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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娥咽咽地说，你有一点良心吗？为了小娟读书我卖血都卖过。你去吸吧吸死你你跟老娘滚！你滚！
那男人灰溜溜地走了。
赵小娥擦干眼泪安静了下来。
怎么回事？我问。
他是我以前的男人，刚从戒毒所里逃出来。五年前跟我离了婚，今天跑来跟我要钱用。我不给，他就打我。
怎么有这种男人？我说。
没事了。赵小娥说。
遇上这种事情我还真的有点手足无措。事情平息后，我告诉赵小娥，说我要回老家一趟，公司的事你替我管一下。
赵小娥说，好的。
第二天，我拿着买好的车票上了去成都的车。到成都后，我转乘公汽去了川南。到达螺髻山时，已是第三天早上，几只小鸟在我的面前欢叫着，我呼吸着新鲜而亲切的空气，踏着山中的小路回到家里。
我突如其来的回家使母亲感到有些意外，她在家门口的一张小竹椅上坐着，右手握着被岁月磨亮了的竹拐，残损的眼球在两片枯叶般的眼帘下来回梭动，眼睛过早地失明培养出了她敏锐的听力，她听到了我的脚步声。
是二腊回来了？母亲说。
二腊是我妹妹。
是我，二愣。我说。
母亲动弹了一下，没有说什么。一只黑狗懒洋洋地躺在她的身边，抬起头来朝我叫了两声，像是重续我们过去的友好，却没有我以往回来那般兴奋。
龟儿子，你晓得回来呀？我还当你是个没娘的人呢。母亲说。
我遇上了好人，她赞助我开了一家公司，生意好着呢。二腊呢？我说。
上山采魔芋去了，真是个苦孩子。等她回来后你帮她将家里的魔芋挑到镇上去卖了。
魔芋在我们这里只卖一角钱一斤。卖一百斤也只有十元钱。可是在巴兰城，在我的茶楼里，一杯茶的花费至少得三十元。过了一会儿，二腊回来了。她看见我时异常地兴奋。老远就喊了起来。
哥，你回来了？
回来了。我说。
二腊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衣，上面粘着一些湿漉漉的泥土。山上有些寒冷。她的脸上有几道被木刺划破的血痕，两只眼睛像门前流过的溪水一样纯净。
哥想过几年把你们都接到城里去住，愿不愿意到城里去读书？
哥，你发财啦？二腊说。
给你买了几件衣服，拿去穿着试试。我从包里拿出衣服给了二腊。二腊高兴地抱着衣服进屋去了。
二腊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她穿上我给她买回的衣服。给二腊买的衣服的颜色和样式同爱格身上穿着的一样。不过，我觉得这衣服穿在二腊的身上，和爱格相比，总像少了一些什么。我明白妹妹跟爱格隔得太远，但我想让我身边的人都能像爱格那样生活着。有钱的日子，能使一个人活得随心所欲，潇洒从容。
哥，我穿这样的衣服好像走不出去吧？二腊说。
没什么，很漂亮。我说。
晚上吃饭时，我问母亲，你过去是不是还有一个孩子？母亲愣了一下。她在想我怎么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有一个冲动，总想着我同爱格之间一定有某种关联。爱格说过，她也是螺髻山人，如果说有这种联系的话，也许只有我母亲知道。
问这干啥？母亲说。
我想搞清楚一个人的身世，她对我很好。
对你很好你就把她朝你的亲人上拉？母亲说。
她也是螺髻山人。我说。
你是有个姐姐，在你出生的前一年丢失了。母亲说。她枯叶般的眼帘流下了几滴浑浊的老泪。
那个大我几岁的姐姐一定还活着，爱格可能就是我的姐姐。我固执地想着。如果爱格真是我姐姐的话，我就有足够的能力将我的母亲妹妹接进城里，过上幸福的日子。
我没有同二腊去镇上卖魔芋，也没有在家里停留多久。第二天吃完中饭后，我对母亲说我得赶回去了。临走前，我给了妹妹二腊三千元钱。我说，照顾好母亲。二腊接过钱睁大眼睛望着我，没有说话。我知道，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我回到了巴兰城。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决定去一趟爱格那里，将我回老家时母亲给我讲的事情说给她听听。天逐渐暗了下来。去天蓝郡的路上，我的心情格外爽朗。在出租车上，我从车窗向外看街头的风景，两边的路灯被车子拉成了五彩纷呈的光带，行人在人行道上踏着悠闲的步子。巴兰城的夜生活是如此的美好。
到了门口，从栅栏里又跳出一只狗来，一只黑毛上有几点白斑的狗。没有叫，也没有扑过来。我现在是这里的常客。
别墅的大门没有关上，我径直走了进去。客厅里没有人，一支未熄灭的烟横放在玻璃茶几上的烟灰缸里，一缕淡淡的烟笔直飘向上空。
我喊了几声，没有人答应。我顺着客厅的檀木楼梯上了二楼，卧室的窗户散出一股暧昧的灯光，将我的影子拉长，像一位蹩脚的画家在宣纸上画出的墨竹。我推开门，一阵喘息声和痛苦的呻吟扑面而来，我看到了使我终生难忘的情景。床上的那对男女丑陋不堪的姿势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挥抹不掉。
那个高大的男人蹶着屁股像只棕熊扑在爱格的身上，身上没有退化掉的黄色的绒毛在半明不暗的灯光照耀下闪闪发亮。是美国人英格兰人还是意大利人？
我本能地将房门带上，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力量，门砰地响了一声。这响声一定惊吓了他们。
那天夜里，整整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第二天，爱格打来了电话。爱格说，我知道你昨天来过我这里，我跟你说过，我很坏。我有很多男人。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有钱吗？有他们供着呢。
我挂断了电话。我的心情坏透了。我扔掉了放在我桌子上的杯子，城市的幸福生活在我的面前像一只易碎的玻璃容器，它的碎片散了一地。这时，公司的会计走了进来，看到这一幕，说道，经理，你的脸色不好，发生了什么事？
你不用管。我说。
会计拿起扫帚将玻璃碎片扫了出去。
待我平息下来，会计走了过来，说，经理，我跟你说一件事。
说吧。
公司的账务好像出了一点问题。
什么问题？我说。
赵小娥的账上少了一笔钱。
他妈的！你给我把赵小娥打电话叫来。
还是你打电话叫吧。会计说。
我叫来了赵小娥。我说赵小娥我对你不薄呀。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来来你让我操你像那次打牌一样让我操你！你摆好姿势让我操你！我愤怒到了极点。
你不肯吗？我说。我走上前去撕开赵小娥的衣服。我说你让我操了我就不要你还钱了。
小娟上了大学急等钱用，你放心，我会还给你的。赵小娥说，你不是要我吗？来吧。
赵小娥脱下了身上的衣服，赤裸着充满皱褶的肉体站在我的面前，她那备受摧残的面容朝我送出一丝淡淡的笑意。我上前去将赵小娥压倒在地，我疯狂地肆虐着她的肉体。
第二天，我将公司还给了爱格。爱格什么也没说。
我又做起了小偷。我做小偷不再是当初那样纯属为了生存的需要。我觉得我是为了找回那些在我的身上失去的什么。
我选择下手的第一个对象仍然是教授李延家。
钟点工
■ 于 川
我在这座被蓝色玻璃幕墙围裹着的豪华大楼里做钟点工已经将近半年了，但每天早晨当我驻足于它那遮了朝阳的阴影中的时候，仍然忍不住要仰了头，认真地去数它的层数；从上到下，不多不少，正好是二十四层。似乎它从诞生那天起就是这样高大，而且还会永远这样高大下去，直到有一天訇然地垮掉，像我居住了三十年的那幢石库门的老房子，听说是用了炸药，眨眼的工夫，齐刷刷地扑到地上，没有了。
守门人永远把他那干瘦的脖子缩在立起来的制服大衣的领子里，虽然大楼前的那块面积不大的草坪上已经泛出了嫩嫩的绿。同在这一幢楼里干钟点工的几个本地和外地的女人不止—次地乜斜着蓝蓝的眼睛，酸酸地对我抱怨：除了我他从不为任何一个钟点工或者保姆拉开那扇厚重的玻璃门。于是，我不得不做出一副厌恶的样子，不以为然地撇撇嘴，把心里的那一份自得仔细地藏了。有时，我也会在经过他面前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瞟上他一眼，看到他脸上忽然间泛出的光，不知道我那绝情的前夫为什么会毫不留恋地离我而去。
“早！”
拉开玻璃门的时候，守门人对我点点头。
“侬好！”
我很矜持地对他微笑了一下，那神态相信绝不亚于任何一位居住在这幢大楼中的女人。
大楼的前厅墙上高悬着的电子钟的指针正好指向八点，这个时间对于大楼里大多数住户们来说是太早了一点，四部电梯都静静地停在底层，门上闪着那个最简单的红红的阿拉伯数字。我拎着装满了各色蔬菜的马夹袋跨进电梯的时候，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电梯一直把我送到大楼的最高一层，下了电梯，我在24A的门前停下来，从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那扇雕花的橡木门，走进去。
客厅里很暗，所有的窗帘都低低地垂着，宽大的黑色真皮沙发上凌乱地扔着几张报纸，茶几上那只敦厚的大号的烟灰缸里充满了长短不一的烟蒂，两个啤酒罐歪在一边，一小片干了的啤酒渍印在茶几光亮的面上，涩涩地；书房的门开着，从门口看进去，宽大的书桌上除去那台主人最中意的电脑之外，也堆满了散乱的报刊；主人的卧室还关着门，看来这个职业的“炒股者”一定和平常一样，还没有起床。
把装着蔬菜的马夹袋放到厨房里，我开始收拾房间。
24A的主人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他是我在这幢楼里的第一个雇主。他不像一般三十岁的男人那样见了稍有姿色的女人就难免有些饶舌，他永远是少言寡语，似乎把舌头也押到股市上去了，每天除去吩咐我要做的工作之外，在我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内，他就很难和我讲上几句话了，遇上他心情极好的时候，这多半是在股市大涨的时候，他会踱到厨房来看我做饭，偶尔还会参与两句意见，让我兴奋半天，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只是端坐在那台显示着股票曲线和数据的电脑前，默默地一支接了一支地吸着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在这套宽大的房间中除了那台电脑之外，一切都不存在。
女人永远是耐不住寂寞的，即使是像我这样给人家做钟点工的女人也绝不会例外，在经常被人忽视之后，我曾经多次想辞工，但这里的工作，对于一个钟点工来说又是那样富有吸引力，且不说每小时十块钱的报酬在整个上海也难找到，就是他每月交给我的那笔数目可观，任我支配的菜金的结余部分，也令很多像我这样的钟点工眼红，除此之外，最让我不忍离去的就是他对我的那份信任，在我服务的所有雇主中，只有他把房间的钥匙交给我掌握，所以，即或是当股票市场低迷，他的心境格外不好，甚至间或也会对我发些无名之火的时候，我也还是心甘情愿地忍受了，毕竟他是个很不错的雇主，而且还是个那种在女人眼里很有男人味的男人。
卧室里传来了轻微的响动，大约是他开始起床了。
我看看手表，快九点了，离股市开盘还有半个多小时。
他每天的生活在我看来简直单调得不行，除去看股票行情，打电话买卖股票，似乎就不再有其它内容了，有时他会告诉我不用为他准备晚上的饭菜，于是，我在晚上八点钟做完11楼D的那家的生活之后，就常会在大楼的前厅里遇见他，多是在附近的一家广东人开的精致的粤菜馆用过晚饭悠闲地荡回来，有那么几次我看到他身后跟着女人，当然每次总是不同的女人，而且是那种一望而知的经营皮肉生意的女人，我便先红了脸，躲避着他的眼光跑掉了，于是，第二天我会有意地迟到，在他的房间中那股单身男人特有的气息中，便会弥漫出一些女人的味道，这时，他是绝不会诘问我迟到的原因，我呢，则心里怪怪地憋着一股气，一声不响地忙着手里的活，直到他讪讪地凑到厨房来搭讪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我便也为自己的羞恼感到些莫名其妙，渐渐地消了气，有时还会主动给他煲上一锅鲜汤，慰劳他疲劳了一夜的身子。
我不明白，像他这样的男人，为什么不去正正经经地娶一个好女人？他很有钱，而且受过很好的教育，举止修养永远那么得体，而今的漂亮女孩子满街都是，难道就没有让他动心的，为什么要到那些街头女郎身上寻那短暂的欢乐？或许男人们有了钱心就注定要野吧，就连我前夫不也在开了个只能摆下四张桌子的小吃店以后就把个圆滚滚的外来妹弄回家了吗？哎，男人哪！
他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头发还是湿漉漉的。在餐桌前坐下来，端起我为他准备好的牛奶“咕咚咚”地喝了下去，没滋没味的，似乎一切饮食对他来说只是为了维持生命，而绝没有品尝美味带来的快感。有钱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我想他在吃海鲜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我每天清早坐在街边的摊头上吃小馄饨时的那份惬意。
“中饭想吃啥？”
我把他用过的牛奶杯子收掉的时候问。
他看看我，眼里又是我见惯了的那种茫然。
“随便吧！”
我无奈地摇摇头，走开了，其实早就知道问也是白问。他似乎从来都不会想到要吃什么，而我偏偏又是那种不忍心让他随便什么都吃的人，于是，为了他每天其实很简单的膳食我不得不绞尽脑汁。
他已经坐到书房的电脑台前，打开了电脑，开始收看今天的电子版的证券报。对于我来说，这两个小时之内的所有谈话就此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他的世界里又只充满那些在我看来枯燥无比的数据和曲线了，而我，这个虽然算不上徐娘半老，但也不算太年轻的女人便又在他新的一天的生活中消失了。
18楼c座那个精神永远旺盛的老太在我按响门铃时候，和她那条叫做“菲菲”的北京哈巴狗同时狂吠起来。
“你晚了整整两分钟！”
我敢说她的咆哮和冲到我脚边的“菲菲”的吠声一定会引起整幢大楼的共振。现在如果有人推门进来看见她一只手紧握着那只专门用来监督我和我所有的前任的电子闹钟，另一只手神经质地指点着我的鼻子的神态，肯定以为我是一个冲进民宅行劫的女强盗。
我每天在这里的三个小时的工作就是这样开始的。
“你的表快了。”
我赶开了“菲菲”，在门边的鞋柜前换上了那双已经磨成癞痢头的栽绒拖鞋，很平静地说。
“不可能！”
我转身走进了卫生间，去寻她昨夜浴后换下来的那一大堆散发着老年妇女特有的体臭的衣服。真搞不懂，为什么她每日如此频繁地洗浴和更换衣裤，还有这样浓重的体味，甚至比“菲菲”发情的日子的体气还令人难以忍受。
关于时间早晚的争论是我和她每日必修的功课，虽然我知道她总是喜欢在我进门前把那只电子闹钟拨快五分钟，而在我料理家务的时候又偷偷地把它调慢五分钟，但我还是懒得去揭穿她，我只把握自己的原则，既不早到，也不迟走，她心里自然明白自己的所做所为，最终也只是满足一番雇主的威风，喊叫几句了事，似乎这种施威的喊叫能让她得到些权威的满足也就足够了，倒也未必真的要克扣我十分钟的工钱。
把满满一大盆衣服浸泡在冲泡好的洗衣粉中，我开始清洗浴缸和马桶，擦拭浴室中她那只很漂亮，而且因为从不让保姆或钟点工使用永远崭新着的松下全自动洗衣机。她那个在日本“扒洋分”的儿子倒是现今难得的孝子，花了一百多万给他这个古怪的老娘买了这套高级公寓和全套的日本进口的家用电器，只可惜这吝啬的老太不仅不让佣人使用这些电器，就连寒冬盛夏，自己也舍不得享受一下那漂亮气派的空调的温暖和凉爽，倒是她那两只老掉了牙的电风扇和电油汀让她感到格外的舒心适意。她从不放心让佣人去菜场买小菜，生怕她们揩了油水，必定要每天起了大早，自己风风火火地跑到两站地以外的菜场去讨价还价地过足了采买便宜货的瘾，终于有一次在雨中摔了跤，跌断了腿，害得儿子从日本赶回来陪了一个月，机票和误工费一共亏了好几万。等到她刚能下地走路，便又开始一瘸一拐不计后果地开始跑小菜场，一副全然不悔的样子，让她那个还不到四十岁已经满脸沧桑的儿子在不住的哀声叹气中躲回日本去了。
客厅和卧室的家具、陈设也是每日必定要擦拭的，虽然老太从不愿意打开窗子透透新鲜空气，家具上很难得落上什么灰尘，但她是绝不甘心让我有半刻空闲的。有一天她大约是一早在小菜场买菜时遇到卖菜的乡下人算错了账，多找给她几块钱钞票，整个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