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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丽（19）对“国家大事”并不太关注，感觉比较遥远。但她关注和自己相关的一些公共政策，特别是市政方面的政策变化：我对政治新闻不关心。比如现在中央开什么会，我一点都不关心。对收费、涨价什么的比较关心吧。比如说世贸组织协议，我就想什么时候买化妆品会便宜，买车会便宜，买一些外籍图书会便宜。这个跟你有关系，当然就关注了。王慧（19）同样如此。从生活中的变化中也能感受到一些政治气氛，但并不关注，认为和自己的关系不大，但她对北京市的交通环境比较在意：平常要是中央开会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不关心嘛。但是我知道开会了，因为这时候一般路上的警察多了，能从平常的变化里体会出来。对于什么会，第几届，中心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想一想，我对政治关注还真是比较少。对生活的事情，比如交通啦，关注还是比较多，与我切实相关。那些要不要打台湾啦，与我们没有太大关系。和自己工作领域有关的经济政策，成为许多白领和私营企业主特别关注的领域。李亮（03）在一家私营企业做进出口贸易，所以对经济政策比较关系，特别是外贸政策，因为这和他的工作、收入息息相关：我的工作是经济方面的工作。做出口、贸易，政治、政局当然都有影响啦，尤其是国际贸易。比如台湾要独立，和台湾打起来了，当然要影响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关注公共管理
中间阶层不仅对公共政策投入关注，而且还对与个人相关程度较高的公共事务管理表示了关注。其中，市政建设方面是中间阶层最关注的公共事物。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北京的交通问题确实成为市民关注的最大热点，在访谈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它。不仅表示关注，还对许多具体的交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显示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熟悉程度。如果被访者对“国家大事”不感兴趣，就不会去评论它；相反，如果被访者关注相关公共事务管理，就会饶有兴趣地加以评论，无论这种评论是批评还是赞许。陈明（17）相信市政交通部门的许多措施出发点是好的，政绩意识比较强。但对公共部门的决策科学性和管理能力表示了一定的疑虑，特别是对许多决策的随意性有些不满意：政府的初衷还是为老百姓着想的。现在的官员政绩压力也非常大，他们的出发点往往是好的，北京交通局长不会说我故意去办坏事，一般不会这么想。但是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初衷好就说他们是好的，在中国尤其害怕好心办坏事。（要不）为什么说管理是一门科学呢。我们经常因为一个地方交通比较堵就修一个（立交）桥，结果发现修了（立交）桥交通更堵。这就是政府部门在办事的时候没有认真地去想一想，管理随意性太强。比如某某路那个桥修的……咳。政府决策特别受领导喜好的影响。市长说这条线这么走，交通局长说那我们就改吧。这种随意性太大。他说要为老百姓办十件好事，十件有三件能办成好事就不错。严伟（16）也认为公共部门为群众服务的精神是有的，但对其能力持保留态度：还是替老百姓着想的吧，它不会恶劣到那里去。如果恶劣的话，就反了，这里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还是能力问题吧。好多地方你说领导无能，可能领导也不懂，他脑子里也没有概念什么是市场，经济怎么发展。他不懂，就瞎干呗。钱民（13）同样认为政府部门确实想把北京市区的交通整治好，至少领导非常重视，下面执行也比较坚决。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关键并不是硬件和投入不够，问题出在管理和决策上。他把北京与其他城市做了对比，批评了交通管理的简单化：我感觉北京车是多，全国是最多的。但交通设施、道路也应该是最好的。广州的硬件并不好，桥上架桥，摩托车特别多，但他的交通拥堵并没有北京那么严重。我当时在广州的那两天，问起他们当地人，为什么道路那么窄，交通还不错。他们说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在管理上下的功夫比较大。今天我一上出租车，司机就给我们聊北京为什么交通那么堵，说市里这几个月先后开了几个关于交通方面的会，每次开完会的时候交通更加堵了。原因在哪里？他说每次开完会交通部门都会“严管”一段，你会看到这一段交通罚款特别多，司机特别容易被抓，抓住你就罚。他想通过这种管理模式把交通管好，但这种管理模式根本不会把交通管好。有人就说，罚款不是目的。现在看来，好像他们就是为了罚款而罚款。大方向上交通管理部门的领导还是为老百姓着想的，那些领导不可能就是为了创收（去罚款），但凭这些简单手段管不好交通。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都是一个一个小团体的利益，在执行的时候就变味了，罚款成了为一些人自己谋利益。一些被访者虽然对公共部门有各种各样的怨言，但也能体会到许多问题正在改进，对公共部门的改革前景表示乐观。何京（24）从政府机构精简、政府办事效率、人才使用等多个方面讲到对政府部门的看法，总体上认为政府在不断地改进，特别是交通问题：以前交通局管不好交通问题，怎么也管不好，现在开始征求大家的意见了。你甭管它是自愿的，还是管不好被逼的，总之能开始听大家的意见就是进步。王慧（19）从自己的生活点滴中举了一个例子，感受到了进步的迹象：我觉着对政府不能想得那么好，为人民服务什么的，但总体还是可以的，也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官僚。有些事情还是挺为老百姓着想的。这种感觉从平常生活中体会到的吧。比如交通拥挤，大家都不管红绿灯之类的，我住的那个地方比较乱。但是现在交警还有那些辅助的人（作者注：交通协管员）弄些小旗子什么的，经过这一阵子后，大家都很遵守交通规则了。感觉交警还是挺为大家办事的。曹飞（09）对前景表示乐观，并表示理解公共管理改革中的困难，特别是社会需求的多元性：我个人认为，改革肯定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很多问题的处理，简化办事程序，各种各样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表明了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乐观的。我和很多人也谈论过这个问题，对社会的看法。这个社会不可能一下子达到满意，一百个人会有一百个要求，社会不可能向一百个方向发展。所以只能顾及大多数人的愿望。这个发展趋势，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从他们办事效率的提高，从司法保障体系的改革，社会的稳定，经济发展，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出来。但这并不代表对所有的问题都满意。应该总的来说，是满意的。从行业上来看，只要是正当性的行业，都越来越好，包括律师行业。但从速度上看，这个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要求。李亮（03）曾有过政府部门办事拖沓给自己造成损失的经历，但感觉现在有了很大改善：我工作的时候要接触到各种政府部门。以前有个明显的例子，我有一批货要出，由于海关的原因，他的办事效率低下，给耽误了。但是现在还是不错的，而且一直在改善。在政府公信力上，中间阶层为政府的打分并不乐观。特别是在信息公开和新闻报道上，表示对官方消息和公开报道的不信任。其中有很多人提到了2003年发生的SARS事件，这个事件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中间阶层的良好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可以及时、准确地接触到各种社会信息，并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信息来源比较多了，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可以很方便快捷查询到各种信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政府所公开的信息只是这些消息来源中的一个。这样，官方信息传统上的垄断和权威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朱海（05）认为政府有时候还是说得多、做得少：有时候干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遍百遍，要你感觉是做了很多好事，其实没有那么多。在社会公正方面，中间阶层总体上认为政府对社会下层关注不够。卫成（01）的岳母是老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一直领着微薄的下岗工资。卫成（01）和蒋丽（02）夫妇两个都是外企的白领，家庭负担不多，经济上还是比较宽松，并不指望母亲的下岗补贴。但卫成（01）的岳母前一段和老同事一起去向有关政府部门请愿，要求增加下岗补贴。他岳母说，很多家庭就指望着这些收入生活呢，自己和他们都是老同事，所以也就跟着去了。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了，但卫成（01）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除非工人找政府去闹，不然就不（主动）给下岗工人加工资。其实即使加也加不多，就几十块钱。看来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关注还是不够。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难以释放的参与热情（1）
如前所述，对于那些与个人生活、事业相关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中间阶层普遍比较关注。但他们同时表达了缺乏参与的无奈。也就是说，即使关注那些公共事务，但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处于一种被动管理的地位。
孔楠（22）认为很多医疗行业的政策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而是常常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一些医疗行业的条文有时候出台得比较突然，一般不会事先在业界广泛讨论，即使可能会征求一些人的意见，也限于少数的专家，他们对最新的发展现状把握不够，使得一些新政策不免显得不合时宜。（政策制定）参与的不是太多。民主意识还是比较差一些。我们都想参与，比如某个医疗行业的规范，可以广泛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然后再发布。现在这方面做的还不是太够。有时候就是找几个专家讨论讨论，就通过了，就发布了，然后就开始执行。有些个东西就是过去下面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干部订出来的，他会想：我当年在基层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制定一些政策。可是到现在形势不一样了。虽然过去没有这方面的规范，现在制定出来了，但还是落后，滞后一些。知识个体韩娟（12）举了一个限制机动车超载、并最终影响到日常用品物价的例子，说明自己即使关注公共政策，也对最终决策无可奈何，与不关注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交通部门已经限制机动车超载了，因为大货车总是出事，应该管管了。看到这件事之后，不会马上想到这些会影响到和自己生活有关的东西。等过了一段发现鸡蛋、蔬菜涨钱了，才知道原来是限制大货车进城的原因，东西（作者注：日常生活资料）运不进来，所以就涨钱了。可是这些事情你即使了解到又能怎么样？该涨钱还是要涨钱。你只是一个被动的人，没有扭转这个事情的能力和权力，就只能接受现实。韩娟（12）的丈夫沈智（11）赞同妻子的想法，认为与其关注公共政策但无力影响，不如干脆不去关注，出台什么政策接受什么政策就行了：我们就觉着你爱涨就涨，你爱落就落。你涨也好，落也好，我该怎么过日子我还是怎么过日子。我知道那些限制大货车的政策对我有影响，但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话，就该关注的关注，该想办法的想办法。如果没有办法，那些左右不了的事情何必关注它呢？只能适应嘛。曹飞（09）是律师协会的会员。他表示，律师协会如果出台什么政策，一般不会广泛征求意见，至少自己没有能够体会到，更不用说一些相关的政府司法部门的政策。没有参与感。反正是国家体制的问题。老百姓参政议政不可能。国家政策这方面，可能会征求很多人的意见吧，要考虑成熟之后才出台的。律师行业的一些政策主要是司法局出台的，一般不会征求你的意见的，肯定不会这么细。比如高院出来一些征求意见稿，是先打预防针，让你知道有这回事，它再提出来实施条文。这个征求意见稿并不是非得征求到很多人的意见。褚峰（08）认为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并不让人乐观。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公共部门与社会建立互动交流机制，特别是需要让那些具有管理专长的人士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公共管理事务中去：一个政府部门的科长、处长、局长，到区长、市长，一直在一个很单一的环境中成长，没有放眼管理的整个层面。比如现在中央对董建华要求“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我们政府管理的官员也应该有多个阶层的社会代表，组成一个团体来代表社会的各种声音和意见。但是现在这种参与太少了。比如交通，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我就不相信一些老的交管干部能做好。看交管局的一些人讲话就看得出来，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他们的素质不够。他们根本没有大宏观决策的能力。他们也出去学习，但他们根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政府需要真正懂管理的人才，这种人才市场上很多，但是他们没有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有些被访者也表示，政府部门也在社会的政策参与上有一些调整。比如何京（24）认为交通管理部门开始通过网上和其他渠道征求大家的意见。虽然吕英（25）认为是交管部门“管不了了才征求意见”，但何京（24）仍然坚持“你就是逼着它这么做也是一种进步”。
相对而言，企业主群体在影响行业政策上较为自信一些。作为某个领域的私有企业主，施全（29）同样感觉对一般政策难以参与和施加影响，但感觉在将来可以与同行们一定程度上参与行业内的政策和管理：暂时不会（参与一般政策）。这种情况（作者注：指影响政策）可能在地方上比较多，在北京不会。将来在行业内部可能会多些，比如“某监会”制定的一些政策，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反馈一些意见。这些都是行业内的参与。
许刚（２８）谈起他在访谈当天和朋友们议论的一件事情，一个部门以专营的方式垄断了某项业务。同时，他也表示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慢慢在改。还不够。”许刚（28）举了一个所在行业的例子，因为一项比较武断的政策使得反对的声音比较强烈：（政策）后来还是改啦。下面没办法（执行），改了。广告行业提了很多意见，给国家计委。听证会是事后搞的，实际上是“调查研讨会”。参加的除了广告行业，还有企业，企业（这样下去）也不行，主要是协会什么的起推动作用。企业协会。个人声音还是太弱了吧。最多对记者发发牢骚。当时有很多报道，对政府形成一个综合的压力。
第五节业主维权运动〖1〗一新集体行动自20世纪90年初开始，中国的房地产业开始真正兴起。经过十余年的时间，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拥有自己的房产。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城市居民中，购买住房户达到了452％。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人住在自己所有的房子里。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难以释放的参与热情（2）
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住房，房地产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与其相关的拆迁、商品房价格、物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有关上述问题的不良报道层出不穷，于是，百姓开始逐步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与房地产有关的相关问题上来。在最近关于最关注的社会问题调查中，排在第二位的就是房地产、物业问题，关注度占到了89％。见东民、王星：《贫富差距扩大居首》，载中国网2005年3月1日（wwwchinaorgcn）。近年来关于房产业主与物业公司、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在相当程度上相互形成了对立面。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调查，与房地产有关的投诉已经连续几年高居消费者投诉的首位。转引自李红平、方三长：《丽江花园的标本意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5月29日。正如蒋丽（02）所说：我们的业主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业主自己推动的。大家签名，推举谁谁。物业还不承认，更不会自己主动组织的，因为它相当于给自己建立一个敌人。当利益受到侵害时，不同类型的业主所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第一种是那些财力雄厚、社会资源广泛、个人影响能力强的业主，如政府官员、企业主、明星等，这些人在受到损失时，或者不屑于花费精力去维权，或者“客大欺店”，个人直接解决问题。如果购房的资金来源不正当，则根本不敢用公开的方式去维权，或者干脆放弃维权。第二种是那些投资者，这些人惟一的目的是盈利。他们以商人的思维逻辑，将风险与成本计算得很清楚，在受到损失时，会小心谨慎，利益为重。而且，他们往往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了，一旦一个篮子出了问题，可以选择逃离。第三种是拆迁置换房的住户。随着城区的改造和市政建设的投入加大，越来越多的老住户离开了原来的住所，住进了新的小区。这些人往往个人的维权能力不高，付不起基本的维权成本。在受到侵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