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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真正甘于寂寞、特立独行的精神，以学术为崇高的事业。我又想起了青年时期的费尔巴赫那句名言：“你知道，真理决不会在敲锣打鼓声中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决不会头戴皇冠地到来。你知道，经常受到世界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普通人。”
学术商品的供应与需求
？ 党国英
把学术与商品联系起来，是要招人骂的。但如果仔细研判一番学术成果的供给条件，便会发现把它看做一类特殊商品，大抵是讲得通的。
学者著书立说，大多想拿著作给人看，为的是求得声誉或换得金钱，很难找到例外情形。如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做学问虽然不是为金钱，但为在自己的交往圈里求得闻达，却是有的。一切衣食无忧的人士都可能不为金钱而做学问，但干脆不为声名而做学问却是极为罕见的。肥马轻裘的阔佬与衣不蔽体的穷人有不同的偏好，前者拿学问作为交往的手段，但在后者面前却浪得一个风雅的名声，让后者以为他们的风情雅习是天生的。其实，旧时代的学者要么想把自己的学问做给皇帝看，要么做给同好看；恐怕是因为做学问给皇帝看的风险太大，或者成本太高，才有人乐意在同好之间交流学问。也有人做学问变得穷了起来，但那绝不是初衷。在当今时代，做学问成了一种职业，一种安身立命的行当，就连声名也成了换饭吃的手段。追求做学问的乐趣还是有的，但不是首要目的。于是，学者把自己的著作当成商品，也就是平常事了。如果有人做学问既不追求安邦定国，也不是为了安身立命，而是纯粹追求一种所谓特殊的“生存状态”，一种生活的乐趣，而从不考虑自己的学问有没有人欣赏，更不去考虑把自己的著作当成商品来兜售，那么，除非天道相助，使他们衣食无忧，否则他们的学问是做不好的。这番道理有史为证：中国历史上鱼米之乡出才子。学术商品要丰产，物质商品投入要充足，这恐怕是学术商品生产的最基本的规律。
生产学术商品的人，便是学者。钱钟书曾刻意区分学者和文人，推崇前者，鄙夷后者，这好像有理，其实经不住推敲。揣摩他的意思，对做学问的人，他是把德行好的看做学者，把德行不好的叫做文人。这不对。学者的德行也就在一般人的平均水平上下，德行差的可以做出好学问，德行好的却未必一定做出好学问。不是有材料说罗素的德行也不怎么样么？学养对学者的行为的确有影响，例如，中共党史上有学者背景的人物，比起其他人物，往往更多地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无畏气魄，其原因也可能是学养深浅影响了人的价值观，而价值观不完全是一个德行问题。价值观对人产生一种内在约束，而德行对人只是一种外在约束。当大众景仰一个人的价值观时，常常误以为他们在景仰这个人的德行。我说这番话，是想指出学术商品生产的另一个规律：学术商品是道德中性的。
对学术商品，在社会上有几种不同的需求。
一是大众的需求。以我的经验，大众需要一些教条式的政治判断、政治口号或其他时尚语言符号。大众并不需要真正新颖的思想，或者对新颖的思想接受起来极为缓慢；新颖的思想使他们不放心。如果有人把新颖的思想变成教条，并与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大众才会为之欢呼。大众也不需要复杂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理解起来太难。实际上，满足大众对理论的需求，往往是通过政治化的学者来实现的。
另一种是一般读书人的需求。这种人喜欢新奇的东西，尽管他们所喜欢的新奇往往可能是平庸的东西。这些人往往把自己看做是有相当鉴赏能力的人，其实其中的一些人也实在是附庸风雅。但这些人对学者的著作有极大的需求能力，是最大的图书购买群体。这些人极易受媒体的操纵，而媒体也常常看这些人的眼色行事。有证据表明，那些浅薄的学者很可能赢得这种人的青睐，而真正的理性主义者的作品，要赢得他们的欢心实在很难。原因很简单，这些聪明的人并没有时间去认真读几本书，对学问的好坏不具备判断资格。但是，他们为了表明自己的智高一等，一定要去捧新奇的东西。这就像叔本华说的那样，因为人人都读不懂黑格尔，所以人人都说黑格尔好，黑格尔伟大。
第三种需求是学者圈子的需求。学者的自命不凡的毛病，其实是对新东西的恐惧，是想守住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只有少数站得很高、不害怕谁超过自己的学者，或者已经被偶像化的学者，才显示出一种宽容与大度。学者的圈子里原本有一种互相吹捧的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垄断资源，求得自己的长期安全。于是，有一种表面上看来奇怪的事情，就是一大批学者聚集在一小撮并不懂学问为何物，或者已经告别学问的“学阀”或“学贩”的门下。
政府对学术商品的需求要复杂一些。政府官员作为个人，对学术商品的需求表现为上述三种需求中的一种；作为官员，对理论的需求程度和需求方式则取决于政府的结构。我们可以多侧面地分析这个问题，但这需要一篇大文章。这里我只想说我的一个体会。常听人们说学者们对政府发生多么大的影响，有人甚至把政府的一些错误归咎于学者的“坏点子”。这种看法实在是夸大了学者的作用，是一种外行之见。在和平时期，政府往往有自己的信息搜集和信息处理系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来过滤信息，学者们对政府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短期看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斯蒂格里茨甚至说过，理论经济学对政府行为干脆没有影响。真正对政府行为发生影响的，是现实的压力，包括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社会紧张程度的压力以及国际环境的压力等。学者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可能在大的时间跨度里才有意义，特别是通过教育这个环节，学者们对年轻一代的知识结构发生影响，官员从这些年轻人中产生，学者们对政府的影响才间接地得以体现。
按照常理，领政府薪水的学者该为政府说话，但因为政府的运作有一个成本问题，所以学者们也有可能并不竭力去满足政府的需要。所以，他们对政府的俸禄坦然受之，同时又以批评政府为己任。从历史的经验看，政府与学者之间的这种博弈并非一定有很糟的后果；如果有好的历史条件，这种关系还能推动民族的进步。
左派！是吗？不是吗？
？ 雷池月
从正反两方面提出的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回答，通过这种“反复论证”之后，从逻辑上说，问题的答案会更接近真理（真相）。但事实上却未必如此，有时往往像风靡一时的大学生辩论会上的交锋一样，离结论越来越远。汉武帝刘彻悼念李夫人的名句“是邪？非邪？……偏何姗姗其来迟！”属于纯粹的抒情，并不要求答案（当然也得不出答案，不过中了齐少翁的骗术而已）；而在周星驰的《大话西游》里，“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这段脍炙人口的台词，就成为极具思辨色彩的问题了。然而如果有人真要去论证，那也是绝对没有结论的。
虽然这种提问方式并无补于求得真相，但人们都还是习惯地想依靠它来解除别人或自己认识上的困境。作为常人，岂能免俗？于是便有了本文这样一个标题。
话说大约四五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议论苏俄历史得失的文章，一位当记者的熟人看过之后说：“最好寄到《XXX追求》去。”他说话时表情平静，看不出任何褒贬的意思，而我偏偏又孤陋寡闻之至，根本不知道《XXX追求》是何方神圣！过了许久，才明白那是某些文化人所戏称的“左派据点”。当时我想，他如果不是开玩笑就一定是误解了我文章的意思，小事而已，一笑置之。过了两年，又渐渐地风闻有人议论我是“新左派”。直到最近，终于亲耳听到一位先生在电话中对别人说：“雷池月啊……这人好像很左！”——顺便声明一句，我并非有意偷听，而是适逢其会——总之，看来我是真正被某些人定性为“左派”了。事已如此，不得不采取“是吗？不是吗？”的形式反躬自问，并把心得昭告于所有关心我的人。
先问“是吗”？答曰“不是”——按惯例得先进行无罪推定。根据是什么？想了很多条，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从十八岁被划定为极右分子，二十余年间，为这顶帽子受尽了非人的磨难——就凭这一条，若干年来形形色色非左非右、时左时右、亦左亦右的政客、文棍、老变色龙和“破落户子弟”便没有资格对我在政治上作这样或那样的定性。为了证明言无虚谎，必须简要回顾一点历史，尽管我很不情愿又一次忍受揭开伤疤的痛苦。
严格地说，四十多年前那个初夏，当我犯下“向党和人民进攻”的极右罪行时，尚未满十八周岁，如果在今天，也许可以援引《未成年人保护法》来为自己开脱的。可惜，那时不兴这一套。我都有些什么具体“罪行”呢？大字报两张：第一张约两三百字，就肃反问题、胡风问题、南斯拉夫问题和学生科（管理学生的机构，那时编制紧，不像今天叫什么学工部或学工处）的职能作用，提出了一点简单的并且决无恶意的疑问；第二张则不过数十字，大意是既然要人家提意见，就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而不应反过来追究当事人。这张大字报是为我定案的主要材料，曾经被收辑到广东省编的《毒草集》第二卷。可以说决定我此后的命运，它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我至今不很明白它何以会引起当权者那样强烈的反应，以至就在那个夏天，还没开展批判斗争，我就已经被划定为极右分子。
反右斗争是我走向成人生活的第一课，所受“教益”，理当牢记。可惜我偏偏是比较健忘的人，只记得“和风细雨”云云，言犹在耳，“暴风骤雨”却说来就来，至于群众斗争的宏大场面，当时未必不刻骨铭心，如今却已是模糊一片了。对于所谓的“批判斗争”，事后主要的感想是，人类在漫长的史前时期进行的大量围猎活动中，逐渐形成一种从玩味猎物的恐惧和痛苦中取乐的本能。进入文明史后，这种本能所渴求的快乐就从失去反抗能力的异族人、异教徒和一切异己分子身上去得到满足。壮观者如罗马克里色姆竞技场，惨烈者如圣·巴托罗缪之夜，声势浩大者如1936年反犹太法颁布后的柏林或汉堡……至于个人记忆中的某些面孔上洋溢着的那份从“斗争”中所获得的兴奋和愉悦，无疑也是这种本能的极好的证明。在历史上好的或坏的政治在这里有一处极明显的分野：前者压抑这种本能，不给它提供发泄的机会；后者却诱导和培育它，使之不断发育膨胀。谢泳有本书叫《中国知识分子自杀考察报告》，简而言之，自杀几乎无一不是不堪被围猎的痛苦和恐惧而作出的选择。我不相信有哪位领略过真正高标准的“批判斗争”滋味的人，没有萌发过死的念头，活下来的总是顶过了或错过了那最揪心的一刻。
斗争高潮过去以后，决非境遇改善之时，因为兽性一经煽起，不加强制，就不会自行收敛。体验过了残害他人的快乐，一而再，再而三，不仅不会餍足，相反会变着方儿把这种享受简单化、日常化，就如瘾君子从抽鸦片的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改为注射海洛因一样。而且定案而尚未处理的右派已经从围场上的猎物变成俎上之鱼肉，剁砍的花样之多就毋庸赘述了，就算有人愿意听，我也从未在人前诉说，因为那不仅是戳弄自己的伤疤，而且也难免予人以量小非君子的感觉。总之，种种的孤立和歧视、无端的侮辱和凌逼，给一个十多岁的血气方刚的学生带来的打击和折磨，实在是前人难以想像，后人也无法领会的。当时的我，对眼前的一切，既不能理解，更缺乏“经验”，于是只能听任本能来对付，能忍则忍，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顶，而顶的结果是不问可知的。为了“挽救”我，一位刚从军队调来的党委书记与我谈话，要我“清醒头脑”，正视自己面对的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可当时的我哪里懂得什么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呢？不堪侮辱时仍然反抗如故。最后，争当左派的师生们动了“公愤”，在他们多次“强烈要求”下，学校当局决定将我送进劳改队去。
据说当局曾因为我的年轻而有过在处理上网开一面的想法；即后来的所谓“给出路”，具体地说就是下农村监督劳动。但“左派”们不同意，“强烈要求”送专政机关。大约由于两种意见的相持，使我在校园内比别的右派多呆了一些日子，得以旁观了反右的余兴节目——“交心”和“拔白旗”。在从反右开始到我被逐出学校的一年多里，我目睹了中国知识分子劣根性 （或曰丑恶本质）的淋漓尽致的表演：为谄媚权力而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为追求显达而欺师卖友、告密栽赃；为保全一己而瞒心昧己、落井下石……种种丑态，不一而足。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基本上是在传统教育背景下成长的，劣根性的形成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关系不大，后来叱咤一时的“红色接班人”、“大院子里的孩子”之类群体此时还没有来得及长大，但纵观历次运动，新老知识分子的表现却大体相同，不过是越往后者，越多一份凶悍和无耻而已。由此足见，他们的表现不是源自一种政治观点，而是源自一种民族劣根性，那似乎也已经成为一种本能——出于利己的目的而“随着权力的锣声像猢狲一般起舞”。说得远一点，朱由检自杀之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朝官（自然是知识界的精英）向大顺政权表示效忠的事实就是这种劣根性的明证。
于是，我领悟到，右派和左派根本不是一种什么政治立场的分野，而只不过是个人命运成败利害的标志。人人争当左派，是因为左派意味着现实的利益；而一齐向右派投石块、吐唾沫，是因为右派丧失了反抗的能力，而且不再受任何保护，可以尽情凌辱，何况残害右派也正是通向左派的必经之途。尽管伟人曾经不失时机地高呼：“左派万岁！”“积极分子万岁！”但历史却证明，凡在政治运动中凭藉权力的保护乘势投机的左派积极分子没有什么好东西。我对这样的“左派”当然是十分憎恶而鄙视的，那么，逐渐的也就有了结论：自己只能当右派，也应该当右派。我“认罪”了。
然而，解决了“认罪”的问题，却未必就能甘心接受命运对我的虐待。为了像人一般生存，我屡捕屡逃，屡逃屡捕，直到在“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段名言的教诲下，感到自己离“灭亡”不过一步之遥时，才安静下来。用“捣乱”“失败”这样一个简单的推理句式概括我那二十年岁月，委实有点轻描淡写，就算遵循“历史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也该换另外一个更简练的说法，四个字：九死一生。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用排比句写出自己自镇江出逃后一连串与死神遭遇而最终幸免的险情。说实话，我曾面对过的死亡危机远比他多，冷死、饿死、累死、病死、拷掠而死、就地格杀……一共有多少次逼近我，实在无法统计。直到终于迎来“神州大地的第二次解放”，因为一再“捣乱”，以致我的平反文件大小达五件之多，而这些文件的炮制总是需要时间的，于是工作的分配比别人足足晚了两年。
既然“平反”，自然不会再被当作右派了吧？而且年复一年，看到有些当年的“左派”说话作文不断表示自己历史上的“右”，什么“差点划了右派”、“划了一个中右”、“定了右倾”、“一贯右倾”……之类说法满天飞，再没有任何人站出来声明自己一贯很左，是一个响当当的左派。欺世盗名的表演当然还是在权力面前投机的劣根性的反映，不过这似乎表明成败利害的标志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换，那么像我这号戴了二十多年帽子的右派也应该“与有荣焉”，至少不再被歧视了吧！
不然！一直到四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荣辱的标志可以倒置，利害得失的实际内容却不能随意转换。在我五十六岁那年，因为论资排辈、水涨船高的原因，上峰终于决定晋升我的职级。我所在机关通常任命五六品的官员，报组织部审批只是一道程序，从未发生过阻碍，可是对我的提名却偏偏在组织部部务会议上被否决。大概因为机关里从来没有过如我这般历史悠久的七品吏员，相形之下，实在说不过去，为了维护党组决定的权威性，于是便有主事的大员多次往组织部进行洽商，部里不是说“抗洪救灾暂停讨论”，就是说“地市领导换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