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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面不露声色地听着，一面考虑提出适当的问题。
“是的。一个个子很高，相当胖——少说也有二百来磅——这样潮湿的地面很容易证实这一点。他的靴子非常大，靴尖翘着，后跟是方形的，内侧已经磨损。块头大的人常常把脚尖分开，于是便出现这种状况。他很果断，据我看，他是领头的。”
“那么另一个人呢？”我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唉，另一个，”福尔摩斯沉思着叹了口气，向寂静无声的四周张望一下。“这个人的特征很有意思。他比他的同伙矮一点，大约不到六英尺，略微有点瘸，和你一样，华生，是左腿。他曾一度落在后面；后来被同伙叫过去，因为那一段路面他只留下前脚掌的印迹。从步长上可以看出他是跑着赶上去的，而且并没偷偷摸摸地干。他们走进屋子，和教授谈过话便离开了，我本来可以发现更多的细节，只是雾太大，有些东西看不出来了。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抓住这两个人。不过，你知道，我是不会为了小鱼放跑大鱼的。当心香草精！”他见我向房子那边走，突然喊，把我拉住。“你差点踩上，”他喘息着扶住我。现在我可以肯定，他是彻底疯了。
“香草精？”我强作镇静地问。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还没丧失理智，先付车费吧，我慢慢讲给你听。”
我心神不定地走到马车旁，付了车费。马车轧轧地慢慢走了，福尔摩斯一手拉住我，一手牵着托比，向房子的方向走去。房子虽然还看不见，我已经可以凭直觉判断它方位了。
“你低头看这儿，闻一闻，”他说。我蹲下使劲闻，立刻一股甜丝丝的香草精气味扑鼻而来。
“究竟为什么——？”我问。
“如果会用的话，它比木馏油要好，”他一边说一边让托比上去嗅，“黏性不那么大，沾到鞋上不容易被发现。另一个好处是气味特殊、强烈，保持的时间长久，我相信托比不会再被相似的气味迷惑住，除非猎物穿过一间厨房。再闻闻，小家伙，闻闻！”他哄劝托比，托比听话地嗅着大街靠边处一大片水洼。
“这是我昨晚离开时泼上的，”福尔摩斯边说边继续卸装。“他们一个个全踩上了——莫里亚蒂，他的两个同伙，几小时前莫里亚蒂乘坐的马车也从上面驶过。”
谢天谢地，今天早晨我换了一双靴子。
“现在干什么？”我站起身问。
“让托比跟踪马车。”
他轻轻地拉拉托比，我们出发了。这种气味显然很强烈，尽管浓雾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托比仍然走得很快。当福尔摩斯到大街对面的灌木丛中去取他的红毡子旅行箱的时候，托比几乎要挣脱他的控制。一路上我们很少讲话，只是一个劲地跟着托比。
福尔摩斯很镇静，精力十分充沛，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搞错了，也许莫里亚蒂愚弄了我和迈克罗夫特，也许他真是万恶之源。但眼下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把它抛开，不再去想，只是一瘸一拐地尽力跟在福尔摩斯和托比后面。
在我们左边出现了格罗斯特街车站，我清晰地听到火车在鸣笛。
我吃力地跟在托比后面，看不出身在何处，福尔摩斯突然止住脚步，拉住我的大衣。
“怎么啦？”我喘着气问。
“你听。”
我竭力排除心脏急剧跳动的声音倾听着。马蹄声、马具、马车的吱吱嘎嘎声，车夫的呼喊声，还有火车的汽笛声。
“维多利亚车站，”福尔摩斯轻声说。
现在看出来了，真的来到火车站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福尔摩斯喃喃自语道，“你带上提包啦？真运气。”
他的语气中似乎带着几分嘲讽。
“你在电报中说过‘数日’，”我提醒他。
他仿佛没听见，跟着托比一直向马车停靠的地方跑去。托比在几辆停着的马车旁嗅了嗅，突然把头转向与火车站相反的方向，准备冲过去。
“不，不，”福尔摩斯轻轻地而又坚决地告诉它。“我们跟踪的是马车，托比。告诉我们它的乘客到哪儿去了。”
他一面说，一面把托比拉到那些马车的另一边，托比在那儿转了一会儿，它弄清楚了，“汪”地叫了一声，向车站奔去。
托比在焦急等待的人群中穿来穿去，最后来到去往欧洲大陆特别快车的站台。在这儿，它面对空荡荡的铁轨一动不动，香草精到这里终止了。我看看福尔摩斯，只见他微笑着扬起眉毛。
“是这样，”他平静地说。
“现在怎么办？”我问。
“让我们查查看，那趟快车开出多久了，还需要多长时间再发车。”
“那么狗呢？”
“唉，带上好了。我想还用得着它。”
当然，我要跟踪莫里亚蒂教授并不一定非用托比不可，”福尔摩斯说，此时我们的火车已经开出伦敦二十英里，把大雾甩在身后，向多佛尔驶去。”至少有三种办法可用，还不算香草精，”他微笑着说。
清新的空气使我的身体和精神恢复了一些。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把福尔摩斯带出来。
我的同伴打起盹来，半小时后突然醒了，用奇特的目光凝视着我，然后猛地站起身，一把扶住头顶上的行李架。
“对不起，我出去一下，亲爱的朋友，”他紧张地说，随后向上瞥了一眼，把他那只红毡子旅行箱拿下来。当我们的火车从维多利亚车站开出之前，他已经借用那儿的便利条件去掉原来化装的一切痕迹，换上他自己平时的服装。所以我知道他现在要去哪儿，做什么，为了什么。然而我没有规劝他。
大约十分钟后，福尔摩斯回来了，悄悄把毡子旅行箱放回架子。
到了多佛尔，轮船把火车运到汇合处。我们走下火车，在站台上休息。福尔摩斯事先已经让托比又嗅过一次他随身携带的一小瓶香草精。到了站台上，我们装作让狗散步，带着托比四处看看教授会不会趁他那趟火车停下来的时候离开火车。我自然知道他不会，不过既然有托比在，我就没必要说出来了。
“既然所有的欧洲大陆快车都在同样的车站停车，我们就不会错过他下车的那一站，”福尔摩斯推测道，于是我们越过了英吉利海峡。
到了加来，我们又检查了一番——结果相同。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香草精的踪迹，一路寻到去维也纳的特别快车的站台。
福尔摩斯紧皱眉头。“为什么他要去维也纳？”
“也许他会在半路什么地方下车。我希望托比不会搞错，”我说。
福尔摩斯冷冷一笑，“假如它搞错了，华生，你的读者感到的将不是惊诧，而是好笑了。”
我没告诉他这件“案子”我根本没打算写下来。
当我们黎明之前坐上火车穿越法国时，睡意很快把我征服了。醒来时已近中午，盖着福尔摩斯那件斗篷，双腿搭在座位上。我的同伴仍旧坐在对面，一边吸烟，一边向窗外眺望。过了苏黎世来到德国边境，接着是慕尼黑和萨尔茨堡，站台上仍不见香草精的踪迹。
我感到天气在变暖，奇怪的是，在这般气候下前方那些壮丽的山峰上却仍旧覆盖着积雪，于是我请教福尔摩斯。
“噢，会融化的，”他向窗外白皑皑的山峰瞟了一眼说，“华生，这是个令人沮丧的时刻。”
他似乎又一次隐入阴郁的心境。积雪和冰块并未把他埋没，倒是他心灵深处的什么东西把他埋没了，我对此束手无策。
这么有好一会儿后，他突然站起来取下毡子旅行箱出去。福尔摩斯回来之后不一会儿，一位高个子红头发的英国人打开我们车厢的门，问我们能否让他进来，他到林茨就下车，福尔摩斯不情愿地作个手势，让他坐下，再不理睬这个人了。我只好自己和他东拉西扯地谈起来。
“我到蒂罗尔旅游去了，”他问答我的问话时说。这时福尔摩斯睁开眼睛。
“到蒂罗尔去了？肯定不是，”他说。“你旅行包上的签条不是说你从鲁里塔尼亚返回吗？”
这位英俊的英国人顿时脸色煞白。他站起来，重新提起旅行包，喃喃地表示歉意，说要去喝点酒。
“多遗憾，”他走后我说，“我本想向他打听加冕礼的情况。”
“没问题，”他心不在焉地答道。
“你说他叫拉森迪尔？我可没看见他的什么签条。”
“我也没看见。”
“那你究竟是怎么——？”我刚开口，他便笑着挥挥手打断我的话。
“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很神秘，”他说。“我认出他了，他是伯莱斯顿勋爵的弟弟。有一次，在托琅姆勋爵家举办的晚会上我曾和他聊过天。一个废物。”他兴趣索然地说。
火车到达林茨时天已完全黑了，我们带着托比到站台巡查。这一次，福尔摩斯认定莫里亚蒂是直奔纳上纳去了。我们坐上火车，一路睡着觉，清晨到达维也纳。这一时刻终于到了。福尔摩斯和我用手划着十字，顶祝这次能得好运，牵着托比走下火车，我们慢慢走着，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但托比没作出令人鼓舞的表示，快走出大门的时候，福尔摩斯的脸变得阴沉沉的。
突然，那只狗一动不动地站住，然后向前窜了一步，把鼻子贴在地上嗅来嗅去，尾巴快活地摆动起来。
“它发现了！”我们一齐喊道。它确实发现了，托比高兴地吠了一阵，转了几圈，便身大门跑去。
它带着我们来到外面的马车站，停住了，用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望着我们。“看来他坐上一辆马车走了。”他平静地说。“在英国，火车站上的马车拉完客人还要回到车站。让我们看看托比会不会对哪辆马车发生兴趣。”
然而它没发生任何兴趣。福尔摩斯沉思起来。
“我想到几种可能，但我相信最简单的办法是留在这儿，让托比检查每一辆回来的马车。”
“好，我想我该去喝杯茶。”他站起来，把托比的牵带递给我。“我到车站餐室去，我们会碰上好运气的。”
他走了，我回到马车站，每回来一辆马车，我和托比便要走上前去，我伸出手催托比上车去嗅一嗅。
半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早在这之前，福尔摩斯便已经回来。我们几乎要失望了，这时走到一辆刚回来的马车跟前，突然托比高兴地叫了一声，使劲摇起尾巴。
“成功就在于等待，华生！”福尔摩斯格格笑起来，走去和车夫说话。
但他德语蹩脚，车夫不懂，他于是转向我。”告诉他，”福尔摩斯缓慢而清晰地说，“要他送我们去他几小时前送的乘客所去的地方。”然后他细致地描述了莫里亚蒂的外貌。
话还没说完，那位车夫突然微笑起来，大声说：“啊，是这样！”随后殷勤地请我们上车。
我们坐好后，他劈啪抖了抖缰绳，我们便奔驰在繁忙而美丽的街道上了。马车从大街拐进一条小路——然后在一幛漂亮的小楼前停下。马车夫用各种手势要我们明白，这就是我们要我的那位先生下车的地方。
我们走下车，把注意力转向那幢房子，福尔摩斯按按门铃。我看到一个小牌牌上写着我们将要拜访的人的名字，暗暗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一位漂亮的女仆打开门，她看到两名来客带着模样如此奇特的一只狗站在外面，吃了一惊。
福尔摩斯把我们的姓名、身份告诉她，她立刻笑着点点头，用蹩脚的英语请我们进去。
我们跟着她走进一间小而雅致的门厅。“请到这边来，”女仆作着手势。依然微笑着，把我们引进一间窄小的书房。我们坐下之后，他问：“喂，华生，从这一切你可以看出什么？”“什么也看不出，”我坦率地承认。“然而这一切很明显，尽管不是什么好兆，”他说着站起来，走来走去查看那位医生的书籍。那些书虽然大多是德文的，也不难看出全是医学方面的——至少在我坐的这一侧。
我正准备要福尔摩斯解释他的话，门开了，走进一位蓄着胡须的人。他中等身材，有点驼背，透过脸上轻微的笑容，我看出他内心伴随着无穷的智慧。他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眼睛。那双眼睛并不很大，但黑黑的，深深的，目光锐利。
“早安，福尔摩斯先生，”他缓慢地说着纯正的英语。“我一直在期待着你，你终于决定来了，我感到很高兴。还有你，华生大夫，”他亲切地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我和他握着手，眼睛却仍旧盯住福尔摩斯。
“你可以摘掉这个可笑的胡子了，”他尖声说，“也不必用那种演戏般的腔调说话了。我警告你，最好是坦白，这出戏演完了，莫里亚蒂教授！”
我们的主人慢慢转向他，对他的严厉我毫不介意，只轻轻地说：“我的名字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五 两个巨人 两种逻辑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医生的神态中包含着某种使福尔摩斯无言以对的成分。他虽然很激动，但竭力控制住自己，向那人走去。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个人，过了好一会儿，叹了口气。
“你不是莫里亚蒂教授，”他终于承认道，“但莫里亚蒂曾到过这儿。他现在在哪儿？”
“我想，是在一家旅馆。”对方答道，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
福尔摩斯避开对方的注视，转过身，带着一幅彻底失败的神情回到自己的座位。
“唔，犹大，”他转向我，“你把我出卖给我的敌人了。”他疲倦而坚定地说。
“福尔摩斯，你这是血口喷人！”我脸涨得通红。
“我们不必兜圈子了。我在教授家外面认出了你的脚印，你带的旅行提包说明你知道要出远门，里面装了那么多东西，说明你事先知道这段路程有多长，现在我只想知道你打算把我怎么样。”
“请允许我说句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平静地插嘴道，“我相信你是完全误解了你的朋友。他带你来看我并不是打算害你。”他说得轻松自如，还带有几分自信，完全不象说外国语言的样子。福尔摩斯又把注意力转向他。“至于莫里亚蒂教授嘛，华生大夫和你哥哥付了他相当一笔钱让他到这儿来，为的是让你跟着他到我家。”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你来见我。”
“可是他们为什么这样急于要我见你呢？”
“你想会是什么原因呢？”医生出人意料地反问道。“现在请你说说，我是谁，你的朋友为什么要安排我们两人会面？”
福尔摩斯冷冷地打量着他。
“你是个杰出的犹太内科医生，出生于匈牙利，曾在巴黎上过学，你的某些偏激的观点使你和可敬的医学界的关系恶化了，因此你不再与各种医院和医学团体来往，其结果是你不再行医。你结过婚，富于荣誉感，喜欢打牌，爱读莎士比亚和一位俄国作家的作品，那位俄国作家的名字我叫不上来。我能想到的大体就这些，别的你也不会感兴趣了。”
弗洛伊德完全惊呆了，瞪着福尔摩斯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笑了，脸上一幅孩子气的又惊又喜的神情。
“这是多么奇妙啊！”他惊呼道。
“很平常，”福尔摩斯说。“我仍等待着你解释这一无法容忍的阴谋。”
“但是，”弗洛伊德带着孩子气的笑容坚持道，“我非常想知道你是怎么猜出我生活中的细节的，而且猜得分毫不差。”
“我从不猜测，”福尔摩斯彬彬有礼地纠正他道。“要观察一个人性格的各个方面，私人书房是个理想的地方。这间书房到处布满灰尘，说明它属于你一个人。连女仆都不能进来收拾这个房间，否则她是不敢让房间处于这种状态的。”说着，他用手指在旁边的书籍上抹了一下，指尖顿时沾上一层尘土。
“接着说，”弗洛伊德恳求道，显然很高兴。
“好的。如果一个人对宗教感兴趣，又备有丰富的藏书，他通常会把所有这类书籍放置在同一个地方。可是你却把《古兰经》、詹姆斯王钦定本《圣经》、摩门教的经典以及各种各样的这类书籍放在一起，而把装帧精美的《犹太圣法经传》和希伯来文《圣经》单独放在一处，这说明后两种书不是总放在书房里的，它们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那么除了你本人信犹太教之外，还会有什么解释呢？你写字台上的九分枝烛台证实了我的解释。它被称作‘九连灯台’，对不对？
“你藏有大量法文医学书，其中包括一位名叫夏科的人写的几本书，由此可以推断你曾在法国学习过。医学是一门十分深奥的学问，更不要说用一种外国语言去学了。可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