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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度的二号对手叫毁誉。毁誉就是舆论社会风气对一个人的褒扬或贬斥。毁誉的迷惑性在于占据着道德高度，很容易影响人心。君主顺从舆论的毁誉，就能得到普遍的支持和赞扬。可是舆论依然是靠不住的。说到这里，必须暂且打住，插入一段对古代舆论的描述，我可不想因冒犯现代人的奉为规咎的信条而被列为反动文人。在现代社会舆论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人心，在美国舆论已经成为三权分立外的第四权，现代化的科技和工作方法已经使得新闻调查成为一项日益精密的活动，出错的几率极低，其结果具有很大的可信度，因此这种基于新闻调查而起的舆论是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所不得不重视的。古代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新闻调查手段，舆论的来源更多是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这些不可靠的信息再经过层层传播和集体心理的放大经常会变得与事实完全扭曲。《马季下蛋》这个相声形象地展示了信息的在传播过程中的逐渐失真。明末的抗清英雄袁崇焕在北京菜市口遭到了北京市民的肆意侮辱，平日善良的市民竟然生吃袁提督身上的肉。出现这种情况既不是袁崇焕的错，也不是北京市民的错，是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出了错。舆论虽然很有影响力，而且也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但有个致命的缺点，容易失真，因此就可以被某些人别有用心地利用。如果君主以毁誉来决定赏罚，将会形成一种有害的价值导向。群臣不再依法度行事，而是一股脑地去追求他人的赞誉，竞相结交那些掌握话语权的重要人士，弄虚作假，盗世欺名。
来自舆论的影响是对君主的心理是一种压力又是一种诱惑，压力与诱惑都来源于君主自我观念的不强。韩非已经明确指出君主的着眼点与众人不一样，所谓的廉忠仁义信并不能作为君主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君主判断事物的好坏标准是法度，法度才是君主的“道德”。两千年后，西方的尼采将道德二分法推向及至，他将道德分为贵族的道德和平民的道德，贵族的道德是统治的道德，而平民的道德是被统治的道德，平民的道德虽然受众较多，但比贵族的道德低一级，历史的发展靠的是贵族的道德而不是平民的道德。在韩非子这里，君主的道德集中体现于法度之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法说了算；什么人是需要的人，什么人是不需要的人，法是判定的标准。韩非子勾勒了一个理想中大臣的样子，“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他沐浴在君主的光辉之下，又红又专，没有二心。在朝任劳任怨，是活就干，在军兢兢业业，从不拈轻怕重，凡是君主的指示都坚决执行，凡是君主的法令都严格遵守，时刻准备着为君主的事业而贡献终身，从不因个人得失斤斤计较。有嘴巴但是从不为自己利益说话，有眼睛但从不为自己利益东瞅西看，凡事听从君主的号令，永远跟随君主走，走到天涯也不罢手，咦尔呀，呀乎咳，风风火火闯九州。如果全社会能够形成一股学榜样的风气，那就实现了治理的最高境界。
《主道》中说“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道幽深不可见，法是道的具体体现，但并不唯一的形式；同理。君主任法而治也是守道的一个方面；法作为群臣众人的行为准则，是非的判别标准，正是君主意志的体现。所以可以简单的说，法是条文化的君主，君主是肉体化的法，法与君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如果要问法大还是君大，在别的学说体系里可能颇费言辞，但在韩非这里很简单，法与君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层面，不存在谁大的问题。就像问人的灵魂重要，还是肉体重要。不过成文的法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便于传播，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人手一册，一看便知，而君主却只有一个，他宝贵的耳朵和眼睛在同一时间只能在一个环境下发挥作用。一国之内的事务千千万，君主也没有分身术，再怎么忙也只能抓一漏万，再说君主也是人，也需要休闲娱乐，因此不如任法，任法则一定百定。
这么干讲比较乏味，下面我搞个噘头做例子。2008北京奥运开幕式上，数千名解放军叔叔举着道具变换汉字的那一幕给世人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以往大家见惯了舞台上用人做波浪起伏状，以波浪起伏的道理推汉字起伏，那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人与人之间配合太难以掌握了，人们不禁要对张艺谋表示崇高的敬意，不过呢，本人虽然不是文艺出身，但要搞这种场景，一点不比张艺谋差。只要有足够多的解放军叔叔，我可以让他们现场展示国粹精品《韩非子》，一页五百字左右，还能翻页。要知道我对人员没有特殊要求，能够熟练掌握俯、蹲，站动作的基本要领即可，至于智力嘛，IQ大于80就行。由对智力的要求可见我并不要求他们悟性极高，记忆力良好，我估计由10万字，200页形成的动作形态已经没有多少人能掌握，如果再加上对时间的把握和与他人的配合，天呐，没有几个月恐怕是训练不成。不过我的承诺是1天成形，2天定型，整齐划一，一字不差。如果我拿着这个方案去竞标，再施展我从《说难》学来的游说术，嘿嘿～～。
北京奥运会我是赶不上了，伦敦奥运会恐怕也派不上用场，从那八分种来看，英国佬的开幕式很可能玩的是小情趣，所以现在我免费把方案贡献给大家。不知道网友中间有搞技术的，搞技术的人都知道技术就是窗户上的一层纸，一捅就破（真想换种说法，不过我还是克制住了，毕竟俺君子呀，呵呵），说了这么多，其实已经露馅了。搞这种舞台效果，最困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配合，我的办法根本不用配合，每个人只要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能表现出整体效果。具体做法是将每个战士抽象成一个点，先根据文字的整体变化反推出每一个点的运动轨迹（在有电脑的今天，干这项工作一点都不难，到了专门人士那里，就是几段计算机程序），然后再将每个点的运动轨迹翻译成战士们能够看明白的指令，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到什么时间，做什么动作。当然每任的指令都是不一样的，这些相互独立的指令同时运行就能展现出想要的艺术效果。最后表演的时候，每个战士照着指令独立做动作就行，根本不用看别人怎么做，也用不着导演现场指挥。讲到这里有人看出来了，这种让每人独立按指令行事的构思虽然巧妙，但关键在于那指令以什么形式来表达？一个包含着诸多时间和动作指令系统绝对不能太复杂，注意当初的承诺哦。既然都免费了，我就继续大赠送吧，感谢现代科技这么发达。想直观就搞个类似MP4的东西放在身边，把指令做成视频，让每个人照着视频做动作就行，反正人藏在舞台台下，没有人能看到是照着视频做动作；要简单就把指令做成音频，每个战士耳朵里塞个微型耳机，照着耳机里的声音做就行，听到“蹲”就蹲；听到“站”就站：听到“俯”就俯。说了这么多，其实原理与演奏交响乐差不多，那么多种乐器单靠指挥的一根棒子是无法协调的，每个人面前还需摆一份乐谱，而乐谱就是一种指令。
还是让我们从舞台上的《韩非子》回到《韩非子》的文本。君主就相当于舞台表演的导演，君主指挥官僚体系与国家机器的运转就像导演指挥数千人搞文字变换的舞台效果一样。如果君主只凭个人的能力，累得吐血也不见得能让官僚体系与国家机器协调运作，所以君主应该放弃自己直接指挥，转而搞一套指令体系———也就是法度，让法度帮自己约束群臣就能实现轻轻松松掌大权。
任法而治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能有效的防微杜渐。“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是说大臣侵夺君主是一个缓慢的、由量变积攒到质变的过程，像搞和平演变一样，凭感觉很难察觉，等觉察到的时候已经晚了。法作为客观恒定的标准能够有效防止人心理上的麻痹，凡事用法参验，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与其相信自己的感觉，不是相信法的客观。一个人凭手感并不容易分辨50斤与51斤物品的重量，但借助于秤就能轻易地区分出来。
法实在是君主居家旅行必备之佳品，今天你法了么？
3，《功名》与《大体》———严而不苛
在上一篇中，韩非反复强调了任法的重要性，从许多方面论证了任法的可行性。虽然如此，在韩非的体系中法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万能的，法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执行力与可行性的法必须扎根于客观存在的各种规则之中。或许，从逻辑上应该这样讲，君主的强大并不是不受各种规则的限制，而是能够很好的遵循规则，利用规则。在一个开放的头脑看来，规则不是限制人活动的，正好相反，是帮助人进行活动的，因为处处都是规则。按照孟子的说法，君主也可以好色，只要让天下人都能享受鱼水之欢就行。君主也可以玩物，但前提是不丧志，自己有的玩，也要让全国人民有的玩。法也一样，法作为君主治理国家群臣万民的代理人，本身只是一种工具，代表的是君主的意志，但法的自身属性是必须严格得到执行。君主严格则法严格，君主宽厚则法宽厚，但无论严格的法还是宽厚的法都应该不打折扣地得到执行。
君主首先需要明白天理，所谓“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这并不是要让君主去干星象家、天文学家、气象工作者，地质专家的工作，具备这些方面的一些常识即可，当然知道的越多越好。最起码应该知道大家生活的地方西边东低，南热北寒，冬天冷夏天热之类的问题，往深说还应该知道国内重要的地理特征和城市，粮食的亩产量，人口数量与文化程度，军队的数量、分布与组织结构，周围国家的情况等等；作为一国君猪如果连这些知识都不具备，难免要闹出司马衷“老百姓吃不起粮食，为什么不吃肉”的笑话，这样的君主其实应该被称为君猪，做一般性工作都勉为其难，更别说管理国家，驾御群臣了。君主的工作范围广、责任大，对具体领域的认识可能没有大臣深，但知识面应该比群臣广，如果知识面有限，领悟能力强也可以行。同是老刘家的开国君主，刘秀属于典型的知识面广，刘邦属于典型的领悟力强。深度上的缺失可以通过参验来弥补，但广度上的缺失将导致被臣下蒙蔽，这点我在企业深有体会，如果领导让我负责他也不大了解的业务，我就可以从容应对，必要的时候也敢打打马虎眼；如果让我负责他非常了解的业务，我就得小心应对，确保做到滴水不漏。
君主不但应该是知识上的通才，更应该是人性大师，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主道》中我们讨论过君主的职责不是做事，而是用人做事，既然用人，前提是必须了解人，了解人性。人与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教育要因材施教，御下有因人而御。韩愈的《马说》告诉我们，同样是马，千里马与驽马的特质与功用大为不同，同在吃不饱的情况下，千里马的表现不如驽马；同在吃饱的情况下，驽马的表现就不如千里马。御马者在使用这两种马时就得注意了，得问问自己在乎草料得多少还是在乎速度的快慢。
天理与人性用康德的讲就是“头上的灿烂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则”。这两种事物赢得了古今中外许多严肃的学术大师的尊敬，但也不乏狂妄之徒试图推翻，最多不过是一时得逞，不久之后就会被打回原型。在韩非学说体系中，这两种事物依然是君主活动的框架，法术势皆在这个框架下运行。在《大体》中有“不逆天理，不伤情性”；在《功名》中有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可见在韩非看来，这些不依赖于君主意志为转移的天理和人性首先应该得到尊重。法是君主的意志与客观规则之间的博弈。君主的意志不外乎多快好省；客观规则的特点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某种意义上讲，君主对天理和人性的掌握程度决定了他们权力的大小，历史上那些成功的君主无不注重这两方面的积累。那些有志于成为某行某业某个范围内的君主业不妨以此自勉。照顾到中国的国情，应该强调一句：后者更为重要。
天体运行与人间万象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用俺们工程界的话讲叫符合正态分布，越靠近常态，出现的概率越大、越靠近两个极端、出现概率越小。法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无法照顾到天与人的方方面面，只能追求大概率事件，也就是顺应绝大多情况下天的运行，照顾绝绝大多数人的表现。例如老天爷的脾气是夏天热冬天冷，可是突然被厄尔尼诺这个调皮的小男孩搅和了一下，结果夏天一点不热，冬天一点不冷，可国家在制定农业发展计划可不能以这种特殊情况为准。再例如有的人工作效率极高，有的人工作效率极低，企业在制定工作计划的时候既不能以最高的人为标准，也不能以最低的人为标准，而应该以效率的几何平均数为标准。若干评委在打分时候，大家都知道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天理和人情只指有规律性绝大多数。
君主心中有了天理和人情，就具备了大体观。极端的事件，偶然的问题既无法避免，也对全局影响不太，不应该在它们身上动脑筋、废功夫，虽然有时候让人情绪上感觉很不爽。真正值得花心思，下大力气的是通常情况下的绝大多数，所以韩非说：“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好钢要用在刃上，小疵不值得吹毛去求，难知不值得洗苟而察。
天理与人情是君主任法的根本。法是强制性的，天理与人情是自发自为的，使法扎根于天理与人情之中便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应该保证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不费劲的执行，如果绝大多数人感到别别扭扭，法制迟早要分崩离析。商鞅制定的法律虽然苛刻，但是却非常适合秦国对外战争的需要，对战士而言有战争就有立功的机会，能立功就能加官进爵；对农夫而言，有战争就要大量消耗粮食，多种粮就能得到国家的优待奖励；战士和农夫占了秦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加官进爵与优待奖励是人之所好。国法虽严但能让绝大多数人受益，所以秦国战车滚滚向前，无可阻挡。可是秦国统一之后，战争没有了，战士无立功之地，粮食多余了，农夫的劳动开始贬值，秦国绝大多数人无法从法中获利，但法律依然保持着高强的压力，有战争的时候压力能够转变成动力，没有战争的时候压力就形成了内伤，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还能控制得住，秦始皇一死，秦国马上分崩离析。现在看来，三个代表中“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有着渊远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理论根基。
能够照顾到大多数的法制实行起来阻力小，也容易得到臣民的认同，“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的前提是法制顺应天理人情。当法不再符合天理人性的时候，就意味着民众中的绝大多数被逼到了法的反面，当社会上聚集起众多的反对者时也是统治的尽头，无数王朝的垮台基本上是在不停地复制这个过程。
在《有度》中韩非主张用重法治严防惩治犯罪，这与我们今天的法理不同，现在制定法律讲求轻罪轻罚，重罪重罚，如果轻罪重罚那就是量刑过重了。韩非虽然酷爱重刑， 但也要求法制符合天理人情，在他看来如果法制定得合情合理，违法后果再严重也并不可怕。老百姓并不害怕如果聚众闹事会被定为死罪，老百姓害怕的是聚堆聊天也会就被定为反革命。
在理论上法是天理人情的反映，可是法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智力活动，一经制定出来就具备了独立的生命，像绘画、诗词歌赋、乐谱一样具有内在美，内在美通常应该与它们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相统一，可是内在美的发展也会脱离客观世界，就变成为了艺术而艺术，为了文字而文字，为了音乐而音乐。法也会出现为了法而法，以法本身体现出来的精确性、逻辑感，完全具备这种资格，所以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法是根本，还是天理人情是根本？
天理人情是根本———实用主义者韩非如是说。
韩非虽然了谈了很多法，但都是立足于天理人情谈法。不能因法的精巧严密而片面的追求法以至于伤害天理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