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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医生丢开手里的笔记本，不悦地抬起头来。
“如果你事先已经知道男爵遗嘱的内容，当时就应该照直说，”他不客气地责备道。“结果，为你的事我没能去看病人。可当时你却说，去遗嘱登记处是如何如何重要。”
福尔摩斯笑起来，举起手表示歉意。
“你一定会原谅我，大夫。我是坚信，而不是知道，你一个上午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你搞到的事实证明了我的猜想是对的。我发誓，如果我的德语运用自如，我不会让你牺牲看望病人的机会，你能原谅我吗？好！”
然后，福尔摩斯便将我们上午出去的结果告诉了他。一听到我们把他的病人带去的那个地方，他立刻不满地皱起眉头，不过再听我解释说无论房子还是里面的人都没给病人带来丝毫的影响，他放心了。
“是时候了，”福尔摩斯说道，“可以整理一下我们收集到的材料，看看与我们的推理是否有什么出入。”他停下来，用铁钳夹出一块红通通的煤，点燃烟斗。“不过，在这之前，让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德国的新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从一八八八年就当了皇帝，”我插嘴道。福尔摩斯点点头，但目光始终盯在弗洛伊德身上，弗洛伊德一动不动地沉思着。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形容，我要说他是不成熟的，”他终于说。
“他的政策怎样？”
“它们大部分是关于社会立法的。他极端害怕社会主义；外交政策——就我从报纸上看到的而言——带有挑衅性，尤其在对俄关系上，其中包括巴尔干国家的归属问题。”
“他的性格呢？”
“这个问题比较困难。他很活跃，显然是的，但容易激动，经常对周围的人发脾气，这个皇帝崇尚武力，喜欢穿军装，看阅兵式，喜欢发号施令。他——”弗洛伊德笑着停了一下。
“什么？”
“我怎么竟然要给皇帝作起推理来了。”
“我非常感兴趣，”福尔摩斯请他讲下去。
“不过很不严密。”弗洛伊德猛地站起来，好象为自己的失言感到气恼。
“讲吧，让我来判断它与我的案子有没有关系，”福尔摩斯继续劝道。
弗洛伊德耸了耸肩。
“你可能知道——从照片或是报纸上——皇帝有一只手臂是残废的。”
“一只手臂残废？”
“小时候生病留下的残疾……可能是小儿麻痹症，我不能肯定。简单地说，我觉得，皇帝那样喜欢炫耀武力，那样喜爱色彩鲜艳的军装——尤其是带斗篷、能够遮掩他残疾的军装——喜爱阅兵式，喜爱佩带勋章等等，都表明他有一种自身的缺陷感。它们都可以被解释为对那支残废胳膊的补偿。一个普通的瘸子不会象他那么敏感，因为他是一国之主，又有着一代接一代声名显赫、英勇高贵的祖先。”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弗洛伊德的叙述，等他讲完，我掉转身，发现福尔摩斯正用惊异的目光一动不动凝视着他。慢慢地，福尔摩斯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
“太精彩了，”他终于说。“你知道你刚才作了什么？你成功地应用了我的——观察法和推理法——用它们探讨了一个病人的隐秘的内心。”
“他还算不上什么病人，”弗洛伊德笑了笑。“不过你的方法并没取得专利权，对吗？”
“非常精彩，”福尔摩斯又说一遍。“不仅听起来真实，或者说言之成理，而且其中某些部分与我所作的结论完全一致。”
西格德·弗洛伊德点点头，鞠了一躬。
“那么现在，”福尔摩斯继续说，“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他重新点燃烟斗。弗洛伊德换了个姿势，准备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一手拿着雪茄，一手托着长满胡须的下巴，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两眼睁得大大的，甚至雪茄烟冒出的辛辣烟雾也不能使他把目光移开。福尔摩斯这个敏锐的观察者感觉到他的目光，他看了看弗洛伊德，便开始讲述故事。
“一个富有的鳏夫带着他唯一的儿子——他并不特别喜爱这个儿子——到美国旅行。在那里遇到一位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年轻女子，他们不顾年龄上的差异（或许正因为年龄的差异），彼此相爱了。他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便立即和她结了婚。这位女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贵格派教徒家庭，于是他们便到一所贵格派教堂举行婚礼，这种教堂一般被称作‘礼拜堂’。这个词，我们的委托人说的时候含糊不清，被我们理解成‘肉库’。”
“这对新人回到巴伐利亚那个与世隔绝的家，为了取悦新娘，新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遗嘱。由于他的宗教观念，他不愿继续占有一个为战争服务的大企业。但他已没有精力把晚年用在拆除工厂的事务上。于是采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一旦他死去，便把所有这些产业交给她，随她怎么处理。
“但是，这位老先生却没考虑到——他那个挥霍成性的儿子内心是多么愤怒。他发现自己的一切希望均已落空，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把财产夺回。由于他在政治上一贯保守，所以他与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保持着联系。他向某些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人不愿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外国平民——何况还是一个女人！——把皇帝的战争机器毁掉，于是给了他‘自由处理权’，还向他提供了某些便利条件。具体细节还有待发现，但他父亲的死肯定是他干的——”
“福尔摩斯！”
“随后又把继母绑架，从德国带到维也纳，关到多瑙运河附近的一个地方。父亲的遗嘱分别存放在这两个国家，因为他在两个国家均有产业。新娘被迫将产权转让给儿子，对此她勇敢地拒绝了。她没有屈服于饥饿和种种恫吓，在单独囚禁的日子里，她的神经开始崩溃。她用了很巧妙的办法，终于逃了出来。然而，就在她获得自由的时候，又因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完全绝望。这时她看到那座桥，于是决定采取一个最简单、最方便的解决办法，但过路的警察把这条路也堵死了。就在那一刻，她变成了你这位大夫所看到的那副可怜模样。”
他停下来连吸了几口烟，让我们利用这段空闲领会他刚才的推理。
“我们在歌剧院看到的那个女人是什么人呢？”弗洛伊德好奇地问，一面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地喷出一口烟。
“我们所对付的这个年轻人一方面精明狡猾，另一方面却胆大包天。当他得知继母从囚室逃跑之后，很快作出一个决定。对于她出走之后面临的困境，他了解得象她本人一样清楚，于是决定随她去，让她向人诉说好了，有几个人懂英语？又有谁会相信她的那套话？他决定雇一个人来替代她，用一个简简单单的假签名了结此事。我不知道他从哪儿物色到这么个聪明伶俐的女子，也许她就是真的女仆，也许她是个到国外碰碰运气的美国演员。不过，无论她是什么人，肯定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得到的报酬也很可观。
“当他预感到继母有可能被人发现的时候，为了防备万一，又教给她一套逼真可信的话。当然，他一定在继母逃走之前就已经知道她的神经不正常了。他相信凭她那副模样是不会使人听取她的陈述的。你还记得吧，华生，今天和我们谈话的那个女人称她的女仆为诺拉·西蒙斯。这说明小男爵不是个傻瓜，尽管因为编得有点离奇反而引起我的疑心。女仆与女主人的姓名的首字母恰好相同可能纯属偶然，不过如果她在遭受囚禁与逃跑这一期间所穿的衣服上标有南希·斯莱特这一姓名的首字母，那就另有一番意味了。他本该声明她在离家出走时随身携带了女主人的衣物，”他沉思着继续说，“但是他没这样作。显然他没向巴伐利亚警察局报告这个细节。”
“那么说，男爵去世的那天晚上报道过女仆走失的消息？”我问道。
“也许是第二天上午。有这种可能，”我的朋友答道。“我们所对付的这个年轻人，我怀疑；曾经从美国人那儿学过打牌。”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手上总留着王牌，准备紧急的时候打出去。这个问题现在——”这时有人在书房外面敲门，保拉打开门，把脑袋探进来说，综合医院的信使给弗洛伊德大夫送来一张条子。
她的话音刚落，歇洛克·福尔摩斯便大叫一声，从椅子上跳起来，一面用手拍着额头。
“他们把她弄走了！”他喊道。“我真是个傻瓜，以为他们不敢贸然动手。”他立刻冲出房间，毫不客气地把女仆撞到一边。见信使正在门厅站着，他上前一把揪住这人的衣领。
“她被带走了，是吗？弗洛伊德大夫的病人走了？”
这个人呆呆地点点头，惊讶得说不出话；
“她带走时你在场吗？”福尔摩斯一边问一边匆匆穿上外衣，披上斗篷。那个人摇摇头说没在。
“你领我们去找那个值班的，”福尔摩斯急速说，一面顺手把带护耳的旅行帽扣在脑袋上。“快，先生们，”他扭头说，“一刻也不能耽搁。我们现在不过是去拯救一个神经错乱的女人，可是在这条线索的背后却隐伏着一场遍及整个欧洲的战火。”
这时已将近傍晚，我们的马车直向医院驶去。大家沉默不语，只有福尔摩斯不断催促车夫快赶。
在一个地方，我们被迫停下来，一队匈牙利近卫兵把道路整个堵了。福尔摩斯沮丧地望着他们，叹息着坐了下来。
“没有用了，”他突然说，“她完了，我们失败了。”他愤恨地咬着牙，那双灰色的眼睛射出痛苦的目光。
“为什么？”弗洛伊德问。
“因为他只要一得到机会就会杀死她。”他掏出表，悲伤地望望。这时我偷觑了一眼信使，他正吃惊地睁大眼睛。“他们现在已经得到这个机会了。华生，”他转向我说，“你最好还是让我去注射可卡因吧。我已经不中用了。”
“对不起，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弗洛伊德抢在我前面说，“我不认为这个女人的生命有什么危险。走吧，车夫！”这时近卫兵们已经走过去了。马车继续奔驰起来，福尔摩斯望望弗洛伊德，没说话。
“请允许我进行一番推理，”弗洛伊德继续说。“用这种推理，我分析过皇帝的个性，现在仍旧用这个，我推断男爵夫人虽然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但是她的继子既然又一次把她握在手心里，就不会去杀死她。”
“为什么？”福尔摩斯说，“这对他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了。”
“可是，在他谋害自己父亲的同时把她杀死不更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吗？你说呢？”
这个问题把福尔摩斯吸引住了，他把头转向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抓住机会继续说下去。
“肯定地说，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安排一次意外事故，把两个人都杀死，那样他就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全部财产。遗嘱也是这样写的，他必定知道。”
福尔摩斯皱着眉头：“他为什么不这么干？”
“你愿意听听我的推理吗？”
福尔摩斯点点头，从弗洛伊德的话中感到一线希望。
“要把我的研究成果从头至尾透彻地讲述一遍需要很长时间，”弗洛伊德说，“不过现在可以确定一点，这个年轻人极端憎恨他的继母，这种憎恨与继母给他带来的政治上的或钱财上的麻烦很不相称。”
“这是为什么呢？我不由插嘴道。“他对她还没怎么了解，即便了解，你说的这种憎恨又从何而来呢？”
弗洛伊德把脸转过来：“可是你必定承认，他对待继母的态度是憎恨，而不是别的。”
“哦，当然。”
“而且，他的憎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宁肯不用一个极其简单的办法把她干掉，相反，却要让她活着——尽管这样做很危险——把她囚禁起来慢慢折磨，直到她无法忍耐，直到她发疯。”
福尔摩斯点点头，思索这番话。
“所以，”当我们快到医院时弗洛伊德继续说，“用你自己的方法，我们必须推断，还存在另一个动机。如果我告诉你，这种疯狂的憎恨早就存在，在他父亲娶的这个女人之前就存在，而且无论他父亲娶的是什么女人，这种憎恨都一样，你会怎么说呢？”
“怎么回事？”
“你明白，这个年轻人对继母采取的异乎寻常的态度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对自己的生母一直保持着最忠贞的热爱，而父亲和这女人的结合使他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这种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对于背叛第一个妻子的父亲：立即处死。对于后母：苟延残喘。由此我们可以相信这个结论：无论遭遇到多大的危险，这女人仍然活着，到了。”
福尔摩斯凝视了他片刻，才跳下车，拽着信使向大门冲去。
在医院里，我们很快找到了放走弗洛伊德的病人的那个看门人。看门人啰里啰唆地说起来。
福尔摩斯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请你说说把他领走的那些人是什么模样。”这时看门人慢慢转过身，上下打量着福尔摩斯，显然把福尔摩斯看成精神病房的候补病人了。
“说说他们的模样？”这个蠢汉慢慢重复道。“见鬼，我怎么会记住他们的模样。你认识他们，对不对？”他朝弗洛伊德医生说。
“我？”弗洛伊德愕然了。“如果我认识他们，为什么还要问你？”
“可是——他们说是你派他们来的！”他望着弗洛伊德，仿佛弗洛伊德也成了精神病房的候补病人。
一时间，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福尔摩斯突然格格笑起来。
“狡猾，大胆！”他高声说，随后摇了摇头。“今天上午在瓦伦斯泰因大街我对那女人说的话使他们产生了这个念头，我等于告诉他们到哪儿去找这个逃跑的人。喂，好好想想，他们究竟是什么模样。”
“嗯——”看门人依稀记起，一个是矮个子，脾气暴躁，眼珠乱转；另一个是高个子，举止高雅而冷淡。
“这可能是那个管家，”福尔摩斯说。“大夫，”他转向弗洛伊德，“你最好请人去叫警察。我们在行动之前需要他们。告诉他们，有个女人被人从医院拐走了，把瓦伦斯泰因大街的地址留下。我们现在马上去那儿。”
弗洛伊德点点头，正准备向看门人交代，这时舒尔茨医生大步向我们走来。
“哦，弗洛伊德大夫，”他郑重地说，“我正想找你谈谈——”
“我也正要找你，”弗洛伊德打断他的话，然后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他，并说所谓的女仆就是男爵夫人，她曾被人绑架。
“去叫警察，越快越好，”他催促着那个惊呆了的医生，一边飞快地把冯·莱恩斯多夫家的地址写在看门人的登记簿上。
不等对方回答，我们三个就跑了出去，跳上马车。
“瓦伦斯泰因大街76号！”福尔摩斯高声喊道，“快，拼命赶！”
“你带上左轮手枪了呜，华生？”他问我。我告诉他，出门时我已经想到这一点，把枪塞进大衣口袋了。他赞许地点点头。“可以肯定，他决料不到弗洛伊德大夫的那番推理，换句话说，他相信自己已经安全了。他以为我们会认为他已经把那个女人杀死，并把尸体处理了。他甚至可能想不到我们会追踪他——”他的话音渐渐消失了，似乎自己也觉得把握不大；他啃起手指来。
“难道他这么愚蠢吗？”我感到奇怪，“我们肯定不会在别墅里找到那个女人。”
“恐怕是这样，”他不情愿地承认道，“但是，他究竟会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他默默沉思了一会儿。“他多半会想到，无论我们是否追踪他，这件事总要报告警察。他将被传讯，如果他——”话音又一次消失了，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他正把自己设想成那个狡猾的小男爵，利用弗洛伊德对他发生性格的刻画来推断他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驶进通向瓦伦斯泰因大街76号的车道，马嘴里流出泡沫。一些警察正在漫无目的地巡视着。舒尔茨医生的电话惊动了他们．他们是乘摩托艇来的。领头的是个高个子警官，我们一下马车，他疾步迎上来，向我的朋友严肃地敬个礼。
“你是福尔摩斯先生吧？我们刚到，房门关着，里面好象没人。”他的英语有些做作，不过倒还听得懂。
“果然不出我所料，”福尔摩斯懊丧地说，叹了口气。“我们太迟了。”他阴郁地向四周巡视着。
“福尔摩斯先生，你的声望我们都知道，局长命令我把手下人交给你指挥。”
“真的吗？”福尔摩斯停住，显然受到感动。他目光死死盯住被弄得乱七八糟的草坪。
福尔摩斯的检查仅限于门前停车处周围那一块地方，他前前后后走动着，有时绕着圈，不时发出轻轻的喊叫——满意的、惊奇的，或是不悦的。每逢这种时候，他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