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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化的知识分子组成（“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这场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下一次是在世纪之交，但势头稍弱。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他们销声匿迹了。很多学生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以索非亚·尼古拉耶夫娜·茜尔（Sofia Nikolayevna Schill）为中心。莎乐美和里尔克在1900年去俄国长途旅行时曾在莫斯科跟她联系过。这场运动旨在为那些渴望“教育”和“真理”的工人和农民提供“途径”。莎乐美曾在她的日记里写到过“这些来自莫斯科的人民大众的启蒙者”。
⑤ 莎乐美指出，她父亲曾与沙皇尼古拉（Czar Nicholas，1825…1855年执政）关系密切，其部分原因在于她家的夏季别墅位于彼德霍夫（Peterhof），而那儿正是沙皇的夏宫所在地。后来尼古拉二世出于安全的原因把夏宫搬到了塔尔斯科耶（Tsarskoye Selo，即现在的普希金城）。接下来的故事是：当沙皇骑马经过他们家的时候，莎乐美年轻的哥哥们经常站在那儿向他致敬。
⑥ 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ch）：1877年夏季，圣彼得的总督特雷波夫（Trepov）将军把一名政治犯暴打了一顿，因为在拘留所的院子里，他居然没向将军致敬。作为这一事件的结果之一，1878年1月24日（或2月5日），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ch）以一个请愿者的身份来拜见将军，她枪击将军并使其受到重伤。辩护律师亚历山德罗夫（Alexandrov）为她赢得了无罪判决。朋友们把这个行刺未遂者带到了瑞士，并把她保护了起来，以免她遭受暗杀。这之后，又有一批恐怖分子袭击了那位将军。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ch）的回忆录于1931年在莫斯科出版。亚历山大二世则于1881年3月1日（或13日）死于一次爆炸袭击。
⑦ 从1894年春季到9月，莎乐美第一次参观巴黎，她把有关印象都写到了本书“与其他人在一起”那章里了。她第二次去巴黎旅游，是跟艾伦·凯伊一起去的。那是在1909年5月，实际起因在于里尔克，因为当时里尔克在巴黎小住。此次旅行当指1910年冬天那次。
⑧ 内务部长把告密者阿泽夫偷偷安排在革命党的队伍中。阿泽夫的头等功劳是把准备刺杀沙皇的计划告诉了警察，他平常也不断地给警察提供有关恐怖分子行动的情报。正是由于他的告发，许多密谋者被捕，有几个甚至被处死。有一回，恐怖分子行刺成功了，这反而保护了他的身份。这个恶魔不止一次为了行刺者而背叛警察。这种双重角色直到1908年才被发现，当时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Vladimir Burtsev）参加了社会革命党的训练委员会。直到1905年国家杜马成立，社会民主党才存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行动”，说的是俄国革命运动的一般效果。
⑨ 这是一个秘密教派，自从1770年开始存在，它要求教徒们为了救世主的到来自己阉割自己。
⑩ 莎乐美对里尔克的爱称。——编者注
《古老的俄罗斯》一诗写于芬兰。这次的旅行日记的“后记”里包括了诗篇《伏尔加》（Volga）。莎乐美是于1900年8月13日把这首诗写入日记之中的，同时写入的还有《噢，我们头顶的明亮的天国》一诗。按照莎乐美自己的说法，《古老的俄罗斯》一诗是在“俄国”这一章完成时才写的。日记的主要部分用俄文写成，以一首诗结束，即《我的祖国，我的久违的祖国》。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1）
尼采是一个具有宗教本性的人……今天，
我想再次重申这一点。
我们会活着看到他成为某种新宗教的预言家，
他会招募英雄人物做他的信徒。
882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罗马，①一些朋友正在玛尔维达的家里聚会，②门铃
响了起来，玛尔维达忠实的仆人特里纳冲进屋子，兴奋地跟她耳语了几句——玛尔维达急忙走到桌边，抓起一把钱，就离开了房间。尽管她回来时，脸上带着笑容，但包在她头上的那条上佳的黑色丝巾依然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着。年轻的保罗·雷跟她一起进来，③他是她的一个多年的朋友，她像爱儿子一样地爱他。保罗慌慌张张地从蒙特卡罗赶来，他匆忙地把向旅馆服务员借的旅费还了，那时他由于赌博，输掉了身上所有的钱财，直到最后一个子儿。
非常奇怪的是，保罗这个样子的初次登场虽然有点好笑而且好玩，但并没有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我们当即就成了朋友——事实上，保罗站在那儿，离我们都远远的，就好像他是一个被罚站的坏学生似的。他脸上的表情混合着滑稽的后悔和高傲的善良，我一看见他那分明的轮廓和精明的眼睛，心头就一热。
就在那天晚上，以及随后的每一天里，他和我一边从玛尔维达家走回我母亲和我住的小旅馆，一边兴奋地交谈。我们就这样穿过星光和月光下的罗马街道，边走边谈。这很快就使我们互相亲近起来，我开始有了一个美妙的计划，以后甚至在我母亲离开罗马回去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这样交往，我母亲是为了我的健康才把我从苏黎士带来罗马的。一开始，保罗制订了一个彻底错误的行动方针，让我感到既悲伤又愤怒；他向我母亲提了个跟我的想法完全不同的建议——说我们要结婚——这使我自己的计划很难再得到我母亲的同意。我得首先让他明白我要的爱情生活是自由的、独来独往的、完全不受约束的。
我要坦承的是：一个简单的梦想首先使我相信我的计划是可行的，它能直接流入所有的社会规范。在这个计划中，我看到书房里满是书籍和鲜花，我们在其中快乐地学习，书房的两边是两间卧室，我们在两间卧室之间可以来回走动，就像是两个同事，一起喜悦而认真地工作。不可否认，我们在一起的五年时间实现了这个梦，而且实现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保罗曾经说过，梦想和现实的惟一一点差异是：我在如何分辨书籍和花朵方面显得有点迟钝。因为我小时候曾以为：从大学里拿出来的那些旧书是给花瓶作垫子用的，有时我也会以同样混乱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
最后，我一方面继续跟我那可怜的妈妈斗争，因为她叫我的兄弟们帮她把我无论死活都拖回家去；另一方面我发现，玛尔维达几乎比我母亲还偏见，支持我母亲的是那个依然毫不动摇的、神圣化的传统。当然，我后来了解到，保罗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该受责备，因为他刚刚冲到玛尔维达跟前时，兴致很高，他是来向她坦白：我们得相互“逃避”；还因为他决定不向玛尔维达的原则妥协，尽管正如玛尔维达所担忧的，她的原则早就已经受到了挑战——保罗和我居然一起回家（我母亲对此也有所耳闻）。理想主义者往往急于躲避任何可能的误解或对他的原则的一丁点“坏印象”，所以我发现理想主义能够扰乱我们对个人自由的强烈追求，这一点让我感到惊讶。也因此，我对别人的判断每每过于敏感。我在罗马给我在彼得堡的导师写了封信，作为此前他给我来信的回信。我的信里面满是愤怒和失望，但我的导师似乎也不想帮我。信的内容如下：
罗马，1882年3月13日
我把您的信至少读了五遍，但我还是不能明白您的意思。见鬼，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还以为您是在给我唱赞美诗呢。总之，我只想告诉您我的学习情况。首先因为我不仅着迷于某个纯粹的幻觉，而且正在把它转变成现实；其次因为那个现实可能跟您自己所选择的那些个人行为有关，所以它几乎充斥着心灵的敏锐。可是，您说我整个的想法都只是幻想，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看见它真正实现的话，只会增添苦恼；您还暗示我不可能对雷、尼采等那样的男人作出真正的判断，因为他们要比我年长得多、智慧得多。可是，您错了。我们要么立即意识到那关于某个人来说是重要的东西，要么永远不可能去认识——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对于我而言，只有雷是重要的。他还没有完全被征服。他还有点不知所措，不过，每天晚上12点到2点之间、从玛尔维达家的聚会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在罗马的月亮下散步，我会趁那个时间更多地说服他。玛尔维达也反对我们的计划，为此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非常喜欢她。不过，我意识到：很久以来，我跟她一直是各执己见，甚至在我们取得一致意见时也是如此。她一直在说“我们”不应该做这个或那个，“我们”应该试试这个——这个“我们”到底是谁，我现在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毫无疑问，那是某个学理上的或哲学上的实体——不过，我所了解的惟一的存在是“我”。我不能根据某个模范来生活，我也永远不想成为任何别人的模范；我想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不管这种安排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不是一个我要遵循的某个原则的问题，而是某一件美妙得多的事情——它存在于我的内心，随着生活本身发光；它要爆发出快乐的大叫。
既然您说：您一直想着要把您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那些纯粹精神的目标，用那样的目标来代替我。那么，您说的替代是什么意思？如果在这些目标后面还有目标，如果为了那些最终的目标我们必须放弃世界上最高尚、最难得的东西，比如自由，那么我倒是希望自己一直处于替代之中，因为我不想为任何理由放弃自由。没有人比我现在更自由。我的自由刚刚到来，我一点都不怕为它去进行虔诚的、快乐而辉煌的战斗；相反，我要让自由到来！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所谓的“无法逾越的障碍”是否真的出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之中。事实最终将证明，它们会像粉笔画出来的线条似的，不会带来任何害处！但是，如果您不给我精神上的支持，我肯定会感到震惊。您虽然这么写，但您的劝告可能不会有多大的好处。“劝告！”——不！我从您那儿所需要的远远不止是劝告，我需要的是您的信任。当然，这不是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信任——我所需要的是：不管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您都信任我。这种信任将留在我们所要分享的所有事物之中（您瞧，我说的是“我们”）。通过您，我将变成我自己。
您的小女孩
接下来在罗马发生的事使我们占了上风：尼采真的来了。保罗和玛尔维达都是尼采的朋友，他们把有关的情形写信告诉了他，他居然意外地从迈西耶来到了我们这里。随后，更加难以意料的事发生了：尼采一听说保罗和我的计划，就参与了进来，这样就形成了三人同盟。我们这个三人小组将来所居住的地方很快就确定了：那就是巴黎（我们本来想去的是维也纳），因为尼采想到那儿去发表演讲，而保罗也曾在巴黎跟屠格涅夫有过交往。我们的玩笑都轻松而无邪，因为我们都喜爱玛尔维达；而尼采则往往兴高采烈，所以他会抛弃平日里有点沉默寡言甚至庄严肃穆的气度。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表现出了这样的气度，至今我还能回忆起来。那时他被引到圣彼得大教堂，保罗在那儿既着急又虔诚。他坐在忏悔室旁边，忏悔室里面的光线非常明亮。尼采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我跟他的关系开端很好，但中间起了转折，这一转折促使我跟保罗重新考虑我们的计划，因为第三个人加进来之后，情况就变得复杂了，那是我们所预料不到的。事实上，尼采有把握简化这种情形：他请求雷为了他而放弃我，还要我嫁给他。我们急切地想要知道如何在不伤害我们这三位一体的前提下，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决定向尼采说明：我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婚姻。不过，我也要指出，我得靠我母亲的津贴生活。如果我结婚的话，我就会失去那笔津贴中的份额，因为我是作为一个俄罗斯贵族的惟一的女儿享受那点津贴的。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2）
当我们离开罗马时，所有的一切似乎都确定下来了。在临近出发时，尼采连连遭受病痛的“打击”——以前也正是这种疾病使他放弃了巴塞尔大学的教席，这种疾病开始时候的明显标志是可怕的偏头痛。我们一起停靠过好几个地方，比如意大利北部湖泊区的奥尔塔。由于我和尼采在山上呆的时间太长，而且没能准时去看望我母亲，所以我们在无意之中惹恼了我母亲。我觉得，如果她继续跟我一起走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雷一直守在尼采身边，他一方面得想方设法让我母亲保持愉悦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对我和尼采相当恼怒。离开意大利之后，尼采顺道去了趟巴塞尔，但他很快就在鲁塞纳跟我们重新会合了。因为他觉得雷在罗马为他所做的调解工作并不真正有效果。他想跟我面谈此事，他一直想这么做。同时，尼采还促使我们三个人照了张合影——尽管这遭到了雷这边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一生都从心底里厌恶对自己形象的复制。尼采抱着一种好玩的心态，不仅坚持要照相，而且亲自动手——比如，布置小马车，（实在是太小！）甚至想出了用丁香的枝叶装饰马鞭的拙劣做法。
尼采当时回到了巴塞尔，雷则继续跟我们一起前往苏黎士，他在那儿转道前往西普鲁士，他的家就在那边。我跟我母亲曾在苏黎士迷人的乡间朋友的住处呆了一阵子，直到我们去南方旅行。随后，我们取道汉堡前往柏林，在那里尤金也跟我们在一起。他是跟我年龄最相近的哥哥，是大哥把他派来的。大哥代行父职，来帮助我母亲。这时我和母亲战斗的最后的火焰突然燃烧起来。不过，我这边得到了帮助，因为雷一直使我很信任他，这一点也慢慢地影响到了我母亲的态度。事情的结果是：我母亲同意我在我哥哥的陪同下去雷他们家。雷从家里赶到西普鲁士来接我们，“强盗”和“保护者”的手第一次握在了一起。
我按照计划，在斯地伯一直呆到了夏末——肯定有几个月——直到拜罗伊特音乐节开始，我们才跟玛尔维达一起去看望瓦格纳一家。我也因此而在瓦格纳垂暮之年跟他见了面，而且还跟随雷去观看了《帕西法尔》的演出。在《帕西法尔》两次演出的间歇期，我看到了瓦格纳的许多家庭生活情况——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者像潮水一样汹涌在他的周围。瓦格纳永远是中心，而且气氛总是那么快乐而高兴——因为他个子矮小，所以心头常常笼罩着阴影，但他像一股冒泡的喷泉一样，一会儿跳到这儿，一会儿又跳到那儿。他的夫人考西玛由于个子很高，又穿着长得不能再长的长裙，所以当她走过人群，显得比任何一个人都高——客人们一方面围着她，另一方面跟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位优雅而迷人的女主人跟玛尔维达的关系特别好，所以她还屈驾来看我，从而给了我畅谈的快乐，我们的话题总是越谈越多，非常广泛。在接下来的那个冬天，13岁的齐格弗里德（瓦格纳之子）的家庭教师斯坦因成为了我们的柏林圈子中的一员。我是在拜罗伊特跟他认识的，他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早也是最忠诚的分子。在跟瓦格纳关系亲近的人中，俄罗斯画家焦考斯基成了我特殊的朋友，他有一枚小小的甲壳虫形状的宝石名章，这在一幅巨型油画的角上可以看出来，那幅油画就挂在瓦格纳的家里，客人一进门，目光就会被它吸引。画面上是瓦格纳“神圣的”家庭，齐格弗里德被画成了拯救者，丹尼拉被画成了圣母，而瓦格纳的另外三个漂亮的女儿则成了天使。
关于拜罗伊特音乐节上的那些让人目不暇接的活动，我不敢置一词，因为我其实几乎没有资格去参与那些事。我在那儿简直是个聋子，对所有的活动都缺乏理解，也不能从中得到快乐。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跟某个人比较相像的话，那个人就是玛尔维达忠心耿耿的女仆特里娜。特里娜发现自己整个被屈辱和羞耻包围着：瓦格纳似乎曾预言：像特里娜那样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女人，也会在音乐节上“张开耳朵”，也会得到真正的启示。因此，他们计划让她去看几次演出。不过，尽管她打心眼里感激他们，也很高兴，但结果证明这个实验失败了。因为当特里娜第二次去看《帕西法尔》时，她没有看出来那已经是“一个新的版本”了。为此，她无法隐藏自己的失望和沮丧。
在拜罗伊特呆了一阵子之后，我和尼采打算去图林根住几个星期——我们在那儿所住的房子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个牧师，他碰巧是我在苏黎士学习时的老师的一个学生，所以我们有同门之谊。一开始，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