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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存在多年的批评。所以我说这篇文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回顾。
“人类利他行为的解释”这篇文章发表于2003年的《演化与人类行为》杂志，四个作者中的前三位都是非常著名的，HerbertGintis和SamuelBowels是桑塔菲（SantaFe）学派顶尖的经济学家。RobertBoyd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文化人类学家。第四个作者我不太熟悉，通常，前三位作者的合作伙伴不是这个作者，而是一个叫做Richardson的，他是芝加哥大学文化委员会的主任。这几个作者最近开始合作研究合作秩序是如何发生的，借助于演化心理学的成果，然后做计算机仿真。我们这一讲总是遇到计算机仿真，因为今天的研究已经被计算机彻底改变了，如果你不懂得仿真，就等于没有生活体验，计算机仿真就是告诉你真实的样子可能是这样；你换一套参数，又出来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计算机仿真，虽然，我们经济学家通常是看不上计算机仿真的，觉得那是dirtyworld，我们这是pureworld（纯粹的世界），可你的pureworld缺乏直觉，直觉是来自生活的。
第一部分 9。人类文化的演化与非血缘关系的合…
在这篇重要的文献里面，四位作者要解释的是什么呢？晚近的经验研究揭示出了人类行为在交往过程中的基本形式。没有血缘关联的那些个人之间的合作不能够用“自私的基因”理论来解释，也不能够用所谓“亲缘利他主义”来解释。“自私的基因”和“亲缘利他主义”理论是经典生物学家同意的理论：一只小鸟为了它的幼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亲缘利他主义；每个人都有自我保存的本能，这是“自私的基因”，是利己主义。这些理论都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但是人类行为的绝大部分是不认识的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在人类中间普遍存在，但是不普遍见于其他物种，为什么？囚徒困境多次合作的合作解，不足以解释这样的合作的发生。因为当两个人囚徒困境博弈的时候，我们知道，只要贴现率足够小，重复次数足够多，就可能出现一种策略叫做“合作”，但是还可能有其他的均衡策略。我们还知道，当囚徒困境博弈的人数是n的时候，随着n的逐渐增加，合作策略出现的概率迅速下降到零，所以我们看到在大量的文化里，免费搭车是一个常见现象。另外的一个事实是，最可歌可泣的合作行为往往发生在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中。这是心理学家到现在为止无法解释的。我们能够说的，就是这两个人长期在一起生活，他们考虑到未来的收益，所以博弈是理性的，可能会有合作。但是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又如何呢？当外敌入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这时，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当汉奸？这是HerbertGintis最早提出来的一个历史的案例，为什么？经济学家没有提供解答，至少他们的解答不令人信服。
这四位作者试图找到一个具有更广泛解释力的理论。他们在以前的十年里提出一个概念，叫strongreciprocity，你们可能会把reciprocity翻译为互惠性，但是在这里不适用，我倾向于把它翻译为“强对等性”。它是一种对等关系。在这四位作者的具体的理论框架里，存在着三种类型的人。第一种人是纯粹的合作者，他一味地合作，而不问对方是否背叛他。你合作，可是别人出卖了你，这是你被背叛了，被出卖了，也许你下次就坚决不跟他合作。纯粹合作者则不然，他下次还跟这个背叛者合作，不区别敌人和朋友。第二种人是自私的人，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千方百计骗你让你和他合作，然后争取一切机会首先出卖你。今天我们的社会里充满了这样的行为，所谓“杀熟”，越“熟”越杀你。我们不要小看这种力量，用计算机仿真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深层的心理结构里，有33％这样的文化遗传基因。第三种行为类型，叫做strongreciprocity，就是强对等行为，它的定义是这样的：当我见到了或者我体验到了背叛我的合作行为的行为的时候，我就要惩罚这种行为，哪怕这种惩罚降低了我个人的适存度。这种行为方式叫做“强对等主义”。强对等主义者愿意降低自己的适存度来建立合作秩序，这是最难得的一种行为方式，这是一种体验，一种直观，仿真结果表明，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层心理结构里各占三分之一。
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三张面孔：第一张面孔是圣人，也就是谁出卖我们，或者背叛我们都无所谓，我们永远合作，像雷锋一样；第二张面孔是自私的，是魔鬼，是邪恶，我们抓住一切机会出卖别人，为了获得更高的生存概率；第三张面孔是正义的面孔，我们要以降低自己适存度的代价来惩罚一切不合作者。这三种倾向在统计意义上各占三分之一。这篇文章要论证的，无非就是这个结果。
作者们在前面十年的工作经验中，揭示出了如下结论，它们可以用上图表示出来。强对等主义者在一个社会人口中占的比例，明显依赖于两个主要因素，首先，它依赖于这个惩罚背叛合作者所需支付的代价，也就是说正义的执行者需要付出代价。是半个月的工资？还是一条生命？讲到这儿，我想引用社科院哲学所的老学者唐逸以前讲过的一个故事。那是在1997年，那时候北大周围很乱，中关村大街还没修，只有一条自行车道，再加上一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在一天下班的时候，有一辆私家车在辅道里面逆着自行车流横冲直撞。当时有一个记者，带着他的十岁的儿子，在人行道上走，看到这辆横冲直撞的汽车，于是他就拦截它，批评司机说他不应当逆行。司机的火气很大，他会武术，走下车来三拳两脚把记者打死了，旁边围观的人很多，记者的十岁的儿子就从钱包里掏出仅有的一点点钱，求身边的叔叔阿姨帮助他们，但是没人关注，没人上来解围。这件事刊登在报纸上，这个人到现在我估计也没抓住，因为当时很混乱。但是唐逸讲的故事我是深信不疑，因为这是报纸上已经发表了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哲学家讲故事都是很精确的。图中的横轴就是惩罚背叛合作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代价越高，当成本等于1的时候，就是说你要丧失你的生命。适存度最高就是1，若成本为1，你就不能生存，所以在仿真中间，随着惩罚成本的增加，强对等主义者在整个人口中的比重会逐渐下降，但是并不完全消失。第二个结论是，当背叛合作的人所支付的成本下降的时候，f（c）曲线就会往下移动。也就是说，若背叛的成本降低了，强对等主义者在人口中的比例就会缓缓地下移，因为这时你帮助建立合作秩序没有意义。这是我们从上页的图中可以看到的两个结论。
参考文献：
1APMartin；“AMalthusianCurbonSpatialStructureinMicroorganismPopulations”；JournalofTheoreticalBiology；230（2004）；343－349
2BrainAHearn；UlrichWoitek；“MoreInternationalEvidenceontheHistoricalPropertiesofBusinessCycles”；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47（2001）；321－346
3GaryMWoller；“BusinessEthics；SocietyandAdamSmith：SomeObservationsontheLiberalBusinessEthos”；TheJournalofSocioeconomics；Vol25；No3；1996
4GeorgeHebertonEvans；Jr；“BusinessIncorporations：TheirNatureandSignificance”；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Vol1；Supplement：TheTasksofEconomicHistory（Dec1941）；67－85
5HerbertGintis；SamuelBowles；RobertBoyd；ErnstFehr；“Explainingaltruisticbehaviorinhunmans”；EvolutionandHumanBehavior24（2003）153－172
6ManuelMendoza；BrainGoodwin；CarlosCriado；“EmergenceofmunityStructureinTerrestrialMammaldominatedEcosystems”；JournalofTheoreticalBiology；230（2004）；203－214
7MarkVFlinn；“CultureandtheEvolutionofSocialLearning”；EvolutionandHumanBehavior；18（1997）；23－67
8NataliaLkomarova；“Replicatormutatorequation；Universalitypropertyandpopulationdynamicsoflearning”；JournalofTheoreticalBiology；230（2004）；227－239
9辛西娅·克罗森，2004；《财富千年》，北京：中信出版社。
10《诸子集成》，1986，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第二部分 1。引论
今天的主题是物质活动与精神诉求。我们先把昨天讲过的主要看法和主要观点重复一下。昨天我们论述了“生存困境”。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些生活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吸引我们最多的注意力。可以说每个人每天日常生活的范围都是一个“局部”。基于局部的个人体验，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世界观，这在英文里叫做opinion（意见）。柏拉图区分了“知识”和“意见”，他认为，每一个基于局部经验的看法叫做doxa，亦即“意见”。在柏拉图之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把从各个不同局部提出的“意见”之间的对话中自行显现的世界秩序叫做“logos”，这秩序可以是自然的秩序，即cosmos（宇宙），也可以是思想的或者生活的秩序。用今天的语言，就是“理”或者“真理”。它的形式语言的描述就是“逻辑”（logic）。对“意见”的超越，柏拉图称为“知识”——特指认识真理的过程（epistem），又称为“理论”（theoria）。但是知识不是我们教的英文的knowledge，knowledge在希腊语里有单独的意思，表示“亲切”。知识在古希腊语里面的词根是epistem，是英文“认识论”（epistemology）一词的词根。Epistem在希腊文里特别指称一种过程，即“真理自行显现”的过程。从这种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知识又称为理论（theoria），故而，在古希腊人看来；“理论”是从“天上”来的，和神相通，不是我们局部的经验，而是对整体的把握。这一整套前学术史的考察所揭示出来的问题意识，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罗素说，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脚注，这话很值得回味。
第二部分 2。经济学和经济学思想史介绍
经济学是一门“知识”，昨天讲过了，它不仅仅是思想。它是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反思，反思营造了一种问题意识。在这些问题意识营造的这种意识氛围中，提出来的重要的问题，导致的科学建构的语言，叫做“经济学知识”。当然知识就可以有它的对立面，也就是意见。比如，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比如一位口若悬河的出租车司机，经常在车上和乘客议论中国的经济，但这些观点是从该司机的局部体验提出来的，它们只是意见，不是知识。经济学作为知识，是对这类意见的“超越”。但是由于当代经济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密，专业化的过程把经济学家的反思越来越局限到人类活动的经济方面，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重新局部化的知识。
经济学作为专业的知识，忽略了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历史的。所以在经济学思想史里面做的工作，要求我们超越经济学的专业化视角，对经济学进行反思，把经济学本身当做是一种“意见”——按照原初的意见和知识的看法，我们有理由把今天的专业化了的经济学的“知识”，在更高的层次上当做一种“意见”，然后从与各专业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的“意见”的对话中，让更高层次的真理自行呈现出来。
我们这门“经济学思想史”课程其实是想洞见这样的真理，这也是昨天提出的一个问题——既然日常生活吸引了我们注意力的主要部分——比如“9·11”事件，或者找工作、失业等家庭问题，为什么我们还关心历史呢？思想史和历史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补充一下，黑格尔说：真理是一，是整全（记住赫拉克利特的话：逻各斯自行显现，但只是从全体意见的对话中）。黑格尔又说：逻辑与历史是同一的。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logos自行显现的过程，它不是从任何一个角度显现出来的，它是从全体意见的对话中显现出来的，这就是“一”，就是整全，真理就是这样显现出来的。故而，logos的语言表达，可以称为“逻辑”，它与历史是同一的。
什么是根本问题
对日常生活问题的反省提供了辨识“根本问题”的机会。如何发现这样的问题呢？假如说，某人坐在教室里，下定决心——我这一生，要做一门大学问，找到一个根本问题是可以救中国的，然后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就拿诺贝尔奖。抱着这种态度去寻找根本问题，那是找不到的。根本问题之所以能成为根本问题，必源于“自行显现”。你自己找，那只是从一个角度出发，那是找不到的，你必须要去倾听生活，从各个角度让它自行呈现。什么样的环境能够提供让根本问题自行显现的机会呢？下面这句话提供了一个线索，并且符合我们的逻辑直觉：我们关注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等待它们显现出来的那些问题越根本，可以想像，参与对话的、卷入这类问题那些对话的这些意见，就越趋向于“整全”。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最近发起了一起争论——郎咸平和张维迎的争论，多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律学家都卷进来。为什么呢？因为国有资产按照什么样的形式改革可以少流失，可以更公平，这当然是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所以就吸引了众多参与对话的人，在这场对话当中表达出来的意见就越趋向于整全。根本问题给我们的一种直觉是：参与对话的意见越趋于整全，这个问题就越趋于根本。
人类的认识能力似乎只能辨识那些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被反复提出来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里面，我们试图去把握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构成了思想史。孔子在“轴心时代”提出来的问题，后边的人也免不了要想，挥之不去。常见的情况是，根本问题是通过历代思想者之间的对话，而不是通过同代人之间的对话呈现出来的。我们把这样的对话称为思想史，因为它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思者”发出意见，在对话当中，这些“意见”不断趋于“整全”。
故而，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史课程，其实是要讲解“社会理论”，也叫做“社会思想研究”。在经济学思想史这门课程里，我们将介绍那些首先是思想家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第一身份”是思想家，其次才是经济学研究者，例如大卫·休谟或亚当·斯密，借着他们的言说，我们可以了解那些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那些指导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二部分 3。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
上一讲我们从演化理论的角度，勾勒了生物与人类的演进历程。现在就让我们考察一下物质生活的历史和人类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这是我们问题意识的来源之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农业的发生。在人类长达两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并没有农业，人们只是依靠狩猎和采掘生存。农业产生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的时候。农业的诞生带来了定居人口，于是有了储存财富的各种方式。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开始增加。
这篇文章的作者研究了最早的经济史记录，即3500年前巴比伦神庙的泥板文书，那时候有了银行活动，神庙女祭司们积累了足够多的私人财富，可以从事公共活动之外的私人放债和收取利益。庙宇收入的重要来源是王室捐赠，文书表明，当时谷物借贷的年利率是20％。这是比较普遍的历史现象，这些数据对中国的历史研究有参照的价值。这篇文章记录，有若干年，谷物借贷的利率是33％，后来又下降到了20％，所以，均衡的利率对于谷物来讲就都是20％。这是很枯燥的一篇文章，但是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最早的银行活动。
西欧人口变化的两千年比较
纵轴刻度为对数标准。
上图引自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中译本，第20页），它描绘了过去2000年西欧人口的变化。在公元0年到公元1000年，人口保持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相抵消的零增长稳态。这样维持了1000年，到了公元11世纪的时候，变化发生了。人口增长开始出现了向上的拐点。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比如，人们学会了使用不会闹霍乱的水源——不洁净的水是传染病的第一原因，喝干净点儿的水，就足以使人口的净增长率大于0了。到了14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