我可是一位正式的心理学博士了。我非常珍惜这个头衔。它赋予我一项新职责，要求我尽我所能帮助其他患DID的人。
对很多人来说患DID是一件非常孤独、寂寞的事。如果这本书能够传送到跟我一样有受虐经历的人手中，告诉他们，他们并不孤寂，那么我就算完成了第一桩心愿。
一个令人哀伤的事实是：患DID的人，平均得待在精神病院7 年，才会获得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在这段日子里，他们一再被误诊，接受不适当的治疗，只是因为一般的临床医生根本察觉不出DID特有的症状。如果这本书能够提供给现在和未来的临床医生一些信息，帮助他们了解DID的特征，那么，我的第二桩心愿就算达到了。
临床医生和每一个生活受到DID影响的人，都必须认识“记忆”的虚幻本质，因为记忆——或缺乏记忆——是构成这种病症的一大要素。我们人类的心灵就像一只炖锅，不停地接受许多厨师放进的原料，而这些厨师包括我们的父母亲、兄弟姊妹、亲戚、邻居、老师、同学、陌生人、熟人、收音机、电视、电影和书籍。学习和记忆掺混在一起，煮成一道菜肴。我们手里拿着一只汤匙搅拌它，而这只汤匙会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不断改变形状。在这锅奇异的、不断变形的神经炖肉中，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记忆都保持精确的。
然而，就算我们接受记忆那无比复杂的、印象主义式的本质，我们也必须认识．那些一再经历、感受到足以损害他们身心健康和生活的记忆的人，绝不是无病呻吟，尽管他们的记忆的明晰度和可信度值得急诊和探讨。
我们必须了解，那些儿时遭受过虐待的人，尤其是经历过乱伦事件的人，几乎都怀抱着深沉的、根深蒂固的罪恶感和耻辱感，而这种感觉绝不是单靠挖掘记忆、面对心灵创伤所能够缓解的。光靠回忆是不够的。同样的，单凭归罪于别人，或宽恕我们认为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心灵恢复完整，让我们心里感到平安。这个目标的最终达到，必须通过谅解、接受和自我的重建。
现阶段仍有不少人质疑DID诊断的效果。事实是，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DID被归为单独的一类，因为就像其他精神病症，我们社会有一群人显现出一组特殊的、明显的症状，而这些症状并不是任何其他诊断所能解释的。
我们确实可能由外界诱发DID症状。可悲的是，在不胜任或未受过严格训练的治疗专家摆布下，有些病人正是如此。我们也能够模仿DID症状，而确实有少数病人，为了某种个人利益曾经这么做过。我们不妨让前者作为一个参照物，帮助我们认清我们接受过的治疗的真相，包括我们的家庭医生提供我们的治疗。别忘了，每次看医生我们都得冒一些风险。
至于后者，各位不妨想一想“狼来了”的故事。那个男孩扯起嗓门大叫狼来了，提供虚假的信息，让大家虚惊一场，但这并不表示世界上并没有狼这种动物存在。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故事，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确实有狼——到现在还有。假如当初大家愿意面对一个真正重要的事实：这个男孩哭着喊狼来了。这则寓言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
我们这个社会总是会有人否认DID存在。他们的说法就像一根引火的木柴，肯定会在那些好逞口舌之利的人中激发一场争辩。我欢迎这场辩论，因为它能让我证明一些事情。
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讲完这另一件事，我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啦。各位还记得小时候在故事书中读到的那群海盗吗？记不记得黑胡子、朗·约翰·西尔弗和他们手下那帮兄弟？唔，他们以为死人不会泄露秘密。他们搞错了。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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