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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高等教育的群体所面临的就业难处境，无疑为中间阶层的继续快速发展形成了直接障碍。这种就业难的处境，也体现了当前中间阶层发展空间的有限性。这种空间有限性不仅为新进者设置了更高的门槛，而且为原有中间阶层维持原有社会地位、继续提升社会地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中间阶层面临向下流动的威胁，甚至一部分中间阶层可能要向下流回到社会基层。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拥挤的空间（2）
综上，中间阶层在膨胀中同时面临着容纳空间有限的困境。当然，无论是膨胀、还是空间受限制，都是整个社会发展大背景下的一个场景。大背景的变数，也决定着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存在着变数。
第三节社会联系与组织〖1〗一社会联系的局限中间阶层的主要凝聚力是共同体认同意识，广泛的社会联系与有效的社会组织对中间阶层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意义重大。即使中间阶层内部充满了各种异质化因素，其共同体因素仍然可以使松散的中间阶层得到社会整合。社会组织是中间阶层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但在实际社会联系与交往上，中间阶层的社会联系十分有限，社会组织缺失成为当前城市社会的一个特点。除了职业交往之外，中间阶层的社会联系主要集中在以下有限的几个方面。
①亲友私人联系。这是他们的主要的社会联系，局限在亲朋好友的私人聚会、同事间工作接触和业余交往上，给其他交往方式留下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②休闲娱乐性的非正式群体联系。中间阶层的工作比较忙碌，压力较大，但在业余也会寻求一些休闲娱乐。比如，赵岚（07）、褚峰（08）、许刚（29）都是某个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平日保持每周两到三次的锻炼，偶尔参加健身俱乐部组织的集体活动。但这些健身活动主要是个人性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交往。正如褚峰（08）所说，这些都是“点对点”的，没有形成一个面，或者一个平台。王慧（19）参加了山野俱乐部，偶尔去京郊游玩一下。但这种俱乐部并不稳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活动内容也很单纯。王慧（19）曾经参加了几次俱乐部出游活动，因为同伴大多是在校学生，感觉在年龄、交流上有些距离，很快退出了。
③正式专业或行业协会联系。如曹飞（09）所说，其实所有的律师都是律师协会的会员，但律师协会仍然以官方性质为主，发挥着传统上的律师管理、监督职能，而不能作为律师平日交往和聚会的平台。许刚（29）也是这种情况，他所在的行业协会的会员资格只是一个名头，没有成为他社会交往的依托。与此相对照的是，他同学间倒是每个月至少聚会一次。
④正式社团与政治团体组织联系。传统上的正式社团与政治团体组织，如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以及各种专业协会等，它们的成员数量非常庞大，除了农村理论上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成员，特别是中间阶层。这些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在发展和活动上所受的约束较少，但它们在本质职能上属于政治外围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在传统的政治全能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中，这些组织对中间阶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已经呈现出弱化趋势。例如，许多被访者是党、团员，但在外企和私企中很少参加组织生活。沈智（11）作为正式党员，惟一感受到组织存在的机会是支部书记按时发给他一些党内刊物，但因为工作忙，他几乎没有时间看。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需求与缺失
随着市场社会的建立，政治从私人领域中迅速推出，但社会领域仍然匮乏，没有足够的社会组织有效填补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留下了大量空间，这就是社会组织的缺失。社会组织缺失，导致了当前中间阶层社会联系范围非常狭窄、社会参与渠道缺失、政治态度消极，缺乏足够的社会整合。吴芳（30）曾经在学校参加过许多社团和社会活动，至今仍怀念当时的社团生活：那种生活对我影响很大。大家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各异，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社会是这么的广阔，视野一下子开朗了。我可以和那么多朋友交流，通过社团的朋友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大家相互关心，相互鼓励，有一种家的感觉，做事很有意思。什么事情都有一种归属感，很有力量的感觉。我知道有大家给我出主意，可以帮我想办法。而且，我也对大家、对我们的社团有种责任感，对社团的宗旨和作用很认同，如果自己能为它做点事情就很有成就感。可以看出，社团组织的交往环境对个体的社会化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包括：
①提供了社会交往平台，通过社会联系的不断延伸、扩展，个体和社会可以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
②提供了信息交流平台，个体可以向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还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很多信息，并相互激发；
③得到一种集体力量感，在社会参与不再有孤单无力的感觉，而是背后有社团的组织和精神支持；
④可以建立新的价值观，这种新的价值观往往是在相互影响、熏陶和认同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⑤升华社会责任观，它是集体责任感的前提，而集体责任感的培养是建立社会责任感的必经桥梁；
⑥得到集体带动，因为具有领袖气质和奉献精神的组织者从来都是少数，在社团里组织者可以带动、鼓励大批的追随者和参与者，否则他们就会化为零散的冷漠个体。
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对于社会组织所能提供的社会交往具有更强烈的需求。对于社会基层，他们所面临的需求比较单一，主要是维持基本生活和生存条件。而对于社会上层来说，已经具有比较充分的社会交往渠道。正如褚峰（08）所说：如果说（社会交往渠道）存在，在富人圈子里，他们肯定会有。在政府官员范围，也不用club（俱乐部），他们本身就在一个圈子里。这两部分人相互之间还会进一步合流。这也是很正常的。而对于中间阶层，他们已经脱离了基本生存需要，并且大都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很自然地会寻求更多元化的社会交往。粗略考察就可以看到，民间非赢利组织和各种民间志愿活动的最主要参与者、骨干人员，大多属于城市中间阶层，特别是白领群体和专业技术群体。其中比较典型的职业群体如：专业技术人士、经营管理者、党政机关干部、办公室职员、商业经营者、外企雇员、传媒业人士、教师、大学生等等。在北京，有些比较知名的民间环保志愿者组织，如“自然之友”在各大学发展了广泛的会员，“地球村”得到了归国学者和环保专业人士的有力支持，“绿家园”的骨干多是各界知识分子，等等。
但这些民间社团组织所能提供的平台毕竟有限。与中间阶层的需求相对照，社团组织在当前城市社会中仍然属于非常缺失的事物。特别是与国外相比，反差更大。
访谈中，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组织的缺失。褚峰（08）在谈到自己的社会交往时感慨社会中个人的零散状态：我觉着现在的社会非常松散，每个人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电子很多，但都是游离的，不能形成电流。他把社会团体看做一种交往导向的社区，对现状表示遗憾，而对将来也没有信心：我理解公益团体就是一个平台，很多人在一起，形成一个munity（社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这样的形式，在当前几乎没有。在未来，这种平台还会很缺乏。缺乏整合平台，加深了中间阶层共同体的异质化，成为当前中间阶层力量发展的重要障碍。另外，对社会组织的需求与社会组织的有效提供息息相关。在前文中，我们讨论过民主机制的缺失导致对民主建设自身要求的弱化和评价的消极。同样，有效社会组织的缺失会导致对社会组织本身需求的弱化和评价上的消极态度。社会组织参与对于大多数中间阶层来讲并没有经历过，从而削弱了中间阶层发展社会组织以提高社会交往范围与深度的要求。比如，褚峰（08）对公益社团感兴趣，但对公益社团的缺乏表示失望，并对中间阶层对社团组织的需求表示悲观：在目前这种社会条件下，白领这些中间阶层，除了娱乐、消遣之外，没有社会参与的欲望，所以在这些人里面不会产生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有影响的社会组织。我觉着不可能。在富人圈子里，他们肯定有这种俱乐部和其他比较常规的交往途径，形成一种相互提携的集体力量。在政府官员范围，我想他们也不用专门的俱乐部或者沙龙，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圈子。可中间层没有，他们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社会组织的意向，没有增加社会交往的需求。因此，与其说是中间阶层没有对社会组织的需求，不如说是没有提供给中间阶层一些基本的社会组织平台，让他们在现实中能够接触、了解社会组织。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规制与发展（1）
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中间阶层是否需要社会团体，而在于社会是否能够提供这种社会交往的社团组织平台。
吴芳（30）对志愿活动比较感兴趣，她讲过自己经历过的一次遗憾。她所在的社团有一次因为某个活动到一个医院，她希望能够到医院做义工照顾病人，但医院告知她没有义工这种制度，除非到医院来实习。她不是学医的，只是想用一段时间来对社会有所贡献，不可能来医院实习。所以，她很失望：想对社会做点什么，但这个社会没有提供一种机制。
郑颖（15）对环保事业很感兴趣，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同行张罗着成立一个环保组织，可以凭借这个平台接受社会捐助、举办环保志愿者活动、甚至民间环保研究等。但在向有关部门申请登记的时候，由于受到相关政策的限制，没有成功。关于民间组织注册的法律限制，参见葛云松：《第三部门的法律制度》，《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依靠其他形式和联系方式依然进行着他们的事业。
从逻辑上看，之所以民间社会组织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没有对社会组织的需求；或者社会组织的发育受到了抑制。如果是前一个原因，可以断定中间阶层根本称不上社会共同体，从结构、意识和行为上都缺乏起码的一致性。但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种逻辑并不存在。在中国，现有的社团组织大部分都是专业性的，如各种学会、律师协会、记者协会等，大多数专业人士都至少参与了一个社团，很多人参加了两个或更多的社团。这些社团的组成人员主要是中间阶层。在美国，20世纪的前半段是中间阶层兴起的时期，白领参加工会的数目从1900年的370万人增加到1948年的1470万人，增长了406％，白领工会已经不仅仅是普通工会的补充。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9页。在国外，城市中间阶层成为各种民间组织的主要社会力量来源，他们是各种社会社区服务、法制民主、慈善事业、志愿服务、商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骨干参与者。下面五个国家成年人参加志愿性社会团体的调查数据，以及其教育背景，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详见表5…3）。
表5…3参加志愿性社会团体的成年人口比例*单位：％国家占总人口比例占总人口受过中等教育者比例占总人口受过高等教育者比例美国575580英国475592西德446362意大利293746墨西哥253968*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
** 此表数据为20世纪50年代末数据。可以看出，西方发达社会中参与志愿性社会组织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即使在墨西哥这个发展中国家，4个成年人也至少有一个参加了社团组织。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志愿性社团组织并不包括政党组织，或者政党直接控制的外围组织，而是志愿性组织。表5…2所显示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数字，距今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西方社会强调建立市民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的今天，这一数字会更加庞大。其中受过中等教育者，已经相当于现在的受过高等教育者了，与受过高等教育者一起，都是当时的中间阶层。由于中间阶层的特征之一就是高学历，因此，如果高学历者参加社会团体的比例较大，也就同时表明中间阶层参加社会团体的趋向，表5…2的数据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能够解释民间社会组织缺乏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受到了约束和抑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出现社会组织缺失主要在于基础薄弱，是传统的社会组织缺失的惯性。但城市社会发展至今，社会组织的缺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现有体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制约。国家建立了管理社会组织的法规，在注册和管理两个环节上，多年来一直没有放松，所以民间社会组织的培养遇到了合法性这个最重要、也是最难以跨越的障碍。国务院1998年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这是当前最主要的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法律规定某些特殊社会团体的设立、职能和组织问题，如《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工会法》、《律师法》、《注册师法》等法规。实际上，对社会组织提出的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要求，而且是综合的合法性要求：政治上要达标，行政上要挂靠，符合法律程序，得到社会支持。一个筹建中的此类组织或者一个已经存在于民间的社团，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之后，要经过政治合法性的检验才能获得行政合法性，成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组织，最后在登记管理机关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成为法人，所有这些，缺一不可。从动机上，这些制度障碍是为了减少社会组织的成立和社会影响力，一方面控制现存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限制新的社会组织的建立。
实际上，在中国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组织，大多属于政府动员的范围。而且，动员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率比较低。比如，从组织者来看，中国志愿者有六大类：一是青年志愿者，参与人数有1500万~2000万人，属于共青团中央组织的；二是民政部门下属的一些社区服务中心里的志愿者，公布的数据是375万~400万人；三是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来自红十字会的统计是20万人，两者都是财政支出部门；四是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志愿服务，前后共有几千人；五是草根组织，譬如自然之友、绿家园之类，总人数有1万多。摘自师欣：《志愿活动在中国》，载《南方周末》，2002年10月10日。可以看出，最后两项属于真正民间的社会组织，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下面关于中、外慈善与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比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直观的轮廓：摘编自丁元竹：《志愿者精神在中国》第五章，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资助撰写的工作报告，1999。①中国志愿者参与与其人口规模比较还比较小。我们远远低于以色列和其他发达国家。
②国外慈善事业源远流长。而中国志愿者活动的主体不在慈善机构，而在共青团系统和民政部系统，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行体制决定的。
③西方的慈善事业、志愿者活动具有民办性质，特别是由宗教团体来办。中国志愿活动大部分是配合政府的工作展开，活动与政府政策导向关系密切。
④西方企业支持慈善事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非常普遍。中国目前企业对于志愿活动的资助还不十分明显，也不构成中国志愿者活动资金来源的主要部分，一是中国的企业基本都处于创业时期，另外中国企业也没有资助志愿者的传统。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规制与发展（2）
⑤许多国家政府对于志愿者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和支持，保证其建立合理的资金筹措方式和渠道。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除了在国家发展计划以及领导人的讲话中倡导开展志愿者活动外，还没有在资金支持方面做出任何规定，使得中国志愿者在资金问题上面临极大的困难。
⑥在发达国家，志愿者组织和民间团体往往和政府一起工作，共同面对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对于社会团体管理、民间非企业单位管理做出过法律定位，但是对于志愿者的法律地位没有任何规定。
⑦国外的志愿活动领域扩展到社会福利活动之外的其他领域，中国目前志愿者活动领域基本限于文化、体育、娱乐、个人社会服务、宗教、国际志愿者、卫生和环境保护、就业和扶贫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