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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年，于阗国使团（进贡马匹）。
578年，波斯使团。
华南与长江流域各城市在六朝时代（222—589年）接待愈来愈多的来自东南亚与印度洋的外国人，同时华北各城市也形成外来商人区域，这些商人来自中亚绿洲以及位于锡尔河与目前印度、伊朗边界之间的地区。其中有吐鲁番人、龟兹人、于阗人、疏勒人、撒马尔罕人、布哈拉人、大夏人、白沙瓦人、东伊朗人、克什米尔人、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人等。商人、官方使节、人质、传教者从南方口岸与甘肃通道进入中国，他们在华夏世界史这一关键时期产生决定性影响。佛教在公元初几个世纪经过一段时间适应环境之后，自4世纪末至8世纪末在中国激起巨大的宗教热情，深深地改变着先前的传统，并在华夏世界以及中国邻国中留下持久的印记。但在佛教发生影响的同时，印度、伊朗、希腊的影响也在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反映出来。
注释
①似应为祖父。——译注第二章中世纪文明
自汉亡至隋唐贵族皇朝建立，历时四个世纪，这段时期为华夏世界思想史上最丰富、最复杂的时期之一，异常多产，充满新颖事物：玄学体系发展起来，完全摆脱汉代的繁琐哲学，而且自4世纪初起，吸收大乘佛教四大皆空的教义而愈加丰富；业余文学、艺术大加发扬，追求为美而美的纯粹趣味，一反古典传统；出现了第一批卓越的文艺批评著作；绘画从工匠手艺地位上升为充满思想内容的精巧艺术，在世界风景画史上第一次将风景作为绘画对象，作为艺术创造；诗歌空前大发展。最后是巨大的宗教运动开展起来，呈现的面貌不一，其影响广泛而多方面，在一本中国通史中只能略为提及。
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历史时期、华北与长江流域各自不同的演变、不同地区的相对分隔、南北的相互借鉴，凡此种种，更加造成思想文化生活的丰富性与多样化。由于190年前后至3世纪末即第一个长江流域的皇朝出现时期道德进化与哲学的演变，使这段历史时期成为承上启下的时代。4世纪时，华北与长江流域之间的差别异常巨大。前者尚武，大众化，几乎全无文化，深受草原地带与藏汉交界区域的影响；而后者则贵族化，讲究高雅，有自己的文艺团体、隐修寺院与宫廷生活。后来，5—6世纪，二者之间的鲜明差别慢慢减少。愈来愈汉化的北魏迁都于洛阳（494年）——自1世纪初至4世纪初，洛阳一直是中国政权的中心。自此时起，华夏旧世界的各方面人士都热诚笃信佛教。
从上述三个多世纪的政治环境与社会情况，可以了解当时的道德面貌。大家族之间进行派系斗争，豪门世系趋向于变为封闭式贵族，南京皇朝荏弱以及政治斗争虚妄；3—6世纪的文化人士中以个人明哲保身态度、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为其特点，这种态度与追求无疑与上述种种情况大有关系。由此亦可知在长江流域的诸皇朝中为何文艺团体占优势，为何隐修与寺院生活方式盛行，以及作为衰亡动乱时期最后庇护所的宫廷为何起重要作用。我们也不难理解在北方为何异邦的大宗教在一个粗野、暴烈、半野蛮的世界中受到欢迎，为何分治曹氏与司马氏皇朝的官吏庇护佛教，为何对佛教的信奉进展得如此迅速。
第四部分 14。中世纪文明：玄学、美学与诗歌
从法家唯名论到本体论思辨
汉代衰亡时期，在学派传统方面出现了中断，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似乎已令一切景象改观。经典研究透过马融（79—166年）与郑玄（127—200年）的著作曾发出最后光彩。175年洛阳太学六经经文的碑刻富有象征意义，此六经为蔡邕（133—192年）所编订。除《易经》以外，这类经文许久已不受人过问与重视。虽然大体可以举出几个著名的经典诠释家，而且11—12世纪宋朝时代出现过一段伟大的复兴时期，但只有孤零零的几个人承继汉代传统，而且在注疏方法及阐发暗含的哲学意义方面都没有重大突破。
2世纪末的动乱以及4世纪初胡夷部族起义进一步造成这种学术传统的萎缩。190年董卓的雇佣兵劫掠洛阳时，汉朝文献与皇家藏书被毁。311年曹魏积累的文书资料也遭受同样的命运。顺便一提，曹魏与东晋的皇家藏书，按“四部”（经、史、子、集）新系统排列，此法为后世所遵循。当时藏书楼已收集了竹简古文献。文献于279年在一名公元前299年的魏国公侯古墓中被发掘出来。魏国著名的《竹书纪年》也在其中。今天凭借各种著作的引文仅仅找出其中的片段。不过，思想文化生活朝新方向发展，主要原因还是伦常危机。这种危机汉末时已显露出来，它推动了政治研究与哲学探索的更新与深化。
自2世纪下半叶起，便见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前3世纪）的各种思潮的复兴：法家、名家（“正名”论，即明确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学说）、带玄学倾向的老子道家。但观察问题的角度与公元前4—前3世纪已迥然不同。3世纪上半叶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社会功能组织、其必要的天然等级关系、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作用、按个人能力与性格而归属的类别等。当时的思想家一般认为：每人各安其分时，社会秩序方可保证，而“分”是由个人命运所决定的。这种观念见于下述两人的著作：刘劭（3世纪上半叶），曾撰曹魏《新律》，著《人物志》，书中法家思想与名家学说密切结合；郭象（卒于312年），著名的《庄子》诠释家。王肃（195—256年）亦注释经典，其注疏抛弃玄奥解释。王氏还关心社会等级问题。
从上述动向可见当时政治条件的影响——曹操及其继位者已建立以法家精神为本的军事专政制度——也可见汉代盛极一时的关于个人天命成分学说的影响，再者，行政实务亦有其影响：“中正”官的任务是按候选人的行为与人品而安排其公职，“中正”以简练、深刻的言辞概括其判断。自3世纪初开始，人品划分成为中国知识界特别喜爱的谈论主题。这类无拘无束非功利的交谈，曾冠以“清谈”之名。在清谈中竞相说俏皮话、开玩笑、发惊世骇俗之言。清谈慢慢从人品扩展到文学、艺术、道德、哲学等问题。自4世纪初大迁徙之后，清谈便成了南朝贵族团体的特点。5世纪上半叶有一部著作（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保留了这类清谈的旧事例。此外，南朝时代的一系列论辩性著述都借鉴当时流行的争辩形式。这种论辩著述是4—6世纪的佛学文士及其论敌所喜用的武器之一，从《牟子》或《牟子理惑论》至《弘明集》都是这样。前者撰于越南，成书年代不详，但大体是这类书籍最早之一部，后者是辩难攻诘的大文集，约于510年问世。
3世纪法家与名家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自2世纪末以来，兴起对署名“老子”的玄奥著作（《道德经》）以及对《庄子》的新兴趣。结果到3世纪形成哲学的新潮流，将上述两种著作与周代占卜旧著（《周易》或《易经》）结合起来。此即世称的“玄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何晏（卒于249年），曾撰《无名论》与《无为论》；天才哲学家王弼（226—249年），23岁身故，曾诠注《老子》与《易经》；向秀（223？—300年），《庄子》大注家，其注释由郭象收入到自己的释文中；裴（267—300年），曾著《崇有论》。玄学派作者接触的尽是些玄奥问题，诸如：有与无的关系，二者并非相反、互相排斥，而且密切不可分；确定、可名、变化、多样的“有”，以基本的“无”作为其必要的反面，为其本体之支承，“无”是一切可见现象之源；崇“有”或贵“无”；智者有欲或无欲；思想与语言的关系；音乐的本质；等等。
这类本体论思辨，在某些人（如郭象）的著述中与法家及名家的解释密切结合，310年间南迁之后，获得持久成功。4世纪期间，由于加进大乘佛教的成分，这种思辨再度活跃起来。大乘佛教关于四大皆空的教义，吸引了争辩“有”与“无”、“体”与“用”的“清谈”人士。其中与玄学派观念表面相似的部分掩盖了这种外来哲学与华夏传统的根本区别几达整整一百年。
第四部分 15。个人主义、自由、美学与诗歌
3世纪时，玄学派本体论的神秘思辨往往与保守的社会学说结合在一起。这种思辨从战国时代道家两大著作中吸取灵感，但却并不代表道家运动的深层倾向。道家运动在知识阶层中反而以反对习俗的态度表现出来：蔑视礼教，随遇而安，不关心政治生活，崇尚自发，热爱自然……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厌恶习俗，热衷为艺术而艺术，自3—6世纪整个动乱时期都以此为特点。可以说，中国整个中世纪盛行着一种“唯美主义”，这种潮流与古典传统明显相悖。第一批显示这样倾向的人士是世称的“竹林七贤”。这是放浪文人的小团体，其中以诗人兼音乐家嵇康（223—262年）最为著名。南迁至长江流域之后，贵族阶层当中沿袭同样的精神状态，依然对自然与自由抱有相同的兴趣。这种态度与趣味亦见于著名书法家兼诗人王羲之（近307—365年）的兰亭会。王羲之的名字与中国文学史、书法史一个最著名的时期联系在一起。兰亭会设于会稽（现浙江绍兴地区），41名诗人在开怀畅饮之后，即席赋诗竞赛。
《古诗十九首》是抒情诗的初例，极可能始于东汉。自《古诗十九首》到7—9世纪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中国诗的发展不曾中断过，而且留下了许多极其伟大的名字。建安时代（196—220年）的著名诗人“建安七子”与其同时代人曹操及其二子（魏文帝曹丕，187—226年；曹植，192—232年）的诗作，依然是从事军事、政治活动的人士的作品，坚持汉乐府饱含活力与纯真的民间主题，而相反，四、五世纪的诗歌则表露出漠不关心政治，追求为美而美，这是南朝时代的突出标志。嵇康与阮籍（210—263年）已反映出明显的道家倾向；这种倾向复于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潜（陶渊明，365—427年）身上显露出来，而山水诗人谢灵运（385—433年）则属于首批受佛教影响的人士。
对自然的兴趣使诗歌与绘画传统同时获得丰富的源泉。当时的自然是透过道家观念而表现出来的——自然作为长生者的居所，不受当世牵累的自由纯洁的生活圣地。四、五世纪时期，在儒家式道家传统人物之侧、神鬼之旁以及宫廷内景的近处出现了山川景色。风景画深受道家主题与观念的支配，依然保留着自己与巫术的关系的痕迹，但当时已适应纯美学的需要。中国出现风景画比欧洲在不同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风景画早1000多年。汉代时期，绘画仍是工匠之作，而这时已成为知识界喜爱的艺术之一，与书法紧密结合。自此，绘画方面的进展更为迅速。色彩愈加多样化，出现可以表达更为复杂现象的表现新程式（角度多样化，以不同景面重叠法表现远近……）。此时诞生了一位画家，他是最早也是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早于陶潜20年，晚于谢灵运40年。这位画家便是顾恺之（345—409年）。
此外，中国中世纪有一新趋势：重视作品的美学价值而不受任何道德判断左右，关心对作品的批评分析，注意划分类别。从曹魏至梁代，欣赏趣味细腻，批评标准提高，进步十分明显。第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是诗人曹丕（3世纪初）的《典论》，书中比较了汉代一些诗文著作的各自成就。曹丕的评价已经从纯文学观点出发；道家大师葛洪也抱同样态度。他在其《抱朴子》（约于317年）一书中明言：德与美各不相干。后来，6世纪上半叶梁代的钟嵘，则在其《诗品》中致力于将自汉至梁123位诗人划为三类，并附以大量评注。但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伟大时期之一的标志主要是6世纪初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著名诗文总集《文选》（约于530年）的问世。《文选》为梁朝皇家太子所编，至今依然是了解自两汉至6世纪初中国文学史的主要材料之一。
致力于文学批评的人同时还大力进行绘画的分析与批评。例如南齐（479—502年）末年的谢赫著《古画品录》，书中探讨了3—5世纪27位画家的作品；又如陈朝（557—589年）姚最作《续画品》，即《古画品录》的续集，内中研究了梁代20名画家。
4—5世纪乃至6世纪上半叶都可以视作是南朝文学史的成熟与重大革新时期，而到了陈代（557—589年）已开始衰落，这一点大体可从此时期的政治社会条件加以说明。当时的倾向是追求形式。6世纪的非诗歌著作盛行一种讲究对仗，务求声律和谐，而且多用四六字句式的文体。这种文体称“骈文”或“四六文”，起源于战国末年及汉代，但到6世纪时表现出空前未有的矫揉造作性质，自成体系。最后，还应一提的是：在邻近领域方面，陈朝末代皇帝宫廷盛行靡丽浮艳的诗歌，可以徐陵（507—583年）、江总（519—594年）两诗人为例。陶潜、谢灵运、颜延之（384—456年）等大诗人所汲取的旺盛源泉似乎当时已经枯竭。不过，末落时期的形式追求也不是毫无作用。后来，唐代诗人就曾综合前代传统，而且能够加以利用。
第四部分 16。道教界
玄学派门徒将《老子》、《庄子》与《易经》结合起来进行本体论的神秘思辨，实际上不太切近道家精神。这些上层社会的“清谈”人士并不接触博识精湛的真正道家宗教流派。自古代至汉代以来，此流派不受其影响而沿袭下去。真正的道教是保持一定程度秘密的流派，其核心是些小团体，间或参加四川大派“五斗米道”。这些团体掌握通灵神示法以及关于降神传统，其宗派的最高秘密以师徒相传为基础。一种圣徒文学便诞生于这类团体，最古老的例证是公元前1世纪末刘向编纂的《列仙传》。该书为佛教徒所模仿，获得广泛的传播。超自然的故事也出自这一阶层，自干宝（？—336年）的《搜神记》问世以来，这类故事盛行一时。从历代民间故事、佛教故事至道家故事都混编在这些故事集中。
然而，道教团体的主要目标是追求长生术、养生术以及肉体升华的方法。由于寻求长生药而开展了一系列实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持续不断。据李约瑟说，华夏世界若干重要发现（如淬钢法）即有赖于这类实验。中国炼金术的操作涉及水银、铅、硫、金、银。有关这类历史的最古老文献之一是撰于2世纪的《周易参同契》。4世纪初，葛洪（约于281—341年？）是这一传统的出色代表。他是道教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写有道术著作《抱朴子》（约于317年）、长生者传记集《神仙传》。葛洪似乎已掌握药典、炼丹术、医学、天文学。或许因其长期居住于热带地区（尤其是广州）而开始了解土著居民的奥秘。葛洪在南中国的主要继承人是陶弘景（456—536年）。他也具备百科全书式的头脑，吸收了当时的全部知识：数学、阴阳学说、地理、炼丹术、医学、药典……儒学与佛学传统。他还诠注古药典，留下《本草经集注》。葛洪在中国北部的影响反映在寇谦之（363—448年）身上。他是出身于长安富家的杰出人士，自认为属于天师家系，其祖师爷是五斗米道的创建者张道陵。寇谦之于424年与北魏宫廷联系，令太武帝（424—451年）言听计从。他声称认出太武帝是道家神仙再世。他曾与太武帝的谋士、博学的大官崔浩合作，一道采取措施反对佛教，而当时佛教的影响已不容忽视。崔浩创立了首批吸收佛教戒规的道家寺院。从这时起便出现道教教会，而且迅速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这是佛家教会的翻版，有其经文、寺院、祭礼仪式。
第四部分 17。佛教热（1）
佛教在亚洲的传播，就其地理范围、所涉及的居民数量与多样性（疆域从伊朗至日本、从中亚至爪哇）而言，比起与之几乎同时的基督教在欧亚大陆西部的传播要广泛得多。书面传说资料丰厚，学派繁多，文化成分丰富，这是伴随佛教而来的，使情况更为错综复杂。
佛教于一、二世纪开始传进华夏世界，其时佛教历史已相当悠长，曾接受过伊朗影响及希腊文化的影响，至于当地南北印度社会阶层的作用更自不待言。宗教热盛行于中国的时候（5—8世纪），它在华夏世界以外的佛教化国家中继续发展下去。佛教后来的变化亦影响到中国历史，因为佛教成为喜马拉雅山系居民以及草原游牧居民的大教，自8世纪起便以西藏所采纳的形式出现。因此应重视这种演变进程，并应注意东亚佛教影响的来源地区不一。虽然传进中国的佛教主要来自中亚绿洲及阿姆河东南地区，但一些处于克什米尔、锡兰、苏门答腊、恒河流域等地的教派也曾对中国的教义的发展起过影响。这些教派在某些时期曾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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