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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间阶层的结构异质化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时期具有一些共性，另外的一些则是带有明显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痕迹。无论如何，中间阶层的异质化程度是个动态的过程，受各种因素的持续影响而不断变化。
一“新中间”与“老中间”
最明显的是“新”中间阶层与“老”中间阶层的区分。许多经典作家都提到了中间阶层有“新”、“老”之分。马克思的论著里将中间阶层看做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企业主（个体手工业者）、小农场主（自耕农）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另一部分由经济地位相对独立的律师、医生等所组成的专业技术阶层，或资产阶级的服务阶层，两者共同构成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过渡中间层。随着小资产阶级逐渐衰落，而专业技术阶层逐渐壮大，马克思开始关注专业技术阶层这一新兴阶层，而将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看做“老中间阶层”。米尔斯也在其关于中间阶层的专著中使用了这种称呼，并对新中间阶层从职业上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参见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之所以称之为“新”与“老”，区别在于西方国家两种社会群体兴起阶段的差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是老中间阶层的黄金时代，而20世纪后半段的现代社会是新中间阶层的兴起时代。而如果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开始算起，这种时段上的区别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新中间阶层与老中间阶层同时出现并兴起。发展至今，老中间阶层仍然处在发展时期，即使也如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发展规律，老中间阶层的衰落也是未来的事情。从当前中国的现实来看，本研究所分析的自营者属于老中间阶层，公务员、“事业人”（知识分子）和企业白领相当于新中间阶层。
可以看出，所谓的老中间阶层其实就是小资产者，所谓的新中间阶层就是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这两种人所凭借的资源完全不同，前者是资本，后者是专业技术。专业人员必须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才能在中间阶层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教育对于小资产者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这并不是真正关键的，因为有些创业者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甚至正是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进行创业。真正重要的是，两者在社会生存中所面临的风险完全不同。小资产者在社会生存中有着更多的风险，比如，经济政策的变化可能决定着他们事业的存亡兴衰，商业竞争中的残酷可能让他们一夜之间体会天堂与地狱两个世界。在当前社会转型阶段，虽然新修改的宪法从法律上保障了私有财产，参见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等内容。但小资产者对个人的财富并不真正放心。面临风险和失败，小资产者根本没有选择留下还是离开的自由，自己的事业和个人的身家性命是紧紧绑在一起的。而专业人员与所在“单位”的关系并非完全依附性的，所在组织的兴衰成败决定他们的事业高度、具体收入，但不决定他们的命运，在前景不妙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离开，另谋高就。甚至，他们在完全不同的事业方向上寻找新的出路，比如从公务员转到企业白领，或者“下海”经商。当然，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小资产者的梦想是一夜暴富，专业人员的梦想是步步高升。这种风险的不同使得两类不同的中间阶层群体在政治意识和行为上表现并不一致，相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小资产者在政治意识和行为上更加慎重、保守。
即使是中小企业主，他们产业规模的区别很大，产业类别的区别也往往很大。比如，中等企业主在社会与政治参与上更加保守、稳健，而从事股票和金融等高风险的企业主要比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主更加敏感。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职业群体的隔阂
即使“新中间阶层”，也是许多职业群体的“大杂烩”。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新的职业种类日新月异，不断花样翻新。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教育背景千差万别，而且实际从事的职业上也越来复杂。所谓“隔行如隔山”，由于日常所面临的工作习惯，不同的职业群体有时候很难进行交流。同时，职业的细化也局限了专业技术人群的交往。从现实来看，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交往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
这种职业隔阂特别体现在新中间阶层的几个大的类别上，即机关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和企业白领之间。从上述任何一个职业领域跨到另一个职业领域，往往意味着一个完全不同的职业方向。而且在现实中，这几个领域之间的跨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体制障碍。比如，从机关下海意味着多年积累的“从政”资源的浪费，从知识分子跨越到“官场”意味着专业的放弃，而企业白领进入机关的机会仍然非常少。这样，社会意识中仍然把机关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和企业白领看做非常不同的职业群体，他们自己也有意无意地在社会交往中体现和强化着这种区分。同时，在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上，三种职业群体也差异很大。比如，机关工作人员和体制性较强的知识分子更认同改革的艰巨性和渐进性，一般知识分子对现实体制的批评更多一些，而企业白领在政治意识上比前两者更加疏离一些，即政治冷漠特征表现得更明显。如果说这种政治意识的差别有些模糊，那么这几种职业群体之间在政治行为上的差异更加明显一些。具体而言，机关工作人员在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上更“规矩”一些，规定“动作”无论多么不认同也一定要做，没有规定的“动作”即使再关心也在行动上保持距离。知识分子往往为了一种理念而振臂一呼，而激发企业白领社会与政治参与更多的是现实利益的威胁。
三中间阶层的细分
中间阶层自身也是可以分层的。就如整个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上、中、下一样，中间阶层也可以分为上、中、下等不同的层次，可以称之为中上阶层、中中阶层和中下阶层（其中，中上阶层与社会上层具有交叉，中下阶层与社会基层具有交叉，界限并不非常清晰）。
①中下阶层。从收入上看，中下阶层的收入要比工人阶层要高一些，生活水平也要高一些。中下阶层与工人阶层的关键区别是，中下阶层往往具有大专以上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术能力，不担心自己的温饱。中下阶层已经基本满足了生存需要，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过一种“体面”生活的水平。对社会影响力有限，通常要受外界的各种影响，受较高阶层的支配程度较高，职场角色可塑性高。
②中中阶层。相对而言，中中阶层的收入水平要更高一些，而且也更稳定一些。这部分人群很多经历了从中下阶层上升到中中阶层的社会历练，生活的沧桑开始爬上额头。他们可能已经有了房子或车子等象征生活与职业稳定的资产。
③中上阶层。中上阶层中中间阶层和社会上层的交叉，其中少数被提升到行政高度的人，已经成为社会上层的一部分，比如大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国家机关里具有一定职级的官员，以及规模已经到了中上层次的企业主。
内部的上下流动性是中间阶层最大的特点。社会结构中的分层等级系统的两个顶端最为分明，其原因也正是在于这两个顶端的流动性最弱。中间阶层自身各层次间所形成的流动空间较大，每个部分都有继续向上的可能性。中间阶层流动性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安身立命主要靠的是自身所具备的专业技术、管理能力以及个人努力，不像社会较低阶层那样受出身的影响那么大，也不像社会上层那样受外界力量和运气的推动作用那么大。
在社会流动中，中间阶层几个部分所面临的压力是明显不同的，因为他们流动的空间和欲望程度并不相同。中下阶层的生活、职业还不稳定，向上的空间比较大，事业成功的欲望比较强。其中，许多从校门跨入职场不久的青年人都属于这个阶层。中中阶层比中下阶层的自主性更高一些，可以选择继续奋斗向上，也可以选择维持现有生活水平，因此，他们的上升欲望没有中下阶层那么强烈。同时，相对于中下阶层，他们的上升空间进一步缩小。并且，在社会变动较大或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时候，中中阶层还有一不小心落入中下阶层的焦虑。中上阶层的上升空间进一步缩小，其欲望也进一步降低。如果说从中下阶层流动到中中阶层更多的是靠专业技术和个人努力，那么从中中阶层到中上阶层则更多地靠外界可以借助的力量，以及相当大的运气成分。
因此，中间阶层越靠下的部分，其上升空间越大，欲望越强，在接受社会变动上更加积极主动。相反，中间阶层的靠上部分向上流动的空间较小，欲望较弱。由于他们现有的较高社会地位，在接受社会变动的时候，顾虑更多。同时，当中间阶层面临着向下流动的恶化的局势时，虽然处在不同位置的中间阶层都变得非常敏感，其反抗性都会非常激烈，但中间阶层的靠下部分仍然会比靠上部分更加激进。
中间阶层内部所包含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差别，决定了中间阶层自身在政治意识上成为牢固的共同体并不容易，成为行动的共同体更加困难。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知识分子”的分化
如上节所述，教育背景是中间阶层的门槛，较高的文化知识是中间阶层的特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中间阶层中的“新中间阶层”部分等同于“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有许多学者持类似的观点。比如，有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将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作为中间阶层。
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知识只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知识分子的界定最简单，也就宽泛，就是指所有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士”阶层，但他们最多只是一个群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因为“知识”只是他们的一个社会特征或资本，知识成为整个传统社会精英的联系纽带。他们进而为官入仕成为士大夫阶层（官僚阶层），上承神圣化了的皇室；退而归隐为乡绅，下通广大乡村的血缘宗法网络，构成社会整合力量的中坚。我们可以说，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分化的，他们是和统治精英紧密结合、相互渗透的。
实际上，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社会的不断进步，知识阶层飞速壮大。根据官方的统计，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不足5万人，发展到目前已有3000多万人。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亲切会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并与他们座谈》，载《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第1版。同时，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分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发之前，知识分子可以界定为“脑力劳动者”，或以某种专业技能为职业的人。这样，就将社会管理者从知识分子中分离了出来，知识分子不再等同于统治精英。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通常所称呼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分布在各种事业单位中，同时也包括企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中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
知识分子的分化还远远不止于此。在社会转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各种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般不再被称为知识分子，而被称为“白领”；行政机关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僚也不再被认同为知识分子，被称为“公务员”；甚至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也不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被称为“行政人员”。现在，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各种事业单位的专业研究人员，以及从事文化事业的人员，比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等。高等学校里的学生则是各种知识分子分化类型的后备军。
有时“知识分子”具有人文关怀的涵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脑力劳动者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甚至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页。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其实局限于“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的范围被进一步缩小。甚至，以往还将知识分子当成一个具有阶级特征的群体，认为只有利用知识进行劳动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否则，“利用知识和脑力进行阶级剥削”的知识分子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参见梁初鸿：《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脑力劳动者阶级》，载《兰州学刊》，1995年第2期。
知识分子的这种分化就像抽丝剥茧，最先剥去的是和统治精英结合最紧密的部分，也是最保守的部分；剩下的则是和统治精英最疏离的部分，也是最富于批评精神和积极政治参与的部分。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和文化事业人员）比企业白领和公务员更加激进，而公共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子中最激进的一个人群。亨廷顿曾描述中间阶层各个组成部分的区别：首先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中产阶级分子一般是具有传统根基但又有现代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接踵而来的便是逐步增多的公务员、军官、教师、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只有不在官府当差和不经商的人才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在中产阶级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先兆。事实上，预示反叛来临的倒不是知识分子的背离，而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集团的崛起。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可能背弃现存的秩序，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变了。知识分子带有革命性几乎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的普遍现象。
……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引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5页。这样，从知识分子的分化角度来看，中间阶层也是一个异质化的共同体。知识分子的分化并不仅仅是职业领域上的，其分化还体现在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取向的差别上。
当前构成中间阶层的大部分人群的教育层次较高，可以认为是各阶层中所受教育年限最高的群体集合。虽然城市中间阶层并不等同于城市知识分子阶层，但教育背景成为跨越城市中间阶层的门槛。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城市中间阶层中只有一部分从事知识分子职业，但他们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城市知识分子情节。这种城市知识分子情节使得他们彼此认同，同情社会弱势群体，具有社会责任感，关心政治局势，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对社会事物具有天然的批判倾向。
同时，中间阶层处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特殊环境中，除了个人生活以及经济活动之外，难以充分参与到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去，在扭曲的市场经济观念中个人意识空前膨胀。经济理性是城市中间阶层教育背景的副产品，也是阶层分化中求生存的生活体验。在这些条件下，中间阶层从传统意识形态走出来，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具体表现为，对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其他中间阶层群体怨言丛生，对社会弱势群体保持着距离，在社会责任感面前精明地算计着个人得失，政治无知、冷漠。
中间阶层正是混合了市场转型与传统知识分子这两种特征，导致了一种意识领域的分裂与冲突，前文将之称为中间阶层的“市场知识分子”情结。中间阶层在意识与态度上的冲突综合表现在各个层面，出现了令人困惑的场景。在阶层意识层面，在中间阶层内部彼此认同属于同一个社会层次，并在交往中相互可以接受；然而，主要依靠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