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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的人最关心的莫过于增进自己的利益，最害怕的莫过于自身利益受损，凡是能增进自身利益的事情都会满心欢喜的去做，凡是会损害自身利益的事情都会小心翼翼的避开。君主正是利用臣民的贪婪和恐惧的心理实现了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赏和罚像一根风向标，明确表达了君主的意志。商鞅在城门仅仅立了一根木头，整个秦国都知道从此之后朝廷要说话算数；曹操在洛阳北城的衙门口摆了五色大棍，附近的太子党都知道现在胡作非为行不通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在法律和政策赏对个体工商业者进行鼓励与保护，于是整个社会下海经商蔚然成风，经济为之一振。
韩非看得很清楚，臣民之所以围在君主身边做事，并不是崇拜君主的超凡魅力，也不是发扬什么集体主义精神，每个人的头脑总都想着同一个事物———利益。韩非与马克思一样，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臣奉君命的本质是君能给予臣利益，君能制臣的本质是君比臣实力强。上层建筑总是跟着经济基础走，表面现象总是围绕内在逻辑转，一旦经济基础、内在逻辑发生了改变，经济基础与表面现象随之会发生改变，君主切不可因表面的光鲜麻痹了对本质的判断。战国年间，乐毅率领燕国军队大败齐国军队，击破齐国首都临淄，齐泯王率领一小股随从夺路而逃。以前的齐国是东方的霸主，周围的小国见了齐泯王都是客客气气，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也是忍气吞声，养成了齐泯王自大傲慢的心态，可是现在形势变了，齐泯王已经没有了让人畏惧的实力。逃命之际，齐泯王却依然像以前一样拿自己当大国的领袖，结果处处吃闭门羹，后来因得罪楚国大将淖齿被虐待致死。
在大家都只讲利益的情况下，自然就是谁能动我的利益我就跟谁走，赏罚也就不单单是一种利益手段，而且也是一种凝聚民心的手段，民心本身就是实力的一种体现。所以一个合格的专制君主非常在意民心的归向问题，务必使全部的民心都集中在自己这里，在这种前提下，任何一个得民心的大臣、英雄、才子都是危险的，后来在中国的官场形成了一种习惯，叫做功归于上。其实韩非站在君主的立场也主张臣下这么做，臣下能这样做对己对人都有好处。不过韩非这里的“上”指专制君主，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上级有所不同。其实，韩非担心的并不是大臣的功劳本身，韩非主张君主无为，君主既然无为，大臣就必须能干，大臣能干就会立功，立功就应该得到奖赏，这里面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啊，有一些事情大臣立功之后，收获的不仅仅会有君主的奖赏，还有君主十分忌讳的民心，尤其是大臣在处理一些民心工程时，比如开仓赈粮，兴利除弊，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政务。君主并不在乎大臣立下的功劳和应得的奖赏，臣下所得的奖赏只能是他们创造价值中的一部分。如果单以经济算账，君主从大臣创造的价值中获得的永远比大臣多。老板本来就是这么当的嘛。不善于榨取员工的剩余价值就当不了老板。
可是一旦涉及到民心的归属，事情就麻烦了，对于民心，君主是一点都不想给。在经济问题上，君主与臣下能够实现共赢，而且臣下那里的单纯财富并不能对君权造成威胁。民心就不一样了，争取民心是个零和游戏，大臣那里的多了，君主这里的就会少，而且民心与财富不一样，对君主能够形成威胁。如何让臣下获得应得的利益而又不至于赢得民心，需要两方面同时努力。作为君主要注意时时刻刻将涉及民心事务的赏罚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如果开仓赈粮，一定要晓谕百姓是君主的旨意，而不是某某大臣的主张；如果打击坏蛋，一定也要是君主的命令，而不是某位检察官的英明。老百姓知道了赏罚的出处，也就知道了归依的对方。作为大臣，一旦干出点深受老百姓欢迎的业绩，就要主动地将功劳归到君主身上，要让老百姓明白自己只是奉旨行事，其实并没有作什么，如果要报答，应该报答君主。说到这里已经属于“术”的范畴了，术与法不一样，法是光明正大的，要让所有人知道。术是隐蔽的，只有君主自己掌握，不能向外人透漏，一旦公开，就失去了使用的价值，所以臣下对君主的术只能去猜，没有人会告诉你，就算猜中了也只能没事偷着乐，说出去就是祸。
这种争夺民心的斗争虽然看不见，但却非常残酷，稍不注意就会遭受惨重的失败。韩非举了一个田常窃齐的例子。春秋时期，齐国的本来是老姜家的，后来有一个姓田的家族族闯山东到齐国去发展。田氏家族人才辈出，经过数代努力已经成为齐国的一流门第。到了田常这一代，齐简公无心政务，田常见有机可趁，便开始向最高权力发起冲击。他的做法一开始在圈里人看来纯属败家行为。青黄不接的时候，田家向农人借粮时用大斗，秋天往回收的时候却用的是小斗。老百姓非常感激田常，许多人大老远的跑来投奔，田常从中选取骨干精英，能力超群之人封官进爵，顺便说一句，这些官爵在齐国范围内有效，原来田常从齐简公那里把用人大权也骗到了自己手中。齐简公对田常公开邀买人心的行为坐视不理。可能是他没有学习过韩非的理论，意识不到民心归臣下对自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想当然地认为田常封官是为了给自己办事，败家又跟自己没有关系。后来田常羽翼丰满，凭借坚实的群众基础，毫不费力的窃取了姜齐的社稷。西汉末年，在位的刘氏家族对王莽的麻痹大意，直接导致江山的易姓。
赏罚牵连着民心，民心决定着大权的走向，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作为君主一定要紧握赏罚大权。原则上讲一定是这样的，实际上天下事务千头万绪，需要进行赏罚之处数不胜数，君主不可能针对每一件事情都做出赏罚的判决。联系到我们前面讲过的“无为”与“任法”，不难找到解决方案。制定赏罚标准任法而行，君主不用日理万机就能将自己的赏罚意志贯彻到底。赏罚的理想的境界是：天下臣民皆知能赏我者只有君主，能罚我者也只有君主，所以我要听从内心深处趋利避害声音的召唤，为君主的事业而奋斗终身。
韩非在强调了君主独掌赏罚大权的重要性之后，紧接着指出了行使赏罚权中的一个误区，这个误区看起来很浅显，但却牵扯到人们习以为常，视之当然的价值观，根治起来非常不容易，所以有必要将它挖深挖透，不惜拔出萝卜带起泥。
故事很简单。春秋年间宋国的司空子罕有不臣之心，便对宋君说：“老百姓都喜欢得红包，受奖赏，这样的好事，您自己来做，好让百姓都感激你。老百姓都不喜欢接受挨批评，受处罚，这样得罪人的事情不如由我来做。这样主公您在百姓中的形象永远是光辉灿烂。”宋君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啊，子罕真是好人，坏处自己承担，好处留给君主，于是就将刑罚大权交给子罕。子罕凭借手中的刑罚大权颁布法令，打击异己，老百姓为了安全纷纷投奔到子罕旗下。子罕羽翼丰满之后，发动政变，劫持了宋君。
这个故事的结论也很简单：君主要紧握刑罚大权，既要善于做好人，也要善于做坏人，既要善于唱红脸，也要善于唱白脸。
但其中的道理却很复杂。不论什么年代，什么国度，设么意识形态之下，社会的普遍舆论总是倾向于善的一面，认为常说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伸出援助之手，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等等。从别人的痛苦中获得快乐被视作恶，以增进别人的幸福而获得幸福被视作善。其实这依然是人类趋利避害天性的一种反映，只不过同时表明了人具有理性，人们与人方便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方便。这样的价值观是社会的福祉，但却是君主的迷药。丧失权柄的宋君就是在这剂迷药的麻痹下丧失了辨别能力。常人的道德准则本不适用于君主，古今中外许多君主从不同角度感受到了这个意思。看看成功人士怎么说吧。
马基雅维利“君主既要像狐狸一样狡猾，也要像狮子一样威猛。”
凯撒：“我不用你们爱戴我，我只要你们畏惧我”
再看看恶是怎样推动历史前进的吧。彼得大帝为了革除俄国积弊，带领俄国踏进文明世界，对俄国的守旧贵族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清洗，无数王公大臣被杀死。商鞅进行变法初期受到了上上下下的抵触，商鞅应对的办法是照章办事，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触法则罚，毫不手软。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同样是恶，分为“作为目的的恶”和“作为手段的恶”，作为目的恶是彻头彻尾的满足一己私欲与人为敌，而作为手段的恶是为了实现将来的善眼下所必需运用的手段。君主应该不惮于使用作为手段的恶来达到君尊国强民治的目的，而要坚决防止沉浸在作为目的的恶所带来的享受之中，须知水可载舟亦可，亦可覆舟。
赏罚同为掌握民心的工具，给人的感受不一样，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作用力，只不过一个是引力，一个是压力；一个调动了人性中的贪婪因子，一个调动了人性中的恐惧因子；为奖赏人们心甘情愿去做事，怕处罚人们不得已而为之，但切不可高估了人们心甘情愿去做事的积极性，也不要小看了人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创造力。实际上，这两者有时候很难说清，人们早八晚五辛勤工作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害怕没有钱花呢？其实两种原因都有，可能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为了过上好生活占主，经济形势不少的时候害怕没钱花占主。
赏罚是君主手中非常可怕的武器，用到极致，臣下除了一门心思的做事，别无其他选择。且看韩非是怎样将人算计到骨子里的。建议准备当老板的朋友们留心一下这一段，也为以后管理下属做个思想准备。
“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
首先要注意，是为人臣者陈言，而不是为人君者陈言，陈言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提出方案。为什么不是为人君者提出方案呢？因为君主要高高在上地“无为”，提方案不是君主的活，那为什么就得是为人臣者陈言呢？因为提供方案本来就是为人臣的职责所在，也是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对于臣下提交的方案，君主看过做到心中有数，批上同意两字付出施行就行了。现代人不禁要问了，这样当君主也太不负责了吧，哪能不管方案的对错就付诸实行啊，如果臣下的方案有问题造成损失怎么办？更进一步说，如果臣下提出的方案包藏着祸心，准备危害君主怎么办？不要着急，韩非的方法是美国的大学进去容易毕业难，把关的还在后面呢。
方案顺利获得批准，不过君主要针对方案授予臣下一定的责权，然后再根据责权考核臣下的功效。只有绩效与所运用的责权相匹配，所运用的责权与方案所需相匹配。臣下才能获得奖赏，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不匹配都要接受惩罚。可见韩非并不是简单地以结果论成败，不仅要求臣下按预期达到方案中的效果，还要求他们在运作方案的过程中合理地使用君主依据方案所授予的权限，既不能用少求多，也不能越权操作。举例来说，运作一个方案需要7个人，而负责人却向君主申请了10个，这就是用少求多。运作一个方案需要调用7个人，而负责人向君主申请了5个人，到时不够只好从别处违规借调，这就是越权操作。在韩非看来，这些都是祸乱的根源，都是臣下别有所图的表现，因此必须纳入考察当中。别看君主很轻松就批准了臣下的方案，但考虑到后面滴水不漏，锱铢必较的把关，相信没有那个大臣敢大大咧咧或者别有用心地提出一个方案。
在韩非看来，理想的臣下应该像螺丝钉一样，坚守自己的岗位，恪守自己的职责，诚实客观，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虚报，不隐瞒，一心事君，毫无私念。联系前文，我们就能发现韩非这样的设计堪称绝妙，臣下被分散在一个个责权的小格子之内，不允许拉帮结派，不允许越权操作，这样对君主有两方面的好处，分散的臣下一方面无法对君主的实力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更容易进行监管。
3．扬榷què———对君道、御下的全面总结
本篇题为《扬榷》，一直以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扬榷》应该为《扬权》，因为古汉语中权与榷是同一个字，扬权就是要高扬权术驾驭臣下，此说颇具煽动性，很能吸引眼球，是标题党最爱，因此持此种观点人也最多。另一种观点则是扬榷的本意，类似与现在的综述，概要之类。从内容来看，此篇文字正是韩非对君主之道，御下思想的综述，因此我取后一种意思，定名为《扬斟》。《扬斟》一篇是本章的主心骨，就像《主道》是主道章的主心骨一样。
既然是综述，就要从哲学讲到道理，再在从道理讲到应用层面。韩非的哲学思想取法于老子的道家思想，处处能看到道家”无为”的影子，任法而治的思想则来自于军营，至钢至阳的法与至阴至柔的术好比人体的任督二脉，韩非就是一名武学大师，打通了任督二脉。《扬真》中的许多论点在前面已经做过零星的介绍，这里是相关内容的有机结合，读后必能产生融会贯通的感觉，就像完成一幅拼图游戏。
今人写政论文章常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说……。韩非这里是老子思想告诉我们说……。说什么呢？说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大命就是那宏大寥廓的自然法则，也就是所谓的“道”。随后韩非继续引述老子的思想：1）美食与好身材不可兼得。老子的这个发现现在已经成为美女的必知常识之一，无数美女在美食与S形曲线之间饱受诱惑与克制的煎熬；2）纵欲必然损伤身体（采阴补阳另当别论），老子的又一发现促进了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自从有了伟哥之后，这一状况有了明显的环节。这是老子对人体规律的一种观察，《道德经》原文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这里的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都是吃喝玩乐。如果是我读了老子的这些话，我首先联想到的是养生之道，我会把老子的教导落实在行动上，合理控制饮食和X生活，保持健美的身材和饱满的精力。韩非和我不一样，他总能从再平常不过的道理中看出帝王术。韩非发现常人需要养生，君主也需要养生，只不过君主的生态环境是权力场，所以养生之道也与常人不同。普通人要戒除不良嗜好，君主也要控制吃喝玩乐。普通人要发扬螺丝钉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君主事业当中；君主要忘记专长，要克制强烈的做事欲望，要从具体事物从抽身回来，要从常规的专业分工中重新划分出属于自己的领域。即便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君主也不是展示的越多越好，而是隐藏的越多越好，这是由于权力的特性所决定的。接下来韩非描述了一番做君主的美妙感觉，请看。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阴见阳。左右既立，开门而当。勿变勿易，与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谓履理也。 ”
———群臣百姓献身于君主事业的各个方面，君主掌握事务的关键。君主虚静以待，众人主动效劳。一切进入状态之后，君主坚守静态，就能获得不失真的动态信息。分配好岗位之后，君主敞开门户接纳所有的意见。不做任何变更，按照天理与人情推行下去。坚持不懈地干下去，才叫做遵循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