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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种轻快感，进而进入错乱状态。简言之，他们吃的东西相当丰富。
非洲布须曼人吃的东西也很杂，几乎一切可以食用的块根、茎、果实他们都吃。在干旱的季节里，他们猎获了野兽，能喝它的血。羚羊的胃里有100～150毫升的液体，也是布须曼人宝贵的饮料，甚至怀孕母兽的羊水，也被当作一种极好的饮料，还吃蛇肉、鸟蛋、昆虫、蜂蜜等。
中国云南的拉祜族人的食物也是很杂的，什么都吃，据《云州志》记载，拉祜人“勤于耕务，以所食荞麦为上品，其他草籽、芭蕉、树皮、野菜及葛根、蛇、蜂、蚁、蝉、鼠、竹鼠、禽鸟，遇之生食。”
当然，现代原始民族吃的东西并不能完全代表古人所食之物，而且各地吃的东西也大有区别，但有一点可以看到，现代的原始人都是杂食的，吃植物的根、茎、叶、实，也吃各种大的动物和小的动物。我国一部古书《礼记·礼运》上记载：“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这是比较可信的。各地环境不一样，所食的食物当然有区别，但是，都是肉食兼素食，完全肉食和完全素食的民族是极少的，古代先人可能也是这样的。
原始人怎么吃呢？
中国古书《白虎通》上说：“古人饥则求食，饱而弃余。”吃东西带有生物性和随机性，学会储存食物大概是较晚的事。波利尼西亚人能在地坑中储存发酵的面团，许多年后也不会坏；美洲印第安人储存晒干的牛肉干和烟薰的牛肉干；北级的爱斯基摩人则会在冰中储存肉类；印第安人也会在地下的坑中储存玉米等产品。
生食是古人吃东西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人类很早就学会了用火，但是，学会用火后的人类吃许多食物时仍然不吃熟食。云南的拉祜族人采集到野果块根就随之而食，等不到回去煮食，就是捉到了鱼、兽、禽等动物，也是用石片或骨片切开撕碎，即行生吃。台湾的高山族人“得鹿则刺喉吮其血，或禽兔生食啖之，腌其肉脏，令生蛆，名曰肉笋，以为美馔”，捉到了蟹、鱼、鸟，一般都是生吃下去。
爱斯基摩人喜欢吃生肉和腐肉，吃生肉的时候，他们把肉切成一长条，放进嘴里，然后用刀沿嘴把嘴外的肉割下，吃下肚后，再塞进一长条肉，再把嘴外的部分割下，如此这样一次可以吃8～10磅。他们常常把肉放至半腐状态，认为这才是一种很可口的美味。他们喜欢吃生肉，是因为他们没有水果，没有蔬菜，只有吃生肉才能获得一些维生素，以避免坏血玻因此，这种饮食习惯实际上有着某种生存价值。虽然爱斯基摩人并不能说明生吃有什么好处，但是，生吃肯定是一种在生存斗争中选择下来的文明意识。
古代先民在生存斗争中学会熟食以后，食用的方法是直接在火中烤熟。
我国海南的黎族人杀死家畜后不去毛，不剖腹，燎以山柴，就取刀割食，颇有太古遗风；塔斯马尼亚人捉到了袋鼠、袋熊后，也是放在火堆上烧烤着吃；马来半岛上的色曼人捕杀到了犀牛，就在周围堆柴生火，烧熟后割而食之；美洲奥纳印第安人吃蛇肉时，就在火堆旁竖起一根根木棍，棍上挂着一条条蛇，经常改变位置，不一会儿蛇肉就被烤熟了。
直接烧烤食物容易焦，后来人们学会了使用某种中介物来熟食。一种方法是用泥土包裹食物，中国古籍《礼记》上说：“古人以土涂生物，炮而食之”；萨摩亚人吃肉类的方法是将猪杀死后，用火先烧烤石头，把石头烧得火烫后再放进猪的体内，让石头慢慢发出热量，把猪肉烧熟；高山族人烧山芋时先挖个坑，在坑中烧起柴火，留下一堆火的灰，再把山芋放进热灰堆中，让它慢慢变熟；傣族人在剽牛仪式中保留着古代的一种烧食方式，也有太古遗风。人们先用竹竿把牛杀死，剥皮灌水，再在地上挖坑，把牛皮铺于坑内，放进牛，再把烧红的石头放进去，烧热的石头使水沸腾，把牛肉烧熟，这里牛皮起着锅的作用，石头起着间接加热的作用。美国西部草原上的喀罗人也常用牛皮作为中介物，用它来盛放水和牛肉，牛皮放在火上烧，这种牛皮也起着一种盛水的锅子的作用，它使火不直接作用于食物；中国北方的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是用动物的胃作为盛器的，他们把胃放在火上烧烤，胃内放上肉类，胃烧到一定程度，里面的肉类也就熟了；澳大利亚土人吃鱼时用树皮把鱼包住，然后埋入沙堆，再在沙堆上放上火灰，火灰烤热了沙子，沙子焙熟了鱼，利用中介这种简接的加热方法，可以防止烧焦，食物的质量相当高。
烧食需要热源，原始人四处为家，“居不知所在，行不知所至”，火堆是随处而建的。后来，原始人住处相对固定，就学会了使用地坑。波利尼西亚人挖了地坑后，铺上石头，烧起大火，把石头烧红后，盖上树叶，放上食物，再一次盖上树叶或泥土，以防热量散失，待食物蒸熟后取出食用。如果在火红的石头上浇上水，红石头还会把水变成高热蒸气，也会把食物蒸熟。
有的地坑很大，足可以放进半吨甘薯和两头肥猪，这可能是集体的煮食场所。
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峡谷中，有许多古代印第安人留下的坑，那是他们烧东西留下的遗迹。
熟食也需要盛器或加热的器具，石板曾是一种重要的熟食工具。在印第安人那里，妇女们把玉米粉调成糊状，然后把它放在一块平的石板上，石板用火加热，玉米饼很快就烤熟了，而且可以做得像纸一样保我国的纳西族、独龙族、门巴族等少数民族的人民，就是用这种石板来做饼的，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也用这种办法做饼。
古人曾用烧、烤、煨、焙、烙等方法把食物烧熟，这些方法都不能保存水份，烧熟的食物很干，烧不透，不容易消化。煮食大概是后来才学会的。
人类最初是用天然的材料来煮食。南海一些岛上的居民用椰子壳作为盛器来煮食，也用龟壳作为锅子；我国云南的苦聪人用芭蕉叶和竹筒煮食，他们把玉米放在芭蕉叶中，放上水，放在火上烧，能煮出很好吃的芭蕉玉米饭。用竹筒煮饭是在竹筒上钻上一个洞，放进玉米和水，用叶子把小洞紧紧塞住，把竹筒放在火堆里烧，竹筒烧焦了，饭也就熟了，再把竹筒一剖为二，半个竹筒又成了饭碗，这种竹筒饭，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但是，竹筒只能使用一次，而且每次煮食都要花不少功夫，不大方便。历史上记载：“土人以毛竹截断，实米其中，炽火煨之，竹焦而饭熟，甚香美，称为竹釜，”古江浙一带的越人也常用这种方法煮食。
人类发明了陶器、青铜器和铁器等器具以后，煮食方式也发生了革命。
在很长的历史年代中，人类一直是用手直接抓食的，直到几百年前，英国的皇帝亨利八世，吃饭时还是用手直接拿东西吃。不用手直接拿食物进食那是后来才产生的，虽然中国人在公元前就学会了用筷子，就全人类而言，使用刀叉碗的历史是很短暂的。
尽管对于煮食的方式等有了一些了解，但是，男人和女人是怎么进食的、是一起吃还是分开吃、古人们是定时吃还是随饥而食、在饥饿状态下，是平均而食还是不均而食等等，这些问题现在还是很不清楚的。在我国云南一些比较原始的民族里，人们在家里是由主妇给全家人分食，老人和小孩、女人和男人各是同样的一份，如果谁吃不完，再放进公共的大锅里，下次吃饭，再这样分，不因为孩子吃得少而少分一点。青年男女有时去野外，每人都带一点食物，煮的时候把各人的东西全部放进同一大锅里，烧好后，再盛给各人，他们认为这样可使每一个人都吃到公共的东西，达到一种吃的平等。但是，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非洲的霍屯督人、北美的印第安人、非洲的达荷美人、马来半岛的塞芒人都是男人先吃，女人和孩子后吃；有的民族是分开吃的，如南美洲的图比南巴人，男人们在吊床上吃，其他人围着锅子蹲着吃。
古人究竟怎么吃法，至今还不甚了了。
人类为什么赤裸无毛
人类与自己的灵长类亲戚不同，所有的猿猴身上都长满了浓密的毛，如黑猩猩、大猩猩、猩猩、长臂猿都是这样，猴类也都是浑身长毛，而独有人类光露着身子，只有头部、腋下和阴部等少数几个地方保留着毛。因此，有的生物学家就称人类为“裸猿”，意为“没有毛皮的猿”。古希腊大哲学家也说过：“人类是两足、无毛的动物。”
不过，每个人在母胎中，都有一个浑身长毛的阶段，就是出生的时候，胎儿的全身也长满了密密的胎毛。这是古代祖先多毛的历史痕迹。有少数人，出生时保留着祖先多毛的特征，他们被称为“毛人”。人类为什么身上不长毛？大自然出于何种原因，使人类身上的浓毛脱掉了呢？它身上的浓毛又是什么时候才脱掉的呢？
对于人类的脱毛现象，人类学界已经有许多理论来说明。但是，每一种理论都只是部分地说明问题，要完全揭开裸露的真正原因，还有着不少的困难。
一种理论是“卫生说”。有的科学家认为，人类身上或人类祖先身上的毛皮是各种寄生虫的孳生之地。虱子、跳蚤等寄生虫潜伏在人的毛皮中，不仅喝人的血，而且传染疾玻特别是人类祖先学会了狩猎以后，食肉和狩猎更会把毛皮弄脏。
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学会用火后的一种自身调节现象。人类的毛皮本来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用来保暖的。在夜里，寒气袭人，有了毛皮就能够御寒。
但是，人类学会了用火后，人类祖先就能在寒夜围火而坐，依火而卧，用火来驱赶寒意。而在白天，热带地区气候炎热，毛皮就显得多余。因此，人类学会用火以后，用于御寒的毛皮就渐渐脱落，成为光洁无毛的动物。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人类是在学会用火以后开始成为无毛动物的。
还有一种理论是“海生说”。有的学者提出，人类祖先曾有一个海生时期，生活在热带海洋里。海洋里有丰富的食物，在海洋中生活，毛皮会增加水中活动的阻力，妨碍活动，不利于生存。因此，人类在自然选择中脱掉了身上的长毛。但是，海生论者至今没有找到水生的人类祖先的化石证据。
有的学者认为，人类脱落身上的毛，是因为这样有利于改善人的社会性。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他要依靠社会的力量生存和发展。浑身长毛的人类，彼此间比较难以识别，脱掉了毛以后，脸就具备了更典型的特征，更便于相互辨认。
还有的学者提出了“狩猎说”。这种理论认为，人类脱去身上的浓毛，是适应狩猎生活的结果。狩猎时，猎人要对野兽进行长途的追逐，这样会产生许多热量。浑身长毛的动物不能迅速地降低体温，而脱去毛皮外衣，增加身体表面的汗腺，就能更好地散热，就能在狩猎过程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但是，皮毛在狩猎时显得多余，而在夜晚寒冷时，却有重要的保温作用。失去毛皮会使人类祖先耐受寒冷的能力大大下降。作为一种补偿，人类的身上产生了一层厚厚的脂肪，它在平时起着保暖的作用，但在狩猎时又不影响出汗。这样，人类以脂肪代替毛皮，既能出汗降温，又能在寒冷的夜晚保暖，真可谓两全其美。
解释脱毛裸露现象的理论还有“幼态延续说”和“防止中暑说”。
人类为什么光洁无毛，它究竟给予人类以什么样的好处，至今还是众说纷坛，还需要人类学家继续深入的研究。至于人类是什么时候脱去了毛皮，是在拉玛古猿、南方古猿，还是在直立人阶段或别的人类发展阶段完成了脱毛的过程，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丰富的考古成果证明，我国古先民在亚洲东部广阔平原上创建自己的文化，是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已发现1000余个，遍布黄河、长江南北以及云贵高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已发现7000多个，更是布满全国。
河套文化，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发现于河套地区的宁夏银川水洞沟和内蒙古萨拉乌苏河一带。
河套人制造石器的技术比丁村人高。这时采集经济仍占重要地位，但狩猎已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上述两个遗址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化性质，目前已分别称其为水洞沟文化和萨拉乌苏河文化。
大汶口文化遗址位于山东泰安大汶口一带。这一文化主要分布在鲁西南和苏北一带。从地层关系和陶器特征上，都证明大汶口文化是这一地区龙山文化的前身，约开始于公元前4500年或稍晚，约公元前2500年前后过渡为龙山文化。苏北的青莲岗文化，也应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范畴。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和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公共墓地遗址，称为大汶口文化遗址。为研究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父系氏族社会以及原始社会的解体，提供了宝贵资料。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
仰韶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首先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分布于黄河中上游。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并饲养猪、狗等家畜。
一般认为属母系氏族公社制的繁荣时期。由于它的遗物中常有彩陶，所以也曾被称作彩陶文化。整个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包括不同时代的各种类型，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
龙山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有较发达的畜牧业。
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约为公元前2800年～前2300年，属父系氏族公社制时期。沿海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常有薄而有光泽的黑陶，故曾被称为黑陶文化。
芮城古文化遗址群，位于山西芮城县境内，这里古文化遗址众多，是研究我国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至龙山文化晚期的重要发掘地之一。文化内涵包括从180万年前的烧骨灰层与蓝田人时代同期的遗址，到仰韶时期文化类型、龙山文化类型等各个时代，极为丰富。
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早期文化。此期农业已成为当时主要生产部门，同时，还饲养了猪、狗、水牛等家畜。这是一种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800年左右。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从很早的时候起，我们的祖先不仅在黄河流域，同时也在长江流域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为研究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大溪文化遗址，位于四川巫山县大溪镇，是长江流域原始社会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系早期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和晚期父系氏族公社的萌芽阶段。当时经济可分为农业和渔猎两种类型，为研究新石器时期长江流域地带的社会、农业、手工业、宗教和艺术等原始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仰韶文化到屈家岭文化之间的一段空白。
此外，马家浜、良渚、青莲岗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各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不同于黄河流域的远古文化。考古工作者还在福建、广东、云南、贵州、西藏、辽宁、内蒙古、吉林、新疆、黑龙江等地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文物证明它们也都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
肯尼亚发现最早人类化石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宣布：1984年2月23日一批科学家在巴林戈湖以西的塔巴林发现了500万年前的一块人科成员化石，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的化石。这块化石是一块带有两个臼齿的下颌的碎片。它在形状和大小上同南方古猿阿法种相似，南方古猿阿法种距今约300～400万年。发现这块化石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填补了约1700万年前至约370万年前人类起源化石记录的空白，这是人类从类人猿中分出来的时期。在这块人科成员下颌化石的附近还发现了羚羊、犀牛和象等动物的化石，这说明现在这块干旱的地区大约在500万年前雨水充足，草木茂盛。在肯尼亚发现的这块化石比在坦桑尼亚的拉埃托利和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地区发现的化石约早100万年。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因发现了对研究人类进化有价值的人科成员化石而闻名于世，被称为“人类的摇篮”。
1984年10月18日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利基博士宣布，在肯尼亚北部图尔卡纳湖西岸发现了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