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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懒得去。你呢？”
“我该回家了，”赵慧文说，“到我家坐坐好吗？省得一个人在这儿想心事。”
“我没有心事。”林震分辩着，但他接受了赵慧文的好意。赵慧文住在离区委会不远的一个小院落里。孩子睡在浅蓝色的小床里，幸福地含着指头，赵慧文吻了儿子，拉林震到自己房间里来。
“他父亲不回来吗？”林震问。赵慧文摇摇头。
这间卧室好像是布置得很仓促，墙壁因为空无一物而显得过分洁白，盆架孤单地缩在一角，窗台上的花瓶傻气地张着口；只有床头上桌上的收音机，好像还能扰乱这卧室的安静。
林震坐在藤椅上，赵慧文靠墙站着。林震指着花瓶说：“应该插枝花，”又指着墙壁说：“为什么不买几张画挂上？”
赵慧文说：“经常也不在，就没有管它。”然后她指着收音机问：“听不听？星期六晚上，总有好的音乐。”
收音机响了，一种梦幻的柔美的旋律从远处飘来，慢慢变得热情激荡。提琴奏出的诗一样的主题，立即揪住了林震的心。他托着腮，屏住了气。他的青春，他的追求，他的碰壁，似乎都能与这乐曲相通。
赵慧文背着手靠在墙上，不顾衣服蹭上了石灰粉，等这段乐曲过去，她用和音乐一样的声音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让人想到南国，想到海？？我在文工团的时候常听它，慢慢觉得，这调子不是别人演奏出的，而是从我心里钻出来的？？”“在文工团？”
“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以后被分配去的，在朝鲜，我用我的蹩脚的嗓子给战士唱过歌，我是个哑嗓子的歌手。”
林震像第一次见面似的又重新打量赵慧文。
“怎么？不像了吧？”这时电台改放“剧场实况”了，赵慧文把收音机关了。
“你是文工团的，为什么很少唱歌？”林震问。她不回答，走到床边，坐下。她说：“我们谈谈吧，小林，告诉我，你对咱们区委的印象怎么样？”
“不知道，我是说，还不明确。”
“你对韩常新和刘世吾有点意见吧，是不？”
“也许。”
“当初我也这样，从部队转业到这里，和部队的严格准确比较，许多东西我看不惯。我给他们提了好多意见，和韩常新激动地吵过一回，但是他们笑我幼稚，笑我工作没作好意见倒一大堆，慢慢地我发现，和区委的这些缺点作斗争是我力不胜任的？？”“为什么力不胜任？”林震像刺痛了似的跳起来，他的眉毛拧在一起了。
“这是我的错，”赵慧文抓起一个枕头，放在腿上，“那时我觉得自己水平太低，自己也很不完美，却想纠正那些水平比自己高得多的同志，实在不量力。而且，刘世吾、韩常新还有别人，他们确实把有些工作作得很好。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
“对！”林震把右拳头打在左手掌上。赵慧文也有些激动了，她把枕头抛开，话说得更慢，她说：“我做的是事务工作，领导同志也不大过问，加上个人生活上的许多牵扯，我沉默了，于是，上班抄抄写写，下班给孩子洗尿布、买奶粉。我觉得我老得很快，参加军干校时候那种热情和幻想，不知道哪里去了。”她沉默着，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的手指，接着说：“两个月以前，北京市进入社会主义高潮，工人、店员还有资本家，放着鞭炮，打着锣鼓到区委会报喜，工人、店员把入党申请书直接送到组织部，大街上一天一变，整个区委会彻夜通明，吃饭的时候，宣传部、财经部的同志滔滔不绝地讲着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各种气象；可我们组织部呢？工作改进很少！打电话催催发展数字，按前年的格式添几条新例子写写总结？？最近，大家检查保守思想，组织部也检查，拖拖沓沓开了三 次会，然后写个材料完事。？？哎，我说乱了，社会主义高潮中，每一声鞭炮都刺着我，当我复写批准新党员通知的时候，我的手激动得发抖，可是我们的工作就这样依然故我地下去吗？”她喘了一口气，来回踱着，然后接着说：“我在党小组会上谈自己的想法，韩常新满足地问：‘难道我们发展数字的完成比例不是各区最高的？难道市委组织部没要我们写过经验？’然后他进行分析，说我情绪不够乐观，是因为不安心事务工作？？”“开始的时候，韩常新给人一个了不起的印象，但是实际一接触？？”林震又说起那次写汇报的事。
赵慧文同意地点头：“这一二年，虽然我没提什么意见，但我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生活里的一切，有表面也有内容，作到金玉其外，并不是难事。譬如韩常新，充领导他会拉长了声音训人，写汇报他会强拉硬扯生动的例子，分析问题，他会用几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于是，俨然成了个少壮有为的干部，他漂浮在生活上边，悠然得意。”
“那么刘世吾呢？”林震问，“他绝不像韩常新那样浅薄，但是他的那些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好像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冷漠。看到他容忍王清泉这样的厂长，我无法理解，而当我想向他表示什么意见的时候，他的议论却使人越绕越糊涂，除了跟着他走，似乎没有别的路？？”“刘世吾有一句口头语：就那么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战胜‘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党的工作给人的经验本来很多。于是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他取笑缺陷，仅仅是取笑；欣赏成绩，仅仅是欣赏。他满有把握地应付一切，再也不需要虔诚地学习什么，除了拼音文字之类的具体知识。
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需要干一气，他一把把事情抓在手里，教育这个，处理那个，俨然是一切人的上司。凭他的经验和智慧，他当然可以作好一些事，于是他更加自信。”赵慧文毫不容情地说道。这些话曾经在多少个不眠的夜晚萦绕在她的心头？？“我们的区委副书记兼部长呢？他不管么？”
赵慧文更加兴奋了，她说：“李宗秦身体不好，他想去作理论研究工作，嫌区的工作过于具体。他作组织部长只是挂名，把一切事情推给刘世吾。这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不正常的现象，有一批老党员，因为病，因为文化水平低，或者因为是首长爱人，他们挂着厂长、校长和书记的名，却由副厂长、教导主任、秘书或者某个干事作实际工作。”
“我们的正书记——周润祥同志呢？”
“周润祥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领导同志，但是他工作太多，忙着肃反、私营企业的改造？？各种带有突击性的任务，我们组织部的工作呢，一般说永远成不了带突击性的中心任务，所以他管的也不多。”
“那？？怎么办呢？”林震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了事情的复杂性，一个缺点，仿佛粘在从上到下的一系列的缘故上。
“是埃”赵慧文沉思地用手指弹着自己的腿，好像在弹一架钢琴，然后她向着远处笑了，她说：“谢谢你？？”“谢我？”林震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的，见到你，我好像又年轻了。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和一切坏现象作斗争，于是我有一种婆婆妈妈的预感：你？？一场风波要起来了。”
林震脸红了。他根本没想到这些，他正为自己的无能而十分羞耻。他嘟哝着说：“但愿是真正的风波而不是瞎胡闹。”然后他问：“你想了这么多，分析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只是憋在心里呢？”
“我老觉得没有把握，”赵慧文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前，“我看了想，想了又看，我有时候想得一夜都睡不好，我问自己：‘你的工作是事务性的，你能理解这些吗？’”“你怎么会这样想？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对极了！你应该把你刚才说的对区委书记谈，或者写成材料给《人民日报》……”“瞧，你又来了。”赵慧文露出润湿的牙齿笑了。“怎么叫又来了？”林震不高兴地站起来，使劲搔着头皮，“我也想过多少次，我觉得，人要在斗争中使自己变正确，而不能等到正确了才去作斗争！”
赵慧文突然推门出去了，把林震一个人留在这空旷的屋子里，他嗅见了肥皂的香气。马上，赵慧文回来了，端着一个长柄的小锅，她跳着进来，像一个梳着三只辫子的小姑娘。
她打开锅盖，戏剧性地向林震说：
“来，我们吃荸荠，煮熟了的荸荠！我没有找到别的好吃的。”
“我从小就喜欢吃熟荸荠，”林震愉快地把锅接过来，他挑了一个大的没剥皮就咬了一口，然后他皱着眉吐了出来，“这是个坏的，又酸又臭。”赵慧文大笑了。林震气愤地把捏烂了的酸荸荠扔到地上。
临走的时候，夜已经深了，纯净的天空上布满了畏怯的小星星。有一个老头儿吆喝：“炸丸子开锅！”推车走过。林震站在门外，赵慧文站在门里，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她说：“下次来的时候，墙上就有画了。”
林震会心地笑着：“而且希望你把丢下的歌儿唱起来！”他摇了一下她的手。
林震用力地呼吸着春夜的清香之气，一股温暖的泉水在心头涌了上来。
八
韩常新最近被任命为组织部副部长。新婚和被提拔，使他愈益精神焕发和朝气勃勃。他每天刮一次脸，在参观了服装展览会以后又作了一套凡尔丁料子的衣服。不过，最近他亲自出马下去检查工作少了，主要是在办公室听汇报、改文件和找人谈话。刘世吾仍然那么忙？？一天，晚饭以后，韩常新把《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还给林震，他用手弹一弹那本书，点点头说：“很有意思，也很荒唐。当个作家倒不坏，编得天花乱坠。赶明儿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或者犯错误受了处分，就也写小说去。”
林震接过书，赶快拉开抽屉，把它压在最底下。
刘世吾坐在另一边的沙发上正出神地研究一盘象棋残局，听了韩常新的话，刻薄地说：“老韩将来得关节炎或者受处分倒不见得不可能，至于小说，我们可以放心，至少在这个行星上不会看到您的大作。”他说的时候一 点不像开玩笑，以致韩常新尴尬地转过头，装没听见。
这时刘世吾又把林震叫过去，坐在他旁边，问：“最近看什么书了？有没有好的借我看看？”
林震说没有。刘世吾挪动着身体，斜躺在沙发上，两手托在脑后，半闭着眼，缓慢地说：“最近在《译文》上看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片段，人家写得真好，活得很？？”“您常看小说？”林震真不大相信。
“我愿意荣幸地表示，我和你一样地爱读书：小说、诗歌，包括童话。解放以前，我最喜欢屠格涅夫，小学五年级，我已经读《贵族之家》，我为伦蒙那个德国老头儿流泪，我也喜欢叶琳娜；英沙罗夫写得却并不好？？可他的书有一种清新的、委婉多情的调子。”他忽地站起来，走近林震，扶着沙发背，弯着腰继续说，“现在也爱看，看的时候很入迷，看完了又觉得没什么，你知道，”他紧挨林震坐下，又半闭起眼睛，“当我读一本好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我想去作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作一个花匠，专门培植十样锦？？”他笑了，从来没这样笑过，不是用机智，而是用心。“可还是得作什么组织部长。”
他摊开了手。
“为什么您把现在的工作看得和小说那么不一样呢？党的工作不单纯，不美妙，也不透明么？”林震友好而关切地问。
刘世吾接连摇头，咳嗽了一会儿又站起来。靠到远一点的地方，嘲笑地说：“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譬如，”他用手在空中一划，“拿发展党员来说，小说可以写：‘在壮丽的事业里，多少名新战士参加了无产阶级的先锋行列，万岁！’而我们呢，组织部呢，却正在发愁：第一，某支部组织委员工作马大哈，谈不清新党员的历史情况。第二，组织部压了百十几个等着批准的新党员，没时间审查。第三，新党员需经常委会批准，常委委员一听开会批准党员就请假。第四，公安局长参加常委会批准党员的时候老是打瞌睡？？”“您不对！”林震大声说，他像本人受了侮辱一样地难以忍耐，“您看不见壮丽的事业，只看见某某在打瞌睡？？难道您也打瞌睡了？”
刘世吾笑了笑，叫韩常新：“来，看看报上登的这个象棋残局，该先挪车呢还是先跳马？”
九
魏鹤鸣告诉林震，他要求回到车间作工人，他说：“这个支部委员和生产科长我干不了。”林震费尽唇舌，劝他把那次座谈会搜集的意见写给党报，并且质问他：“你退缩了，你不信任党和国家了，是吗？”后来魏鹤鸣和几个意见较多的工人写了一封长信，偷偷地寄给报纸，连魏鹤鸣本人都对自己有些怀疑：“也许这又是‘小集团活动’？那就处罚我吧！”他是带着有罪的心情把大信封扔进邮箱的。
五月中旬，《北京日报》以显明的标题登出揭发王清泉官僚主义作风的群众来信。署名“麻袋厂一群工人”的信，愤怒地要求领导上处理这一问题。
《北京日报》编者也在按语中指出：“？？有关领导部门应迅速作认真的检查？？”赵慧文首先发现了，她叫林震来看。林震兴奋得手发抖，看了半天连不成句子，他想：“好！终于揭出来了！还是党报有力量！”
他把报纸拿给刘世吾看，刘世吾仔细地看了几遍，然后抖一抖报纸，客观地说：“好，开刀了！”
这时，区委书记周润祥走进来，他问：“王清泉的情况你们了解不？”
刘世吾不慌不忙地说：“麻袋厂支部的一些不健康的情况那是确实存在的。过去，我们就了解过，最近我亲自找王清泉谈过话，同时小林同志也去了解过。”他转身向林震：“小林，你谈谈王清泉的情况吧。”
有人敲门，魏鹤鸣紧张地撞进来，他的脸由红色变成了青色，他说，王厂长在看到《北京日报》以后非常生气，现在正追查写信的人。
……经过党报的揭发与区委书记的过问，刘世吾以出乎林震意料之外的雷厉风行的精神处理了麻袋厂的问题。刘世吾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作得很出色。他把其他工作交代给别人，连日与林震一起下到麻袋厂去。他深入车间，详细调查了王清泉工作的一切情况，征询工人群众的一切意见。然后，与各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对王清泉作了处理——党内和行政都予以撤职处分。处理王清泉的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开完会，外面下起雨，雨忽大忽小，久久地不停息。
风吹到人脸上有些凉。刘世吾与林震到附近的一个小铺子去吃馄饨。这是新近公私合营的小铺子，整理得干净而且舒适。由于下雨，顾客不多。他们避开热气腾腾的馄饨锅，在墙角的小桌旁坐下来。他们要了馄饨，刘世吾还要了白酒，他呷了一口酒，掐着手指，有些感触地说：“我这是第六次参加处理犯错误的负责干部的问题了，头几次，我的心很沉重。”由于在大会上激昂地讲过话，他的嗓音有些嘶哑，“党工作者是医生，他要给人治病，他自己却是并不轻松的。”他用无名指轻轻敲着桌子。
林震同意地点头。刘世吾忽问：“今天是几号？”
“５月２０。”林震告诉他。
“５月２０，对了。九年前的今天，‘青年军’二○八师打坏了我的腿。”
“打坏了腿？”林震对刘世吾的过去历史还不了解。刘世吾不说话，雨一阵大起来，他听着那哗啦哗啦的单调的响声，嗅着潮湿的土气。一个被雨淋透的小孩子跑进来避雨。小孩的头发在往下滴水。刘世吾招呼店员：“切一盘肘子。”然后告诉林震：“１９４７年，我在北大作自治会主席。参加五？二○游行的时候，二○八师的流氓打坏了我的腿。”他挽起裤子，可以看到一道弧形的疤痕，然后他站起来：“看，我的左腿是不是比右腿短一点？”
林震第一次以深深的尊敬和爱戴的眼光看着他。喝了几口酒，刘世吾的脸微微发红，他坐下，把肉片夹给林震，然后斜着头说：“那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轻啊！我真恨不得？？”“现在就不年轻，不热情了么？”林震用期待的眼光看着。“当然不，”刘世吾玩着空酒杯，“可是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解放以来从来没睡够过八小时觉。我处理这个人和那个人，却没有时间处理处理自己。”他托起腮，用最质朴的人对人的态度看着林震，“是啊，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