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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周末情人？”我说。
“不止一个呢，一个是三星公司的业务代理，一个是联想电脑的程序员……”她扳着手指头在黑暗中数数，我都能感觉到她那副津津有味的样子。
这下我忍耐不住了，生气地坐起身。
“阿莫，你怎么了？”她伸出胳膊来拉我。
她的胳膊挺有劲，但我用更大的力气甩开。
我跳下床，拉亮了灯，背对着她，在考虑着要不要睡到外边沙发上去。
“阿莫，你发脾气了？”她追问。
“我不习惯听你说的这些话。”
“伤了你的自尊心？”
“我的自尊心，跟你并不是一类。”我说。
说完这话，我就沉默了，我确实很厌恶她，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她说的那些享乐和虚荣，正是我这一年来所抛弃的。虽然我选择了现在这种生活，反而过得很惨。
“喂，阿莫。”她在喊我。
我没有理她。她看看我，突然嘿嘿笑起来，“你生闷气的样子，倒是挺好看的。”
说完，她把手伸出来，再次拉住我，换了种让人难以抗拒的语气：
“来，听话听话，睡一觉就好了。”
这一回，我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了，我犹豫着熄了灯，回到床上，一进被窝，她就主动搂住我，把头埋到我怀里，呢喃地说一些我听不清的话，好像为刚才的举动表示歉疚。我迷惘中，被她帮着把内裤脱掉了，她的表现可真是热情似火，我就更没有什么理由不跟她做，但是做完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赌了一次气，又射了一次精，再也没有力气了，疲倦地睡去。
我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等我醒来，却发现她两眼亮晶晶的，光着身子坐在我的枕边，显然是早就醒了。
她俯下身子，用一种很快活的口吻对我说：“喂阿莫，我想到一个很简便的办法了。”
7
当天晚上，她打了出租车回去一趟，把她的家当给拉来了，期间她顺路把她妈妈送到火车站，让妈妈回老家，摩托罗拉工程师其实要过两礼拜才回来，可她非得搞出这种分秒必争的感觉。
我到楼下去接她，出租车的后座只有一只箱子。我帮她提起来，没什么分量，难道这么多年来，她就一直生活在这只箱子里吗？
“你就这点东西？”我问她。
“别的都扔了。”
“扔了？扔哪儿了？”我不相信，追问她。
工程师没回来，谁知道她是不是来度假的？
“我在小区里随便找了个收破烂的，给了那老头三十块钱。”她一边说，一边跟我进屋子。
她打开箱子，给她的东西找落脚的地方，只有一些换洗衣服，几件护肤品，另外还有一双宝蓝色的旧跑鞋。一瓶香水打翻了，她索性把它拿出来，全部洒在屋子里，当作空气清新剂。
那香水味道浓郁，让我很难受。
“附近有什么大超市？”她问。
“家乐福。”
“一块儿去一趟吧，”她拿出钱包四下打量，说，“你这儿缺好多东西呢。”
“不觉得，没这个必要吧。”对她的主人翁精神，我开始感到有些逆反。
“去吧去吧。”她又央求，跟个小女孩似的。
我只好把刚脱下的鞋子穿上。
“你空着手跟我去就行，我要把最后这点钱花光。”她说着，一边开始数钱包里的钞票。
她数的也许是那工程师的钱，但我总不好干涉。我看她数完，大约近千块。然后，我晃晃悠悠跟她去了超市，她推了一辆小车，冲在了我前面。柠檬、蔬菜、薯片、希杰腊肠、沙宣洗发水、维达卷筒纸……一件件东西落在了小车里。
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和越堆越高的小车，心想，四十八小时之前，我才认识这个女人，现在却像是两口子过上了日子。在我们俩的旁边，有不少别的小两口，同样在推着小车，他们的表情都很平静，一副像是要共度余生的样子。与此同时，卡门胸前的手机屏幕一直无声地闪烁，她却不去接。她告诉我，是工程师从美国伊利诺伊州打来的，那儿是摩托罗拉的总部。
“但没事的，他会平静的。”她很有把握地说，于是她推着车子，继续往货架深处而去。我被动地跟着，那持续不断闪耀着的屏幕，就好像是为我们俩绽放的一朵朵无声礼花。
8
我赖在床上，不到中午绝不起来，午后的阳光照在房间的墙面上。我透过阳台，往对面楼望去，每天这个时候，对面楼有一个老太婆会准时出现，在那里给一堆花花绿绿的坐垫掸灰，这是我跟卡门同居后的生活。
卡门往往已经出门很久了，她的工作在一家NCO。NCO是指非政府的组织机构，她那个NCO从事环保之类的公益事业。每天早上八点，她就会飞快地起床，然后整整一天，跟一只上足发条的橙子一样，充满汁液不停运转。这一点，跟我所知道的那些喜欢晚睡晚起的社交女青年，倒不一样。
“阿莫，你这个懒虫，还没起来呢？”她会在午餐时，给我来个电话，电话那头显然是个茶餐厅，喧闹得要命，许多人扯着脖子在喊。
“高总，你尝尝这个砂锅。”我听到她在电话里格格的笑声，我知道她面前必然配备了一款三鲜砂锅，而那个被拉来吃砂锅的男人，也绝非固定人选。这就是她所热爱的工作，给NCO拉赞助。赞助人必须是以私人名义，所以谈事情不能在办公室，免得对方的员工发觉老板偷偷地在搞慈善事业，会不开心。NCO有一个公开账户，让大款们往里边交月金，假如是一个对环保兴致高的大赞助人，就可以付年金。那些家伙就跟打高尔夫一样，也喜欢玩玩环保这种高级事情。
“阿莫，我晚上可能得晚点回去。”到了傍晚，卡门常常又会来一通电话，语气非常微妙。
“嗯，随便你。”我说。
她喜欢跟一些衣着光鲜的人一起出席一些体面的活动，至于空气如何恶化河流如何发臭，不过是酒会上碰杯的理由而已，这简直是NCO最迷人的部分。不管怎么说，我的生活还是被改变了，因为有了同居女伴，我就懒得再去学车，晚上我独自看碟，偶尔在网上跟陈姓妇女说说话。
这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阿莫啊，听说你在写书挣钱？”
来电话的是一个叫做邵波的朋友，他已经结婚了，是个公务员，但人很能折腾，自个儿开有一家小书店，当初找我做枪手的书商，就是他介绍的。
我告诉邵波，那本书的钱根本没兑现。
“放心，我帮你去追。”邵波听了，宽慰我。
他又问了几句我的近况，说：“你这么呆着也不是事儿，不如给我帮个忙。”
我问他什么忙，原来邵波书店的店长无缘无故地跑路了，他情急之下找不到人，所以想让我去帮他看看店。
“除了你，没有人可信任了，”邵波说，“一个小破店，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只要不让它倒闭就行。”
我考虑了一下，答应他，邵波很高兴，告诉我书店的名字叫蓝羊。
9
书店的门面很小，夹在一家音像店与一家杂货铺之间，木板门上挂着锁，还挂了一张硬纸板，上面写着：“我去进货。”字迹歪歪扭扭，估计是前任店长留下的，我把纸板翻过来，背面写着：“欢迎您！”
我打开锁，推开了单扇的小门，走进去。一股霉味迎面扑来，感觉上不像进了书店，倒是钻进了一处仓库。窗户被竹帘子挡得严严实实的，进门的地方还悬着一副风铃，我的头碰到它，随着叮哨的铃声落下来的，是一层灰尘。我沿着墙摸索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了电灯开关。在寂静的房间内，日光灯稳压器的嗡鸣声格外响亮。呆了几分钟，我就觉得脑门有点痛。
两侧靠墙的，都是书架，底层堆放着杂志，基本上都过期半年了。上面几层稀稀拉拉地排列着书：音乐、美术、建筑、时尚流行小说和电脑技术，都胡乱地插在一起，足以看出前任打理这家书店的漫不经心。
一张木桌子，架在房间的最里侧，桌上搁了台收银机。我头一次看到收款台不设在门口，却藏在角落里。桌子隔出了一个几平方米见方的区域，摆了张单人床，油腻、肮脏的被褥散开着，床前有一只煤油炉和一只空的铝饭盒。一台九时旧电视机放在纸箱上，两根黑色导线，歪歪扭扭地垂下来，一根连向插座，另一根通往地板上一台黑乎乎的录像机。我分别按下两台机子的开关，电视哗哗地跳了一会儿雪花，居然有了图像。
是安哲罗普洛斯的《永恒的一日》，著名的小资电影。
声音坏了，屏幕上只有寂静的画面。
我呆呆地看着，想象自己就是前任，在跑路之前，每天捧起铝饭盒，在煤油炉上热方便面，同时啧吧着嘴巴看破电视。
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推门进来说：“咦，老板不在啊？”
“换了，我就是。”我说。
那孩子凑到书架前，找了一会儿，抽出一本书，送到我桌上来。我试图打开收银机，但左拍右拍，它都没反应。
“这玩艺儿早坏了。”孩子说。
“噢。”我说。
孩子递过来一张五十元钞票，可我身上没有零钱，我手忙脚乱地拉开抽屉，幸好里边还有一堆毛票，我松了口气，找给他钱。
10
NCO赞助人老高是一个奇怪的中年人，他家财万贯，早年丧偶，此后他无心再婚，却把许多热情投放在环保事业上。身为医疗器械集团的CEO，他最喜欢干的另一件事情，是请NCO的小小工作人员卡门吃饭。
“阿莫，今天陪我去一趟吧。”卡门说。
这已经是一周之内，老高第三次约她了，两人好像在谈一个什么项目。
“不去。”我说。
我的电脑中了严重的病毒，我正忙着重新安装系统。
“老高点名要一块儿请你，你是我的男朋友嘛。”卡门眼珠一转，笑着说。
她特别强调了男朋友这三个字，仿佛做她的男朋友是很荣耀的事。出门之前，她帮我找了一件干净T恤，又帮我把头梳了梳，对着我左看右看，这让我想到了在咖啡馆刚认识那会儿，她也是这么热心地摆弄我。
我们打车，到了顺风酒家。一个矮胖子不耐烦地等在包厢门口，我以为那就是老高，可卡门小声告诉我，是老高的司机。
“高总早就到了。”司机傲慢地对卡门说，对我看也不看。
我心头很不爽，跟着卡门进去。座位上坐着一个衣着考究、体型挺拔的中年男人，眉心有一颗痞子，很有领袖风范。
“高总呀，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的男朋友。”她的声音很甜蜜。老高的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但快得几乎令人无法察觉，他立即站起来，像一台做工精良的空调机，向我释放着舒适的凉风。
“叫我老高。”他跟我握手说，他雪白的衬衫上，扣了一只亚光白金袖扣，看起来也很低调。
我发现，有钱人确实都是一些怪人，跟我认识的那些中产阶级不一样，就拿老高来说，他明明被卡门涮了一把，可吃饭的时候，他对着卡门和我，仍然谈笑风生：
“当年我来北京创业，没钱住店，带着铺盖，就睡在长虹桥底下。”
长虹桥离我们吃饭的顺风餐厅只有几百米之遥，这我是知道的。
“哎呀高总，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您就别老忆苦思甜了。”卡门接话。
“我一看到年轻人就喜欢说这个，尤其是卡门带来的年轻人。”老高微笑着说。
“高总，您这是说，我男朋友换得太快了吧？”
“那我可不知道。”老高笑眯眯地看了我一眼，让我很不舒服。这一眼仿佛是对我说：阿莫，别以为在这里你有什么位置，等卡门换下一任男朋友，我们还会谈这些。
吃完饭，老高迅速买了单，那单有四千多块。出了酒家，卡门谢绝了老高用奔驰车相送，因为她看出我不乐意，在这种小事上，她倒是很给我这个男朋友面子。
出租车驶过长虹桥，卡门还沉浸在兴奋当中，她告诉我，她有一个去浙江嵊泗做生态调查的策划案，
NCO的头头们担心太费钱，让她找老高。
“那天老高自己开车，听到一半，他就停在路边，认真地听我讲完。”卡门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得意。
我实在不明白，她得意什么？也许老高的习惯就是停下车，听人讲话，你要是告诉他：“老高，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他也会踩一脚刹车，慢吞吞地说：“嗯嗯，等我停稳了，你梦到了什么？”
像老高这样的大款，都是些不动声色，尽量使人麻痹的家伙。
11
我起床的时间提前了，每天上午睡到十点钟，我就得起来吃早饭，卡门提前给我做好的稀饭、咸菜、煎蛋，或者是烤面包和果汁。如果卡门还没出门，她就会用脖子夹着电话，一边通话一边用托盘给我端到床上。
住处离书店不远，骑自行车一刻钟左右，这样等我到达书店时，也就是上午十一点，我会把门上的纸板翻过来，翻到“欢迎您”那一面，等晚上下班了，再把它翻回到“我去进货”，就这么简单。
对这幅牌子，卡门曾经发表过一通议论，她说这幅牌子至少得做成三面，甚至更多，分别标有“我回家了”、“我去大便”、“心情不好，不想来了”，才足以概括书店的开关门情况。但我觉得我这个人，不像她描述的这么麻烦。
书店里往来的顾客不多，有时一天也就十几位，卖掉七八本书，到周末会好点，店里代销一些非正常途径的出版物，这是前任店长的主意。我接待过几位他遗留下的顾客：潦倒的学者写出了学术著作，却领不到稿费，他们只好把书抱来，请书店代销；文学青年自印了地下刊物，希望被更多的人知道，也会成叠地送来。对于书店愿意接受这些东西，他们感激不尽。提出来照惯例与我五五分成，有趣的是，与那些装帧堂皇的大书相比，这些来历不明的非法小书，往往被顾客们翻阅、购买得更多。
如果有了收入，我也会去进一次货，书店订有各家出版社的邮购书目，但邮购太费时间了，所以我宁愿去甜水园的批发市场。有一天，为我那批数量狭小的顾客群，挑了一包书，打车从甜水园回来，到了书店门口，看着那张“我去进货”的牌子，我竟一下子愣住了，心里涌起了一阵悲伤。
我去进货，理应去一个新奇的地方，找回来一些同样新奇，为我所需的东西，可是，我真想去的是哪里呢？我所想攫取的，难道也就是手里这包书？我站在门口，半天回不过神来，然后才缓缓伸出手，把牌子翻回到另一面。
12
中午刚过，我坐在书店里，把空调开得很足，同时拉下窗户的毛边竹帘，享受着无人的乐趣。我听到门外有人说话：
“咦，这里有家书店。”接着风铃一响，就进来了一男一女，男的挎着摄影包，穿的衣服松松垮垮，女的自然是他的搭档。
“老板，怎么搞得这么暗？”男的眯起眼睛，东张西望，不满地嚷嚷道，我没有理他，全部注意力都被那个女人抓住了。
她叫李晶，是一年前我非常熟悉的女人。她戴了副墨镜，套了件小白T恤，牛仔短裤下，两条腿的质量比以前有增无减。我知道她很快就要发现我了，恨不得自己也有副墨镜。我低下头，从抽屉里拿出了本书，那些汉字的笔划太复杂，根本没法镇定我的情绪。果然，李晶摘下墨镜，朝我这边走过来，在我身边站定。
“你真酷，躲到这儿开起书店来了。”她装作漫不经心地随口说。
我不作声。
摄影师在房间那头整理器材。
“小赵，去帮我买个冰可乐好吗？我想歇会儿她转头跟摄影师说。摄影师估计没她资历深，应声去了。
“为什么玩失踪？”她扭头就问。
“我不想跟你见面了。”我说。
“当初没让你怎么着啊，我给你压力了吗？”她的语气有些激烈了起来。
“别这样说话，我又不是你的手下。”
“可那时候，我们俩相处得不是很好吗？”
我继续保持着沉默，摄影师拿着饮料进门，我们俩的争执进行不下去了。
临走前，她装作不经意地从桌子上取走了一张名片，那上面有我的新手机号，她跟摄影师出门几分钟，短信就发过来。
“莫先生，很高兴见到你，下周二下午三点，希尔大厦二楼的见面会，希望您准时到达。”
莫先生就是我，有时候，我还会是王女士或者李处长，希尔大厦也好，国贸五层风雅阁茶馆也罢，其实都特指一处筒子楼空着的地下室，她之前的一个单位分的。我看着短信，很惊讶于她的执著，她那种霸道的口气，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