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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压力不仅存在于大学毕业生的求职过程，在他们就业之后压力会继续存在，而且会更加持久，其来源会更加广泛，从而会形成各种社会问题，所以其危险性更高。在西方成熟社会中，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可能有难度，但是一旦找到，就非常稳定，一切都井然有序，每过一年加薪多少，每年有多少工作日，有多少自由支配时间，休假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有公司电话追上来。但国内的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大大高于国外，人们普遍愿意牺牲休假、牺牲睡眠、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忘我的工作——为了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尤其是年轻的白领，他们甚至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老板的表扬，哪怕只是口头表扬。企业白领现在普遍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担心被更年轻、更有冲劲、要求待遇更低的人所淘汰，担心被老板炒掉而失去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所以，在保持现有工作的同时，寻找“退路”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唐和平：《找退路的白领阶层》，载《社会》，1999年第10期，第10～11页。即使公认最稳定的公务员群体，也是一个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群体。公务员的“白色收入”并不高，特别相对于同样教育背景、同样个人能力、同样年龄段的企业白领和各种“事业人”来说，显得更加“寒酸”。“灰色收入”可以弥补这种差距，但这种“灰色收入”并不能得到保障，而且基层公务员接触到的“灰色收入”是有限的。这样，基层公务员所得以安身立命的只有“旱涝保收”的职业稳定性了。随着各种政府体制改革形式的不断出新，公务员的职业稳定性也受到了冲击。2005年初，由于在年终工作考评中被评定为“不称职”，一名中央机关的年轻公务员将其单位的局长砍伤。公冶祥、波浦峰：《国务院一名局长被下属砍伤原因可能是报复伤人》，载《新京报》2005年1月5日。在美国白领开始兴起的时期，美国犯罪学教授埃德温·萨瑟兰最早提出白领犯罪的问题。最近，有关这个领域在中国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叶继红：《论白领犯罪的形成及社会控制》，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第201～207页；《在温文尔雅的外衣下——聚焦白领犯罪》，载《社会》，2000年第6期，第39～40页。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优越中的焦躁（2）
无论是高校毕业生，还是已经就业青年中的中间阶层，他们都是从思想活跃、敢于挑战权威的大本营——大学——里培养出来的，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如果仅仅出于社会责任感，这种批判精神并不会形成经常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当中间阶层的切实利益期望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心理失衡，对社会公平产生质疑，其批判性就成为一种持久而强大的力量。如果这种挫折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而不是仅仅个案的时候，一种不满的社会情绪就会迅速酝酿，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来源，其破坏性相对于其他群体更加强烈。中间阶层学历高，能力强，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有着更加强烈的成功欲望，更高的社会期望，希望能迅速地上升到中间阶层中的更高层次。而且，这种社会期望不仅仅限于经济利益，还有社会价值等多元化的目标。对于他们的目标，他们更有能力去实现。亨廷顿曾经论断：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间阶层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中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页。米尔斯也曾经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白领工会比普通工会更富有斗争性。原因在于，他们还很年轻，获得的权力还很少。因此，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权力的滋味会促使他们行动起来不受什么限制，更具有自发性。与普通工人相比，他们有更高的名望要求，和老式中产阶级有更多的联系，他们不会轻易“罢手”的，倒是有可能站得更高，斗争得更英勇。由于他们中间很多人一向依赖于雇主，一旦他们打破这种关系，站到工会一边来，他们反作用于雇主的力量很可能更强、更猛烈。由于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一旦接受工会的原则，他们将更有能力将其推而广之，他们参加工会的动机将更具有政治性和思想性。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页。一旦中间阶层的这种社会焦躁情绪与政治结合起来，将是一股活跃而强大的政治力量。研究表明，较高的教育程度是影响政治意识活跃度的首要因素，相对于其他群体具有更大的参政倾向，体现在许多方面：①更能意识到政府与个人间的联系；②更关注政治和选举运动；③拥有的政治信息更多；④关注的政治内容更加广泛；⑤参与政治讨论更多；⑥更具有讨论政治的自由空间；⑦更有自信能够影响政府；⑧更多地参与社团；⑨社会价值更加积极。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页。而较高的教育程度是中间阶层的重要特征。因此，中间阶层具有潜在的政治活跃性。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沉默中的变数（1）
如上节中的政治活跃度图所示，中间阶层既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力量，也是一支政治活跃的力量，主要决定于阶层力量与期望张力两个因素。在第五章中我们已经讨论了中间阶层的兴起及其冲突，发现中间阶层的力量成长是一个变数。本章前面三节分别从理论和国外经验两个方面分析了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发现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也是一个变数。这一节我们具体分析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看一下其期望张力是否也具有这种变数特征。分析发现，当前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虽然还保持在一定的容忍范围之内，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并不能保证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不会显性化，甚至达到紧张的程度。也就是说中间阶层除了具有政治消极的一面之外，其期望张力的作用也有激发政治活跃的一面。
一沉默与疏离
相当部分的中国城市中间阶层表现出了政治冷漠的特征。这种政治冷漠首先当然是所有现代社会中各个阶层的普遍现象，并不是我国当前城市中间阶层所特有。对于大部分公民来说，政治生活只是各种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除非发生大的社会事件，他们日常中并不会对政治特别关注。中间阶层同样如此。他们作为社会的骨干，往往背负沉重的生活、工作和事业压力，忙碌中很难对与个人联系并不紧密的政治生活投入太多的热情。如果说中间阶层关注政治、参与政治，在多数情况下也局限在行业或专业领域所涉及的具体政策动向。然而，在前文对政治关注程度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中间阶层政治冷漠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假性政治冷漠”，即被动的政治冷漠。从更准确的意义上看，这种政治冷漠可以称之为“政治沉默”。
虽然这种政治沉默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冷漠相似，却并不完全相同，具有政治疏离的特征。一般的政治冷漠是面对政治事务视而不见，是一种“不作为”；而政治疏离则是主动远离政治，是一种“作为”。从某种程度上，政治疏离类似于政治文化中的村民类型，即民众与政治之间缺乏联系，政治系统不需要民众的支持作为输入来维持其合法性，而政治的输出也远离民众的生活与视野，民众并不期望从政治生活中得到或失去什么。政治疏离甚至比这种联系的缺乏还进了一步，表现为民众主动回避政治，对政治生活不耐烦，直至厌恶政治生活。比如，一些被访者在谈到每年春天的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会议，不是津津乐道“两会”的议题与政策动向，而是对“两会”带来北京市区交通堵塞、市民出行受到影响的不满。如果说政治冷漠是中间阶层对政治系统的单向行为，其主体只有中间阶层自身；那么政治疏离则涉及中间阶层与政治系统两个主体，是两者之间的关系状态。因此，要分析政治疏离就不能仅仅讨论中间阶层，还要讨论中间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于中间阶层政治疏离的原因，除了通常的解释，被访者还给出了另外两种说法：
①无能为力。许多被访者明确表示，自己根本不能对政治事务产生影响，即使个人对政治关心也没有用。这种声音的实质是中间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缺乏互动机制。对于政治系统而言，在提供中间阶层政治参与途径上“不作为”，中间阶层不得不成为政治上的局外人。实际上，政治系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参与渠道，以中间阶层的社会地位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政治参与渠道。比如，2003年的北京市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就是一个很正式、而且得到政府部门大力推动的参政渠道。其他各种正式社团组织也提供了一般公民的参政机会，比如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共青团、工会、妇联、工商联、青联、学联、行业协会、学术团体等等，这些都和政治有着某种或强或弱的联系。在日常政府决策过程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听证会、意见征集、政府信息公开等。理论上，这些参政平台可以将所有的中间阶层囊括其中，甚至还有很多中间阶层个人可以在多个团体或参政平台中找到归属。那么，为什么中间阶层仍然声称在与政治系统间的互动中“无能为力”呢？我们只能解释为：这些社会与政治间的互动机制缺乏实质性的中间阶层参与。比如，有些被访者认为人大代表选举并不完全反映民意，而且人大代表缺乏实质性的政策影响力。有些被访问者提到交通管理部门从各种形式上征求社会对改善北京市交通环境的建议，但同时认为这些做法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有些被访者提到一些政府部门组织的价格听证会（主要是提价听证会），但听证代表缺乏民意基础，也不能左右政策结果。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沉默中的变数（2）
②避免伤害。许多被访问者表示应该主动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政治过于关注并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会发生对自己难以预料的伤害。为了明哲保身，最好不要太多关注政治。这种声音的实质是政治系统并不希望中间阶层真正参与政治事务，除了所提供的现有的正式政治参与渠道，其他一些更有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是不被提倡或被禁止的。与上文所提到的“政治不作为”相比，这种倾向是政治系统的“作为”，是一种主动姿态。这种疏离的政治文化的形成也需要一个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使得中间阶层在面对政治的时候宁愿选择逃避。在访谈过程中，经常可以体会到这种中间阶层与政治的疏离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并不局限于本身比较敏感的公务员职业群体，而是所有的中间阶层群体都下意识保持着这种戒心。比如，在联系一个从业律师的访谈时，他显得顾虑重重，在得到作者的一再保证之后，才接受了访问。在和一对外企白领夫妇的交谈中，男士在说到一个话题时逐渐兴奋起来，但后来突然停了下来，并一再叮嘱要将这段话从录音中删除。在访谈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士时，他因为临时原因还约来了一个朋友，在访谈中这个朋友一直陪在旁边，但几乎一言不发。后来知道他在政府部门工作。在作者的努力下，这个朋友也开始谈到一些自己的看法，但后来一再表示刚才的话都是“信口胡说，千万不要记录”。这样，政治参与无形中受到了压抑，使得政治参与不仅要付出时间、精力，甚至还要冒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因此，中间阶层即使存在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参与形式，也往往处于一种谨慎的隐形状态。访谈中许多被访者表示，很多时候他们并非不关注政治生活，甚至希望有政治参与的机会，但在现实中他们表现得很低调。
政治冷漠与政治疏离都是政治不活跃的形式，不会对政治秩序形成直接的冲击。但是，政治疏离是被动的政治冷漠，相对于通常的政治冷漠，政治疏离并不稳定。更直接一点，政治疏离本身就是一种期望张力，是政治期望没有得到释放的隐性状态。封闭的政治秩序可以压抑政治参与的热情，同时也可能为未来政治参与热情积累着力量。也就是说，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热情是个变数，他们现实中的政治消极并不能说明中间阶层没有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潜力。一旦政治疏离显性化为政治参与，其对政治秩序的压力可能比通常的政治参与更加剧烈。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疏离中的热情
既然中间阶层具有政治参与的能力与期望，那么，即使其政治参与受到约束，他们的这种参与热情也可以找到一定的途径寻求释放。这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甚至感到困惑的是，中间阶层在政治冷漠、政治疏离的同时，他们还普遍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等这些抽象政治事物的认同。这种情感很容易在一些特定场合与环境中被激发出来，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爱国热情”、“民族情感”等。中间阶层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可以在一些特定场合与契机——如体育比赛、出国生活、国际交往、国际事件等——中被激发出，甚至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许多被访者提到了在体育赛场为国家、民族情感而热血沸腾的体会，身处异国时作为中国人的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与对政治的回避不同，中间阶层对于表达这种情感不仅没有掩饰，反而为这种经历而自豪。甚至有一位看来非常理性、稳重的被访者声称，如果“台湾”发生战争，他会毫不犹豫地要求走上战场，为祖国的统一而战。当这种爱国热情如果超出了理性的界限时，就演变成了有狂热倾向的民族主义。如果把民族主义理解成为一个中性的词汇，则所有的爱国热情都可以归为民族主义，区别只在于其热烈程度。与政治冷漠相似，中间阶层在日常忙碌而平淡的生活中，也不会总去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然而，与对国内政治的回避不同，中间阶层谈论国际政治，特别是地缘政治的频率要高得多。
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属于通常的政治范畴，而且，当没有出现大的国际冲突的时候，民众对国内政治的关注热情通常远远高于国际政治，这在西方国家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在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中出现了政治疏离与民族国家认同强烈并存的情况？
这种现象仍然是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如上文所述，政治系统从“不作为”方面没有为中间阶层提供太多实质性的政治参与途径，从“作为”方面不提倡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而爱国主义一直被大力提倡，政治系统甚至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将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内容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就说，政治系统从“不作为”方面，并不禁止爱国热情的释放——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不偏离纯粹的爱国热情方向；从政治系统的主动“作为”方面看，爱国热情是受到鼓励和推动的。这样，政治参与经历对于许多中间阶层来说并不熟悉，而爱国主义的经历却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得到的。经过这种环境的长期熏陶，“回避政治”成为许多人下意识的生活经验，最终形成了对政治的疏离；而爱国主义也成为许多人下意识的生活经历，在不断被激发中保持着热情。这样，同为政治关注，其内容被人为地分割成两个互不相扰的领域，一个是身边具体但“危险”的国内政治关注，一个是遥远抽象但“安全”的国际政治关注。
为什么这种分裂化的政治热情与参与得以维持？关键在于维持政治合法性的两难。政治冷漠与疏离有利于降低民众的政治参与，增加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时，政治参与是重要的政治系统输入，是政治系统必不可少的合法性来源。而政治参与会带来政治稳定的隐忧，这样，政治系统就处于政治合法性与政治稳定的两难之中。为了解决这种两难，在继续保持政治冷漠与疏离的同时，政治系统就通过其他途径补充政治参与的缺乏。一种是维持形式上的政治参与，甚至不断创新形式上的政治参与渠道；另一种是通过维持和激发“外向”爱国热情，来补充“内向”的政治参与不足，增加政治合法性，同时也分散对政治参与要求的压力。
但这种解决方式并不可靠，特别是对于中间阶层尤其如此。首先，形式的政治参与并不能代替实质的政治参与。当前的城市中间阶层大多具有高学历、接受了许多现代政治理念，形式参与和实质参与的辨别对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