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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砸人家汽车、仇富的，我觉着这只是个别现象。梦想一夜暴富的很多，但不是都去采取极端的手段。只要他能活下去，有发展的希望，不会铤而走险。有时候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东西就是炒一些新闻热点。有些中间阶层则直接否认有全局性的阶层冲突。至于原因，有不同的分析角度。
比如，有些被访者认为不同阶层各安其位，比如秦云（06）就持这种观点，她认为：“我觉着不同层次的人各安其位吧，不存在多大的冲突。”
另外，有些被访者从力量对比上来较“理性”地分析问题。冯涛（18）就认为没有明显的阶层冲突。在原因分析上，他认为不同阶层的力量悬殊，社会较低层没有反抗社会较高层的力量，所以不可能形成冲突的格局。他打了个比方，分析得头头是道：冲突是没有。冲突建立在双方势均力敌的基础上，就像我喜欢喝这个茶（作者注：当时在茶馆采访），你也喜欢喝这个茶，你比我高比我壮，你把它抢去了，然后我要站起来和你抢，这是冲突。但是如果你比我强很多很多，我就没有和你争的余地，我的利益都是在强者的施舍之下，双方就谈不上冲突了。就是说，并不是不想争，只是没有形成可以争的格局。比如民工，别说和其他阶层争了，就是工头不给他钱他也没有办法，除非到了过年要回家了，才去说一说。如果是他没有受到公平待遇的时候，他应该争的，但现在格局比较畸形，他没有办法争，也许他已经麻木了。吴芳（30）与冯涛（18）的想法相似，也认为社会下层无力反抗，社会上层难以反抗。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言简意赅，令人回味：上层太强大了，触动上层比帮助下层更困难。华林（21）则认为当前并没有形成阶层剧烈冲突的条件，只要能保证大家都能温饱，就不会有太大社会冲突：我觉着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实际，比较物质化一些。我觉着只要让绝大多数的人有温饱生活，而且让大家感到只要诚实劳动、辛勤工作，每个人就都有这样的机会不断致富。这样，这些差距都不是问题。如果差距拉大到像旧社会许多人被迫“拉棍子”要饭，生活无着的时候，社会冲突就来了。但如果将微观的个人体验与宏观的阶层冲突相联系，有些中间阶层还是能够感受到阶层间的冲突。许刚（28）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和恢复身体的妻子，请了一个保姆。在和保姆相处的日子里，他深有感触：我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保姆总说“你们真有钱”。很让人讨厌。后来我批评她这样子，说“我自己还欠人家钱呢，你别老说这个”。她就有这种不太健康的心理。她是嫉妒。她辛辛苦苦一个月挣几百块钱，看我们上次超市就（花）几百块钱，肯定不平衡。从我的角度看，是他们的素质太低了，缺乏对自己的正确认识。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待社会稳定问题，中间阶层似乎存在共识，都把不稳定因素归结到社会底层。施全（29）认为资本和权力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张力，资本希望得到更多的参与决策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但在当前权力仍然处于垄断优势的格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还是合流：什么人愿意变化呢？工人和农民。他们是最弱势的，变化对于他们只有得到的机会，没有失去的担心，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太多可失去的东西。对于当前的社会能否避免大的社会动荡，中间阶层大都表示了乐观。尤军（23）在基层政府部门工作，了解到现在的社会底层确实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在北京存在着一些民间帮会性质的组织。如果这种组织比较良性，他们主要的作用是自助、自救，成分主要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农民工。如果这种组织是恶性的，就成了黑社会，对社会危害很大。同时，他对政府的控制能力表示了乐观：这（民间帮会）都是一些零星的现象。即使大量存在，也不会连接成片，否则政府会严厉打击。因为这是涉及政治稳定的大问题，不敢掉以轻心。防止民间的组织化，是政府部门避免社会动荡的主要手段，而且至今行之有效。严伟（17）也认为工人和农民虽然是社会不稳定的来源，但同时认为：只有他们没有用，他们没有组织力量，不能组织起来。几乎所有的中间阶层被访问者明确希望社会稳定，不愿意出现社会动荡。为什么中间阶层不希望动荡？严伟（16）作为记者，对一些社会问题有切身感受。他认为现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所有的阶层都不安分，“绝对没有安于现状的人”。同时，他表示“大的动荡没有人愿意看到”，因为“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的既得利益者”。赵岚（07）则通过个人感受把中间阶层的心态描述得十分生动透彻：我认为一定要稳定。如果不出现大的变化，我可以对将来有一个明确的期望，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就像前面谈过的，我可以浮得更高一些，到中上层里面去。可是如果发生大的变化，我就很难有一个明确的预期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所以我不希望发生大的变化。其实，越往上层越不希望发生大的变化吧。下层就好些，也许变化对他们影响不大。因为他们已经是底层了，已经那样了，还能更差到哪里去？可见，中间阶层不是社会利益格局中的弱势者，并没有强烈的通过社会动荡改变被剥夺地位的动力。相反，他们拥有业务专长，期望凭自己的努力继续向上流动，并对此充满信心与憧憬，而社会动荡可能打乱他们的这些人生设计。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模糊的阶层冲突意识（2）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缺乏宏观意义上的阶层冲突意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虽然当前的阶层分化迅速和激烈，但这种阶层分化在格局上还没有成型，没有达到社会分裂完全显性化的程度，社会舆论还没有建立起明确的阶层冲突意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和中间阶层本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有关。中间阶层既不是完全的社会被剥夺者，也不是完全的社会既得利益者，在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中主要凭借个人专长与努力的付出，地位相对比较独立，所以他们对阶层冲突感受不深刻。
但是，中间阶层对社会冲突的淡漠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前提：首先，他们的利益没有受到整体性的剥夺。一旦这个前提被打破，中间阶层的态度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其次，舆论宣传对阶层冲突的抑制与淡化处理，也避免了阶层冲突的迅速显性化。如果阶层冲突受到舆论的渲染，中间阶层也会卷入其中。还有，社会基层的状况不佳，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中间阶层的优越感，削弱了他们的各种期望。他们认为冲突的来源主要来自社会基层，对象也是社会上层，无形中把自己置于冲突之外。如果中间阶层整体上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拉近了与社会基层的距离，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会成为社会冲突的巨大能量，比起社会基层更加强烈和持久。这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同时，中间阶层仍然能够感受到阶层冲突存在的“气息”，特别当他们将个人生活体验“升华”到宏观的阶层冲突意识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阶层分化的成型，阶层冲突在舆论上的显性化，中间阶层对阶层冲突的意识会逐渐清晰。
第四节政 治 关 注〖1〗一冷漠多于关注中间阶层大多是由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职业群体所组成的，其社会经历与交往丰富，事业上锐意进取，对社会变化敏感。而且，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他们“理应”对政治比较了解关心。但事实并不像凭空推理那么简单。
在政府或党群机关单位工作的群体对政治的关注程度最高，如尤军（23）、何京（24）、张兵（26）和金宇（27）等，他们对时政如数家珍。在政府基层部门工作、喜欢思考的尤军（23），见地尤为深刻。而在中央某党群部门工作的金宇（27）对当前的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忧虑。关注政治的中间阶层并不局限于此，有些“事业人”（特别是所谓的“文化人”）也往往对政治比较关注。
中学教师华林（21）认为几乎所有的政治大事都和现实生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即使那些似乎看来毫不相干的政治事件也是如此。华林（21）并不是仅仅说说而已，而是在日常坚持浏览时政新闻，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并且，在甄别新闻的真实程度上，他还有不少心得。他说：当然啦，我认为（政治）和每个人都有关系。也不是我认为啦，就是实际上（有关系）。不可能没有关系。比如国际原油涨价，它涨价和咱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有关的。农民在犁地的时候烧的柴油和国际原油涨价有关的。我是农村出来的，马上就联系起来了。国际原油涨价，农民犁地的成本不就立刻增加啦？虽然有些事情不是关注就能改变的，关注本身也是一种经历，经历就是历史。我觉着还是（要）关注一些。在职读研究生的吕英（25）经常参与班上同学组织的网上论坛，大家对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她自己也从原来对政治的淡漠变得关注，从懵懵懂懂变得言语犀利，令同学们刮目相看。
但从整体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毕竟公务员群体数量上在中间阶层并不占大的比例，白领是中间阶层的主要构成。而且，也不是每个“事业人”像华林（21）和吕英（25）那样关注政治。
许多被访者对时事政治的认知并不多。当我和朱海（05）谈到是否关注政治时，他说得似乎有些冠冕堂皇：比如中央开什么会、有什么政策什么的，这些我当然关心了。我要考虑（事业上）下一步要怎么做。哪一些对我们有利，哪一些对我们没利。但当我问他今年刚开过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时，他似乎有些茫然：什么时候？嗯，我好像看了一下，但我忘记了。但我仍然认为它对我有影响。李亮（03）也声称关心政治，但我问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什么，他不确定：那个……那个……是不是换届啊？看来他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大混了。当我问他“三个代表”是哪三个，在妻子的共同努力下，他想起了“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这两条，却怎么也想不起“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条了。
陈明（17）是单位的综合办公室主任，宣传是他的本职工作的内容之一。他要组织单位员工学习这个文件，所以对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文件比较熟悉。但当我问他是否了解这次全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关于修改宪法）时，他表示茫然。可见，这些基本的政治认知对他来说与其是一种自发关注，不如说是一种被动的工作需要。
既然连基本的时政常识都不知道，声称关心政治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既然不关注政治下，还断言政治对自己有影响，就只是做出一种关心政治、了解时政的姿态，并非真的关心、了解。
陈明（17）强调“十六大”报告里面“很有些东西，很有些道理，对生活有很大指导意义”。同时他也承认，组织单位学习“十六大”报告时大家的兴趣并不大。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模糊的阶层冲突意识（3）
整体上，中间阶层政治冷漠多于政治关注。在研究开始之前并没有想到这种结果。虽然国外的研究文献中政治冷漠的描述比比皆是，但中国城市当前毕竟处于社会转型的时代，中间阶层作为社会骨干似乎“应该”对政治投入关注。但庆幸所采用的开放式深度访谈研究方式，可以使我们能够与中间阶层进行深入交流，发现中间阶层在政治关注问题上常常有欲言又止的现象。问题似乎进一步复杂化了。
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并不难理解。相对于社会基层，由于社会骨干的社会地位，中间阶层拥有更多自身社会生活（特别是职业）与政治息息相关的人群，这可以解释许多中间阶层关注政治的原因。另外，社会责任感也是解释中间阶层关注政治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新生的中间阶层更是如此。虽然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极少数，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却是许多中间阶层所受到的多年熏陶。
而且，任何阶层中都不乏对政治关注的人群，比如社会基层。我们不知道整个社会基层对政治的关注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但北京出租车司机议论时政的兴趣已经成为人尽皆知“京城特色”。除了认知水平的差异之外，教育层次、社会地位更高的中间阶层在对政治的关注上，似乎并不比出租车司机高明。在对公共政策的关注上，中间阶层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独特之处，和普通社会大众一样，更关注身边的公共事务、和个人有联系的公共政策。分析到此，似乎我们得出了一些毫无新意的结论。比如，我们可以感觉到女性要比男性明显政治淡漠。另外，相对而言，企业白领对政治的关注在所有中间阶层群体中相对较低，也许因为他们与体制的关联程度相对较低。除非涉及企业的发展，私营企业主对政治关注程度也不如其他群体那么明显。
但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特别是如此之多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除了一些常规的解释，还需要做深入的挖掘，不能仅仅从表面现象上得出一个结论就草草了事。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在谈及政治时，大部分被访者并不是简单地回答“关注”或“不关注”，而是表现出了谨慎、回避、厌恶、激动、忧虑、无奈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作者根据以往与下岗工人和农村“能人”接触的经验，他们对政治的批评往往直率而激烈。再联想到北京出租车司机纵横中外的侃侃而谈，中间阶层相对于社会基础的复杂表现预示着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描述中间阶层，绝不是在表面上对政治冷漠和政治关注进行两分，而是需要从更深的层面上了解他们的真实心理，倾听中间阶层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并不简单的理由（1）
对于自己的政治冷漠，中间阶层主要给出了多种解释。
第一，中间阶层认为局势没有大的变动，特别是经济环境比较平稳，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企业、工作和生活，这使得大家没有必要太关心政治。
作为私营企业主，许刚（28）只关注经济会不会出大问题。当然，如果经济环境发生大的变动，他也会关注政治。我只关注一点，就是现在的改革是否推动经济的发展，是否推动商业化的发展，这个大原则不变的话，就行了。现在是越来越向利于商业、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我没有看到趋于保守、趋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象，我看不到。政治上不再坚持一些固有的想法。大多数人想物质生活好嘛，这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如果经济环境威胁到我的企业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得到。如果有利于我的企业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得到。钱民（13）认为局势平稳，不必要对政治太多关心。他表示政治不是每个人能够真正了解和理解的，所以还是少关注为好。同时，言外之意是，如果政治不再平稳，他会关注政治。我不太关心政治。我对政治新闻看得很少，最感兴趣、最感觉没有掺假的是体育新闻，这些东西不涉及各种复杂的国家问题。现在大环境比较平稳，在这种大环境中不会体会到这些政治的影响。从我看过的一些书上看，比如近代史方面的书，每个人的命运都还是和政治有很大关系的，应该关心政治。但现在环境比较平稳。第二，中间阶层为自己的工作、事业奔波，主要关心行业或专业领域的事，没有时间来关心政治。
许刚（28）在创业的时候非常辛苦，身体透支，失眠成了家常便饭，甚至一到下午就有心悸的感觉。现在企业走上了正轨，又开始忙碌家庭生活，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并为自己的事业进一步拓展而思考。所以，认为自己这些年根本没有时间关心政治：其实从1995年开始，我主要关注的就是生存问题。我要挣钱。我惟一关注的是我能生存，我的企业能生存。那时候我压力很大。如果要垮了，我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和你一起干的人，会失业，没有工作。作为企业主，我的压力是很大的。谁都想企业赚钱，让大家日子好过。所以我只关心生存问题。现在来说，我现在并不太关心别人的命运，我更关心我自己、我的企业的命运。私营企业主就是这样的，个人命运肯定是和企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除非有一天把它卖掉，那是另一回事。再大一些的要关心的就是行业，看看行业的势头，如果行业能够发展我就能发展。行业是否停滞、下降，是我所关心的，再大的我就不关心了。以前关心企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