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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什么呢？”妈妈问。
“妈妈，那个人为什么把你带走？”
妈妈摸了摸她的头，微笑着轻轻地说：
“孩子，解放了。”
妈妈想了想，从兜里摸出一张纸币，递给她：
“你去街上玩一会儿，去买串冰糖葫芦吃。”
她接过钱，却没有像往日那样奔向糖果店。她有很多问题要问妈妈，但不知道如何开口。她怕她的问题让妈妈为难，也怕从妈妈那儿听到她不愿听到的消息。
妈妈向房间走去，她的背影有一种莫明的孤单。
那天晚上，妈妈房间的灯一直亮着。妈妈的那只收音机再也没有响起。半夜的时候，杨小翼偷偷地爬起床，从门缝里窥看妈妈。她看到妈妈从一只柜子里取出一只用藤条编织的匣子。妈妈打开匣子上的铜锁。从里面取出一叠什么东西。好像是信件，妈妈在翻阅它们。她看不清妈妈此刻的表情。一会儿妈妈的背部轻轻抖动起来，像是在抽泣。她不知道要不要进去安慰一下妈妈。
那天晚上天气非常寒冷，西伯利亚来的寒流正袭击永城。杨小翼因为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只穿了睡衣，一会儿，她就冷得发抖。她只好退回自己的房间。钻进被窝。
这之后，杨小翼一直偷偷地观察着妈妈的一举一动。妈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她换了一个新的发式。妈妈的头发原来一直是盘在后脑勺的，然后用一个黑色的网兜罩着发髻。现在，妈妈的头发剪短了一些，齐耳披在肩膀上，她看上去比以往多了些妩媚之气，一下子年轻了不少。杨小翼在妈妈的旧相册里看过妈妈年轻时的样子。那时候，妈妈梳着乌黑的学生头，眼珠子也是漆黑的。妈妈确实是个美人儿。现在妈妈的样子似乎和过去衔接上了。
几天以后，妈妈对杨小翼说，她要去一趟北京。妈妈说：
“北京很远，来回得一个月时间。不过，你放心，刘伯伯会照顾你的。”
妈妈说话的时候，正是黄昏，太阳已经下山了，窗外开始灰暗起来。房间里的电灯早早地打开着，但因电压不是太稳，加上功率不高，电灯光不够强烈。妈妈正对着镜子梳头，她的头发看上去非常光亮。
杨小翼知道北京现在是新中国的首都，很多大长官都住在那儿。
“去北京干什么呢？”杨小翼问。
“妈妈有很重要的事。”
“什么重要的事呢？”
“我得先去一下医院，病人正等着我呢。”
这是妈妈惯常的手段。面对她想隐瞒的事情，她或是答非所问，或是假装没听见。
以前，杨小翼常问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外公在上海，她们却在永城？为什么她要跟妈妈的姓？为什么宋庆龄找外公看病，外公是怎么认识她的？面对这样的问题，妈妈或是避重就轻或是沉默以对，那时候她的双眼会露出一种既茫然又坚韧的光亮，她嘴唇紧抿，好像那些问题并不存在。
出发前的那天晚上，妈妈说：“路过上海时，我会去看看你外公。你有什么要对外公说吗？”
听说妈妈要去看望外公，杨小翼很想跟着妈妈一道去，但她知道妈妈不会答应。她摇了摇头，说：
“我以后自己会告诉他的。”
妈妈说：“那好，以后有机会的。现在还挺乱的，等安定下来再说吧。”
妈妈早已整理好了行李。两只皮箱整齐地放在衣柜的落地镜子边上，镜子使行李一下子增多了，成了四只皮箱。妈妈此刻坐在床铺上，双目明亮，但这明亮又很空洞，好像这会儿她成了个瞎子，什么也看不见。
“妈妈，你会留在北京吗？”
那一刻，杨小翼有点担心妈妈因为太伤心，不再回来。要是妈妈不回来，那她一个人怎么生活呢？想起要去刘家大院住，她也有些不安，那两个孩子会欺负她吗？那女孩好像挺凶的，对她充满了敌意。
妈妈的目光从遥远的地方回来，她笑了笑说：
“我当然要回来，你在这儿呢。”
然后，妈妈过来抱了抱她。她觉得妈妈抱着她时有些心不在焉，妈妈的怀抱是冰冷的，好像此刻妈妈的身体完全成了一具躯壳。
第二章
大约一个月后，妈妈从北京回来了。也许是因为旅途劳顿，妈妈的脸色看上去十分苍白，脸上有些若隐若现的悲哀。妈妈接杨小翼回家时，刘伯伯站在门口目送他们，他的脸色凝重，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
那天晚上，妈妈一声不吭。这倒没让杨小翼感到奇怪。过去，妈妈有时候也会外出一段日子，回来也不说什么话。不过，那时候回来，她还会带回一些糖果，这次什么也没有。杨小翼的目光自然落到她的行李箱上。行李箱放在那面镜子面前，没被打开过。这趟北京之旅仿佛耗尽了妈妈的元气，她已没有力气打开它。
“在刘伯伯家还高兴吗？”
杨小翼点点头。
在刘家的这些日子，杨小翼感到由衷的喜悦。刘伯伯待她很好，经常抱她，见到她，他那张严肃的脸会立即软下来，堆成一脸慈祥的皱纹，那笑容似乎还带着某种谄媚的意思。杨小翼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欢喜，这欢喜从他眼神里溢出来，让她感到非常温暖。她整天和那兄妹俩玩，哥哥叫刘世军，妹妹叫刘世晨。刘世晨开始对她有敌意，叫她“小偷”，可毕竟是孩子，玩起来就什么都忘了。与世晨不同的是，刘世军待她非常友善。有一天，他对她说，我怀疑你是老刘生的，否则老刘为什么对你这么好？老刘对他亲爹也没这么好。听了这话，她心里面竟然暗暗高兴。还有刘世军叫刘伯伯为“老刘”，她也觉得好玩。刘世军还让她玩望远镜。远处的天一塔在望远镜里显得无比庞大，庞大得让人恐怖。刘世军说，天一塔的地宫直通基地司令部。这话让她感到这里的一切与众不同，充满神秘感。
她觉得刘家有一种热气腾腾的家庭气氛。这种气氛令人迷醉。以前米艳艳带她去米老板的当铺店，杨小翼看到米艳艳在米老板的膝头爬上爬下，她是多么羡慕。她感到有爸爸是件多么好的事，哪怕这个爸爸另外有一个家。只是那个叫景兰的女人——就是刘世军的妈妈，杨小翼内心有点排斥她。景兰阿姨有点怪异，即使在饭桌上也经常失神，好像灵魂不在她身上。刘世军说，他妈妈坐过国民党的牢，受过酷刑，脑子坏了。不过刘世军补充道，这只是表面，她其实什么都明白的。杨小翼觉得在这幢屋子里，景兰阿姨如一片空中飘荡的羽毛，无声无息。这让她略有不安。
妈妈这会儿好像努力在想什么事，有些走神。一会儿，妈妈说：
“我去上海看望外公了。外公、外婆、舅舅都很好。外公把医院捐给了国家，他成为上海医界的代表，参与了新政府的工作。”
这之后，杨小翼和妈妈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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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大约是刘伯伯的安排，妈妈去国立医院工作了，除了做内科大夫，她还参与医院的管理工作。杨小翼也不再去慈恩学堂，而是去了刚成立的位于鼓楼边的干部子弟学校上学。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关于妈妈的北京之旅，杨小翼很快就淡忘了。很长一段日子，在杨小翼的感觉里，妈妈这次北京之旅似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妈妈从北京回来后，刘伯伯每周都要来石库门看望妈妈。他一般在星期六下午到来。杨小翼放学回家的时候，经常看到刘伯伯和妈妈坐在那儿，沉默相对。妈妈态度平和，神情端庄。不过，妈妈偶尔也有失态的时候，有一次，杨小翼回家时，碰到刘伯伯眼眶泛红，慌张地从石库门出来，杨小翼叫他，他也不理。杨小翼来到屋里，看到妈妈脸上挂着泪水。杨小翼大吃一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很少见到妈妈流泪。妈妈见到她，转身擦掉了泪，然后平静地说：
“放学啦？”
杨小翼不知道他们之间出了什么事。在杨小翼的认知中，刘伯伯来石库门是尽着某种义务。
有一次，杨小翼特意问过刘伯伯，他在一九四一年是不是来过永城。刘伯伯拍了拍她的脸说：
“对啊，那时候我在上海呢，曾经来过永城办事。”
杨小翼觉得这个回答是意味深长的。
每次，杨小翼放学回家，如果看到刘伯伯的吉普车停在门口，她的心便会飞起来，她会冲进去，爬到刘伯伯的大腿上。刘伯伯微笑着低下头，亲她的脸。她的小脸被他硬硬的胡子扎痛。
杨小翼通常会缠着刘伯伯讲故事。刘伯伯大都讲打仗的故事，革命的故事，但这些革命故事和干部子弟学校老师讲的不一样，刘伯伯的革命故事有着更多的人间烟火气，好像战争只不过是日常生活。
杨小翼仔细观察妈妈对刘伯伯的态度。妈妈往往在刘伯伯到来之前回家，回来后就开始擦洗家里的一切，好像这一天是她的打扫日。有时候，妈妈也会让杨小翼帮忙。她当然很乐意。家里有一套用来沏茶的景德镇瓷器，每次妈妈都会用这套瓷器招待刘伯伯。瓷器在妈妈的擦拭下，上面那些精美的线条和菊花图案变得鲜艳夺目。杨小翼最喜欢擦洗的就是这套茶具。她想象着刘伯伯捧着茶具喝茶的样子，心里便喜欢得不得了。
在杨小翼的感觉里，刘伯伯像一个温暖的太阳。刘伯伯经常会给她带来一些小甜点或小礼物。小礼物真的很小，是一根头绳或一根橡皮筋，但那时候物质匮乏，要找到这样的小东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杨小翼很满足了。只是这些小礼物从高大的刘伯伯的手中出现，她感到有些滑稽。她看重这些礼物，把它们收集起来珍藏着。有空的时候，她会翻出来把玩。
杨小翼不再去想“爸爸是谁”这样的问题了。刘伯伯的形象牢牢占据了她的心。有时候，这个和蔼的形象还到她的梦里来。她感到她的生活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她和所有人一样，什么也不缺。那段日子，她觉得自己拥有生活赐予的全部快乐和幸福。
多年以后，杨小翼回忆这段时光，有一种太阳重升的明亮的感觉。这种感觉同刘伯伯有关，也同“革命”这个词语有关。“革命”把一个时代一分为二，过去的叫做旧社会，现在是新中国。时间开始了。新这个词让眼前的一切明亮起来，让世界放射出光芒来。街景还像过去一样破旧，由于连年战争，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但现在灰暗的气息不复存在，到处阳光灿烂，充满了生气。
在干部子弟学校里，杨小翼感到一种自由的喜悦。刘世军和刘世晨都在干部子弟学校，刘世军已是三年级学生，刘世晨和杨小翼同班。有他们在，杨小翼感到新的环境不那么陌生。
同慈恩学堂比，这里简直像天堂。在干部子弟学校，不用再做那么多宗教仪式了，不用在一日三餐时感谢主赐予食物，也不需要晨课祷告了。这是多么好！就像范嬷嬷所说，天堂里什么都不用干，天堂的河里流着蜜汁，食物随处可得。范嬷嬷说得多好多准确。在干部子弟学校，每天中午都可以喝一杯热热的牛奶，还可以吃上一个白白的馒头。
当然，这里的孩子可没有慈恩学堂那么规矩，那么听话。虽说天堂流着蜜汁，但这些孩子有本事把河里的蜜汁变成臭水沟。如果你没管住牛奶杯，那么很有可能牛奶杯里已撒上了小便或吐上了唾沫。他们糟蹋起上帝的食物来，一点敬畏也没有。他们对恶作剧的热爱胜过读书。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杨小翼发现自己穿在脚上的一只皮鞋不见了。一定是谁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爬到桌下，把她的鞋子脱了去。她非常奇怪，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她会感觉不到丢了皮鞋呢？难道是谁给她施了魔法吗？大概是老师讲得太生动了吧。老师讲的是关于革命及其理想问题，老实说她不怎么听得懂，那是一种她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这语言和最近在收音机里出现的语言是一样的，这些语言里有一束光芒，能把她的眼睛刺痛，然后让她小小的心脏跳动起来。
大概是因为这个城市刘伯伯的官最大，老师叫刘世晨当班长。刘世晨虽是个女孩儿，但她当班长孩子们都服。孩子们在一起时，经常相互比较谁的父母官儿大。杨小翼从来不参与这样的比较，这方面她是自卑的。有一个孩子问杨小翼父母的情况。她有点儿心虚，脸涨得通红。她想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说，刘书记向我妈妈敬军礼。这话传到刘世晨那儿，刘世晨带着一帮孩子围住了她，冷笑着说，你竟敢说我爸向你妈敬礼？你妈算个什么东西？在刘世晨的气势面前，杨小翼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低头。不过，她心里是不服气的，刘伯伯确实向妈妈行了军礼。
刘世晨冷冷地看了看杨小翼的脚，指了指她脚上的皮鞋，冷冷地说：“你瞧瞧，这班上谁穿皮鞋的？只有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
说完刘世晨带着人走出了教室。
杨小翼感到无地自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剥削。暴力。专政。这些都是她刚刚在干部子弟学校学的词汇，虽然似懂非懂，但她清楚“资产阶级小姐”是不好的，这个词代表电影里面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令人作呕的女人。
春天的时候，新政权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
杨小翼一星期前已知道了这消息。是刘世军告诉她的，刘世军说，那将是一次公判大会，解放军会当着老百姓的面，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地枪决。
刘世军说这话时非常兴奋。他用手当枪，对着远处，叭叭地打了几枪。他说：
“一颗子弹击中脑子，你想想，脑袋会是什么样子？”
杨小翼看过一些电影，电影里经常有死人的场面。根据这些经验，她的眼前浮现出脑袋被子弹击中后血流如注的想象。奇怪的是，她竟然没有感到害怕，好像这一切也如电影一样是不真实的，只是一出戏。
“脑袋会从中间裂开来，然后脑浆飞进而出。”刘世军的脸上有某种奇怪的幸福的表情，“也许开裂的脑袋会在空中飞一段路程。”
杨小翼傻笑起来。她觉得刘世军像在说书。城隍庙的说书先生说的都是历朝历代英雄好汉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经常出现这样的细节。她记得范嬷嬷不让孩子们去听那些故事，她说，那是魔鬼的故事。
公判大会那天，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一起去观看。那天，原三民主义广场——现在叫民主广场前面人山人海，场面沸腾，其盛况比过年看烟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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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多。那些队伍排得整齐的观众是由政府各部门和学校组织来的。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是自己偷偷跑来的。他们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刘伯伯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左右都是军官。那些“反革命分子”低着头，挂着写有他们名字的巨大的牌子，牌子把他们的上半身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名字上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叉子。
一会儿，刘伯伯开始讲话，他讲述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理由和伟大意义。台上的那些“反革命分子”，脸上毫无表情，他们的脸像是蜡做的，显得脆弱而虚假，好像灵魂早已不在他们的身体里。只有他们的眼睛才透着活气，因为他们的眼睛里面遍布着惊恐，惊恐让他们有了一种遥远的气息，好像他们早已置身于这欢乐的现场之外。
有人开始宣读他们的罪状。人群屏息倾听，现场一下子安静得出奇。这些“反革命分子”大都是特务，或蒋介石政府的高官，或地方权绅，或战犯。他们的罪行是触目惊心的，罪状大都涉及到杀人等种种霸行。那个宣读的人在一些细节上描述得十分仔细。这些可怕的细节像一把刀子一样戳破了眼前的和平气息，让杨小翼害怕。
这时，杨小翼认出了他。他是个医生，经常受范嬷嬷的邀请到慈恩医院来出诊。他站在第一排的最左边。她不知道他的名字，每次做弥撒，他都会来。做弥撒的时候，慈恩学堂的孩子就成了唱诗班的成员，他们站在教堂的讲台上，随着仪式的进行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演唱。他总是坐在教堂最前排的左侧，就像他此刻在审判席上的位置。只要唱诗班唱到“因他降世，亲历死地，现今荣耀无比”时，他就会流下泪水，然后，跪在地上进行祈祷。他是最热心的教友，每次仪式完毕，他都会走上台给唱诗班的孩子分发糖果，或拥抱他们。那时候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仁慈，好像他就是上帝的化身。孩子们看到他都很高兴，因为他总是那么慷慨。
杨小翼久久地凝视着他。此刻，他的眼神同他们一样，暗淡无光。杨小翼不知道他因何站在那里。那人开始宣读他的罪状：革命期间曾有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受伤后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