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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形式远非只此一家，中文曾启示过东亚同类型文字的创制（10世纪的契丹文、11世纪的西夏唐古特文、12世纪的女真文、14世纪越南的喃字），而其草书形式已用来构成日文的假名、朝文的字母。
注释
①应考虑到此种情况：大家缺乏任何课本，亦不具备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错误观念与偏见且撇开不提；故此必须逐步阐述，将史实置于其历史背景之中，并竭力显示各个不同方面演变之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华夏世界与其他东亚文化之关系、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技术、精神生活等等。——原注
②指珠江三角洲——译注
③即加里曼丹岛——译注
④除日语外，本表开列之所有语种均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台湾。请勿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15000塔吉克人（属伊朗语族）和9700俄国人操印欧语言。——原注
⑤为备忘起见，应当指出：印度、马达加斯加、非洲南部、欧洲、南北美洲均有华人社区。——原注
⑥疑原文有误，似应为“广西”。——译注
⑦古亚洲地区名，在乌浒水之外，包括粟特和大夏部分地区。——译注
⑧我们在书中采用英式的“中东”一词，指的是从北印度平原直至地中海的广阔地域，与“近东”一词相反，后者的含义仅限于地中海东岸各国。——原注
⑨米拉博（1749—1791年），法国演说家、政治家，曾当选为议会议长。——译注
第二部分 1。新石器时代前期
自20世纪中叶以来①，中国各地区及边境地域均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大大增长了我们对这段最古老历史的认识，而且往往证实文字的依据，这也深刻改变了有关华夏文明起源的传统形象。华夏文明看来是多种文化的产物。
公元前8000年左右，一种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农业经济代替了仅仅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生计的经济。大家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尚浅。但是关于随后几千年的状况，出土的证物并不缺乏：在渭水流域（现今陕西省）及黄河中游，公元前6500—前5000年的遗迹数量众多，表明当时的农业已相当发达（种植黍粟，饲养猪狗，也许还养鸡），还使用各种石制工具和骨制工具。陶器虽仍相当粗糙，但式样与图案已明显地随地区不同而异。不过发现最古老的陶片是在华南地区，大部分都饰以心形花纹。这许许多多的遗迹为我们证实：伟大的南方新石器传统早于公元前5000年就已存在，过去是料想不到的。
关于在此之后的时代，新近的出土文物表明：有好几支不同的大文化分布于广阔的地段上。
1．仰韶文化，以其几百处遗址而为世人所知（同位素碳14测定遗址的年份是公元前5150—前2960年之间），它从甘肃延伸至中原，包括山西与河北的南部地区。这一带是黄土地带，无疑是更新世时期积下的细尘，至今中国西北还留有其厚层。这支文化远非整齐划一，总的来说它具有如下特点：农业经济占重要地位，但仍结合狩猎、捕鱼、采集；运用石锄、石铲、石刀、石磨等工具；养猪、养狗，或许还养牛。陶器在制造技艺以及着色或心形装饰方面均呈现出不同地区的重大特点。最精美的陶器饰有几何图形，有时还带上程式化的鱼图，着黑色或红色。
2．大汶口文化（约于公元前4746—前3655年），覆盖山东半岛及黄河冲积层的广阔流域。像仰韶文化一样，其经济以种植黍粟为基础。壶罐的形状较为精细，其图案通过镂空、镶贴或以编织物压印而成。色调的一定差异度以及泥浆的一致表明已经实行选土。
第一章古老王国中国社会史3．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可见另外四支文化，与仰韶文化及大汶口文化大体同时期，其技艺水平也可以与之相比。但因地理环境十分不同而有所区别：大约自公元前5000年开始，这里作为主粮的是大米，有两个品种。已证实水牛饲养与猪狗饲养是同时期的事。木制工具与骨制工具比石制工具占优势，住房建筑运用榫头与榫槽的巧妙接合。最古老的织布梭子也在长江下游发掘出来。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烧陶温度已达950度至1000度。
4．再往南面，福建与广东两个沿海省份以及台湾的居民看来稍晚才到达农业阶段，他们似乎曾经实行过原始的园艺形式。关于这些居民我们所知还不多。
第二部分 2。夏朝：古老王国
随着新石器时代中期各种文化的发展和扩大，各种接触与交流大大增加，更广阔、更一致的整体形成了。在公元前4000年及前3000年时期，可看到某些重大进步（玉器琢磨十分精细，长江下游已有竹器、丝织及麻织手工业；石制、贝制、骨制及木制工具进一步完善；更多地运用陶工旋盘；华北出现内壁细腻、精美非常的陶器）。某些特色已预示青铜时代的到来。如：一些器皿的形状，火灼兽骨的占卜方法，建于地面而不是半地下的房舍，重大的夯土工程，与屋基或墓穴相联系的牲祭，等等。铜或含铜量极大的合金开始制成。虽然还没有任何文物证据可以准确地认为那是夏朝之物（传说年代为公元前2207—前1766年，其历史只限于保留了一份君主的名单），但是其全部特征均为青铜时代的特征，这表明夏朝的存在几乎是确凿无疑的。宫堡城邦看来便出现于发达的新石器文化背景中以及人口相对密集之处，一个以拥有青铜兵器为基础的政权后来也在这种情况下于公元前2000年时期发展起来。总体条件与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古埃及等早期文明的诞生条件大致相似，上述几支文明也都出现于江河大流域区之内。因此，将早期的宫堡城邦以及中国文明的初期表现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末期，那是理所当然的。
古老王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考古发现已经不少，1950年以来更为倍增，虽则如此，黄河下游发现青铜器仍然带有偶然性，二战前考古学家已经为此惊讶不已。大陆西部经历过应用纯金属的漫长年代，这里青铜出现之前似乎无此漫长阶段。中国青铜出现亦比中东为迟，但其工艺却于公元前2000年之下半叶臻于完善，为其他地方所未见。无需长期探索而进展又如此神速，这一点或许可从东亚的某些特点予以说明。龙山陶工掌握熟练技艺，似乎早就能够烧出高温，加之在东亚技术传统中锤打、锻造所起作用有限，凡此种种无不令人认为：青铜合金是独立发现的。即便在青铜器方面（其他文明成分也一样）不能完全否定来自远方的影响，但显然这种影响已很快纳入古老中国的大环境之中。自新石器时代末期起，黄河下游便已形成一个文明中心，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其影响遍及整个东亚。
将青铜文明与龙山文化联系起来是有充足理由的，因为二者存在某些共同特点：
1．采用逐层夯实泥土的工序；
2．用夯土厚墙加固城址；
3．借助火灼扁甲骨作占卜之用；
4．山东（龙山）细黑陶与商代青铜器皿，二者非常相近，形状别具一格。
最后，据历史传说，早期皇朝从东往西迁都，这一传说与山东龙山文化策源地及商代设于西部各京都的状况相符。
第二部分 3。青铜时期第一个朝代： 商或殷
商代王国之前已出现预示商朝制度的政治组织形式，关于存在新石器朝代的传说（夏朝）也并非毫无根据；虽则情况极可能如上所述，但是青铜技术发展与古老文明的显著勃兴是同时发生的。殷商最后一个都城（位于河南省东北部，靠近现时的安阳）建于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末，其遗迹已反映出十分发达的文明，拥有整套精湛的技艺与知识，在此之前尚未有人发现先例。总而言之，黄河下游各种文明成分——文字、战车、建筑技巧、卜筮仪式、青铜工艺、各式祭器、装饰图案等等，均以极其精巧的形式出现。1950年以来的新发现无疑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令人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但仍不足以说明商代后期每一领域何以达到如此精致复杂的发展程度。虽然将商代初期（大体也是青铜器的初制阶段）推定为公元前17世纪中叶或末叶不无理由，但是要描绘商代文明，仍不得不主要参照安阳的出土文物。
商代（或称殷，按后期通用名称）最后京城之遗址为大商或大邑商。商朝最后11位国君均定居于此。商代共有国君30余人，据传说，曾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安徽北部之间的地带六易其都；其遗物散布的面积极广。据挖掘所见，可断定商有一小城堡，其夯土围墙的走向从西往东，自南向北，即如后来华北的中国都市。坑内藏有骨器与龟甲，经过火灼用以占卜，其中许多刻有文字。房屋基础与长方形建筑的废址以石头垫基，以青铜为柱墩，用以支撑柱子。墓坑中有陪葬的人与犬（陪葬人置于建筑物之外，脸朝外面，配有战戈，身旁放置青铜爵器）。有五个坑穴藏有并驾战车及其御车者。有些墓穴发现被砍去头颅的遗体，而另一些墓穴则只见头颅。最后，有一些大墓穴已经挖掘出来，显然乃是君主墓穴。大部分发现于1927—1936年间完成。据此可以推想，曾经存在过与建筑有关的祭仪，并有过献祭战俘之举。
自1950年以来，华北地区探出许多商代遗址。1953年，河南郑州郊区发现其中之最重要者。从中发掘出厚20米的夯土墙基及住宅、工场、窑炉的遗迹，还有青铜铸模以及大量陶器。没有找出安阳墓穴之类的大墓穴，不过与殷商最后一个京城相仿，其走向亦是从南往北，自西向东。青铜器皿构思较为简单，但工艺熟练程度已超过中东青铜技艺的最早遗物。
武器、祭器、车具、鞍辔为远古时代仅见的青铜铸品。商代末期的青铜器装饰复杂而精致，其式样、图案相对稳定，数量有限，而且也见于象牙、玉石、木器制品之上。装饰由图案与动物形状构成，勾勒鲜明，按一中轴线对称排列。这种动物艺术在新石器时代完全不见，这时突然出现，似乎是亚洲东北部青铜时代的特征，一直至南西伯利亚都可见到，尤其在卡拉苏克（位于鄂‘毕河与叶尼塞河之间的高谷）文化方面更是如此。这支文化似乎与商末、周初的中国青铜器发生过联系。对商代青铜的分析表明：不同器具，所需合金类型不同，据此铜与锡的比例因之而异。青铜中含有5％～30％的锡，2％～3％的铅。最精美的成品显然是祭器，有各种式样，每一样式都为特定的典礼用途而设。此类祭器在商代仅铸上极其简短的文字或标记，大体起到相当于家族纹章的作用。这类标记亦出现于兵器上，其中最富于特征的是戈，一种兼斧与刃的长柄武器，用以钩住敌人，先行发击；这种兵器只见于东亚。
轻便而耐用的战车，大轮子，多辐条，已经属于后世通用的种类，但似乎当时并未十分通行。这种车子接近亚洲西部地区青铜时代的战车类型（请注意：战车以及用以牵引的驯马约于公元前17世纪出现于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配有方形车厢、弯曲辕木，由两匹套上索轭的马牵引。在发明胸带与轭圈之前，这是世界上唯一通用的套马法。这是战争的工具亦是摆排场的工具，专供帝王、显贵之用。公元前9—前6世纪的古老《诗经》就曾描述过豪华装饰的车及其华丽的套马。
战车以及若干在战争中使用的兵器（特别是混合式后弯弓，看来异常强劲）也用于行猎，狩猎为王家惯常仪式，铭文中曾不时提及。当时所获猎物异常丰富，如各种鹿类、野牛、熊、虎、野猪等。
凭考古资料与铭文，便可以对商代社会类型有一个起码的总概念。与后来材料作比较即发现普遍吻合，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看来周朝社会乃从商代社会演变而来），亦有不同寻常的特点。
筑墙城池、战车、青铜祭器，均为贵族阶级专有，此阶级可从其祭祀与参战而明确识别。出土文物与铭文提供有关贵族阶级的情况最多。因为农民阶层的存在只是隐约可见，其耕作方式与工具（石刀、短柄木锹）似乎与新石器时代并无重大差别。王宫是贵族社会一切活动的中心，而帝王则君临于贵族社会之上。再者，宗教、作战、行政、经济等职能密切联系，或者更准确言之，彼此之间没有真正明确的界线。王室世系居于氏族组织之首，而各族系首领同时为各家族祭祀之首领。当时已有地区政权，似乎近似于后世所见的采邑。这类政权，与侯、伯的名号相应，由王族成员执掌，但有时亦由名字不同的世系执掌。商朝领地延伸至整个中原地区，若干部分还伸展到长江流域。尚未归化商朝的居民被称为蛮夷，在这片土地上与出产青铜器的居民共同生活，二者常常处于敌对状态。这类部族在江苏北部、淮河流域尤为众多。
商代文明最明显有别于后世文明之处是其宗教仪式及宗教的主导作用，应当指出的是：后世只起次要作用的火灼甲骨占卜方式当时占有重要位置，对先君的祭祀享有特殊地位，而祭献仪式则大讲排场；曾实行人祭的做法，周代逐渐趋于消失。
第二部分 4。占卜与祭祀（1）
将献祭兽骨火灼作占卜之用，这种习俗为东亚特有。反之，东亚没有检查内脏的做法，而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则是常事。已经证实，上述占卜习俗，自新石器时代起便存在了，到青铜时代大为发展并日趋完善，成为王室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导致真正的占卜技术出现。卜筮学科成为专门人士的特权。此时之卜骨更为精心制作，带有重叠的椭圆形或环形坑道，在火的作用下可得到T字形的碎裂花纹（即指这种古老占卜法的中文的“卜”字）。安阳时代末期，应用龟腹甲已十分普遍。自20世纪初以来，已发现十多万件刻有文字的甲骨。所有甲骨都出自殷商末期都城的遗址，仅有极少数例外。这当中，已公布出来并经过研究者，约达五万之数。首批刻有文字的甲骨出现于中药店，当时作为“龙骨”出售。这种“龙骨”刻文引起金石学者王懿荣（1845—1919年）的注意，由其友人刘鹗（1857—1909年）加以鉴定，确定为商朝史料。自此以后，许多中国学者致力于研究这种占卜文字（称“卜辞”或称“甲骨文”）。与此同时，随着1927—1936年中央研究院开展的发掘运动以及1950年以来的各种发现，对商代遗址的科学认识已不断进展。由此，商代最后王朝的宗教、政治、社会等方面乃至一些细节情况都已弄清楚，虽然仍有不少尚未完全明确的事物，但成绩依然十分可观。
甲骨经火灼后铭刻用以作为所得卦象之解说词，其目标是积累资料，借此可以发展占卜学识。此种材料乃中国最古形式之历史编纂，从一开始便显示其基本特色：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表现出注重先人事例的面貌。事实上，占卜涉及所有与王室职能有关的活动：祭祖、祭神、出征、任命、临朝、城建、农事、气象（雨水、干旱、刮风）、疾病、远行、做梦、生子、未来旬或未来夜之祸福。
研究这种文字可以了解中文最古老的形式，揭示出书写传统异乎寻常的连续性：当今通行的文字可上溯到公元前14—前11世纪的甲骨文，其发展并未中断过。这种古老文字，已经非常复杂，约有单字5000个，其中1500个已有人作出可靠解释，包含后来据此发展的大部分构字要素：象形者为“文”，在其偏旁，再加上表意的“字”。但正如中东的古老文字一样，亦可见如下情况：若干符号只用于表音，而不论其原来意义如何。
负责王室卜筮的占卜与录事人员（在安阳时期有不同学派，有革新者也有传统派）也注意历算问题。在甲骨文中已发现两种算法形式，后来在整个中国历史时期都加以应用：一为十进制，以1～10的十个简单符号表示，还有100的符号，再加上1000的符号；另一为十二进制，十进制与十二进制两套符号组合运用更为复杂，可用以构成60个双字符号的循环周期。这类符号当时只作为记录日子之用，60的周期用于计年仅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旬及旬之组合是商代划分时日的基础。有人注意到，商朝君主的名字总带上一个记录旬日的字符。看来，这是表示对其进行祭祀的日子。
第二部分 5。占卜与祭祀（2）
祭祀次数甚多，有些在固定日子进行，也有不大定期的。最重要的是与拜先君有关的祭祀，间或同时拜祭王后。根据甲骨文，可以开列商朝历代君主的完整名单，这份名单甚至上溯至商朝建立之前；继统法为兄传弟，弟统空缺时，则舅传甥。②因此，虽则商朝共有30位君主，但只有18个世系。再者，这份商代君主的总名单与后来传记所记相符，仅有几处细节略有出入。司马迁于公元前1世纪写成的《史记》已记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