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讲组织原则，要实现镇党委的意图。”
4。3
为能准确客观地评估这次乡村选举，将抽样调查时这两个村村民投票行为的状况和认知水平的问卷资料进行了对比性统计分析。
4。4
通过上面的观察性研究和数据统计分析，对于乡村选举，得出了如下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利益结构和乡村习惯。
总的来说，在国。家制度性权威下。利益主导着乡村选举。但是，这种利益博弈过程在不同的村庄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
在绍庄村，主导村民投票行为的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有关社区的公共秩序的需要和个人的面子和声望。村民们参与选举并不希望从集体中获得什么，面是希望能因此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和公平的生存环境。那些愿意作为村委会干部的参选者，看重的主要不是这个职位能给自己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主要的是有关本人在乡村社会的地位和面子。也就是说，当村委会选举与农户的直接经济利益相分离时，社区的公共秩序就成为人们的主要目标。这种社区公共秩序更多地表现为村民个人的交往和体悟，这就使个人行为突破了家庭这一“堡垒”。然而，乡村社区的封闭性和个人行动者对社区身份认同的依存性，又使强化了的个人自主行为力求在社区空间中寻找新的支撑点。于是，“姓”这个模糊化了的宗族符号就成了村民们在更大范围的集合，村民们自然而然地将个人权力赋予给了这种“同姓”的集合体。
在同兴村，无论是投票者还是竞选者，最为直接的效用目标是经济利益，是从“集体”中获得好处，选举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因此，通过选举行为，以一种“合理”“合法”的方式，为自己家庭利益寻求代表者，是村民们参与选举最为根本性的功利目的。在这里，家庭利益占据着核心位置，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都只能以家庭的经济利益作为衡量标准。这就是农户成为了乡村政治的行动者最为直接的原因。事实上，允许户内可以相互代投，并不一定要有特别的授权许可，就是认可了农户作为选举单位的“合法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家庭行动者与保甲制将家庭作为政治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这在于，保甲制是一种国家权威下的强制，而村民自治的家庭行动者是利益主体没有充分分化的自愿选择。
这些不同的利益及其结构是通过一种深藏于乡村社会的“习惯”来表达的。绍庄村将模糊化的宗族——“同姓”作为公共秩序安排的重要单位，是一种“习惯”；同兴村将家庭作为乡村政治的行动者，也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不仅是模式化（固定下来）的认知水平和认同需要，不仅是模式化的行为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一种模式化了的秩序和规则，更是一种模式化的利益。这在于，尽管“习惯”并不一定能直接代表具体的经济利益，但在具体的事件中，这种“习惯”的本身又往往被村民们看成是一种利益，是一种与“规则”、“秩序”和“面子”相联系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上，绍庄村将“三姓分治村政”视为是一种“惯例”，是一种根源于“同姓人总比外姓好”的习惯性观念而确立的“社区规则”。只要新规则不能与这种“习惯”寻求到平衡点，要想达到秩序的平衡就格外困难。因此，这有如徐勇教授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这部专著中所言，在目前，“充分利用这种深深植根于农民心理结构中的传统习俗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因素，对于加强农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二，路径依赖和习惯演进。
有研究者借用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这一概念来解释和理解中国的村民自治，认为，因为人们“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所以当村民自治特别是其中的民主选举这一制度规定作为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被“锁定”后，要重新扭转就非常困难。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任何制度规范到中国之后都会在实践中遭遇“淮桔成枳”的命运。在这种意义上，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制度不可能懈决中国“乡村民主化”问题。
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有关新制度规则和乡村社会“习惯”的相互关系问题。尽管中国乡土社会的许多“习惯”不能简单用“历史因素”或“传统”此类的概念来加以解释。这并不是说，“习惯”与传统无关。事实上，当我们用“习惯”作为解释性工具来描述中国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时，“习惯”是与传统及其规则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习惯”的本意就是适应新规则的程度。乡村选举规则，作为国家主导下的制度输入到乡村社会时，不仅要受到了旧“习惯”的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乡村社会对新的规则的适应。虽然，在一定的阶段，某些乡村“习惯”会改变这些“新规则”的运行方式和实际绩效，但只要这种制度安排能揭示真正的利益格局，乡村社会就会逐渐“习惯”这些以国家利益和权威为背景的强制性的规则。
也就是说，乡村的一切“习惯”都在不断地演进着。当利益分化到一定的程度时，利益结构就会发生转变。尽管这种变化有一个由隐性到显性的过程，在不同的村庄表现得或快或慢，可其总的趋势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当村庄的边界随着经济交往越来越变得模糊时，特别是当国家权威直接以法律规则的方式进入到乡村社会时，新的“习惯”就会凭借国家强制力的存在而加速其生成过程。当然，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互动过程，习惯的固守和演进总是在不断形成新的利益评价体系和表达方式。
5。1
为了验证有关调查结果，决定扩大调查范围。
1月26日，到衡阳师院政教系，将500份调查表发给学生并进行了简短的讲座。
1月27日，到农民进城打工较集中的建筑工地、饭店对进城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并培训了6名文化程度较高者，让他们回家过春节时带回填写。晚有华师外语系学生小李来访（永州人，对农村问题感兴趣）。
1月28日，上午同小任和小李一同谈中国农民问题和社会调查。
1月29日，小任与小李各带50份调查表到永州和湖北当阳。
2月3日晚，到衡阳市开发区建筑工地将80份调查表交衡阳县进城打工农民许某带回乡。
2月4日下午，就保甲制度，访衡阳名士何老（祁东人，85岁，国民党军政大学毕业，曾参与衡阳市志、祁东县志的修编工作）。何老言，在民国时期，保甲选举还是很认真的，先由大家选，再由政府认可。
2月6日下午，就衡阳市其他地区的农业发展，访原祁东县委何书记。何言，作为县一级财政主要还是靠工商税。
2月8日下午，与衡山县办公室陈副主任通电话，商谈参加2000年衡山县三级干部大会事宜。
2月8日晚，电话访问湘潭县花石镇财务所彭会计了解乡镇财政的关系。据言，该镇财政在全国属于试点镇，现在镇一级财政实行包干，是先国家后乡镇的办法：国税不满地税补，地税不满财政补。一些乡镇财政还是很困难的，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是经常的事，但作为乡镇负责人根本不在意那几个工资，每年的红包钱就够他们开销。
到2月10日止，共发出《中国乡村社会调查表（村民卷）》1700份，其中，白果镇绍庄村和同兴村、白果镇集市共发表400份。衡阳师院政教系学生带回调查表800份，到衡阳市打工的民工填表100份，由民工带回乡的300份。
2月17日，上午，与衡阳师范学院政教系谭副主任、曾老师、衡阳市教委职教科李科长，湘潭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小陈共同讨论乡村社会调查问题。下午，接北京天则研究所一刘先生电话，告知，该所对农村问题非常感兴趣，也有意将湖南农村问题作为调查点，希望将有关情况告知。晚和徐勇教授通电话汇报此事。徐教授说，可以与天则所交换材料，但最好先将报告邮到华师中国农村问题中心。
2月18日，将研究报告的部分内容打印邮寄给徐勇教授。
2月20日至23日，到南岳、衡山和湘潭。核实湘潭有关资料。
2月26日下午，访原祁东县委副书记现祁东县人大彭主任，谈农村目前的政治状况。彭认为，农村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以来，政治资源的状况、性质和分配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问题就是农村党组织成为了一个并不对所有村民开放的政治垄断组织，许多地方多年不发展党员，如果要发展也是自己的亲朋好友。
2月28日到衡山核实1999年绍庄村的财务状况。据村周秘书提供的数据，1999年全村收入合计为8486。9元。其中：村林场桔子收入611。6元；村林场李子收入340元；村提留入账6405。3元。（每一村民10元）；机房管理收入100元；林场收建房补偿费1000元。村其他收入30元。1999年支出：管理费支出337。8元（招待费）；还修隧洞贷款6993。5元；管理费支出504。6元（村干部和党员、组长开会办餐费）；经营支出1541。2元（维修路和电）；其
他支出1389。9元；管理支出1077。2元；其他管理费支出2744。6元（发给党员每人一年20元，组长每人每年180元，其他村干每人每年80元）。共计亏损18050。4元（含1999年以前村亏损11947。9元）。下午6时，接衡阳师范学院许副院长和刘教授电话回衡。晚与刘教授详谈乡村社会调查事宜。刘是治学严谨的地理学家，对中国农村村落建设深有研究。谈到中国古代村落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时，刘教授认为，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宗法礼教观念、风水模式和防御意识是中国农村村落建设中最为深刻的影响因素。刘此论值得注意。因为，现在农村政治结构的边界往往与自然村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村落的形成过程及其相关因素，是否也参合于政治过程的变迁之中呢？
2月29日至3月4日到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处理农庄事件和洽谈农产品交易网事宜并参加了自治区召开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表彰大会。
3月5日，给徐勇教授电话，汇报最新研究动态和思路。
3月8日，接徐勇教授电话，告知3月9日晚11时到衡（461次车）。
3月9日下午5时，华中师大科社所硕士研究生任江华来衡。晚11时20分，徐勇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徐增阳来衡。
5。2
3月10日早，陪徐勇教授、小徐和小任一同到衡山。上午11时，到衡山宾馆。与罗副书记、付副县长在608室进行了座谈。下午，衡山县民政局党组成书记、赵副局长，基政彭股长等人来608室座谈。成原在乡镇任职多年，到民政局任党组书记之前，任衡山县店门镇书记。他在与徐勇教授的讨论中认为，村民自治特别是实行海选后，选举上来的人有可能不符合组织意图，但乡镇干部应该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问题，调整工作的思路，想办法与新选出来的人搞好沟通，把组织的意图贯穿村干部工作中去。可以看出，作为县民政干部的成书记，对村民自治的认识已完全不同于乡镇负责人。
下午4时30分，徐勇教授在我和县委办陈副主任及小徐陪同下，参观了毛泽建烈士之墓。徐勇教授冒雨登上墓台，分别与我们合影。之后，我们到了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时召开会议的康王庙，可惜这一文物单位的看守人却不知去向，只得在门外合影而归。
回宾馆后，白果镇党委彭书记和杨镇长因参加衡山县三讲动员会来到县城，闻讯来到608室，与徐勇教授讨论村民自治问题。
彭书记认为，现在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根本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所以存在许多问题。具体来说，其一，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存在普遍的素质低下，村民不可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选举或者流于形式，或者并不能将真正带领自己致富的人选为村干部。其二，村民自治的很多制度都是针对乡镇党政的。特别是目前乡村社会利益高度分化，农民为了其自身利益就有可能与乡镇政府对抗，而乡镇干部又没有办法。国家如果没有了乡镇党政，还会有希望吗？其三，村民自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在村一级实行党政分开，可事实上在目前的农村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在村一级搞
党政分开，村委会的权力就会超过村党支部，乡镇党组织就会失去对村一级政权的控制。
针对彭的观点，徐勇教授要我谈谈看法。于是，我说：自民国以来，国家治理乡村社会总的趋势是体制性下沉，其原因主要是在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动员，需要从农村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而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就不能简单地依赖于行政性权力，应更多地依靠法制性力量，这就要求国家机关的功能性下沉。村民自治就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宏观的经济背景下、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性选择。因而，我们要理解和认识村民自治，就不能脱离这个大的历史性背景。具体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乡村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家庭作为经济单元，使村民们逐渐意识到了其利益所在。利益主体的分化和独立的法律人格者的产生，是民主制度赖以生成的基础。乡村社会的利益相关性，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存在，使乡村社会有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公社制度解体后，乡村社会在管理上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国家在村民自主创新的基础上，设计的村民自治制度这一较理想化的制度模式，在一定程度止反映了上述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乡村咱治制度与西方民主理念的结合。当然，村民自治作为国家管理和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性选择，目前无论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实际运作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一制度的核心思想是对村民个人民主权利的尊重和肯定，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的。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晚，徐勇教授听取了我最近的研究汇报。他认为，这项研究很有意义，但在实证研究中也要注意建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附录衡山调查记事（节选二）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徐勇
5。3
3月11日早上8时30分，同徐勇教授、徐增阳和任江华向白果镇进发。早春之雨和着晨风有一股寒意。为安全计，用了2个多小时才走完32公里，快11时才到白果镇镇政府。由于是星期六，诺大的镇政府空无一人。四处寻找，也不见相约在此等候的李副镇长。可到白果街上李家一问，才知李在镇“第一国策楼”（计划生育楼）迎接从县城来的计生协会干部，只得返回相见。根据徐勇教授的意见，决定与李副镇长一同先到绍庄村。在车上，李说，本来镇计生办已有工作人员7人，现在县里又派了1名，但县里面只发两个人的基本工资，其他的都需要由镇里解决。现在镇财政又这样困难，长期下去，真不知如何是好。我问道，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接收呢？李答，不接收不行。县里面要派人来，镇书记和镇长根本没有办法拒绝。书记和镇长答应了，作为主管这项工作的副镇长还有什么话说。
到绍庄村路上，经过岳北农工会旧址，停车前往礼拜。在岳北农工会旧址，徐勇教授非常仔细地看完了全部展品，对1923年岳北农工会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的地位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评述，并详细地了解了当年毛泽东衡山之行。当看到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与湖南农民运动”一文时，徐教授感慨万千地说，在中国的革命先行者们中，事实上只有毛泽东真正深人到了农村而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陈独秀只是引用毛泽东的观点，却并不能领会毛泽东
的思想。
离开岳北农工会旧址，到了绍庄，将车停在村口，步行到农户杨某的家。徐教授很有兴趣地对杨家进行了一番观察。对杨家正房的先祖灵位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在听到杨家关于其外来户时，对杨家祖先的情况了解很细。在有了一定的交流之后，徐教授提出了承包责任制前后对比的问题。杨家夫妻一致认为，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好。杨妻特别强调，如果不搞承包责任制，杨某身体那样差，可能早就没有命了。她非常激动地说，在生产队时期，家里孩子还小，老杨又有病，一年下来，全家反欠生产队800斤粮食。现在情况好了，但还是怕有一个天灾人祸。徐教授听到此，对我说，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在生产队时期就很不健全，现在实行承包制后，家庭保险功能的加强，但社会保障体制也应该有所发展。此问题值得注意。
在绍庄村村委会办公室，徐勇教授指着满地灰尘笑着说，看来，此村已很久不开堂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