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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风俗相去甚远，但“个人见解”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很少有理论注意到。所以，在一个有影响的大家庭里，尽管不少人有文化，有的还是当地显贵，或许还中过科举，但“族长”却可能是一个头脑糊涂的老人，从来就不会识文断字，一生中没去过十英里以外的地方。
哥哥对弟弟的影响，或者实际上是家庭里年长者对年幼者的影响，最为直接和绝对，与我们西方意义上的个性自由不能相容。弟弟像仆人似地被使来唤去，他巴不得放弃这个位置，但哥哥不会让他那样做。弟弟想购置一件冬装，但哥哥认为太贵，不允许他花这笔钱。行笔至此，笔者读到这样一篇报道：一个中国人拥有一些稀罕的古币，有个外国人想买。这个外国人担心钱主不卖——一个人有样东西，另一个人想要时，中国人就是这样做的——发现古币的那位中间人就建议外国人送点外国糖果之类的小礼品给钱主的叔叔，这种间接施加的压力，会使钱主不得不把古币卖掉！
有一个滑稽的故事，说是有个旅行者在西方某地看到一个长着长长的白胡子的很老的老人，很伤心地在哭。这个少见的情况使这个旅行者感到奇怪，他就停下脚步，问这个老人哭什么，老人的回答令他惊讶不已，说他父亲刚刚鞭打了他一顿！“你父亲在哪里？”“在那里。”老人回答说。旅行者骑着马朝着那个方向走了一段，发现的确有个更老的老人，胡子更长更自。“那个人是你儿子吗？”旅行者问。“是我儿子。”“你打了他？”“打了他。”“为什么打他？”“因为他不尊敬爷爷，他下次要是再那样的话，我还要打他！”如果把这个故事搬到中国人的情景之中，就不滑稽了。
仅次于家庭成员之间责任的，便是邻居之间的相互责任。邻居之间是否有亲戚关系，并不能使他们相互要承担的责任有所分别，责任仅仅取决于住在邻近。依据是善恶会互相传染。好邻居会造就好邻居，而坏邻居也会把邻居带坏。孟母三迁，为的是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邻居。而一个西方人，刚刚学会主宰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共和观念，对他来说，同谁做邻居都无关紧要，假如他住在城市里，他可能住了一年还不知道隔壁邻居叫什么名字。但中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有个人犯了罪，他的邻居也就犯了罪，这种罪有点像英国法律所说的“知情不报罪”，因为他们知道犯罪企图，却不去报告。说“我不知道”，是徒劳的。你是邻居，因此你一定知道。
如何处理弑父或弑母罪案鲜明地证明了中国人的负责理论。我们在谈孝心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这种案子的罪犯常常被认为是疯子，正如一个人原本可以用自杀来逃脱惩罚，而他却甘愿被凌迟处死。据几年前的《京报》报道，中部某省的巡抚报告说，他处理了一件弑父母的案子，处理结果是推倒这个罪犯所有邻居的房屋，因为他们玩忽职守，没有用好的道德教化去改造这个罪犯。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完全合情合理。有的情况下，某地发生一起罪案，除了惩罚所有相关人员之外，还要推倒一段城墙，或者把城墙改个样子，圆的转角改为方的、或者把城门换个新的位置，或者甚至关闭城门。如果某地接二连三地发生罪案，据说整个城市都要夷为平地，择地另建新城，但我们迄今还没有看到一个确实的例子。
除了邻居之间要共担责任之外，接下来就是村庄里的甲长或保长，他管的事最杂，有时只管一个村庄，有时职责范围扩大到许多村庄。无论哪种情况，他都是当地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一个沟通媒介，无数的缘由使他一不小心就惹出麻烦，经常可能因为未能报告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苛刻的官员打得皮开肉绽。
知县的职位要比保、甲长高出许多，对于他所管辖的老百姓来说，他是中国最重要的官员。对于下面的百姓，他们是老虎。对上级官员，他们是老鼠。一个知县的职责，至少应该分给六个不同的官员。一个人集民政事务审判官、行政司法长官、验尸官、司库和税务官于一身，不可能面面俱到。这些职责被错误地集中在一起，使官员在体力和道德上都不可能合适地履行职责。不少官员对分派给他们的工作不感兴趣，除了从中得到的好处，而这些职责本身又是繁杂而相互抵触，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幕僚和下属。事情这么多、即使这些官员好心好意，也难免出错，而他们要为此负责。知县，同所有中国官员一样，被认为理应对辖区内一切了如指掌，并且神通广大，能阻止一切应该被制止的事情。为了让知县和保、甲长知晓一切，每一个城乡都是由十户一甲所组成。每户一牌，写明户主的姓名及家庭人口数目。这种登记制度，好比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古老的十户区或百户区，易于确定当地的职责范围。面目可疑的人一旦出现在某甲，第一个看到的人就立刻报告甲长。甲长立刻报告保长，保长立刻报告知县，知县立刻采取措施“严加搜捕，严加惩处”。通过同样简单的程序，地方上的所有犯罪，如果不是“面生可疑之徒”的，而是永久住户犯下的，在实施犯罪之前就会被发觉，于是，良好的道德便代代相传了。
显然，这样的规定只有在住所必须固定的社会里才生效。同样明显的是，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住所极为固定的国家，保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法律上的袭用假设。有的时候，根本没人还记得有什么门牌，却突然间全都挂了出来，这表明知县要来落实这些规定了。有的地方，只有在冬季才见到这些门牌，因为冬季里坏人最多，最危险。但就我们所知，保甲制度只是一种旧日理论，即使看到也可能徒有形式。实际上，门牌并不常见，至少在有些省份，你可以走上一千英里，走上几个月，而发现沿路城乡挂门牌的人家还不到百分之一。
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提一笔：中国的保甲制度与所谓的人口调查密切相关。如果每家每户挂出准确而且是一直在根据变化而更正的家庭人口数目；如果每个保长持有他所管辖各甲人口确切数目的清单；如果每个知县能再把它们确切地汇总——那么，很简单，只要把这一长串数字加起来就知道这个帝国的总人口了，因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但这一切都是没有边际的“如果”，事实上这些条件都不能实现。实际上没有门牌，偶尔问一位知县，他或者他的众多保长都没有兴趣保证数目是精确的。确实，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极难做到的。从人口调查之中，又“压榨”不出什么来，仅此一点就足以使真正准确的中国人口调查成为想象和虚构。即使在最为进步的西方国家，人口调查就意味着税收，这样的想法都无法根除。在中国，这更是让人们疑心重重。因此，除非保甲制度在各地都同样忠实地维持下去，否则不可能有准确的人口数字。
一个知县，办事有这样那样的欠妥出格，为此可能会有麻烦，也可能没什么麻烦。他可以通过几个有影响的朋友，或者通过明智地花点银子，就可以逍遥法外，但终究还是因为辖区内发生的无法避免的事情而丢官去职，这样的事情也一直时常发生。
共担责任的制度如何在各级官员中运行，这里不必详细阐述。《京报》的每一期译稿中都屡见不鲜。几年前曾提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值班的士兵监守自盗了大约三十箱子弹，卖给了一个白铁匠，白铁匠以为这些子弹是没用的剩余物资。结果，这个士兵被重责一百大板，并流放边疆罚做苦役。负责看管仓库的小官被判打八十大板，遭到革职，虽然允许他支付罚金以减免这些刑罚。考虑到买主不知情，因而免于处罚，但也按例鞭答四十。负责的尉级军官，也被撤职查办，以惩罚他“纵容”这次偷窃，不过他聪明地逃匿了。这份写给刑部的奏议，还请求刑部给将军定刑，他也脱不了干系。如此这般，每一个个人都是这条自上而下的链条中的一环，谁都不能以不知情或无法避免犯罪而逃脱罪责。
每年刊登在《京报》上的关于河流泛滥的奏折，都是中国人共担责任的更具特色的例子。1888年夏季，直隶省永定河泛滥，河水从山上猛冲下来，流速之快，足以推动水车。人们看到许多官员立刻赶来，冒着生命危险拼死抗洪。他们是那么地无助，好比夏季一场暴雨之中下水道里的蚂蚁。但这并不能避免李鸿章要求他们解开衣衫纵身下水，否则就地革除官职（这是朝廷不悦时乐于采用的表达方式），而直隶总督在写给刑部的奏议的结尾处，毫不犹豫地同时附上自己的姓名，以请求惩罚自己的那部分失责。类似的泛滥后来又发生过几次，每次都呈上一份类似的奏议。皇帝总是命令有关部门“备案”。与此相似的一件事情是：几年前为黄河造了一段堤防，却没能让黄河流回古道，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从河南巡抚开始的大批下属官员要被降级或流放。
共担责任也上达天子。皇帝时常发布诏书，向上苍坦陈自己的过失，把洪水、饥荒、暴乱等责任承担下来，并乞求上苍原谅。他要对上苍的负责，与他的官员对他的责任一样，十分真实。如果皇帝丢失帝位，是因为他已经失去“天意”，人们假定“天意”让他把帝位交给任何一个有能力统治这个帝国的人。
中国人共担责任的教条之中有一个侧面，与西方思想标准最为抵触，那就是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的东方做法。把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人满门抄斩，已有不少报道，而最近在土耳其斯坦＇注＇率领回民造反的首领阿古柏＇注＇全家，则又是一例。然而，这种残暴的办法不限于针对公开造反的人。另据报道，1873年，“一个中国人被指控和判刑，因为他掘了一位皇亲的祖坟，偷走了埋在棺材里的金银珠宝。罪犯全家四代人，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到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女婴，统统被杀。”这样，有十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罪而被处死。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其中任何一个人是同谋，或者对他的罪行有所察觉。
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理论与实践，经常被视为中国各项制度得以长久保持的众多原因之一。这使得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被带上了无法挣脱的脚镣。为了一件完全没有参与，或者如同上述例子中那样全然不知的事情，而去处罚各级官员和平民百姓，这样的做法违反了所有公正原则。这是导致各级官员自下而上故意而有系统地弄虚作假的直接原因。如果一个官员要对某些犯罪事实负责，而这些罪行又不易控制，或者由于忽略而导致来不及避免，他就不得已要隐瞒事实真相，以保护自己。这就是一直发生在政府各部门的情况，完全与公正倒了个个，因为假如谁去如实汇报这些事情，后果就是遭受严厉而不公正的惩罚。那不是人的天性爱干的事。这个原则的滥用，本身就是足以解释中国执法混乱的主要原因，而这也是我们经常加以注意的。
官僚体制还有一个弊端，每一个写中国的作家都已经注意到了，那就是官员们不能只靠俸禄维持生活，津贴又是那么少，常常还不够衙门一天的开销。除此之外，官员们还要交纳诸多罚金，甚至据说他们根本不能领取那份微薄的津贴，因为得把它们作为罚金再还回去。因此，做官的就完全需要压榨和受贿，否则他就活不下去了。
再者说，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理论与公正原则相违背，这虽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们也不可能对这个理论的长处视而不见。
在西方，一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都是清白的，而要把责任归咎于某一个人则特别困难。一座桥被一队满载旅客的汽车压断，而对此所进行的调查却没有发现是谁的过错。一幢高楼突然倒塌，压死了不少人，建筑师受指责，他却表示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从那以后就没人听到他受到了惩罚。如果一辆装甲车翻了车，或者如果准备不够充分，不够及时，而破坏了一场军事行动，滔滔不绝的谈论会指责说是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导致了这一事件，没有人受到惩罚冲国人在公正观念上的确远比我们落后，但人人严格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保国家平安，我们不应该从中国人这个古老经验中明智地学到点什么吗？
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外国人有重要关系。“男仆”，什么东西都掌管在手，必须能随时拿出每一把勺子、叉子，或者每一件古玩；管家，为你总管一切，不能让任何人骗你，除非他自己；买办，大权在握，独自负责每一件财物，负责成百上千的苦力中的每一个人——这些人我们一直会碰到，只要我们还同中国人打交道。中国的客店老板，从来恶名在外，尤其在算计外国旅行者时更是如此。但我们却听说有个中国客店老板追了一个外国人半英里路，带着一只空的沙丁鱼罐头，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外国东西。他明白自己有责任，而不像美国的旅馆老板那样冷冰冰地通知他的旅客：“店方对丢在大厅里的脏靴子概不负责。”
对自己推荐或引见的人的品质、行为和债务所负的责任，中国人普遍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这一点也是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应该重视的。一个工头，不管置身何处，都要负责属下的每一次失职或重任，这对链条中的每一环都有特别的影响，而外国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漫长历史中，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这个事实。据传，很早以前在一家银行工作的首席买办，被叫去讲个清楚，因为“男仆”竟让一只蚊子钻进了银行经理的蚊帐！如果中国人觉察到某位外国人不明白他的雇员应负的责任，或者不把这当回事，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发现，以种种令人不快的方式去行事的。
中国人具备许多令人赞叹的素质，其中之一，便是与生俱来地尊重律法。他们素质中的这个因素，究章是他们制度的结果，抑或是制度存在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切地知道，从其天性，从其教育来看，中国人是一个守法的民族。在谈他们全民族具备的遇事忍耐这个美德之时，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个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与中国人共担责任理论的联系。在中国，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对其他人直接负责，这个重要事实人人都可以时时刻刻地看到。尽管一个人可以“远走高飞”，但他是跑不掉的，这一点他很清楚。即使他本人逃掉，他的家庭也逃不掉。这种理所当然的事，的确不能让坏人变好，但可以时常防止他变成十足的坏蛋。
中国人尊重律法，一切服从于律法，这里还有一个例子：那些具有科举功名的人见到知县十分惧怕，除非不得不讲话，否则不敢开口，尽管事情与他们完全无关。我们的确知道，有一个功名在身的人由于害怕出面作证而昏倒，样子像得了癫痫一样。有次发作之后被送回家，不久便一命呜乎了。
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尊重律法，与共和体制最为盛行之地所呈现的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应该说这些地方的先辈们呈现出来的这种精神至少使我们向往。经院法律、市政法令、国家法规，全都遭到了沉默的抗议，似乎坚持个性自由是当前最大需求之一，而不是最大危险。对每个人来说，去纵容自己本应有责任阻止和揭发的不诚实行为，而且把这种纵容视作公开和私下里不成文的规矩，这种做法被当做是对执行中国各种公众事务的最为严重的对抗，是当然的。但是，在基督教国家里，受过教育的体面人与没受过教育的目不识丁者，好像都达成了一种共识，冷漠地忽视，或者有意地蔑视国家的法律，好像认准了违反而不是遵守法律才会使法律本身更为尊贵，这样不是更不光彩吗？我们的众多法律既没有遭到废止，也没有得到执行——这种法律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不正常现象，已经使一切立法受到普遍的蔑视，对此，我们如何在法律大全上加以说明呢？我们又怎么解释西方国家近三十年来犯罪率惊人上升这一现实呢？将人的生命奉为神圣，这无疑是一些西方国家的特点，而我们又将如何解释对此的冷漠呢？对统计学无能为力的事情的本质，去进行武断，那是徒劳。我们还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城市中的人们的生活要比一个美国城市安全——北京比纽约安全。我们相信，一个外国人去中国内地，要比一个中国人去美国内地，来得安全。必须记住，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就像任何一个去美国移民的人那样天真，那样持有偏见。我们时常看到，他们是最容易聚众闹事的。但令人奇怪的，并不是这种骚乱的爆发，而是这种骚乱很少会波及外国人的生命安全。
中国人有个看法，认为上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