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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掉在巨大而深邃的木桶里，不由得感到自我的渺小、孤独和绝望。而山风呼啸，如野兽怒吼，蒿草和着林涛起伏，有如海浪奔腾，给这荒凉空旷的山谷增添了无限神秘、恐怖的气氛。难以想像，只身来到这里，还敢否深进一步。
走进沟口，可以看见在前方不远的西山脚下支着两座帐蓬。在巍峨的山峰的映衬下，它们显得那样小。如果不细细辩认，还以为是两块黑石头蹲伏在丛莽之间。
就要靠近帐蓬的时候，从旁边的灌木丛里涌出一支不甚整齐的队伍，大约四、五十人。他们穿着破旧的工作服，一个个那样年青，不少人还透露着满脸的稚气，简直就是孩子。我不免惊讶，我要接受的就是他们的再教育？他们见到我，先是愕然地打量，继而交头接耳，随后迅速钻进帐蓬，打水洗漱，准备吃午饭。
我被带进连部——南面的小帐蓬里。两个干部撂下纸笔，从桌旁站起来给我让座。其中一个二十八、九 ，中等身材，紫色脸膛，眼睛细小，鼻大口阔，说话时嘴角聚着白唾沫，他就是昨天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指导员隋彪。另一个，宽脸庞，大眼睛，身形魁伟，说话时声如洪钟，人称“大炮”的连长耿桥。
寒暄一番是这类场合的必修课。随后指导员向我介绍了连队的情况。说到部队是林彪亲自批准组建的，为的是防范苏修从此入侵，他满脸的兴奋点和自豪感，年纪虽然不老，但笑容已把眼角堆起了皱纹。当然他是不会忘记说明，来这里的干部和战士都是从老部队抽调的骨干的，这和师里团里的说法一模一样。我知道，他所说的都是铺垫，都要成为我锻炼的背景。一激起我的光荣感，二明示我好好拜师学习。并且这个话头很快就成了主题。他不厌其烦，竟然没听到我肚子里咕咕叫。“要和大家打成一片”、“要脱胎换骨”，所有时代对知识分子耳提面命的语言又在他的嘴边做了一次跑马。要不是连长打断他的话头，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高粱米饭、一碗土豆熬白菜送到我面前，不知道他还要把话继续到什么时候。我真的感谢连长，三年的听训使我对时代的经文经常露出心不在焉乃至不耐烦的表情，我怕指导员再讲下去会引出我的反驳，连长的饭菜给我卸去了千斤重负。
“吃吧，没什么好吃的。你今天的命不错，算是赶上了。以后就知道了，能熬过去，就是胜利。”
连长的话很随便，既没有崇高豪壮的风格，也没有教师爷的姿态。我不免惊异。在农场耳濡目染“伟光正”风格的表演，我甚至不习惯连长的民间语言了：革命大学校里还有不说神界话的？如此没有光采的话能被容忍？但不久我便知道，就因此，他成了全团的灰色人物。不过，他说的全是实话。今天的白菜土豆算是改善生活，平常净喝海带汤。加上山泉水矿物质多，战士们消化不良，各种炎症经常发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轮流住院，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坚持营建。
午饭过后，队伍稍事休息，便又集合上山。连长要我留下，打开行李休息休息。我坚决要求参加劳动。记得来前朋友的瞩咐：要踢好头三脚。他引用培根的话开启我说：伟大的事业起于一个不平凡的开头。我不用作更多的思索，就懂得西方哲人的话对我特别合适。能不能干活是当今社会评价一个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尺，不顾一切地干活已成为时代最高尚的美德。放下背包就劳动、战胜疾病去劳动，尤其是能在劳动中累死，是所有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品格。国家的宣传机器早已把它捧为做人的典范模式。不管我心里怎样厌恶、怎样鄙视，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取得活下去的资格，要赢得一个稍稍安稳的处境，就不能不抓住来到我身边的机会，开始就给他们造成一个好印象，以减少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成见，最终从他们的手里领到一张做人的合格证书。
连长见我的态度坚决，同意了我的要求，叫通讯员给我发一套工作服——污渍斑斑的军衣军裤。在农场我穿了三年，天天盼着脱掉。可是刚刚扒去一个月，现在重又箍到身上。这是命运的戏谑，也是我存在的象征。我内心里狂躁但外表上无奈，还要装出欢天喜地的样子。
部队向着北面的山沟里走去。我换好衣服急急忙忙追赶。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的光景，才到达劳动地点。这是一片桦树林，我们的任务就是砍伐檩材。工具有两种：手锯和大斧。手锯被拿光，我只得拣起一柄大斧。
“老施，行吗？换把手锯吧。”指导员说着，把手中的工具递给我。这一句话、一个动作令我无限感动。但他随后的一句话马上驱走了我心中的好感：“伐木不比坐板凳，用大力气才行。坐惯了板凳现在抡大斧，你是吃不消的。”他眯起眼睛笑了笑，像是开玩笑，然而话里的刺儿依然扎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住高楼大厦当老爷”是时代蔑视知识分子的通用语。指导员的话里明显有贬损的意味。
受辱的神经使我强烈地反弹出对自尊的保护意识。我拒绝了他的无论真心还是虚情假意。为了抹去对知识分子的成见，我也要抡大斧。而且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力气来应付眼前的考验。作为一个出身于劳动者家庭的子弟，我从十三岁就跟父亲扒炕、抹墙、和泥。被人们认为最脏的活、最让人瞧不起的活，如捡粪、卖菜，我都没少干过。我浑身充满了力气。我自信，只要他们能顶得住，我也能顶得住。我憋着气抡起大斧，一棵碗口粗的桦树变成了我发泄的对象。它比别人手下的桦树吃进了更多的斧刃，最终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不情愿地躺到了我的脚边。我不知指导员何时离开了我，但看着眼前一棵棵被放倒的树木，我感到了自己的坚实和挺拔。
由于尚未掌握砍伐的诀窍，我付出的很多，而获得的却很少。斧头平直砍去，树身只留下一道浅印。不一会儿，我的双手就被高高蹦起的斧头震木了。要伸伸不开，要握握不紧。干了不到一个时辰，我的两个手心、手掌便磨出了好几个血泡。血泡破后，肉钻心地疼。
歇气的时候，一个小战士悄悄地靠近我的身边。他细高个儿，白净面皮，洋娃娃似的团脸上透着天真和稚气。从走进帐蓬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跟我说句话，孤独让我浓重地感到自我价值的消失。我曾想过主动靠近他们，但我猜测他们对我的靠近有一种心理负担，因此与其给人增加恐惧，不如自持孤独。他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安慰，也使我十分愉快。我赶忙让他坐下。
“老……师，您刚到部队？” 他不知怎么称呼，嗫嚅着。
长期被吆三喝四，我对“老师”、“您”的称呼有点受宠若惊，我更担心别人听到，对他对我都不好，所以赶忙纠正：“别叫老师，也别称您，就叫老施。”随后问他，“你贵姓？”
“……”他顿住了，脸色一片绯红，好像对我尊敬的问话同样担待不起，最后怯生生地回答：“姓李，名雪华。”
“入伍几年了？”
“没几个月，新兵。”
“有二十岁吗？”
“十七。”接着问我：“以前伐过树吗？”
“没有。”
“我以前也不会。后来老兵告诉我，双手不要把斧把儿攥得太紧。斧头落下时偏斜一点，前手松开一些。这样斧刃吃的深，手也震不疼。前手攥的太紧，反而把斧劲带住了，斧头落到树上，像弹脑瓜蹦儿一样，手还会给震木了。”
我照他指点的去做，果然灵验。我感激地望着他笑了笑。
“没什么，我也是别人教会的。”
“现在是成手了。”
“不，经验还少。”说着偷偷指了近旁的几个老兵。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他指了指树，用两个姆指和食指对成个圆圈。我这才明白，他们砍的比我们的细。他在暗示我，不要总砍粗的。
我的心滚过一片热浪。我绝没想到，在这个荒凉的山谷中还有对我的真正属于人的关怀。我的眼睛有些朦胧了。但我不敢像他那样想，也不敢像他那样做。因为说不上有多少双眼睛偷偷地盯着我。在他们是无所谓的事情，在我却是知识分子怕苦怕累的证据。我一斧又一斧，接连不断地对着那些粗壮的树木砍去。我要用智慧而不是感情写成时代需要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诗篇”。
“活不是一天干的，饭不是一口吃的。劲匀乎点使，别用光了。”小李轻声说。
我点着头，心里升起亲近的感情：
“小李，黑龙江人吧？”
“恩。勃利县的。”
“怎么这么小就参军了？”
小李迟疑了一下，然后告诉我，他家住在农村。父亲在城里工作，不久前出了车祸。家中有四个孩子，全靠母亲一个人养活。他出来，家里可以少一张嘴吃饭。正好去年招小兵，他就来了。将来复员，要能在城里安排工作，还能帮家一点忙，他的弟弟妹妹都太小。
我不由得同情起他来。但念书人的思维就是念书，尽管自己为此吃尽了苦头，仍然还以读书为重。我问他读了几年书，小李伤感地说：
“初中二年。”他反过来问我：“您是学中文的吧？”
“你怎么知道？”
“昨天指导员在会上说的。”
“他还说了些什么？” 我知道打探小李不好。但时代惯于暗算，我还总要遭到暗算，因此我想摸到他们对我的背后路数。
小李抬头瞅瞅四周，着实地抡起斧头。“唰唰”地锯木声、“崆崆”的砍树声汇成一片粗犷的音响，震荡着山谷。借着混杂的声音，他断断续续得说：
“让我们热情些，随便些。他说大家都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成员。部队最锻炼人，是最好的社会大学。只有念过这个大学，才是合格的大学生。将来你们都会成为社会最需要的人。因此谁也不要太生分了，也不要自卑。”
“恩。”我表面答应着，心里却七上八下。我怀疑自己天生就是个倒霉鬼儿，不然怎么走到哪里都被当成异己？
“我听了很受鼓舞。不过大家都不敢接近你。我心里以为，还是多念点书好。”
“也不一定。” 我的应答无精打采，还有点违心。
“怎么，您也这样认为吗？”
怎么回答他好呢？说有用吧，几年来的事实都在证明它的无用。说无用吧，学问教人智慧，能让人看透民族独夫和阴谋家的鬼蜮伎俩。有学问使人痛苦，无学问使人愚昧。想以文明治世的人喜欢智慧，想以专制辖人者恨不能所有的臣民都愚昧，以便独尊他为偶像。但我不能说，只能沉吟。
机警的小李看我很为难，赶忙接下去 ：“施老师，我真没念够书。我正读在兴头上，来了文化大革命。我喜欢语文，爱作文。老师总夸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可惜中途断了念头。您能帮我继续学习吗 ？”
我愕然了。难道在这泯灭文学、文化的时代，在这荒无人烟、只需要力气的山谷里还真有人对文学保持挚爱吗？也许这个小战士还不曾体验到知识、文学的苦味。可他纯真的追求在我心底里发生了感应。我发现自己并不孤独，我的追求并非悬在天国里。在那一刹那间，我突然颖悟，知识是消灭不了的。我感动地回望着他说：
“小李，以后别叫我老师，这会引起人猜疑。以后咱们一起学吧。”
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眼睛变得透亮晶莹。最后竟孩子气地说：
“老施，以后跟我离近些。咱们放倒的树堆在一起，我多干些，你沉悠着点儿，干点就行。”
正当此时传来了连长的哨音。他命令大家把几天来砍伐的木杆拖下山。被放倒的木杆都撂在半山腰，离山底下有一里多远。山坡陡峭，灌木丛生。把几根碗口粗细、五六米长的木杆搭在肩上往下拽，十分吃力。我们要一手压住肩头的木杆，一手拨开前方的灌木枝条。荡回来的枝条常常打在脖颈上、脸上，火辣辣地疼。下面，乱草、树茬绊脚，拖在后面尚未削光的树头常被沿途的枝杈勾住。这时只有憋足劲拼命一拽，木杆才能跟着走动。有时力气大，身体失去平衡，就会扑倒。我跌了几交，脸险些卡到树茬子上。拖完第一趟，我大汗淋漓，湿透全身。再返身上山，腿像套了千斤重物，难得移动一步。我咬着牙坚持，我告诫自己，绝不能表现出丝毫的软弱。第二趟下来，我碰见了指导员。他已拖完两趟，往山上返了。
“怎么样，够劲吧？”
“还能坚持。” 我气喘吁吁地回答道。
他笑了笑，本来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
“这可不比拿笔杆啊。拖不动就少来几根。”
一上一下，距离已经拉远。我来不及回答，也无法回头说话。我已看出来了，像他这种人，关切中也少不了刺激，不刺激就不能说话。回应他的惟一办法就是行动。我加快脚步，暗想赶上他。可是和他骠劲谈何容易？别看他身体不强壮，意志力却超常。别人拽四根，他拽五根；别人走六步，他要走七步。汗珠子摔八瓣，他只顺手擦擦，脸上脖子上留下几道黑印，他顾也不顾。我趔趔趄趄地追赶，几乎要瘫倒。可是到太阳落山，和他仍差一趟。
整队时，他让记数的战士公布结果。他遥遥领先，我和另几个战士踏进第二行列。
我庆幸一天总算光彩地过去了。我刚要躺下来舒展一下身子，帐蓬里爆发了争吵声。听了半天才明白：站哨出了问题。问题还出在我被分配的二班里，一个按次序在午夜一时站哨的战士推说有病不能站。班长让后面的哨兵往前串，可是谁也不情愿。后来我才明白，午夜一两点钟正是睡的香甜的时候，起来最难受。这个哨站完后，整个后半夜都睡不好。意见大的不但是二班，还有三班头一个哨兵。因为二班站不满一夜，他就得出来补上。情况如果正常，他是明天晚上第一哨，一点也不眈误睡觉。提到今天最末一个，那就要在没睡足的时候起来。眼看二班的缺岗要威胁他一个月都难得轮上的好岗，他骂骂咧咧地吵嚷起来。争执没完没了。我本可以不管，后来听说，其它下连队的大学生都没跟着士兵去站哨。可是我内心里总觉着有一只眼睛看着我——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场合下的觉悟。我还想，既然自己已经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头，那就应该让它有个更闪光的结尾。我于是要求补站一至两点的那班空岗。小战士都不好意思起来，但既然有人解决了他们的难题，他们也就不做声了。
我尽量想在接岗前睡上几个小时，可说什么也睡不着。疼痛的感觉淹没了一切。这不是那种刀劈斧削的疼痛，而是酸疼。它像有什么东西齿咬着我的神经，弥漫到我周身的每一个关节。记得大学的第个二学期，我们下乡插稻。休息时往乡间的大道上一躺，腰疼的你恨不能将它们剁掉。腿、胳膊都像是祸根，只有把它们扔掉，才能换得一点舒服。疼痛无奈时，我甚至希望有一颗炸弹在我身底下突然爆炸，将我和这可恶的世界消除得一干二净，免去我对现实的一切感觉、一切思索。
我翻过来掉过去，一直到带班的前来呼叫。我穿好衣服、披上大衣，背起枪走出帐蓬。哨位在西南方向一百多米处。到了那里却不见一个人影，突然一声“谁？”，随后一道强烈的电光射来，我慌忙回答：“备战！”并迅速睁开被电光刺得闭上了的眼睛。我侧过脸看时，只见小战士何云朋猛地跳起来。原来他坐靠在灌木丛旁打瞌睡，方才的呼喊是冷然惊醒后的反应，他显然忘了喊：“口令！”他羞愧地说：“请您别……”话还没说完，就匆匆走了。
我挎着枪来回踱步。举目上望，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繁星眨动着困倦的眼睛，四周的群山隐没在黑暗中。从低处看，在闪亮的天幕的衬托下，依稀还能辩认出山峰黑黢黢的轮廓。那游移不定的毛边使座座山峰像怪兽趴着、蹲着。在这样阴森的画面上不时地窜起信号弹，真让人的神经紧张起来。
下哨后，我仍没睡着。不过，我满意，我总算迈出了不平凡的第一步。指导员在周末总结时，大大褒奖了我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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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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