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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士，对那些走江湖的人们尤其如此。现今的演艺界人士，就是由奔走江湖的艺人发展来的。他们之间称兄道弟，对那些有人望并受到众人拥护的，称之为“大哥”，仿佛是他们的领导一样，受到他们的信赖。至于色情业、赌业、娱乐业，即使政府准许登记开业，照章纳税，但也不能不买通黑道，不能不接受秘密帮会的“保护”，这是传统的老规矩。从业者不管多么富有，历来也被看作是江湖人。这些人中的巨擘，自然要称“大哥大”或“大姐大”。
三
往昔的老北京还有一种“官称”为大哥的人，他不是游民领袖，而是街里街坊中特别有公信力、并且勇于公益的人。这是在邻里的长期交往中自然形成的。他们有人缘、热心肠，邻里有事，他愿意奔前跑后；街坊发生了纠纷，他能替人了事，从中得到一种快感、满足感。那时没有居民委员会之类的组织，邻里之间的矛盾都由邻里自己解决。这些大哥就成为这一片居民的主心骨，摆平一切是非。老舍在长篇小说《离婚》中所写的张大哥，就是这么一位。他无偿地帮助别人，热心地为亲友奔走，换来了人们的尊敬，张大哥也很自足。书中写道：“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就这么足。”但是日本侵占北京后，为了实现对中国人的控制，建立了居民组织，之后所遇到的问题，就不是张大哥所能左右了，甚至连自己也顾不了了。
中国有些地方不欢迎人家叫大哥，像山东某些地区（如阳谷县），那是因为《水浒传》的影响。大哥是武大郎，谁愿意做戴绿帽子的？于是人们欢迎叫二哥，二哥是武松，打虎英雄。天津人也不欢迎叫大哥，因为旧社会时，天津有拴娃娃的习俗，年青人一结婚，先到娘娘庙拴个娃娃，那个泥娃娃遂成为老大，再生的孩子为老二。大哥是指那泥娃娃。
世间的趣事真多，难以尽述。
说游侠（1）
说游侠（江湖子弟岁月老，新贵少年游侠忙）
《论语》开篇第一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两句话在今天大概已是人人耳熟能详了，但其中有些特别重要的意义，则恐怕未必人人都会意识到。它除了说明孔子对学习、朋友和个人自我修养的重视外，还反映了社会的重大变化：“学”已经向全民开放，不再是为贵族所垄断的特权，所以它才成为一个普遍的话题；同时以垂直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正在松动，人们的横向交往已经十分频繁，以致有朋友从遥远的地方来与自己切磋学习。这种“横向交往”，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游侠”的社会基础。
一、“侠”不必“武”，却不能不“游”
周代实行分封制，其社会结构是宗君一体的，并按照封建等级来实现自上而下的控制，整个社会仿佛一个大网络；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点，并牢牢地被确定在那里，除了自己的宗族外，很少与他人发生关系。最高统治者掌握着这个网络的“纲”，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社会的有效控制。作为下层贵族的“士”，则是统治者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他们多是卿大夫中的家臣和武士，在社会系统中作为统治者与人民的中介，沟通上下，保卫国家，很少有“横向交往”。
到了春秋时期，社会许多最活跃的因素如人口、生产工具、生产力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诸侯、卿大夫乃至士人，如果所依托的经济有了较大的改变，肯定是会不安其位的。于是破人之国、破人之家者比比皆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礼崩乐坏。社会失控，士人失职，死钉在原来的位置上不仅不能发展，有的甚至不再可能。士人要生存、发展，流动性就自然增加。于是，“有朋自远方来”就成为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而在日益增多的社会交往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善于交往、众望所归的人物，这种人物就是原本意义的“侠”。
人们一谈到“侠”，往往想到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或者受韩非的“侠以武犯禁”的影响，总把“侠”与“武”联系起来，当然武与侠有关，但侠的原始意义却不在于武。《说文》段玉裁注云：“经传多假‘侠’为‘夹’”，实际上最初的“侠”就是“夹”。甲骨文中没有“侠”，金文中的“夹”像一个大人有两个小人夹辅、追随，这是“侠”的原本意义。所谓“侠”也就是广交游的人物，与“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历史上第一批被史家所称颂的侠，也不是以武著名的。《史记·游侠列传》中说：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执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
我们仔细品味这段话，它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意思：①近世贵族的游侠最著名的是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这些人都是以广交游、门客众多而闻名的贵族。②布衣之侠虽然很注重修行和名誉，但由于儒墨两家缺于记载，不为后世所知，司马迁很遗憾。③无论哪一种侠，他们的特征都不在于“武”，不以勇武见长。贵族之侠特征在于“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闾巷之侠”也是“修行砥名，声施天下，莫不称贤”的。所谓“显名”、“声施天下”，都是指他们被天下人们所了解和赞许，有众多的朋友的支持。这才是“侠”的古义。还有一个旁证：《史记》中司马迁还写了《刺客列传》，里面所收之人，后世也有把他们看作“侠”的，如豫让、聂政、荆轲等。从表面上看，他们不怕死、会剑术，还勇于任事，而且礼义逊让、沉雄果毅兼而有之。他们都是闾巷布衣，如果把他们称为“侠”的话，司马迁就不会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了。为什么太史公不称他们为“侠”呢？关键就是他们不是登高一呼就能有许多朋友追随的人物。在太史公眼中，“武”不是“侠”的决定性因素。
不仅赞美、称颂游侠的司马迁，从交游角度来理解“侠”，就是反对和贬斥游侠的汉代史学家荀悦，也是这样批评游侠的。他在《汉纪》中说，游侠“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宴享之好”。宗法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血缘亲情，侠客们把“父兄”、“骨肉”都怠慢了，而去追求朋友、宾客的欢心，所以荀悦才对游侠口诛笔伐。这种把交游广泛看作游侠最重要特征的意识，直到近世也没有完全消失。上海的帮会领袖黄金荣、杜月笙有什么武功？常弄刀的杜月笙的特长就是削梨皮。1930年代，吹捧他们的人还是把他们称为“大侠”。当时杜月笙功成名就，得意洋洋，立家祠以张大声誉。杨度为他写的《杜氏家祠记》中，就说杜月笙是太史公《史记·游侠列传》中的人物，“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日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识与不识，显慕其风”。这不是仍然在称赞杜月笙轻财重义、爱好交游吗？章太炎的学生还请章为杜月笙家祠写了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用的也是这个理由，说杜是当代的大侠，特别爱重朋友（见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
当然，广交游不是目的，贵族之侠广交游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都曾利用门客与朋友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平民行侠，虽然不能断然说他们没有个人目的，但总的说来，他们更多地是承继了作为贵族士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在春秋以前，这种意识与精神是作为一个“士”所必须要具备的，但自从贵族社会解体以后，士人群体分崩离析，大部分士人边缘化，“无恒产者无恒心”，许多人变成了没有是非观的游士。但毕竟这种精神存在了几百年，在春秋、战国还能崇尚多元性的时期不可能消失殆尽。它或被一些学派的领袖和中坚力量所接受，成为他们“兼济天下”的动力；或被一些侠者所接受，使他们勇于为正义、为他人而牺牲。这样的“侠”在先秦一定很多，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们承担着社会的道义，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说游侠（2）
二、游侠是人们对生活的一个选择
由于侠者有朋友、追随者和名誉，自然也就有了力量。他们又有一定的理想追求，自然会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甚至演化为对抗，用武力破坏当时的统治秩序。所以韩非说“侠以武犯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上面所说只是要证明“侠”的原始意义不是“武”，当然要与社会主流相对抗，要实现社会正义，没有“武”也不行。
《史记·游侠列传》主要写了朱家、田仲、剧孟、郭解等四个侠客，突出了他们的“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和退让谦逊、不伐其德的高尚品质。因此，他们受到人们的爱戴，朋友遍天下；在专制时代，在公理不明、法律不彰的时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当然没有谁推举或逼迫他们去这样做，更不是利益在驱使他们这样去做，何况他们本身把利益看得十分轻呢！这些人虽然被统治者所敌视、被正统人士所讨伐，然而受到下层人民的欢迎，更为不幸者所企盼。所以司马迁以唱叹的笔墨热烈地歌颂他们，说任何人都可能遭受不幸，古代的圣贤如虞舜、伊尹、傅说、吕尚，乃至孔子都遭遇过灾难，何况我们这些“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有不幸就盼望侠客搭救，这是人情之常啊！这种对于“侠”的期盼与呼唤，使“侠”的出现与存在充满了一种浪漫色彩。
游侠的产生虽然与古代士人阶层有关，但后世的游侠却不是来源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任何人只要向往游侠，并按照传统对游侠的规定去做，他就有可能成为游侠。前面说过有贵族之侠，战国“四公子”、东汉“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另外“布衣之侠”也不在少数，东汉末年的刘备、徐庶、姜维也是以游侠闻名于世。一些富家子弟，倾心游侠、竭力模仿的也不在少数。
游侠存在和兴盛的条件是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还没有高度发展的时期，也就是说统治者对游侠的取缔和镇压还不太严酷的时候。游侠不是社会运动演变的结果，更不是谁强迫他们去当游侠的。游侠只是一种有别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持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们喜好呼朋引类，关注社会正义，愿意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为此不惜违反当世的法律和占主流地位的社会舆论，从而与统治阶级发生冲突。它不是走投无路者的归宿，而是不受物质生活困扰的人们奢侈性的追求。游侠亦非谋生手段，更非追求发达的途径，它虽是人们自觉自愿的选择，但这种生活方式或许还会带来许多麻烦和不幸。
一些人去做游侠主要是寻求精神上的满足，这就像唐·吉诃德一样。他们是受了古代游侠传统的影响，自动脱离社会秩序的人们，他们被理想化的游侠生活迷住了。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往往与人性中的尚武精神、对超凡力量的崇拜和人性中对于善良公正的向往有关。古代游侠的流风余韵尚未泯灭，因此有些人特别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或是有一些叛逆精神的人们，便学做游侠。他们不满足于平庸的生活，追求不平凡的人生或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济世精神更近似那些立志渡脱人世苦难的高僧大德。可惜中国没有产生塞万提斯这种善于把游侠的内在追求描写出来的作家，《水浒传》写的主要是被生活所迫的游民，而不是游侠。
后世某些人采取的生活方式，如果与古代游侠品格有某些契合的话，人们便称他们为“侠”，或者说某某“有侠风”。如果他们再喜欢遨游天下，遍交友朋，那么就要称他们为“游侠”了。如果一旦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可以改弦更张。只要你没有加入有约束力的秘密地下组织，就不必像武侠小说写的那样，要通过“金盆洗手”才能回到主流社会中来。
三、游侠的品格是一种极成熟的人格
总的说来，游侠是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的，他们是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为人品格有一个大致公认的标准。这方面，《史记·游侠列传》中关于游侠的描写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司马迁在谈到游侠的品格时，热情地赞颂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由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ND076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
这里所说包括以下几点：
①不顾主流社会的是非，为了拯救困厄中的人们，也不怕触犯法律和背离世俗的道德观念。
②勇于帮助他人解决困难，主动去拯救辗转在生死边缘的人们。为此，不怕死，而且也不求回报。
③说话算数，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救人要救到底。
④不逞强，不自我炫耀，谦让有礼，做默默无闻的奉献。也就是司马迁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其私义廉洁退让”。
这四条也是后世所公认的游侠们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极高尚的人格，是难以企及的。这些品格的实质就是在一定范围内，为了寻求社会公正而不怕与统治阶级相对抗，汉代游侠们的为人大多如此。这种急公好义的精神，自然会受到普通人的爱戴，朋友遍天下，并对民众有一定的号召力。在统治者看来，游侠对他们是个极大的威胁。汉代最有品格的游侠郭解被统治者灭族，可见统治者对游侠的憎恶之深；然而“天下无贤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朝廷与民间的评价就是这样的不同。但左右后世舆论的，往往还是太史公对他们的称颂。这一点我们从后世的描写游侠和侠客的诗歌的情感倾向中可以看出来。
说游侠（3）
从司马迁所总结的几点来看，这是一种很成熟的人格。它不仅要依仗人性中所固有的品格，还需要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以及长期磨炼和修养。基于年轻人的热情或一时的心血来潮的人做不了侠，养尊处优、没有经历过任何苦难的人也很难成为侠，没有果毅坚韧的性格，没有百折不回、坚持到底、永无悔恨的精神也不能做侠。
世间最想做侠的，大约以年轻人为多，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们最敏感、富有同情心、向往不平凡、向往带有浪漫色彩的生活；他们易于为社会不公而打抱不平，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热血沸腾。想像中的游侠生活是具备了上述一些特征的。因此想做游侠、想充当社会良心的人当中，在任何时代都是以年轻人为最多。可是年轻人很少有历练，是最不成熟的一群。那种一诺千金、言必信行必果的侠风说着容易，要做到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年轻人在学习游侠时是很难成功的，甚至走上歧途，成为了轻薄子。
东汉名将马援在给侄子马严、马敦的书信中说：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龙伯高，一个叫杜季良。龙伯高为人敦厚谨慎，出言皆善，谦和节俭，清廉无私，我爱重他、钦佩他，希望你们学他；杜季良为人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各色人等皆有交往，他的父亲去世，数郡都有朋友来吊唁，我爱重他、钦佩他，但不愿意你们学习他。在马援眼中，龙、杜二人都是高尚的人，但为什么龙能学，杜不能学呢？因为学龙不成还不失为一个老实谨慎的君子；如果不能从内心里学到杜的“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只是学了他的表面（如朋友遍天下），就不免会成为一个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这是一些有阅历的长辈对晚辈学习游侠的忧虑。
四、“反游侠”与“假游侠”
侠是为他的，利人的，反主流的，这是侠的本质。不具备这些，从表面上看类似侠的人们，实际上并不是侠。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就谈到了这一点。他说：
至如朋党宗ND242，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
这些人也重朋友、尚武力，不顾当时的法律与道德舆论，一意孤行，有些像游侠；然而他们只是奴役穷人，欺凌弱势人群。他们不仅不是游侠，而且游侠们深以为耻。因为他们所持的精神正与游侠相反，我们可以名之为“反游侠”。后世一些文学作品中以杀人为勇武，漠视生命，滥杀无辜，并把这种“勇武”视为游侠，这其实都是“反游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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