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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你画什么？”他和我聊了起来。“油画，写实的。”我回答。他说：“现在搞写实的不吃香，除非搞商业画，可搞商业画有辱艺术家名声。作为艺术品，只有那些老教授喜欢，可老教授又不会买你的画。你得画一些让外国人喜欢的，这样才能混得转，否则便只能像我这样，做一个‘民间艺术家’了！而在老百姓普遍还没富起来的今天，‘民间艺术家’便意味着吃不饱饭。”
他滔滔不绝地说，言语中充满了戏谑和自嘲。见我没说话，他接着说：“所以，只有外国人喜欢你才能作为艺术家生存下去，外国人有钱，你要设法把画卖给他们。只要你舍得下脸皮，不久就可以过上香车宝马的上流社会生活！”
“是吗，那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画？”见他懂得这么多，肯定是个老“北漂”了，便向他请教。
“在外国人眼中，我们搞平面画的，都不吃香，他们对装置、行为艺术更感兴趣。”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
“那你搞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版画。噢对了，你住哪里？”他说。
“我就住在圆明园，那儿有个画家村，我刚来，还没进入那个圈子。”我说。
“没有必要进入那个圈子。我最讨厌搞艺术的人划出这个圈那个圈的了，搞艺术的就要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圈子。我也是住那儿的，已经住了两年了。画画要靠你自己，谁也拯救不了你。”他说。
“可别人都说大伙住在一起有利于信息交流，我就是冲着这才到画家村的。”见遇到了画家村的同行，我很兴奋。
“这个嘛，也有道理。不过，得看怎么说了，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嘛。”他说。
我很惊讶我们就这么一下子说了那么多话。我想大概因为两人都在异乡，都太孤独了吧。
“这么着，”他越来越显得热情，“我们先不画画了，找个地方聊聊怎么样？我很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看见你就让我想起自己刚到北京那阵子。好啦，我们去喝酒去吧。对了，你请还是我请？”
“我请，我请。”我忙说。
酒席间，刘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青年画家，自认为画画小有成就，经常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几个同窗好友。
几年后，他要从大学毕业了，到了开告别聚会时，一个同学拿出张画来给他看。
“这幅画色彩单调，线条生硬，这个家伙根本就不会画画。”他不屑一顾地评论着。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5）
他的同学却把手移开边角，露出一个签名给他看——正是这个画家当年的亲笔签名。于是大家哄堂大笑，而他自己却非常惊讶，心里想：“这确实是我画的，但我记得画得不错啊！真丢人，我怎么能把这个次品送人……”他想要回这幅画，但好友不肯，于是他便把最近画的一幅堪称“经典”的力作作为补偿送给了好友。在同窗们的惊叹和赞美中，他赢回了自信。
但事隔几年的一次重逢中他又有了同样的遭遇——那幅“经典之作”看起来像是个顽皮小孩的涂鸦。对于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的他来说，这实在是个耻辱，于是他又把一幅刚完成的想要寄去参加大赛的画，一幅无可挑剔的大作，忍痛割爱地送给了这位老友。
时光飞逝，经过数十载的苦练之后，他终于成了全国第一流的名画家之一。而在这时，他也已步入了老年。在朋友和自己学生的帮助下，他举办了盛大的个人画展，展出了近几年他的百余幅新作，结果三天之内所有的参展作品被抢购一空，最便宜的画卖到几千元一幅，最贵的一幅竟卖了１５万！老画家从心里感到满足，同时也对几十年的努力感慨万千。
不久后的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自己的三幅画被人以２００万元天价卖出！而在下面的插图上，赫然印着他当年送给大学同学的那三幅画——报纸上说的“早期经典作品”——而他现在看来，他在颜料盘上调色时形成的图案都比那三幅“画”中任意一幅要好得多。
可怜的老画家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忍不住老泪纵横，颤抖的手任报纸飘了到脚边。这个故事让我记忆忧新。
我与刘斌很快就成了朋友，他是我在北京交的第一个朋友。
刘斌住在福缘门村，我住在与福缘门隔着一条马路的娄斗桥，娄斗桥正对着北大西门，去北大食堂很方便。我常在那儿吃饭，刘斌说他也常去那儿吃饭，但我们却一次也没碰到。
福缘门村位于圆明园以南，去那儿租房的大多是周围院校的学生，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木工、做豆腐的、卖菜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
有一次，我去找刘斌玩，听一位过路人贬福缘门村那帮画家：“福缘门那边乱哄哄的，你看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头发留得长长的，整天喝酒搞女人，没有饭钱就到别的画家那儿吃大户，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还谈什么艺术？整个就是一群盲流嘛，国家怎么也不管管，把这帮人都赶出北京那才叫个清静！”
这位过路人的话听得我脸红，仿佛他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
其实，我很羡慕那些画家们放得开，什么也不管不顾，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得很轻松，那些来村子里的女大学生们还特别崇拜他们，为他们做饭，陪他们睡觉，甚至拿自己的钱来养活他们。
刘斌也有这么一位崇拜者，不过那个女孩是有男朋友的，每次到刘斌那儿玩，都是由男朋友陪着来的。我第一次按照刘斌给我提供的地址找到那儿时，恰巧这位女孩也在。知道我要来，那位女孩正帮刘斌做饭，边做饭边和刘斌挤眉弄眼的，让我直以为是刘斌的女朋友。
饭快做好时，又来了个披着长发、手里拎着几瓶啤酒的男孩，一介绍原来他才是女孩的男朋友，刚才他到附近买啤酒去了。这位男孩显然知道自己的女朋友也喜欢刘斌，但却看不出他对刘斌有丝毫的醋意。
这种奇妙的三角关系让我大为吃惊，真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开放。
按理说，我也是搞艺术的，也在美院待过几年。照一般人看来，美院是个相当开放的地方，从这儿出来的人，如果不花心，那简直就是白痴。照这种观点衡量，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了。
在美院那两年，全班除了我，几乎每个男生女生都有自己的异性朋友。美院在这方面管理得较松，学生们都很开放，所以如果你去过美院，便会看到这样一副景象：在校园里漫步的男生们，几乎每个人胳膊上都挎着一个依偎在他肩头的女生。
其实我并非白痴，谁也不知道，我也曾暗恋过一个女孩。女孩叫郭静，是我们系里数得着的美女，追他的男生不计其数，可奇怪的是郭静对谁都不感冒，一直到我辍学来到北京，也没人把他追到手。我是个胆小的男生，对郭静除了暗恋，根本就没敢采取过任何行动。
也可以说，我是个有相当自律能力的男人，我不想像凡·高那样为了女人而毁了自己。在没有成功之前，我不应该让这些事情分散我的精力。
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刘斌显得比我超脱得多。他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他现在和女人在一起，根本不会当真，只是抱着玩玩的心理。在北京本来就够苦的了，不让自己放松一下，那不把自己憋出病来？
对刘斌的话，我不敢苟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
有了刘斌这个朋友后，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充实起来了。
早上，我们相约在北大西门，一块儿坐公交车去北海公园给人画像，真正做到了“一杯酒两个人喝，一个妞两个人泡”。晚上，我们又一块儿回到画家村。
我们也会像有工作的人那样，选择在周六周日休息，不工作的时候，刘斌就会拉上我去他那儿喝酒，当然我也会请他到我这儿吃上一顿。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6）
在北海公园画像虽然收入不高，但恰好够我们在北京生存下去的了。画像不是我的追求，只是我暂时谋生的一个手段，我的主要心思当然还得放在自己的创作上。劳累了一天，回到画家村后我还要画上几笔才能安心睡觉，否则就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画家村的电压不足，晚上画画光线昏暗，我竟由此摸索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创作方法，就是借助特定的光线，画出光线特殊的画来。这个发现，让我很是得意了一段时间。由此我
也认识到，对一个想成为艺术家的年轻人来说，任何困难都是有益的，都是上天对你的恩赐。
但我对自己的画从来没有满意过，现在的我经过一年来的“北漂”磨砺，再也不是原先那个目空一切的毛头小伙子了。我觉得我已经学会了谦虚，我开始认识到，自己仍处于打基础的阶段，因而对过于抽象的现代派绘画，只有观赏的兴趣，并没有去画的兴趣。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回过头来一味地写实，工工整整地作画，并多方学习、探讨。
我已经意识到，在中国做一名职业画家注定是苦难的。中国与美国不同，在美国，艺术家是有救济金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罗斯福总统在１９３２年总统竞选运动中说：“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正是这个口号，帮助经受了１９２９年危机、尚处于困难时期的艺术家。计划室向艺术家订购了大批作品，在困境中，艺术家们不但没有饿死，反而还创作出了许多伟大的作品。
在中国虽然还没有艺术家饿死的现象发生，但像美国那样由政府出资资助艺术家，暂恐怕还是不可能的事。要想生存下来，要想在生存中求发展，一切都得靠自己，想成功谈何容易。成功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但有时也要碰运气。
我觉得画家村的形成完全是偶然的，画家们怎么会在这里聚集起来，我想有很多客观的东西：我们要走自由职业的道路，但同时我们这些人又不是大款，圆明园房费较低，又在文化区，离清华、北大近。可以在学生食堂就餐，北大很多学生也在那里租房，学生和我们互相串，文化人之间相互都愿意接触。
事实上，圆明园画家已经被社会所关注，它代表了一批不要官方职位的追求自由的艺术家，现在各地都有自由职业画家，但单个的就不可能成为象征，而圆明园画家聚集后，就成为一种社会象征，一种社会新闻事件，通过它可以观照全国各地的同类现象。
一年来我觉得有了不少收获，我变得成熟多了。虽然这一年来，我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但我绝不会后悔这段经历。这些经历对于一个不甘于平庸现状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
前一段日子，刘斌被一家文化公司请去做了美术总监。说是美术总监，其实不过是负责领着一帮刚从美院毕业的学生们画一些招贴画。虽然工资不高，但总算有了固定收入，不用再像我这样每天背着画夹风里来雨里去的没有生活保障。
我继续到北海公园给人画肖像，奇怪的是，自刘斌走后，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因他的离去而变好，反而却莫名其妙地变得越来越糟。找我画肖像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甚至在那儿待一整天也不见一个主顾。
我开始入不敷出，交不起管大爷的房租，吃不饱肚子。面对管大爷越拉越长的冷脸，听着肚子里因没有及时进食而发出的咕咕声，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每当这时，我不免要想，要是当初不来北京呢？甚至还想到，要是当初我不选择这个倒霉的绘画专业呢？在家乡那个单调的所谓省会城市，我会怎么样？在那里没有艺术的氛围，甚至没有文化的气息，人们只有一个心愿，并从小到大，从年轻到年老，从生到死地力求实现它，那就是：物质生活要比别人稍微丰富一些，至少不能比别人差。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这么过下去，至少一切都是平静的，在没有波澜的物质追求中，度过一生。虽然单调，虽然会感觉到空虚和无聊，但却不至让人时不时地惊心动魄，并随时想到生和死这些人生重大命题。
我开始恨绘画这个职业，如果没有这门不知哪个吃饱饭撑得没事干的人琢磨出来的破玩意儿，那么也就不会产生倒霉的凡·高。虽然我很崇拜凡·高，但我开始觉得凡·高的一生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了——不错，在他死后不久，他的艺术成就得到了世人认可，但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能补偿他生前为此付出的那些沉重的代价吗？
就像我，不是为了绘画，为了所谓的狗屁艺术，作为父母的独生子、掌上明珠，我会在北京遭这份罪吗？
我开始恨自己，恨所有的所有，更恨自己的所谓追求、所谓理想。
其实，像我们这种所谓的艺术家，根本就没人瞧得起。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关于画家的故事——
有一个落魄潦倒的穷画家，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除了画画之外，不愿从事其他的工作。而他所画出来的作品，又一张也卖不出去，搞得三餐老是没有着落，幸好街角餐厅的老板心地很好，总是让他赊欠每天吃饭的餐费，穷画家也就天天到这家餐厅来用餐。
一天，穷画家在餐厅中吃饭，突然间灵感泉涌，拿起桌上洁白的餐巾，用随身携带的画笔，蘸着餐桌上的酱油、番茄酱等等各式调味料，当场作起画来。餐厅的老板也不制止他，反倒趁着店内客人不多的时候，站在画家身后，专心地看着他画画。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7）
过了好一会儿，画家终于完成他的作品，他拿着餐巾左顾右盼，摇头晃脑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深觉这是有生以来画得最好的一幅作品。餐厅老板这时开口道：“嗨！你可不可以把这幅作品给我？我打算把你所积欠的饭钱一笔勾销，就当做是买你这幅画的费用，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穷画家感动莫名，惊异道：“什么？连你也看得出来我这幅画的价值？啊！看来，我真
的是离成功不远了。”餐厅老板连忙道：“不！请你不要误会，事情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儿子，他也像你一样，成天只想要当一个画家。我之所以要买这幅画，是想把它挂起来，好时时刻刻警惕我的孩子，千万不要落到像你这样的下场。”
无疑，在这个故事中，画家是个倒霉蛋，是故事杜撰者、讲述者的嘲笑对象。记得刚听到这个故事时，我只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这笑分明是嘲笑那个讲述者的。而现在再一次重温这个故事，我突然明白这个故事中的倒霉画家其实就是我自己。
要不是偶然认识吴琼，我想我的人生就这样暗淡无光。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吴琼改写了我的人生。无论怎么说，吴琼都该算是我人生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吴琼是一个大眼睛女孩，长得不是特别漂亮，但仔细品味却很有味道。和她相处一段时间后，我明白这所谓的味道，大概来自于她那独特的艺术气质吧。
吴琼是一家大众文化刊物的记者，我在北海公园与她相识的那一天，她穿着一件咖啡色呢绒上装，系一条白色丝质围巾，下面是灯芯绒休闲裤和波特休闲鞋，她的这身打扮，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朴素又大方。
那天，我的心情很灰暗。我已经欠管大爷３个月的房租了，管大爷每隔三两天就要向我发出一次“最后通牒”：如果３天之内再不把房租付清，就要将我赶出门。若不是我厚着脸皮请求他再容我几天，很快我就可以把房租付清，恐怕我现在早已睡在村口的桥底下了。
我曾想过向刘斌借钱，这是我在北京惟一可以求助的朋友了，谁知刘斌的现状也不妙。他所在的那家文化公司正濒临破产，刘斌正想着要不要离开那儿另谋高就。每当看见刘斌那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就知道他的日子也不好过，说不定他也正像我一样为房租的事发愁呢，我怎么好向他开口借钱呀。
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已经熬不下去了，我决定再到北海公园碰碰运气，争取把欠管大爷的房租给挣出来——我不想欠管大爷的，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孤老爷子，全指望着这点房租过活，我怎么忍心拖欠着他的房租不辞而别呢！
就在我混不下去准备离开北京的时候，吴琼闯入了我的生活。
那天我正蹲在大树下像个乞丐似的等待有人来施舍，可直到下午都没有一个人来找我画肖像，我心情颓丧地收拾起画夹准备回画家村时，一个女孩却坐在了我对面的小凳上让我给她画像。
这是我几天来的第一笔生意，我画得很认真，用了足足半个小时才把像画好，交给这个女孩后她看了半天，对我的绘画技艺不禁啧啧称赞，然后才问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