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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也容许人类活动有相对的自由。上述根深蒂固的倾向及相对自由，与各种生活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文化及文明模式的总体分布亦无抵触之处。在东亚这片广阔地域上可以识别出与特定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四大文化群：
1．以从事发达农业为主的定居人群。具有华夏文明的居民以及所有深受其影响的居民均属此种文化模式。
2．草原与沙漠地区的游牧人群。这片地区从西伯利亚泰加森林延伸至华北农业地带，自满洲伸展至伏尔加河下游流域。
3．喜马拉雅广阔山系及其附近地区半畜牧半农耕的山居人群。
4．将狩猎、畜牧与多少带点原始形式的农业结合起来的热带地区混合文化群。这种文化从前十分发达，现已日趋消失。
为完整起见，除上述四大文化群之外，尚应加上中亚绿洲的定居居民与商人之群体。
第一部分 7。以从事发达农业为主的定居居民
人口之增长，庞大储备库之建立，有组织的国家之形成，均有赖于发达的农业形式，世界其他地方，莫不如此。伟大文明便由此而发端。这部分居民散布于东亚所有平原、河谷以及富庶的高原，其生活方式还影响地理条件相类似的居民，而其农业模式则可分为两类：
1．旱作物农业，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其谷物产品为大麦、小麦以及各种粟类。华北地区便是旱作物地带，此处灌溉不过偶一为之，实行灌溉则可以提高产量，获得稳定收成。这片地区虽则以农业为主，但在远古时代（公元前2000—前1000年），畜牧（牛、羊、马）仍然相当重要，而且长时期维持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不过，农业定居居民与游牧居民及山地居民不同，他们不喜欢饮用奶类，而且逐渐缩减肉类在饮食中的分量。
2．水稻种植，公元1000年以前的十个世纪期间其增长仍非常缓慢，到此时期末期，才达到充分发展。农业技术极可能发源于多处（主要为印度北部与长江下游），但都获得巨大成功，推广到凡灌溉可及的温热潮湿地区（中国热带、亚热带之平原、河谷，印度支那半岛各地，印度尼西亚，朝鲜，日本）。在东亚居民的历史中，水稻种植的发展标志着一个新阶段。它从8—10世纪开始，便为此地区的文明带来新活力。
再者，东亚发达农业形态的历史异常丰富，也十分复杂。这段历史中以一系列的进展与变化为其标志。不唯水稻种植技术完善，而且由于品种精选，13世纪高粱引进以及美洲品种（红薯、花生、玉米、烟草、马铃薯）自16世纪起移入，遂引起已延续千余年的农业形态的根本变化。
第一部分 8。草原地带的游牧居民
此处属“原始阿尔泰”与“阿尔泰”语系的居民在华夏世界历史中曾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对其文明产生过深刻影响。彼等之主要特点为：
1．住所（蒙古包）、畜群（牛、羊、马、骆驼、牦牛）以及其他财产的迁移（妇女首饰是游牧居民的动产之一）。在夏季平原牧场之间以及在冬季避风牧场之间的流动往往不超过150公里。但必要时牧人部落亦可作长途迁徙。一般来说，受到更强大部落威胁之时便有此举。
2．作为经常备战训练的生活方式（驯马、狩猎、马上弓箭或射击操练）。
3．畜产品满足基本需要的经济（奶、奶酒、奶酪、羊毛及其他动物毛料、毛皮、燃料用干粪）。劫掠活动（窜犯定居居民或邻近部落，抢劫商队）、定居居民赠物、交易活动等可给予此种经济以若干补充：自10世纪起便带来金属、谷物、丝织品、奢侈品、茶叶。劫掠的目标是补充些谷物过冬，但往往也为了迫使定居居民开放市场。不过游牧居民也并非对大麦、小麦、小米等作物种植完全无知。某些时候他们还从事冶金工艺。此外，定居居民（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于游牧居民当中，也是历史上一向存在的事实。
4．草原人口在如下几部分人当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西伯利亚森林地带捕毛皮兽类的猎人，生产织物与金属的定居居民，喜马拉雅山系的山地居民，从华北（甘肃省）延伸至外奥克散⑦绿洲地带的固定商人；中东与东欧的居民。
5．基于强部落控制弱部落以及基于牧畜主贵族与奴隶或农奴阶层对立的部族社会。
6．部落结盟与政治单位的不稳定性。此处尚须指出：当选首领的权力受到骑士或武士议会节制。与定居居民的接触及商业往来促进借鉴，导致经济变革与社会变革。最初倒可以使政治组织获得加强，使草原社会富庶起来，后来由于一部分部族或其贵族人士定居下来，久而久之便引起关系紧张与内部分裂。
第一部分 10。华南与东南亚之混合文化
目下这类文化正在衰退之中，但从前却十分发达，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乃至东南亚。它将采摘、狩猎、饲养、次于汉族农业的耕作形式、沿海捕鱼与江河捕鱼等结合起来。由于平原水稻种植者的扩张，它便向山区后撤，而且普遍往南方退缩，因而要重现其古代状况并非易事。为了适应更困难的自然条件，若干部族便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转而采取流动的农业形式。这类农业远古时代已见于东亚，当前华南与印支半岛的少数民族仍从事于此，例如：广西、广东、贵州、云南的苗族、瑶族，北越的苗人或蒙人，海南岛山区的黎族，等等。此种简陋农业要火烧灌木或森林，而且随着地力衰竭（四五年后即出现）便导致村庄迁徙。作物为块根植物（芋头、山药），用棍棒挖地下种，还有旱作谷物、山区稻米，最近几百年还种植玉米。这种古老居民（尤其是住于沿海，以渔业为主要活动者）其中一部分目下已经消失或者说已与从事发达农业的定居居民融合起来，后者则采纳其海上技术。某些种族改而从事水稻种植——如西南的重要少数民族傣族、1957年已有780万人口的壮族、缅甸的掸人、越南的泰人（土人、黑白泰人、侬人）便都是这种情况。他们在印支半岛长江大河的三角洲建立起有组织的国家。这些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较为众人所知，而且凭此可以追溯其从华藏接壤地带、中国南部再往南方地区迁移的踪迹（缅甸人经伊洛瓦底河谷，泰人经湄南河流域，高棉人经湄公河流域，越南人经红河流域）。
虽然历史进程已将水稻种植从长江流域推至爪哇，因而使原先的格局大大改变，但中国华南地区无论从人口、语言、古老文化来说，仍然与东南亚息息相关。藏缅、傣、苗、瑶、孟高棉等少数民族既存在于中国南方，亦定居于印支半岛山区。
这类具有多样文化的居民，其中一些特点我们从文字材料与考古发现中已有所知。某些特点至今依然存在：流动式农业，吊脚居屋，水牛饲养，腌制鲜鱼，咀嚼蒌叶、槟榔，应用背筐，吹奏管乐器（老挝语称Knène，中国称“笙”），敲击铜鼓，流传关于种族开创与大洪水的神话，崇拜龙、蛇、虎、狗，信奉萨满教，等等。其中好几方面的文化特点甚而在中国南部与印支半岛发展程度最高的居民当中广为流传。
第一部分 11。定居居民文化与中亚绿洲商人
有一道绿洲地带将甘肃西部与锡尔河及阿姆河（即希腊人所称的奥克苏斯河）流域联结起来，两侧均为塔克拉玛干沙漠，一直伸展至帕米尔之外：酒泉、安西（北边是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南边为敦煌、鄯善、尼雅、于阗、莎车）、疏勒、浩罕、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这一带绿洲乃定居农人与商人的地域，曾是亚洲所有民族交会之处，计有：操印欧语的居民（库车人、于阗人、粟特人）、“阿尔泰”语居民（匈奴人、突厥人、维吾尔人、蒙古人、萨尔特人等）、汉藏居民（汉人、西藏人、唐古特人等）。1900年在甘肃西部敦煌城附近曾发现5—10世纪的各种手稿，手稿表明这一带绿洲居民有其国际性。汉人、草原牧民、喜马拉雅山系山地居民，以及建于帕米尔之外的各国在历史上为掌握此地的控制权，连年征战，从未停止过。除大量汉语手稿之外，尚有许多藏语文本，此外还有以下几种文字资料：维吾尔突厥文、粟特文（即东伊朗文）、唐古特文、于阗文、库车文、梵文、古印度文等。
这些绿洲从前十分活跃，曾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伊朗、印度、近东以至地中海居民的影响由此而进入东亚。
欧亚大陆通道
最后，远方文明影响亦应占据重要位置。在整个历史时期，总的来说，东亚与欧亚大陆西部及南部地区保持着联系，华夏世界尤其如此。这种联系引发了三个彼此密切相关的问题：巨大贸易潮流（海上运输与商队运输）；大规模军事扩张与外交往来；宗教广泛传播与朝圣大发展。来往最频繁的路径因时代不同而异，因而与东亚各地区维持联系的地方亦并非始终如一。自中国古代末期（公元前3世纪）至9世纪，绿洲之路曾起过重大作用。十三、十四世纪北边的草原之路将蒙古、中国北部与欧洲及中东国家密切联系起来。各时期的海事扩展对欧亚文明史起过重要影响。印度、伊朗海运扩张是在2—8世纪，中国在11—15世纪之间，而欧洲则从16世纪初开始。
穿越欧亚大陆位于华夏世界接壤处的各条大路均通到商业中心，来自中亚、印度、中东的商人、使者、传教士曾经常来往于此。中国沿海口岸亦同样成为来自不同地区的水手、商人的会聚处，其中山东与江苏沿岸有朝鲜人、辽东人，浙江有日本人，东南亚与印度洋有印度人、伊朗人、阿拉伯人等，广东与福建有西方人（自16世纪开始）。漫长的行程以及年度季风环流均说明何以传播远方影响的外国移民地会在这类口岸形成，会在位于华夏世界商业枢纽的城镇中建立（交通枢纽有：将陕西渭河流域与长江下游地区连接起来的通道，通过湖南湘江流域、江西赣江流域将广州与长江中游连接起来的通道，将杭州地区与开封地区、北京地区联系起来的长江流域及大运河，等等）。中国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向来成为国际性都会；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军队、使团、朝圣者、商人、手艺人则几乎遍访亚洲所有地区。
将东亚生活方式与文化简要分类以及回顾外来影响可令人了解该地区复杂而丰富的人口现实。正如欧洲的省份一样，中国本身以及邻国的每个地区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也就是关于以下诸方面的历史：地区居民，地区在历史中所属的政治实体，地区从土著种族、从邻近或遥远地区居民处所接受的影响。语言、习俗传统、居民人种，处处都留有历史的痕迹，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年代。
华夏世界曾同生活方式及文化均与之迥异的民族保持接触乃至经常往来，而且多于其他任何地区。同时，中国所接受的文明（古美索不达米亚、伊斯兰教之前的伊朗、印度、伊斯兰国家、基督教的西方）均有其自身特点，对于中国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由于许多不同成分参与华夏文明，促进其形成，使之丰富，并在历史过程中对其加以改进，因而华夏文明亦如历史上其他伟大文明一样，能够不断创造更新。
第一部分 12。华夏世界历史演变梗概（1）
中国史与西方自古至今的通史的根本差别在于分析准确程度不同。并非由于材料匮乏，而是资料过于丰富，对其利用方才开始。例如意大利或法国的16世纪历史我们逐年尽知，对该世纪所发生的历史变动的研究已进展到异常深入的程度，而相反，中国历史在西方则鲜为人知，大家仍往往参照长达三四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如明代（1368—1644年），有时就作为均一的整体来援引，在这个整体中，只可能确定几桩大事件。而这段时期的历史尚有待分期、分地区去发掘，因为明代中国从热带地区延伸至西伯利亚，其覆盖面积相当于法国的十倍。
关于中世纪的研究尚未深入之前，大家普遍认为：我们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停滞的时代，而历史学家的研究却表明，其时的演变丰富而复杂。从前似乎是死寂的事物又呈现出生命、色彩与运动。中国历史如同我们未经开发的中世纪史。一再指摘这段时期停滞、往复循环、重蹈相同社会结构与政治观念，这种指责无非是对一段未知历史作价值宣判。无疑，20世纪以来中国、日本、西方国家有关中国史的大量研究已大大增进了我们的认识。但是，仍未深入细节之中，无法如我们研究西方历史那样精细，远远未达到分析水平，不足以去考虑对中国与欧洲的演变加以比较。
然而在这演变过程中，仍然可以辨别出异常不同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古代信教、尚武的王国（约于公元前1600—前900年）与公元前3世纪建立起来的集权帝国事实上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后者由享受俸禄、可以撤换的官僚执掌。公元前10—前7世纪的社会则完全别具一格。当时列国并存，其元首由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高官辅佐，而且崇奉家族的长幼尊卑。但自从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以来，其间变化之大就超乎通常人的想象。因为用词的一致掩盖了这种变化。3—4世纪之间，在长江流域的各国中形成一个拥有小城堡与属地的实行内婚制的贵族阶级，而且左右中央政权。这种现象在中国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不曾出现过。宋代（960—1279年）初期的政治制度，其官僚阶层中存在着朋党之争，而明代皇帝于14世纪末期建立的却是独裁帝国，二者之间何啻天壤之别。1912年清皇朝的消亡被视为2000年政治制度的终结，但这纯然是个幻觉。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年），最末一个皇帝是孩提时代便登基、年号为宣统（1908—1912年）的溥仪，虽然从前者至后者一直是帝位相传、朝代更迭，但是朝代与朝代之间却存在深刻差别，牵涉到国家组织以及通常掌握实权的社会集团（贵族军队统领、靠地租为生的士大夫家庭、宦官等）。要从中华帝国制度的整体，从其存在的整个时期去描绘其特点，这是方法上的严重错误，因为政治制度是活动机体，会不断适应社会变动与经济变动，只有短时期与之抵触。
我们所习惯的关于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划分，未免过于绝对化。历史上并未出现过纯粹的民主模式，中国君主制亦并非排斥任何调节机制与民众表达形式。剥削弱小、专断强暴都不是华夏世界的特产。总而言之，历史上其他民族也不见得比中国有更多的正义、更多的人道。有人可以以极其暗淡的色彩描绘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而就欧洲情况而言，要采取同样的处理办法也并非难事。
关于中国政治形式自远古至今日的更迭变化，下面的总框架可以为我们提供明确概念。
第一部分 13。华夏世界历史演变梗概（2）
一、古代
约于前1600—前900年。这是宫廷文明时期，中东⑧的文明在同一时期亦出现类似的事例。国王是贵族阶级的第一号人物，其专门活动是祭祀与作战。国王既是军队的首领，也是祭祀的首领。所有活动都依附于王宫，王宫同时担负政治、宗教、军事与经济的职责，没有明确划分。
约于公元前900—前500年。贵族城邦制度取代了古老王国形式，各城邦既联盟又争夺。各诸侯国的首领在一种基于亲属关系、祭祀特权的等级制度中，通过家庭、宗教、政治、战事、经济等关系互相联系起来。但贵族城邦制度在此时期末年便告解体，而同时组成彼此争斗的大国。
约于公元前500—前220年。贵族社会的危机因发展了君主制而获得解决，最后创建了中央集权式国家。由于取消封地并消灭大贵族，中央集权国家便直接依靠作为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之源的农民。
二、武士帝国
公元前220—190年。中央集权式国家因征服各小王国而扩展起来，但其自身的演变亦十分迅速。集权有利于皇宫但损害官吏的利益，因而连续引起两次危机，第二次终于导致政治上的大混乱。
190—310年。各自为政争夺权力的军事首领终于瓜分了整个汉族土地：华北、长江下游、四川。华北建立起军事独裁制度，但遇到日益强大的豪强家族抵抗。豪强家族是1—2世纪发展起来的。
310—590年。非汉族居民自公元初年开始定居华北并在此建立国家。其政权机构为下述两方面传统的综合体：华夏世界的政制传统，草原牧民或汉藏疆界山地居民的传统。华北诸国日益汉化并依靠混血的武吏贵族阶层，后由其中的最强盛者统一起来，而在长江流域，4世纪初逃亡于此的中国精英之士则形成了内婚制的贵族阶层。他们在北方帝国统一华夏诸国之前，一直掌握着先后设于南京的各朝廷的实权。
590—755年。在新帝国之初居统治地位的华夷贵族阶级与为强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