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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117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
118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
119彭勃、金柱演：《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发展沿革》，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
120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9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第三章新中国对乡村政治的改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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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摧毁了封建的社会秩序，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国家通过对土地所有制等经济制度的改造和意识形态的动员，建立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地方政府及乡村干部通过代理方式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权力的垄断。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社会动员，一方面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历史后果。
一、农民协会和土地改革
1949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衡山县人民政府在石湾成立，10月6日衡山全境解放，10月7日，中共衡山县委和衡山县人民政府迁至县城办公。至此，衡山人民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对于乡村社会来说，这一新时代真正的开端是土地改革。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的根本性问题。土地改革又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基本的政策主张，也是对农民的一种历史性承诺。早成1927年，共产党就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土地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中国革命也随之进入到土地革命的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成为了动员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最主要口号。经过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探索和实践，到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办法。因此，随着夺取国家政权的进程，推行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基本路线的土地改革也在全国各地开展了起来。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土地改革，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事，即建立专司其事的机构。其二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权力能够颁布土地改革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法律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与其执行，此类法令只是官样文章。“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1
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衡山县及其岳村，是如何在中央政权之下建构这两个权力中心并使之协调统一地发挥作用的呢？
建国以后，国家在通过军事占领及管制建立必要的社会秩序后2，开始了系统的地方政权建设。此时在行政区划设置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层次增加，行政区划小化。衡山县在1937年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实行乡镇行政化时，没有26乡2镇，到1946年12月，又将28个乡镇缩编为14乡、2镇，即在县以下的国家行政单位只有16个。1949年解放时设立了7个区人民政府，接管旧有的14乡、2镇及其所属的保甲，区以下沿用保甲制，全县共分为348保，3417甲。1950年8月，进行民主建政，在区以下设立乡一级行政单位。全县共设有12个行政区，下辖148个乡镇和行政村3。1952年，按照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划小区、小乡及乡及编制供给的决定》，全县共设17区，270个乡、4个区属镇、1个县属镇。乡（镇）人民政府由乡（镇）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镇）长1人，副乡（镇）长1至2人，另有秘书、生产委员、财粮委员、治安委员、调解委员各1人。同时，区政府更名区公所，为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其后，区的数量虽有变动，但性质未变。这种情况表明，国家通过行政区划的重新设置，将原来县以下的行政区划进一步细化，使行政组织的辖区缩小，这在事实上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在区乡镇以下，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衡山县延用了民国时期的保甲体制，保甲编制和保甲组织仍然照旧，原来的保长和保公所的执事人员除个别罪大恶极、有明显的反对新政府行为者外，大都得到了为新政权效力的机会。他们仍然占据着原来的位置，只不过将原来为“国民政府”筹粮征兵，改为了为新的“人民政府”筹集前线所需要的粮草。到1950华4月，开始废除保甲制，建立村级政权即村人民政府，保农民协会改为村农民协会。此时，“伪政府”时期的保甲执事人员，除少数成为新政权工作人员外，不是作为专政对象被镇压，就是作为“不可重用者”剥夺了权力。在区人民政府主持下，各乡（行政村）分别召开了农协会会员大会或农协会员代表大会，由农协会员或农协代表直接选举正副乡长和乡农民协会主席和副主席。对于自然村，则按一定的行政区划确定为行政组，由乡（或行政村）政府从那些积极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和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小学教员）中指派行政组农民协会组长、副组长及文秘等人员，承担了组内的政务和村务。
由于当时各地的这类组织在名称（有的叫贫农团、翻身会）、设置和组织形式上不尽相同4，为了规范各地基层建置，1950年7月，政务院通过并公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将农民协会界定为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其任务是，团结雇农、贫农、中农及农村中的一切反封建的分子，遵照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有步骤地实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保护农民利益；组织农民生产，举办农村合作社，发展农业和副业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农民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参加入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通则规定，凡雇农、贫农、中农、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农村中贫苦的革命知识分子，自愿入会者，经乡农民协会批准后，可成为农民协会会员。凡被派到农村中从事农民运动的工作人员均得加入农民协会，加入时，须得当地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大会通过。在组织体制上，通则要求以乡（或相当于乡的行政村）农民协会为基层组织，乡以上组织区农民协会，县农民协会，专区农民协会及省（行署区）农民协会。各级农民协会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其职权是根据政府法令和上级农民协会指示及当地农民要求，决定农民运动的方针和计划，审查农民协会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农民协会委员会。农民协会经费的来源是会员的工作和人民政府的补助，会员每人每年缴纳会费一斤米。农民协会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拨给，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农民协会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受的同等待遇5。为了理顺乡级政权与农民协会之间的关系，1950年12月政务院第六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的《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为乡人民代表大会（或乡人民代表会议）和乡人民政府。在乡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乡人民政府即为乡的行使政权的机关。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为乡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受区人民政府领导；在不设区的人民政府的地区，受县人民政府领导及区公所的监督指导。乡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乡长1人、副乡长及委员若干人组成之，乡长、副乡长及委员经区报县人民政府批准任命。乡长主持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并领导全乡工作，副乡长协助之。乡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为：执行上级人民政府的决议和命令；实施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决议案；领导和检查乡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向上级人民政府反映本乡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兴革意见。虽然，在南方许多刚解放的农村，并没有建立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就是乡政权的许多职能也由乡农民协会行使。但从政务院的两个规定可以看出，国家在成文制度上，还是对乡以上的农民协会和政权组织作了较为严格的区分。乡级农民协会只是土地改革的专门性组织。而在乡以下，农民协会则成为了事实上的政权组织。
岳村就是在这时开始从自然村成为“建制村”的。当时岳村有83户，387人。自从民国初自然村落形成以来，基本上没有过独立的与国家相联系的正式权力组织。在国民政府实行保甲体制时，它与相邻的岳北村、新民村和建筑村共为一保，而保公所设在岳北村，保的执事人员一般也由其他村的人担任。解放初期，这里属于衡山县第7区，第25保的第5甲和第6甲。1950年8月，衡山设立新县政时，这里属于第7区白沙乡人民政府，白沙乡村人民政府将当时的第5甲和第6甲合并为行政6组，成为了独立的行政建制单位，并要求岳村和其他新成立的行政建制村（组）一样，迅速建立农民协会组织。
岳村成为建制单位的具体过程是在“人民政府”直接参与甚至可以说直接承办下完成的。l950年8月，岳村来了三个陌生的人，他们年龄都在30岁以下，他们就是今天仍让岳村老人们尊敬的“刘政府”、“王政府”和“任政府”。其中，刘和王是东北人。任是山东人，一个大学生，背了一把小手枪。他们来到村里后，住在村中最贫苦的农民茅屋里，吃着合着野菜的糠米饭，却热情很高地串家串户，专找贫苦农民了解情况。经过几天的摸底发动之后，他们将村里面十多个没有房子和田地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了白沙乡第六行政组贫协小组。他们还提名担任第六行政组组长和贫协小组长的候选人。岳村人用发自内心的鼓掌通过和欢迎了岳村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权力组织的领导者。接着，在第六行政组农民协会小组的领导下，成立了第六行政组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和民兵连、妇女联合会和儿童团等组织。
乡一级农民协会的成立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按照当时的法令，乡农民协会的领导者即全体委员都要经过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产生。而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全乡农民直接选举之，没有加入农民协会的农民，经乡农民协会委员会之批准，也可以参加选举。1950年8月，衡山县进行了村扩展为乡（一般两村并一乡），建立乡政权，先以各村或行政组为单位建立农民协会，选出农协代表，然后以乡为单位召开农民协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正、副乡长、委员和乡农民协会正副主席、委员。因此在第7区白沙乡成立农民协会时，岳村农民协会派出了3位代表，参加了第一次白沙乡农民代表大会。当年作为岳村代表的一位老人还能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选举场景：候选委员围坐一圈，在他们身后放着一个碗，选举时发给每个代表与所选委员相等的豆子，依次各绕一转，愿选谁就在谁身后碗内丢一粒豆子。事实上，作为正副乡长和农协的正副主席的候选人都能当选的，因为他们代表着“政府”的意愿，都是由“人民政府”提名的，而当时“人民政府”的威望是至高无上的。当然，我们从现在的历史档案中，也发现了乡镇长与农协正副主席之间普遍存在的差异：乡农民协会的正副主席特别是委员一般都是本乡本土的人，而正副乡长则大都是上级“人民政府”派下来的非本地人士为多。实际上，正是这种差异，代表了两种权力的不同来源和权力的归属。这就是，在乡镇一级，人民政府的正副乡（镇）长代表着政府，农民协会是归其领导的“群众组织”。
经过这一系列的政权建设，到1950年9月，共产党领导下的衡山县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政权体制，为开展土地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在这个政权体制中，中共衡山县委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它不仅可以通过设立在区级的党的支部发挥作用，而且直接决定了政府、农会及一切政权组织的活动，并以此为轴心建立了严格的垂直领导结构。在这个体制中，乡镇以上的无论是党的组织还是政府机构或农会组织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的范围都有较为严格的区分，其科层制所具有的“命令一服从”特征已非常明显。但是，到了村（行政组）一级，村农民协会或行政组农协小组，按“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指导思想，成为了农村唯一的管理机构，承担着政务和村务双重责任：不仅要领导本村的土地改革，而且要承担反霸、清匪、镇压反革命、救济贫民和维持社会秩序（解决民事纠纷）的工作。
历史已经证明，新中国初期建立的这种乡村权力体制，为土地改革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政治保证。1950年7月7日，中共衡山县委主持召开了县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在衡山县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8月，县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9月县委派出工作队，在部分乡进行试点，11月至1952年2月，分5批在全县展开。县委和区人民政府派出了大量的土改队，深入农家，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依靠以贫雇农为领导核心的农民协会，普遍召开斗争会，向本地剥削罪恶较大的地主分子进行说理斗争，清算其剥削压迫账，并将其中民愤很大并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送交政府法办。到1952年4月，衡山县农会共对3483名地主分子进行了说理斗争，报请人民政府依法惩处恶霸地主、特务、土匪等反动分子1422名；土改中，全县12。5万农户，划为地主的6800户，半地主式富农314户，富农2292户，小土地出租4756户，中农31403户，贫农59720户，雇农10623户，商贩1226户，手工业740户，其他5230户。共没收、征收封建土地44。82万亩，无地、少地的雇农和贫农每人分得土地1。5…2。5亩，也给地主家庭成员留有部分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使其有条件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没收地主房屋及封建公房11。11万间，分配给无房、少房的贫苦农民居住，还将没收的大量粮食、衣物、农具、家具等分给农民。农民们分得了土地和农具，有了基本的生产资料，不仅成为了共产党政权的坚定支持者，而且也激发了其巨大的生产热情，农村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1951年至1953年，衡山县粮食连年丰收。1953年稻谷总产1。635亿公斤，比1949年增长17。1％6。
对于岳村来说，农民协会与土地改革的巨大影响，绝不是用简单的数据能表示出来的。对于这个刚从自然村落成为国家基层体系的“建制单位”来说，最为主要的变化就是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
其一，由于正式权力组织的建立，在事实上加强了国家与岳村的联系。岳村自从成为“衡山县第7区白沙乡第6行政组”之后，尽管不是国家的行政组织，但已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属于独立的行政区划，这就在事实上成为了国家政权链条中的一环。国家的政策指令等各种权力行为，都靠这种正式组织下达到每个农户，并以此作为筹钱筹粮、各项工作评比的基本单位。这种以国家政权为依托的公共权力组织，使岳村从一个自然村落的“自然”社区变成了一个国家建制“行政组”的“单位”社区。我们在以后的研究将证明，这种转变，对于岳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新的具有国家权力背景的地方权威形成。在农协小组及治安委员会和民兵连担任各种职务者，凭借这些组织与国家政权的联系及他们事实上掌握的土地和农具甚至房屋的分配权，迅速将自己与普通的农民区分开来了。这些土生土长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凭借他们与外来行政建立的这些联系，日后都成为各项工作的带头人，也是外部行政关系最基层的承接者和政策推行者。这些在旧秩序激变过程中迅速改变社会地位成为“公家人”的许多事实，又进一步加强了农民与国家政权的亲合力。
其三，由于“阶级”观念的引入，岳村已从过去的族姓和家族这些划分中变成了不同的阶级阵营。经过岳村农民协会组织和土改工作队的认定，岳村有4户划为了地主（李姓2户，杨、周各为1户），有1户划为了富农，有1户划为小土地出租者，贫雇农为62户。这种阶级划分在观念上超越了血缘关系、它不再依据血缘关系中的地位划分每个人的身份，而是依据人们在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划分每个人的身份。不同血缘关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