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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得放欧洲医蛭，我放三条，燕妮放一条，放在上臂，而不是放在腿上，因为她还要跳舞。图拉用剁碎的荨麻和股票池里的水，在小小的柴火上煮她的和我们的水蛭，直到水蛭煮熟、爆开。尽管有荨麻一起煮，仍然把汤染成了棕黑色。我们不得不喝这种污浊的汤汁，因为图拉很看重煮水蛭这种事。当我们不想喝这种汤时，她就会说：“那个犹太鬼和他的朋友甚至还是歃血为盟的弟兄呢，那个犹太鬼曾经给我讲过。”这时，我们就把沉到底下的渣滓全部喝光，然后感到我们大家都亲如手足。
可是有一次，图拉差一点把我们这种兴致给搅了。她煮好汤之后，吓唬燕妮说：“要是咱们现在喝汤，咱们俩每人都会生一个孩子，而且都是他的。”可是我并不想做父亲。燕妮认为这种事对她来说为时尚早，她最最想做的事是跳舞，在柏林跳，在各地跳。
有一次，在我和图拉之间因为生孩子的事出现了相当紧张的对立情绪。这时，图拉在天鹅之家强迫燕妮往身上放九条欧洲医蛭：“要是你不马上做这件事，我那个在法国打仗的大哥马上就会流血而死。”燕妮把九条欧洲医蛭全都放在身上，到处都是。她面色苍白，然后就昏了过去。图拉溜走了，我用双手把欧洲医蛭扯掉。因为它们还没有吸饱血，全都黏在身上。有几条爆了，在这之后，我还得给燕妮清洗。她身上接触到水，又苏醒过来，但仍然没有血色。她马上就想知道，图拉在法国的哥哥西格斯蒙德·波克里弗克现在是否得救了。
我说：“现在肯定得救了。”
乐于牺牲自我的燕妮说：“那我们每隔几个月就重复一次这种事。”
我劝告燕妮：“我在报上看到，他们现在到处都有库存血。”
“啊，原来是这样。”燕妮说着，感到有点失望。我们坐到天鹅之家旁边，坐到太阳下面。在一平如镜的股票池中，映照着冰库大楼宽大的正面。
图拉，对你——
我要讲讲你所知道的事情。冰库大楼是一座平顶的盒式建筑物。他们把这座大楼的各个角落都用油毛毡包了起来。它的门是油毛毡门。没有窗户。这是一个没有白点的黑骰子。我们总得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它同库登佩希毫不相干；尽管它不是用铸铁而是用油毛毡包起来的，尽管燕妮再也不怕库登佩希，而且老想走到冰库大楼里去，不过，很可能是库登佩希把它放到那儿去的。当图拉说“现在我想要个孩子，马上就要”时，燕妮就会说：“我很想看看冰库里面的情况，你也去吗？”我既不想要孩子，也不想进冰库；我的情况如今也差不多如此。
冰库大楼同我们木工作坊院子里空荡荡的狗舍一样，散发出一种气味。只不过狗舍没有平屋顶罢了，尽管有油毛毡，它还是散发出迥然不同的气味——仍然发出哈拉斯的气味。虽说我的木工师傅父亲并不想养一条新的狗，却没有让人把狗舍劈成小木头，相反，当所有的伙计站在木材刨台边开动机器，所有的机器都在刨木材时，他往往站在狗舍前凝视着它，长达五分钟之久。
冰库大楼映照在股票池中，使池水变得阴森森的。尽管如此，池里仍然有鱼。嘴唇凹陷的嘴里含着口嚼烟草的老人在小锤公园岸边垂钓，傍晚时分钓到手掌般大小的拟鲤。他们不是把拟鲤又扔回池里去，就是把它们送给我们，因为人们本来就不能吃拟鲤。它们全身浸透了腐臭气味，就是在干净水中，也去不掉它们身上的臭味。有两次从股票池里打捞出尸体来。在施特里斯巴赫河的出水口前，一道铁制的堰闸挡住漂木。尸体就在那儿漂到岸边。有一次是一个老头，有一次是一个佩隆肯的家庭主妇。每次我都去迟了，没有看到尸体。就像燕妮要求走进冰库，图拉希望有个孩子那样，我很想看一具真正的尸体。可是，如果在科施奈德赖有亲戚去世我母亲在那儿有婶婶和堂姐妹们——我们赶到奥斯特尔维克时，棺材往往已经盖起来了。图拉断言，在股票池池底有小孩，是捆上石头沉下去的。而实际情况是股票池为小猫、小狗提供了葬身水底的场所。就连比较大的猫有时候也在随波逐流，全身肿胀地漂来漂去，最后在堰闸边被挡住，被城市管理员——此人就像帝国邮政部长一样，名叫奥内佐尔格——用带钩的竿子捞起来。可是，股票池并非因为这个原因才发臭，它之所以发臭是因为啤酒厂的废水流进池中。一块木牌上写着：“禁止游泳”。我们不游，只有那些印第安人村的男孩子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这儿游泳。那些人身上总有一股股票啤酒味，甚至在冬天也是如此。
池子后面的园林移民区一直延伸到飞机场，所有的人都这样叫这一地区。在移民区内，住着多子女的码头工人、孤苦伶仃的祖母们和已经退休的泥瓦工工头。我从政治的角度猜出了印第安人村这个名字的原委：因为从前，在战前很久的时候，有很多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曾经住在那里，印第安人村很可能就是由“赤色村”演变来的。在瓦尔特·马特恩还是一名冲锋队队员时，在印第安人村至少有一个席豪移民区的工人被杀害。在《前哨》上面写着：“印第安人村谋杀案”。可是杀人凶手——很可能是九个身穿防雨大衣的蒙面人——却从未被抓获。
既不是图拉的——
也不是我的股票池故事——我这种故事实在太多，必须克制自己——超过了那些以冰库为中心的故事。听说，杀害席豪移民区工人的那些凶手当时就在冰库里寻找避难所。从那时起，就有八九个给冻住了的杀人犯坐在冰库里，坐在冰库最冷的地方。很多人——只有我没有——都猜想那个销声匿迹的埃迪·阿姆泽尔是在冰库里。孩子不肯舀汤喝，母亲们就用这个黑糊糊的、没有窗户的“色子”来吓唬他们。人们都这样传说，说小马策拉特不肯吃饭，他母亲就把他关进冰库，关了几个钟头，惩罚他，从此以后他就连一厘米也不会长了。
因为冰库里面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所以只有当运送冰块的车子开到门口，装运嚓嚓作响的冰块时，它的油毛毡门才会打开。每当我们为了显示勇气，从洞开的门口跳过去时，冰库就会向我哈气，而我们也不得不跑到太阳下面去。尤其是图拉害怕冰库，她不敢从开着的冰库门口走进去。她一看到那些腰系黑色皮围裙、面孔紫红、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人，就要躲避。当运冰工用冰钩把冰块从地窖里拖出来时，燕妮就会朝那些人走去，请求他们让她摸一下冰。有时候他们允许她这样做。然后，她就把一只手放到一块冰上去，放了好久，后来还是一个四方脸膛的男子把她的手拉开：“现在够了。你是想把手粘在上面呀！”
后来，在运冰工当中甚至还有法国人。他们完全像本地运冰工一样，用肩膀扛冰块。他们同样是四方脸，面孔紫红。人们把他们叫做外国工，但不知道是否允许同他们讲话。可是，在女子中学学了法语的燕妮却向一个法国人打招呼：“您好，先生！”
这个人彬彬有礼地说：“您好，小姐！”
燕妮行屈膝礼：“对不起，先生！我可以进去几分钟吗？”
这个法国人做了一个邀请动作：“请进，小姐！”
这时，燕妮又行了一个屈膝礼：“谢谢，先生！”随后就让她的手消失在那个法国运冰工的手里。冰库接纳了两个手牵手的人。其余的运冰工都哈哈大笑，开着玩笑。
我们没有笑，而是开始轻声数着：“二十四、二十五……要是她在我们数到两百时还不出来，我们就大叫救命！”
他们在数到一百九十二时依然是手牵手地出来了。她左手拿着一块冰，再一次向她的运冰工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便同我们一道走到太阳下面。我们冷得瑟瑟发抖。燕妮用灰白色的舌头舔着冰块，又把冰块递给图拉舔。图拉不肯舔。我舔了，冷得要命的冰就是这种滋味。
亲爱的图拉表妹：
在发生你的欧洲医蛭和燕妮晕倒这件事时，在我们因为这件事，也因为你老缠住我要生一个孩子而发生争吵时，在你很少同我们一道去股票池时，在我们——燕妮和我不想再爬进木材仓库到你那儿去时，在夏天已经过去，学校开学时，燕妮和我不是坐在印第安人村园圃篱笆前的芮萝丛中，就是坐在天鹅之家旁边。我国不转睛地盯着冰库，好帮助燕妮，因为燕妮只能识别没有窗户的黑“色子”。在我眼中，冰库比栗子树后面的股票啤酒厂大楼显得更为清晰。也许是这个建筑群像城堡似的屹立在昏暗的砖墙后面的缘故吧。肯定有一些闪闪发亮的缸砖镶在机器问高高的教堂窗户四周。尽管如此，从四面八方看，敦实的烟囱仍然耸立在朗富尔上空。我可以指天发誓：股票烟囱戴着一顶莫可名状的骑士头盔。它受到风的摆布，冒出黑色的滚滚浓烟，一年必须清扫两次。每当我闭上眼睛时，办公大楼就从栽满碎玻璃的围墙上用浅砖红色的目光看着我。我想，可能是双套胶轮马车在定期离开这个啤酒厂院子。那是一些膘肥体壮的比利时短尾马。啤酒马车夫和他的副手腰系皮围裙，头戴皮帽子，面孔呆滞、紫红。马鞭放在马笼头里。围裙里面是运货单和皮夹，还有半路上用的口嚼烟草。金属纽扣在饮马器具上碰出一些点纹。每当前轮或者后轮绊到啤酒厂大门的铁门槛上时，啤酒箱就会跳起来，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大门的门拱上用铸铁字母写着：潮湿的内脏——洗瓶厂。十二点半时，汽笛鸣响。一点钟时，汽笛又响了起来。洗瓶厂的木琴也进入合奏。现在，这部总谱已经丢失，然而气味却留存人间。
当东风使啤酒厂烟囱顶上的头盔改变方向，将滚滚黑烟经过栗子树上空，经过股票池、冰库和印第安人村上空，往飞机场方向扩散时，就会下酸雨。把发酵过度的渣从铜锅里清除掉，那些放得过久、已经变味的东西是：烈性黑啤酒、比尔森啤酒、麦芽、大麦、三月份酿造的啤酒、啤酒原料和普通啤酒。另外还有废水。尽管老听人讲，它们流到别处去，但是，股票啤酒厂的出水口仍然通向股票池，使它变酸、变臭。因此，我们在喝图拉的欧洲医蛭汤时，喝的是一种苦涩的啤酒汤。谁踩死一只痢蛤蟆，谁就同时打开了一瓶烈性黑啤酒。有一个喃喃自语、嘴里含着口嚼烟草的人给我扔过来一条手掌那么长的拟鲤，我在天鹅之家旁掏出这条拟鲤的内脏，有肝脏、牛奶和残渣——熬坏了的麦芽止咳糖块。当我让它在劈啪作响的小火上烤得松软时，它就像酵母一样，对于燕妮来说，它是在发酵，它的表层发酵，味道——我在里面塞了很多鲜莳萝——就像去年的黄瓜臭水。燕妮只吃了一点点鱼。
可是，当风从飞机场那边吹过来，把池子上面的水汽连同啤酒厂烟囱里的浓烟一道吹向小锤公园和朗富尔火车站时，燕妮就会站起身，把目光从塞满冰块的油毛毡色子上收回来，在莳萝丛中显示出屈指可数的几下舞步。她在跳芭蕾舞时身轻如燕，体重减轻了一半。她用几次小步跳跃和优美的鞠躬结束了她的演出。我情不自禁地像在剧院里一样鼓起掌来。有时候我也送给她一束莳萝，我在莳萝茎上套了一个啤酒瓶橡皮垫圈。这些从不枯萎、总是红艳艳的鲜花几百朵几百朵地漂浮在股票池的水面上，形成一些“岛屿”，然后被人搜集起来。我在向波兰进军与占领克里特岛期间①收集了两千多个啤酒瓶橡皮垫圈，在清点数字时感到自己真是发了大财。有一次，我给燕妮做了一串橡皮垫圈做的项链，她把这串项链像真正的首饰一样戴在脖子上。我为这种东西感到害羞：“这些东西你上街别戴，只在池子边或者家里戴。”
①指1939年9月1日到1941年6月。
然而在燕妮眼里，这串项链并不是蹩脚货：“我就是要戴，因为这是你做的。你知道，它使人感到很亲切。”
这串项链并不难看。本来，这是我为图拉做的。但是，图拉很可能会把它扔掉。当燕妮在莳萝丛中翩翩起舞时，项链甚至显得非常漂亮。她跳完舞老是说：“现在我可累了。”随即扫了冰库一眼，“我还得做作业。明天我们要排练，后天也要。”
我凭借身后的股票池试探着：“你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柏林来的那个芭蕾舞教练的消息吗？”
燕妮回答道：“哈泽洛夫先生最近从巴黎寄了一张明信片来。他说，我必须锻炼我的脚面。”
我缠住不放：“这个哈泽洛夫先生，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燕妮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这种事你可是问过我有十次啦。他很瘦很高，衣冠楚楚，老叼着长长的香烟——他从来不笑，要不然，充其量只是用眼睛笑一笑。”
我胸有成竹地重复道：“那么，要是他有朝一日用嘴巴来笑或者说话呢？”
燕妮说：“那就显得可笑，而且还有点叫人害怕，因为他讲话时要露出满口的金牙。”
我说：“是真金的吗？”
燕妮说：“我不知道。”
我说：“问他一下吧。”
燕妮说：“这会使我感到难堪。那些牙齿可能是用假金子做的。”
我说：“你的项链也是用瓶子上的橡皮垫圈做的呀。”
燕妮说：“那好吧，我就给他写信问一问。”
我问：“今天就写吗？”
燕妮说：“我今天太累了。”
我说：“那就明天吧。”
燕妮说：“我究竟该如何打听呢？”
我给她口述这封信的内容：“你干脆这么写：哈泽洛夫先生，我还要问的是您的金牙齿。那些金牙齿是真的吗？您过去是否有别的牙齿？如果您曾经有过别的牙齿，那么，那些牙齿又在哪儿呢？”
燕妮写了这封信，哈泽洛夫先生立即就回信说：金子是真的；过去他曾经有过又小又白的牙齿，有三十二颗；他把那些牙齿扔掉了，扔进了身后的灌木丛中，后来镇了新牙，镶上了金牙齿；这些金牙比三十二双芭蕾舞鞋还要贵。
这时我对燕妮说：“现在你数一数，看看你的项链有多少个橡皮垫圈。”
燕妮数完之后感到困惑不解：“多凑巧啊，也是三十二个，不多不少！”
亲爱的图拉：
你带着你那划破的双腿，又走了过来。这种事是难免的。
九月底，莳萝草正在抽芽，大地一片桔黄，股票池涟漪起伏，把一团肥皂泡沫抛向岸边。九月底，图拉来了。
印第安人村把她和七八个小伙子吐了出来。有一个人抽着烟斗。他站在图拉身后，当一堵挡风的墙，然后给她烟斗。她一声不吭地抽着。他们慢悠悠地故意绕着弯路，逐渐靠近了，然后停下步来，望望天空，望望我们，随后便转过身去，走了，隐没在印第安人村的篱笆和刷得雪白的村舍后面。
有一次，傍晚时分——我们背着光，啤酒厂烟囱的头盔戴在一个鲜血直流的骑士那淌着鲜血的头上——他们出现在冰库旁边，沿着正面的油毛毡墙鱼贯而行，穿过荨麻地。在莳萝丛中，他们走成一排。图拉把烟斗递给左边的人，对着蚊子说：“这些人忘了锁门。燕妮，你不想走进去，看一看里面是怎么回事吗？”
燕妮十分友好，总是很有教养地说：“啊，不！已经很晚了。另外，我也有点累了。你知道，咱们明天有英语课，还有，在训练时我必须精力充沛。”
图拉手中又拿着烟斗说：“那就不去吧。咱们就去看门人那儿吧，好让他锁门。”
可是燕妮已经站起了身，而我也不得不站起身来说：“你一块儿走吧，不成问题。再说，你也累了，你刚才就这样说过。”燕妮再也没有倦意，她只想往里瞧上一眼：“里面确实很有意思，哈里，你瞧！”
我在她旁边走着，进入荨麻地。图拉在前面，其余的人在我们后面。图拉的拇指指着那道油毛毡门。这道门开着一条缝，几乎叫人透不过气来。这时我不得不说：“你千万别一个人进去。”身材苗条的燕妮站在缝隙处彬彬有礼地说：“你真好，哈里。”
除了图拉，还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