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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于是，老帅们、副总理们—一恢复名誉。就连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也平反了。显然，他们没有一个会与张春桥握手言欢的。
一九七二年八月，毛泽东又亲笔批示要解放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从乡居三年多的江西返回北京。二十天后——三月十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在中共十大，邓小平成为主席团成员，他和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李葆华、廖承志、秦基伟、杨勇、王铮等被选为中央委员。
与此同时，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于会泳、金祖敏、刘湘屏、谢静宜等，也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张春桥意识到，一场新的决斗又要开始了。
囚首垢面的葛正慧
葛正慧仍身陷囹圄。张春桥对于政敌，从来不会手软。专案组一次次审讯着葛正慧，毫无结果，他说来说去无非是“记不清楚”那句话。
蚊子倒渐渐多起来，从敞开的窗口蜂拥而入。
葛正慧再三要求给一顶帐子。看守不理也不睬。
地处郊区，四周是水田，而牢房里的电灯又是通宵开着。蚊子连同各种各样的小飞虫，夜夜骚扰着葛正慧，比受任何酷刑都难受。
他不断拍打蚊子。尽管被打死的蚊于满壁血斑，星星点点，可是蚊子仍络绎不绝地飞入牢房，驱之又复来，打不尽，灭不绝。
“交代吧！交代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窗外，响着看守的诱降声。
葛正慧暗暗咒骂：张春桥是人间的蚊子，人间的“四害”！
浑身上下，被蚊子叮起一块块红斑，奇痒难熬。在那人间地狱中度过五个酷暑，在群蚊的日夜轮番轰炸之下，居然体内产生抗素，蚊子叮了不起疱，不发痒，只是鲜血不断被吸走。
他面对着猛如虎的苛政，面对“四人帮”的虐待，思想上也产生了抗素。诚如《老子》七十四章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天底下所有监狱的窗，那铁条都是竖的。唯有这儿关押要犯的牢房，窗上铁条反而是横的，仿佛给犯人上吊自杀提供了方便。他不畏死，却不想死。他的心中，常常喃喃自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要把牢底坐穿，看那些豺狼横行到何时。
没有日历，没有报纸。不知今宵何日，不知明朝何月。他真的被蒙在鼓中，围墙外的生死搏斗他全然不知。
突然，在不知何年何月何日的一大，看守在门上的小洞口大声喊道：“把语录交出来！”
红色的语录，是他身边唯一的书本。他感到莫名惊讶：为什么要交出语录？
他小心地把红色小书从小洞口递出去。注视着看守的一举一动。
看守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他。
“嚓，嚓。”居然发出撕书的声音！
葛正慧焦急万分：如果那个看守撕坏了书前的毛主席像，反诬他撕，那他有口难辩，罪上加罪的。
那看守转过身来，把红色小书朝小洞口一丢。他赶紧接过语录，急急地翻查。
他立即发现：那印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林彪题词的一页，被撕去了。林彪的《再版前言》，也给撕掉了。
“把林副统帅的题词还给我！”他赶紧对看守说。
看守双眼一瞪，吼道：“还提什么‘林副统帅’？！给我闭嘴！”
葛正慧茅塞顿开：“林副统帅”垮台了！
他喜不自禁。心想，林彪倒了，你江青、张春桥还能支撑几日？
看守撕去林彪题词，使他在万分孤寂中听见惊雷。
他多年在图书馆工作，终日读书、阅报，养成了习惯。如今终日在空白中度过。
他迫切地希望看报，希望知道大墙之外是何等世界。
“我要看报！”他郑重其事地向看守提出来。
“你想看报？你想窥测方向？”看守大抵具有极高的“革命警惕性”，马卜从葛正慧的一句话、联想到“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之类反胡风时的习惯用语。
“为什么不能看报？就是关在提篮桥，也允许看报的呀！”葛正慧所说的“提篮桥”，也就是上海监狱。因为上海监狱在提篮桥，上海人习惯地称之为“提篮桥”。
“这儿不是提篮桥！你罪大恶极，枪毙了还便宜你，所以关在这儿。你还想看报纸，白日做梦！”看守沉着脸，从牙缝里蹦出这几句话。
葛正慧知道，再争也没用。但是，没有报纸，不听广播，过着完全封闭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
小洞口一次又一次响起看守的呼唤：“坦白交代吧，马上把你放掉！你看，外边的天空多蓝，空气多好！”
如同笼中之鸟，他天天渴望自由。然而，一想到他的自由要以销毁那份铁证—
—《鲁迅先生轶事》为代价，他宁居小小囚笼，不慕天高海阔。
一次次旭日东升，一回回夕阳西沉。熬过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度过群蚊围攻的酷暑。
忽然，有那么一天，从小洞口竟丢进一份《人民日报》。
看守怎么如此大慈大悲？给了报纸，还说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给你！仔仔细细地看吧。”
葛正慧连忙拾起报纸，不由得一怔：《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赫的地位刊登一张照片，一个大包头、戴眼镜、中山装笔挺的人物面带三分笑，正在跟朝鲜外宾握手。如果不看照片说明，他差一点认不出来这位“首长”。哦，说明上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就在这时，小洞口又响起看守的声音：“怎么样？看见了吗？你还敢炮打吗？赶紧交代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葛正慧愤愤地把报纸掷在地上。他简直不可想像，“狄克”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更咬紧牙关。越是“狄克”得志，越是不能交出那本《鲁迅先生轶事》。总有一天，“狄克”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看守只给他看这一份报纸。此后，不再给他看报，而是逼着他交代。
在秘密监狱中关押了五年多，他竟然只知道大墙外的两桩事：林彪垮台，张春桥上台。
囚首垢面，心事浩茫，忧国忧民，吞辱含冤。望着铁窗，他常常喟然长叹。虽说他无妻无子无女，但他心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前途。
他，忧天下之忧——“狄克”仍在得志，仍在猖狂！
结成“四人帮”
“狄克”，正在做着总理梦！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在例行的体格检查中，发现患早期癌症。
渐渐地，周恩来日益消瘦，每日大量便血，一九七四年四月，他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
张春桥与邓小平并列为副总理。诚如寒冰与炽炭，两人尖锐地对立。张春桥做着总理梦，邓小平成为他的最大的障碍。
一个是靠“打倒走资派”起家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向蒯大富面授打倒刘邓机宜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春桥。
一个是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大帽子下解放出来、重上政治舞台。他要对“文革”进行大整顿。邓小平并没有因为挨整而改变他的政治见解。
论资历、论能力、论智慧、论经验，张春桥都不是邓小平的对手。
最使张春桥坐立不安的是，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周恩来支持邓小平。
敦请邓小平复出的，是周恩来。毛泽东呢？在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的信上，写下一段批示，赞扬了邓小平：“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历史上他是挨整的，二战时期邓毛谢古，他是毛派的头子。大家可以看《六大以来》。”
这里的“二战”，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邓毛谢古”，邓为邓小平，毛为毛泽章，谢为谢维俊，古为古柏。一九三三年，“邓毛谢古”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打击，人称“毛派”。毛泽罩就是毛泽东的小弟弟。
唉，当邓小平成为“毛派的头子”时，张春桥正是“华蒂社中坚”！
接着，毛泽东又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张春桥懊悔不尽，当年没有像整刘少奇那样，置邓小平于死地。如今，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倚重于邓小平，构成了对张春桥的最大的威胁。
邓小平出任副总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任总参谋长。邓小平本来就在军队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刘邓大军”的邓便是他。出任总参谋长之后，他受到军队的拥戴。张春桥心中发慌了——他虽然从“文革”一开始就穿上军装，后来当上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可是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几乎等于零！
独力难当，四人结帮！
在“中央文革”的旗帜下，张春桥与江青、姚文元实际上早已结成一伙。
说实在的，张春桥在江青面前，虽然总是装出一副顺从的姿态，但是打心底里，他并不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在张春桥看来，江青不过是个草包，如此而已。他处处“敬重”江青，全然因为她是“第一夫人”，她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在两次炮打的危机中，都是这位“第一夫人”拉他一把，才使他脱离险境。
至于姚文元，向来对他言听计从。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在姚文元面前，他永远是“老上级”。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绣花枕头而已。
此人胸无点墨，在张春桥掌握之中。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闸点别扭，毕竟畏惧张春桥三分。
毛泽东本来寄望于王洪文。谁知王洪文一到北京，就被张春桥拉了过去——他们本来就是一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一帮。起初，人称“上海帮”。这样以地域定名，未免使上海人反感。于是，又有人称之为“四联帮”。
最后，毛泽东给他们起了一个传之千古的名字——“四人帮”！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毛泽东便对这个接班人失去了信心。毛泽东已经察觉了王、张、江、姚的不正常的活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迄今有案可查的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四人帮”的话。
“四人帮”，人们通常称之为“王、张、江、姚”，那是按照四人的职务高低加以排列。也有的称之为“江、王、张、姚”，因为首领是江青。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是军师。江青的旗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棍子，王洪文的副主席牌子，他们“四合一”，结成一帮。“四人帮”的核心，是张春桥。
“四人帮”之中，其实没有一个“正宗”的上海人——王洪文是东北长存人，张存桥是山东巨野人，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姚义元是浙江诸暨人。除了姚义元能操上海话之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连“阿连”都不会说。“四人帮”曾一度被称之为“上海帮”，那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蓝苹的成名，便是在上海滩、她的“革命样板战”，她的批判《海瑞罢官》，都是以上海为“基地”才搞起来的；
“狄充”钻入左翼作家阵营，也是在上海滩。后来，就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出任何庆施政治秘书，直至解决“安事事件”，发动“一月革命”，都是在上海干的；
王洪文从部队复员以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在安亭卧轨拦车，他成为“工总司”司令，都是在上海。正因为这样，在中共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握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杨小妹的手说：“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至于姚文元，他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五七年发表了那篇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录以备考》，他写那篇震惊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在上海。
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张春桥救出了陷入困境的中共上海庐弯区党委宣传部干事姚文元，在他把持的《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张姚有了交情。接着，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张存桥、姚文元结成一伙。
自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王、张、江、姚终于结成“神圣同盟”——“四人帮”。
一八七四年四月十日，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日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同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面对各国的代表，邓小平侃侃而论它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这是邓小平自从被“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
外电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设立“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呢，也觉得需要设立“第一副总理。不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同为副总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确谁“第一”，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在中共十大之后，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四年十月，周恩来在北京医院住院，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抵达湖南长沙疗养。江青呢？接连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嘱她“不要多露面”。诚如江青自己所言：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十月四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电话的内容，迄今仍可从王洪文亲笔所写的电话记录中查到：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这一句话，引起一场大风波。
第八章 总理梦化为泡影
与邓小平对着干
十月四日晚上，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的另外三个人。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张春桥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在钓鱼台宾馆的红色地毯上来来回回踱着。从张玉凤那里传来的那一句话，击碎了他的总理梦。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的话仍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毛泽东说“邓”，那就不可能是“张”。一旦邓小平正式出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张春桥就只能屈居邓小平之下。想到当年指挥蒯大富，调动几万红卫兵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声震北京城，如今却要听命于邓小平，张春桥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幸亏，毛泽东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毛泽东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回此事……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十月十八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张春桥踱方步的速度加快了：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十月十七日深夜，钓鱼台十七号楼，“四人帮”一个不缺，在江青那里聚集。
江青召开紧急“帮会”。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