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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类事情中，从一声招呼中的细小方音区别，就可以判断一个人大体从何而来。一个乡下人碰到别人，别人就会盘问他，他住的地方离其他许多地方有多远，似乎要肯定一下他有没有骗他们。同样，学者们并不满足于询问一个自称是秀才的人何时“进学”，还要问他文章的题目是什么，他是怎么作文的。这样一来，骗局就很容易揭穿，也经常如此。一个人不能指望冒充是某个地方的人，因为口音多少有点不同，会让他露出马脚的。一个陌生人不仅会发现自己难以找到某人的线索，这种做法会引起普遍怀疑，而且如同前面的例子那样，整个村子都会这样做。笔者就曾经派几个中国人去寻访一些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就诊的中国人，能找到的没几个。有一次，终于有个病人大胆地同陌生人说话，但他只说出自己的姓，姓属于一个大家族，他断然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和别人对他的称呼。另外有一次，一位信客到一个村庄查找一个收信人，但全村的都像一无所知的白痴一样退避了，最后，所有线索都断了，什么都没找到！这个例子中，这位陌生人在一二英里中没能找到要找的人，感到十分困惑，其实要找的人就住在离他不到十杆＇注＇的地方。
笔者熟识的一位老人，有个十分富有的邻居，以前跟他一样，是中国一个极普通的秘密教派的成员。问起老人这位邻居的事，笔者被告知，两人的房子离得很近，一起长大，并共同度过了大约六十年光阴，却不打交道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者了，不太出来。”“那你为什么不时常去看看他叙叙旧？你们是不是关系不好了？”这个人一副很清高的样子，笑了笑，摇了摇头说：“关系很好，但他有钱了，我却很穷，我要是去那儿，人家会说闲话的。人家会说，他来这儿干什么？”
中国人本能地承认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猜疑，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不愿意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客人会感到局促不安，赶紧走到外面的走廊里去，意思是：“不要怀疑我；你也看到，我没拿你的东西；我不在乎这些东西。”一个自尊的中国人去拜访外国人，也是这样的情形。
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死得蹊跷，更能引起中国人最强烈的猜疑了。曲型例子是出嫁的女儿死了。尽管如前所述，她活着时父母无力保护她，但她死后，如果对她的死有疑问，父母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局势了。她的自杀是一种机会，使她父母不再如人所共知的那样忍气吞声，相反，他们可以昂首挺胸，提出实实在在的赔偿要求。如遭拒绝，两家就会打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烦人的官司，其首要动机是报复，而最终是为了保住娘家的面子。
中国有个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个充满智慧的格言代表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绝对必须轻轻地走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生性沉默寡言，而我们却不会这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知道。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从很多方面证明了他们的互相猜疑。买卖双方互不信任，因此，双方一致认为，暂时把事情交由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这样做对自己的利益最有好处，因为双方的利益分成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只有拿到钱，生意才算做成。如果这件事情有不少内容，有些就得写下来，因为“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中国银子市场的混乱状况，一部分原因在于钱庄不信任顾客，而顾客也不信任钱庄，双方都很有理由。中国南方甚至中国任何地方每一枚加盖印戳的银元，都证明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的猜疑本性；尽管他们想做成一笔生意时是精明的，但不愿做一笔生意时，他们更精明。一个顾客，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希望天黑之后花用银子，这件事情本身就十分可疑，难怪城里的每个商家都不断忠告说。今天打烊，明日请早。
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上去十分复杂，我们从马可·波罗那里获知，钱庄汇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但这些票据绝非普遍，而且看来也只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流通。相距十英里的两个城市的钱庄，会拒收对方的汇票，而且这样做还是挺有道理的。
中国的高利率，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这是互相缺乏信任的见证。这种过分的榨取，主要不是钱的使用费，而是巨大风险的保险金。中国根本就没有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国家的投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帝国的资源开发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民无信不立”＇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许多事情会长期悻离这句话，以致于极大地损害人们的利益。
几年前，报纸上刊登了一段有关纽约华人社区情况的报道，这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在商业上互相猜疑的奇特例子。这个中国人的组织大概同中国人在别的城市建立的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府，还有十二名头面人物做市政官员。他们把市政府的钱和文件存放在一只很大的铁制保险箱里，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他们锁上了一排十二把笨重的中国式铜挂锁，而不是纽约各家银行那种结构复杂外观漂亮的暗码锁。这十二位市政官员每人掌管一把挂锁的钥匙，如果要打开保险箱，就必须十二个人同时到场，每人打开自己的那把。这些杰出的市政官员中有一位不巧去世了，于是，市政事务陷入了极端混乱。他那把锁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冒险占他的位置，这是因为害怕这样一种迷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任，让他得同样的病死去。直到一场特殊的选举之后有人填补了这个空缺，才会有下文。这件小小的事故的确是一个窗口，愿意一看的人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性格的重要特征——组织能力、经商能力、互相猜疑、无限轻信，以及对西方人的制度和发明的沉默的蔑视。
中国的政府结构，也同样存在因缺乏信任的例子。宦官其实就是亚洲所特有的一个例子，中国很早就有；但当今的清室却用十分有效的办法对付了这个危险的阶层，剥夺了他们在历朝历代祸害他人的权力。
当不和谐的双方，比如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必须在高层次上合作时，必然会有猜疑。而满人和汉人在管理政府方面的奇异结合，以及人事安排都说明他们之间相互猜疑：“六部”中满人担任正职，汉人也许就担任副职。通过这样的互相牵制和平衡，国家机器得以维持。庞大而重要的检查机关同样证明这一点。
那些了解中国政府内部运作情况的人，他们的观点让我们确信，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互相猜疑这也是中国官方生活的特点。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样子。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上级官员嫉妒下级官员，因为这些对手令人惧怕。另一方面，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也少不了猜疑，因为上级官员可以随时让他调任或免职。看来有充分理由相信：上下级官员都多多少少嫉妒庞大而有力的文人阶层，而官员们又一致戒备着老百姓。后一种心境，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半政治性质的社团，因而整个帝国成了个大蜂窝。一个知县可以压制如著名的在理教＇注＇这样的社团的年度聚会，只不过因为这个社团禁止享用鸦片、酒和烟草。知县想把他们预定的宴席让给他衙门里贪婪的“虎狼”。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在理教计划反叛，证据确凿，而是因为官方早就假定他们一定会那样做。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是谋反的，这个也不例外。这种普遍的猜疑解决了全部问题，政府随时干预，抓住首领，发配或除去，这一刻的疑心解除了。
很明显，此处论述的互相猜疑的习性，强化了前面讨论过的保守性，因而使新事物无法得到采用。人口调查，由于政府很少为之，致使中国的老百姓对此感到陌生，甚至连这种说法都不熟悉。因此，这种人口调查总是让人心生疑窦，怀疑其别有用心。这种猜疑的真实性，可以用笔者所住邻村的一个事件来阐明。有两兄弟，其中一个听说已经下令进行人口调查，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意味着强制性移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地习俗，他们中有一人要留在家里看祖坟，弟弟预见到自己肯定要走了，就自杀以逃脱了长途跋涉之苦，这样就使政府的计划受了挫。
猜疑与保守的混合，使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年轻中国人回国至今，一直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这一致命的结合，同样也阻碍了中国对铁路的必然引进。而对政府意图的猜疑，将会长期阻碍中国需要的改革。三十多年前，就曾有人向北京某位显赫的政治家指出发行银质铸币的重要性，他非常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永远都不能去设法改变这个帝国的货币：“如果尝试着那样做，老百姓马上就会认为朝廷要从中谋利，那是行不通的。”
开采矿藏也障碍重重。如果开采得当，应该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地下的地龙＇注＇，地上的侵吞和猜疑，层出不穷，使得这方面任何最基本的进步都举步维艰。不管好处有多大有多明显，当人人对此猜疑皱眉之时，引进新事物便几乎不可能了。已故的倪维思博士＇注＇在芝罘为中国培植外国高级品种水果，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水果明显可以产生巨大收益，但他每做一步，就不得不与这种猜疑作斗争。换一个不够耐心、不够善良的人，早就厌恶地放弃这个计划了。一旦有了好的收成，这种状况就逐渐消失了。但是，当中国海关对养蚕种茶进行调查时，这种猜疑却是十分真切的。那些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人，何以相信，与以往积累的经验相反，这次调查的目的不是征税，而是促进生产，增加劳动的收益。谁听说过？谁能相信？中国人对这种计划在心里所持的态度，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荷兰谚语来表达：“狐狸跳进鹅圈里时说：大家早上好。”
我们还是接着来谈这个话题与外国人的特殊关系。对外国人十分猜疑，时常伴随（或许主要也是因为）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外国人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去干最不可思议的事。如果一个外国人走到一个人们不常见到他的地方，人们会据此推断他在考察这个地方的“风水”。如果他注视着一条河流，那他一定是在探测河里有没有贵重金属。人们认为他有能力看到地下深处，看出有没有最值钱的东西可以拿走。如果他参加赈济饥荒，人们不用仔细思考，就知道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挟持一批这个地方的人去国外。正是由于对“风水”的这些看法，外国人不能上中国的城墙。而在中国的外国建筑物，其高度必须严格规范，如同帝国的边界线一般。中国看来完全缺乏自然界一致性的信念。贝德禄先生提到过四川某山区有一种说法，认为长鸦片的地方，地下就有煤。但这不单是无知的人的概念，因为彭北莱＇注＇教授宣称说北京有位高级官员告诉过他同样事情，并将不知道煤的生长速率来作为反对煤矿开采过快的理由。据说，已故政治家文祥＇注＇读了丁韪良＇注＇博士的《天道溯源》之后，有人问他有何看法，他回答说，书中科学的部分他准备接受，但“宗教部分”（其中断言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实在不敢苟同。
外国人来中国，这件事情完全超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目前的发展状况。看到李希霍芬骑马游历乡间，他那副毫无目的信马由缰的样子，使四川的老百姓把他想象成一场惨重战斗之后的逃命者。许多中国人，尽管过后十分了解外国人，但他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如果这个外国人正巧个子很高，他们都会暗自吃惊。许多中国妇女受到劝告，她们一旦主动走进外国人的房子，要人命的咒语就会起作用，让她们中魔；如果最终硬要她们进去，她们也绝对不会踩外国人的门槛，或者照外国人的镜子，因为那样做就会安全不保。
几年前，来自中国内陆省份的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到笔者的居所来帮助一位新来的人学习汉语，由于他们那儿对外国人几乎毫无所知，因此他与外国人打交道就不免有些困难。他呆了几个星期之后，突然想到他母亲需要他去孝敬，就走了。他说好某天会回来，但再也没有出现。在我这个外国人家里的时候，这位精明的儒学家从没喝过一口仆人按时送去的茶水，也没吃一顿饭，以免麻醉药下肚。当另一位教书先生递给他一个信封，让他把自己写给母亲的平安家书放进去，并示范给他看只要用舌尖舔湿信封即可封口时，他的心情立刻紧张，转而客气地请那位教师替他封，因为他自己实在不会。
这种心理定势，使中国人对外国人印刷的中文书籍有了一种顽冥不化的看法。他们普遍坚信，书上有毒，而油墨的气味就是小说中的“蒙汗药”。人们有时还会听说，这种书谁要是读上一本，就会立刻变成外国人的奴隶。我们听说的一位小伙子的看法，与之略有不同，他在读了这样一本小册子的开头之后，就害怕地把它扔了，跑回家告诉朋友说，如果谁读了这本书并且说谎，就肯定会下地狱！有的时候，分发宗教书刊的小贩会发现，这些书送不掉，却不像某些人猜测的那样是因为人们敌视书的内容，其实书中内容既不为人所知，也没什么可在乎的，而是因为人们担心它是以赠书为肇始而进行敲诈，中国人太熟悉这种方法了。
如果一个外国人试图记下中国孩子的名字，据悉这个简单的程序显然成功地弄垮过一所即将兴办起来的学校。记名字这种不明智的做法，所引起的臆测，同样会导致一场惊慌。汉字的罗马化拼音系统，最初阶段肯定碰到过这种反对和猜疑。为什么外国人教学生写的东西家里朋友读不懂？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解释，都不足以向一个满腹狐疑的中国老人交代清楚，因为他认为：多少辈人都认为汉字够完美了，对他的孩子也就够好了，比起不知祖先是谁的外国人的发明来，要好多了。几乎可以说，外国人提出的一切，都会遭到反对，明显的理由是，那是外国人提出来的。“柔顺固执”这个特点，会使你的中国朋友用最为客气和准确的话向你保证：你的提议十分令人赞赏，也十分荒谬。
讽刺在外国人手里是一种武器，但绝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有一位外国人，他对中国人的了解绝没有他要求的那样多，对于一个仆人的失职和过错，曾在厌恶之中用英语骂他是“骗子”。这个仆人一有机会就问一位汉语很好的夫人是什么意思，才知道这个字眼是说他的，“这致命的刺痛深深地激怒了他”。那些读过罗伯聃＇注＇先生《伊索寓言》中文译本的官员，他们的心态与这位北京仆人一样。这些官员不禁悟出这些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的隐晦含义，为防患于未然，他们竟查禁了这本书。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猜疑，最为顽固的，要数发生在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和诊所里的事情了，如今这样的医院和诊所已经遍布中华大地。在广大的病人之中，的确有不少人对外国医生的好心和技术，表现出的信任既含蓄又令人感动。还有其他不少人，他们的感受我们所知甚少，除非仔细询问，才知道他们还在相信那些十分荒谬的传言，比如把人的眼睛和心脏摘取制药，外科医生具有把病人剁碎的癖好，外国人在地窖里可怕地处置中国小孩。一二年之后，这样一个医疗机构的好处广泛传扬，云开雾散，这类谣言不攻自破；但是，这些谣言还在数以万计地一次次成功地使人相信，就像八月间的霉菌繁茂地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土地上一样。
外国与中国交往的全部历史，在中国一方是猜疑和推诿，在外国一方也无疑有不少严重失误。这段历史回想起来令人厌倦，而那些负责那种出力不讨好的谈判的人，却没有吸取这段历史教训。在中国，个人自己常常就得充当外交家，中国人应该明白该怎么办。我们下面的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事情是：有位外国人想在某个内地城市租一些住宅，而当地的官员却摆出各种理由来拒绝。在一次事先有安排的会见时，这个外国人一副中国装束，带着不少书写用品。初步交谈之后，这个外国人慢条斯理地打开了他的书写用品，放好纸，看看钢笔里面有没有墨水，一副专心致志的神情。那位中国官员极有兴致并十分好奇地注视着这个过程。“你在干吗？”他问道。这个外国人解释说他只是理一理书写用品——仅此而已。“书写用品！用来作什么？”“记录你的答复。”外国人回答说。这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