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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具有功能作用。社会中的每一要素都对社会
变迁发生积极作用。4每一社会都建立在其成员的
合意基础之上每一社会都建立在某些成员被
另一些成员压制的基础之上。*见崔树义摘译，达伦多夫：《关于社会冲突的理论》，载《国外社会学》1987年第3期，第11~12页（原文载于美国《冲突平息》杂志1958年2月号）。
达伦多夫认为，两种模式在一定意义上都富有成效。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合意与压制，似乎都是任何可想象社会的同样有用的两个方面。它们是被辩证地分离开来的，并且只有在被纳入对社会问题的描述时才是可穷尽的。两种理论可以运用同样的范畴进行广泛的工作，但却各自强调不同的方面。
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是其现代冲突理论最吸引人之处。冲突不仅导致了社会不和谐，它还具有社会整合的“正”功能。科塞的理论建立在对齐美尔群体和谐的理论传统之上，他的兴趣在于冲突怎样通过要求进行革新和创新来施加压力，以阻止社会系统的僵化。他曾写下大量著作论述冲突的积极功能。冲突允许人们流露敌对情绪，改善紧张关系。通过建立新规范或者肯定旧规范，可以用来缓解各方冲突的根源，排除不满情绪。科塞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安全阀”概念。如果社会系统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容忍冲突或者把冲突制度化，那么要在存在敌对关系的情况下维持社会关系，社会就要利用排泄体制，排泄人们的不满情绪，这就是“安全阀”机制。“安全阀”机制可以提供转移敌对情感的作用，也可提供对侵犯倾向进行精神发泄的手段。参见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MF阿布拉汉：《冲突理论》，载《国外社会学》1987年第3期。
结构功能理论和现代冲突理论在理解阶层分化上也有不同的视角。
功能论者旨在了解分层制度如何及为什么联结在一起，并探索实现社会融合的途径。阶级或阶层不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个干预变量，而是一整套为社会运行提供必需条件的社会分工制度。这种分工制度相当于一个复杂的报酬体系，由此而造成的地位和收入的差异被视为有机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个体被置于许多必须填满的社会有机体的不同位置上。这样，可以把社会分层体系看成一种激励制度，用来鼓励最能干的人担任最艰难的角色以实现社会有效运行。否则，社会就不再能够正常运行。功能分析家关注社会制度如何使人们适应环境，使人们去追求或保持社会中的各种社会职位，包括那些收入微薄、地位底下、工作生活条件艰苦的职位。
而现代冲突论者是社会变革的倡导者，探索如何削弱分层制度，对人们为何要反叛、为何要变革感兴趣，所应用的阶级、阶层分析方法强调不平等使人们受挫，并拒绝现状。冲突论倾向于用社会分层，甚至阶级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变革动力，认为新的职业或经济角色的确立往往会导致出现一些原来被摒弃在传统等级体系之外的新群体或集团。由于这些群体或集团力图稳定其在社会内部的地位，因而与旧的特权阶级发生了冲突，对旧特权者的地位、经济资源或权力提出挑战。这些新的集团也常常确立起一套价值观，试图削弱原有价值体系的稳定性，以破坏其所维护的特权结构，加强自己的地位。这样，历史变革基本上被看做是一种新阶级、阶层的产生与旧阶级、阶层没落的过程。复杂的社会体系生来就是不稳定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冲突导致了要求在制度内进行变革的压力。
可以看出，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转型历程中，现代冲突论更具有时代特征，贴近社会现实，不仅为学者所接受，还更容易为社会舆论所接受。更重要的是，现代冲突理论体现了我国传统上就具有的“乱中求治”的思维，在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的历史阶段，更容易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和切入点。
第四部分：结语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政治发展
从现代冲突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推出，社会冲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过程和条件。而社会冲突是多种多样的，那些社会冲突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要方面？或者说，我们需要找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其社会背景是社会阶层分化，要解决的是伴随社会阶层分化而来的社会冲突。根据作者的理解，社会冲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社会结构变化所引发的利益分配格局冲突；一个是社会文化规范的冲突，主要是社会转型中破除旧文化类型与建立新文化类型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是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原有政治秩序不适应新社会体系所引发的冲突。概括地说，就是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文化转型问题以及政治转型问题。
每个社会在不同阶段构建和谐社会所要面临的主要社会冲突是不同的。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所要解决的就是社会结构冲突问题，对象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之间难以调和的经济关系本质。但在我国当前社会中，社会结构冲突还没有上升为主要矛盾。比如说，农民这里不是指户籍意义上的农民，而是指真正谋生手段意义上的农民。和进城农民工处境艰难，但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阶层与城市阶层的冲突，农民也没有痛恨城市市民。工人阶层（特别是下岗工人群体）处境艰难，但他们也不会将怨气归结到“老板”的剥削，和管理人员的不仁不义。中间阶层面临各种职业维持与发展上的压力，但他们也不会把罪过归结为雇主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职业机遇。即使社会结构冲突成为主要矛盾，也是在社会进一步分化的未来，而不是当前。
文化规范冲突也不是当前社会分化中的主要矛盾。西方社会一度面临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社会文化规范冲突，而我们在文化规范上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实现现代性。在有些社会中一些文化规范可能成为冲突的主要内容，如宗教信仰冲突，但这并是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主要冲突。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中普遍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但这种文化规范的冲突往往不是独立的，而是具有附属性，是根植于其他结构性的社会冲突之中的。而且，这种文化规范冲突的消解一般要靠社会的自我调节，并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才能有所改变。比如，市场信用缺失、人际关系冷漠问题等都是影响深远的社会矛盾，但我们不能就这些问题本身而依靠强力宣传或其他运动来解决，因为这些问题背后有更复杂、更深刻的社会根源。
而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冲突成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矛盾。政治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包括横向和纵向两种形式。横向上，政治体系体现了社会多元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政治秩序是渗透在社会各阶层之中的；纵向上，政治体系体现了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利益与权力关系，政治秩序是超越社会各阶层之上的。从某种程度上，这种政治秩序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政治民主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分歧的逻辑起点。传统上，我国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纵向关系始终成为主导。至今，这种情形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协调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矛盾，主要是政治体系自身的变革，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容纳新兴的社会阶层。这种政治体系的自身变革，就是政治发展。从而，政治发展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着力点。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论断，即构建和谐社会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角度。和谐社会是作为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提出来的。逻辑上，这里的和谐社会是客体，政治体制或公共权力是主体，论述的是政治体制或公共权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能动性。正如党的纲领性文件提出的，在构建和谐社会时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页。这种对社会深刻变化的适应，体现在执政体制上，就是政治发展的问题。
政治发展的核心是以公民政治参与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建设，它与经济建设、道德建设联系紧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参见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1版。在论及构建和谐社会时，我们头脑中最先浮现出的往往是政治体系的秩序性或政治稳定。然而，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并不矛盾。政治秩序本身是个中性词，可能意味着良性的政治秩序，也可能意味着保守、滞后、不公平、酝酿着危机的政治秩序。非秩序也是一个中性词，可以体现为负面的社会动荡，也可以体现为打破不合理秩序、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而不仅指贬义的破坏。与政治发展相对的不是政治秩序或政治稳定，而是政治守旧或政治保守。保守是对现有政治秩序的一味维护，对良性变革的一味阻碍。表面的稳定可能在为更大的动荡和激烈的变革酝酿爆发力，而良性、持续的政治发展才为政治稳定提供长治久安的活力。
第四部分：结语和谐社会的“推进器”：中间阶层（1）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不是“稳定器”，而是可以实现政治发展的“推进器”，在发展中实现社会和谐。而政治发展中，不同的社会力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非都能作为“推进器”。
那么，这种推动力量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品质呢？①这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力量。政治发展的目的是要容纳新生的社会力量；反之，新生力量的兴起必然要求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并推动政治秩序做出相应的调整。所以，只有新生力量才是政治发展的“推进器”。②这是一种具有发展潜力的、有活力的力量。政治发展需要强大的推动，只有那些不断壮大的社会力量才有这种能力。这种力量是多个因素的综合，不仅需要人数的壮大，还需要足够的政治参与能力，阶层自我整合机制，以及共同的政治理念。③这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结构平衡的力量。极端社会力量的兴起，推动的不是社会平衡，而是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的进一步加深，不能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只有那些在自我阶层利益实现的同时，还能推动整体利益实现、不与其他阶层利益形成根本冲突的阶层，才是政治发展的积极力量。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这是一种具有变革要求、同时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完全是既得利益的分享者，那么他们就是保守的，缺乏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如果这种力量总是具有社会革命和暴力的冲动，那么他们所形成的社会冲突将超出政治秩序的容纳底限，引发的不是政治发展，而是政治破坏。
社会和谐目标的提出，对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化趋势做出了积极应对。中间阶层作为社会分化中最能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新兴力量，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治影响应该受到切实的重视。结合本书前面关于中间阶层的各方面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中间阶层具备了推动政治发展的社会品质。
首先，中间阶层是典型的新生阶层。现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随着中国20世纪80年改革开放而萌发，它不同于我们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任何一种社会阶层，并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而进一步分化、整合和壮大。中间阶层具有优良的群体素质，在创造社会物质与精神财富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无疑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骨干部分，可以概括为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中间阶层在发育过程中已经表现出了被政治秩序接纳的要求。
其次，中间阶层的未来力量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如前文所说，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中间阶层增长迅速。在当前和未来，虽然中间阶层的进一步壮大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但不断增长的迹象和势头仍十分明显。即使其具体发展历程并不顺利，但其广阔的发展空间是毫无争议的。而且，中间阶层的力量不仅来自于人数的增长，更来自于其社会骨干地位，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以及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现代公民特征等。
第三，中间阶层是社会结构中非极端的力量。正如前文对中间阶层内涵的分析，它在社会结构中对其他阶层没有支配能力，也不完全受其他阶层的支配。这种社会中间性特征，决定了中间阶层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不是建立在对其他阶层社会利益的剥夺基础之上；相反，中间阶层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合性，它所推动的政治发展方向更接近社会公共目标。
第四，中间阶层倾向于社会变革。作为新兴力量，中间阶层要求政治体制做出相应的调整，有充分表达阶层利益的渠道；同时，中间阶层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于稳定的职业发展，社会动荡有损于他们的利益。如前文所述，中间阶层在政治秩序中的多变性，某种程度上正是其在保守与激进之间寻找平衡的体现。
如第六章所述，中间阶层于政治秩序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力量。把中间阶层看做缓和社会冲突、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器”，需要强大的阶层力量和低强度的期望张力作为前提。“稳定器说”仅仅描述了中间阶层在特定历史与社会情势下的一种特殊状态。
同样，如果我们把中间阶层看做政治发展的“推进器”，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必然，不如说是一种积极的期望。中间阶层具有推动政治发展的社会品质，但在社会转型的现实过程中，它同样具有其他多种多样的特征：保守或活跃，冷漠或激进，变革或革命，摇摆或坚定，破坏或建设，责任感或驱利性……在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仍然处于政治冷漠与无所作为的阶段，同时也孕育着政治活跃度激化的因素。政治发展“推进器”的角色需要中间阶层反对社会动荡，力图推动改革，提高政治秩序的弹性，自我利益的实现能够容纳各阶层特别是底层的价值期望，缓解社会冲突，最终成为社会稳定力量。而这与“稳定器说”一样，仅仅是中间阶层众多未来模式中的一种可能，类似于上文中“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模式。
但这并不表示将中间阶层看做构建和谐社会的期望没有现实意义。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有中间阶层具备推动政治发展的社会品质；或者说，中间阶层比其他阶层具有更多的这种品质，更有推动政治发展的可能性。无需回避，之所以提出这种期望，除了中间阶层自身的建设性特征之外，还有对社会基层和富裕阶层的非建设性特征的认识，甚至不信任。
第四部分：结语和谐社会的“推进器”：中间阶层（2）
比如社会基层。他们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不是新生的社会力量，其社会诉求都是传统的，不能代表社会转型的新方向。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整体上是向上流动而不是向下流动。除非特殊突发原因导致的社会大退步和整体贫困化，社会基层的力量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产业部门的职工状况有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即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分散化。参见刘实：《谈当前中国工人状况》，载《工农天地网》（wwwgongnongorg）2003年7月28日社会基层所表达的社会诉求具有直接性和局限性，争取的是眼前利益的实现，而不是社会整体进步这些较抽象的目标。他们是被支配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部分，其所处的弱势与被动地位使得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容忍的保守态度。而当社会基层变得政治活跃时，往往采取破坏性的暴力行为。从中国悠久历史中的政治变迁来看，社会基层从来都是革命的发源地，而不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
又如，与中间阶层相伴而生的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群体也是一个新兴力量，仍然处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