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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京师，其士人又往不屑为吏，故见用者尤寡。【余阙语，见续通典二十二。】
余阙谓：“因此南北之士，亦自町畦相訾，甚若秦、晋不可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可见当时中国士人在政治上地位特微，而南方士人的地位更微。又按：金世亦有汉人、南人之分。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金世宗谓贺扬庭曰：“南人犷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诗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谓：“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者，以其人久陷异族，受迫茹荼之久，而德性渐堕也。谓“河南、山东人不习诗赋”者，其士人高门多随宋南迁，留者或者遭屠割之惨，或抱种姓之痛，不愿应试，故若习诗赋者转不如在辽汉人之多。及金人统治渐久，汉化渐深，而河南、山东人亦渐起而与之合作耳。
顺帝时，【至正十三年以江淮兵起。】始诏：“南人有才学者得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总政务者。】枢密院、【秉兵柄者。】御史台【司黜陟者】皆用之。”【然顺帝时南人入中书省惟危素一人。又韩元善传：“丞相托克托奏事内廷，以事关兵机，元善及参知政事韩镛皆汉人，使退避。”则仍参用其名，排拒其实。丞相伯颜并有“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之请。】地方行政长官，其先均由世袭。
世祖时，廉希贤疏：“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士及始命之臣，皆定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壮仆。此前古所无。”
直至至元二年，始罢州县官世袭。四年，又罢世侯，置牧守。
因世袭为封君，故元初百官皆无俸。至元十九年，集贤直学士程文海陈五事，一曰“给江南官吏俸”，则至是江南官吏仍未有俸也。后魏百官初亦无禄，至孝文太和八年始分禄。
创为行中书省，以便其分区宰割之私意。
唐中枢三省，元废尚书、门下，独留中书。又置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其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此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镇压地方之上，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而汉、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再得。此制大体上为明、清所承袭，于地方政事之推进，有莫大损害。自此遂只有中央临制地方，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国政之意义遂失。
行省长官，贵倨如君长，同列跪起禀白，同于小吏。各道廉访使，必择蒙古人。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人及汉人。【文宗时，诏：“御史台、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仅得五之二。又至元二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守城池仓库的长官。）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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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官或擢自将校，或起自民全，率昧于从政。【宋子贞传。】县尉多系色目，并年小不谙事，以承荫得之，不识汉文，盗贼滋溢。【元典章十二。】
汉人、南人既不得为台省要官，【草木子云：“万中无一、二。”】亦惟有谋为州县卑秩。
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以此求进。
及后求者众，亦绝不与。有功而无钱，事多中辍。【见续通典二十二。】又按辍耕录卷七：“至正乙未春，中书省臣进奏，遣兵部员外郎刘谦来江南，募民补路府州司县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旧例之职专茶盐务场者比。虽功名逼人，无有愿者。既而抵松江，时知府崔思诚，曲承使命，拘集属县巨室点科十二名，辄施拷掠，抑使承伏，填空名告身授之，竟无一人应募者。”然则以纳粟求进，亦只限于张里无赖，自好者未必尔也。
蒙古的“怯薛”，略当于古代之侍卫，本以贵族子弟的资格，选当内卫近侍之任，为封建政治里面一种正途的出身。然而在承平积久之后，腐败习气，到处弥漫，怯薛亦可以赎买得之。
郑介夫成宗时奏云：“‘怯薛’，古称待卫。周礼膳夫，庖人、内飨、外饔、浆人、烹人、笾人，今之‘博儿赤’也。幕人、司服、司袭、内宰，今之‘速占儿赤’也。宫人，今之‘烛剌赤’也。不限以员，不责以职。但挟重资，有梯援投门下，便可报名字，请粮草，获赏赐，皆名曰‘怯薛’。
屠沽下隶，市井小人，及商卖之流，军卒之末，甚而倡优奴贱之辈，皆得以涉迹宫禁。又有一等流宫胥吏，经断不叙，无所容身，则夤缘投入以图升转。趋者既多，岁增一岁，久而不戢，何有穷已。”
郑氏以怯薛拟之周官，甚是。蒙古制度本多带有古代封建社会之意宋。汉初郎官入仕，亦与怯薛差似。惟汉代经董仲舒、公孙弘诸人提倡以孝廉及博士弟子补郎，遂将封建意宋改革。蒙古则只是封建政治自己之腐烂。【又按：怯薛所属，郑奏未尽。有为儿赤、昔宝赤、怯薛赤，主弓矢、鹰隼之争。有札里赤，主书写圣旨。必阇赤，为天子主文史。去都赤、阔端赤，侍上，带刀及弓矢。答剌赤，掌酒。兀剌赤、莫伦赤，典车马。帖麦赤，主牧橐驼。火你赤，主牧羊。忽剌罕赤，主捕盗。虎儿赤，掌奏乐。皆领于怯薛之长，分番更直。】
蒙古人既看不起汉人、南人，因此也不能好好的任用汉人、南人，而只用了他们中间的坏劣分子。【金章宗明昌四年，奏见在官一万四千百九十九员，内女直四千七百五员，汉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员。金之官职亦分女直与汉人界限，惟不如蒙古之不平等。】
要之。他们欠缺了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想，他们并不如所谓政治的责任，因此亦无所谓政治的事业。他们的政治，举要言之，只有两项：一是防制反动，二是征敛赋税。
四、元代之税收制度与经济政策
因此元代税收有“扑买”之制。【按：扑买制始于金。】
蒙古太宗十一年，富人刘廷玉等请以银一百四十万扑买天下课税，以耶律楚材谏而止。后回回人奥都剌合蛮请以二百二十万两扑买，楚材虽力争，竟不得。
虽以世祖为开国贤主，亦专用财计之臣，务于聚敛。【始用阿合马（回人），继用卢世荣，又用桑哥。】
各种商税课额，日增月涨，靡有所已。
至元七年，诸路课程定额四万五千锭。十作年，京兆等路岁办课额自一万九千锭增至五万四千锭。阿合马尚欲求增，世祖止之。二十六年，以丞相桑哥请，大增天下商税，腹里二十万锭，江南二十五万锭。已视七年定额增十倍以上。又世祖十三年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三分取一，征一千二百余锭。至十八年，增额至二万四千锭。至仁宗皇庆时，渐增至一十九万二千八百锭。至仁宗延佑七年，增至二十八万九千余锭。视原额几及三百倍。延佑元年，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言：“课额比国初已倍五十。”食货志谓：“天历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之额不啻百倍。”【苏天爵滋溪集记两淮盐价，至元年十三年一引中统钞九贯，二十六年增为五十贯，元贞二年增为六十五贯，至大以来遂增至一百五十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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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赋外，复有“科差”，其额又极重。
元于常赋外加取于民者，太宗时尚只有丝料、丁税两种。至宁宗时又增包银，世祖时又增俸钞。
全科户当出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俸钞一两，丁税粟三石。此等皆两额外之科差也。
惟元世祖初有中原，方经兵燹（xiǎn）之后，又多用中国士人，故以注意税收之故，而尚能留心及于民间之农事。
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动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
虞集云：“元有中原，置十道劝农使，总于大司农，皆慎择老成厚重之士，亲历原野，安辑而教训之。功成，省归宪司，宪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农。天下守令皆以劝农系衔，郡县大门两壁皆书耕织图。”
又于农村设“社长”。
时定制，县邑所属村疃（tuǎn），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以教农桑，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社长以时点视，劝诫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此在世祖初年虽有此制，惟自平南宋后，对汉人任用即稍衰，一时方务于财利之朘（juān）括，地方政事不得人。赵天麟上策云：“至元六年，每社立义仓，自是以来，二十余年，社仓有空乏，伏望普颁明诏，凡一社立社长社司”云云，可见其制在世祖时即废。又世祖纪至元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诸年，大司农司所上诸路学校数，至二万有余，明太祖谓其“名存实亡”，良信。盖元自吞并宋以后，即无意于汉人这所教导矣。【苏天爵滋溪集亦谓：“农桑世皆视为具文，乡校皆以医卜杂流为之师”，此则言末季至正间事。】
而开浚水利之功，颇可称道。
其时能兴水利者，以郭守敬为最著。其他如董文用之于西夏、郑鼎之于平阳、廉希宁之于江陵、赵志之于长葛、耶律伯坚之于清苑、张立道之于昆明、王昌龄之于卫辉，成宗时皮元之于温州、乌古孙泽之于雷州，皆因地制宜，民获其利。
丧乱渐臻后之民主，赖以稍苏。
惟自灭宋以后，他们意态即不同。设官分职，财务重于民事。
世祖初即位，尚多用汉人。当时如王文统、许衡、刘秉忠之徒，为之讨论古今，参酌时变，定内外官秩，稍具规模。惟自灭宋以后，即一意于财利，汉人渐失职。历成、武二宗，定制阴补官自六品以降，由省铨，先掌金谷，第其上中下，以岁月为差，至满，始受朝命许典民政。尚书省竟为钩考财赋之地，铨调不关白中书，以官为市，法纪荡然。甚至一玉石之微，一弓剑之细，无不有数官以董之，名位冗杂，前所未有。
而贪污乃为元代政治上一寻常之事件。
成宗大德时，七道奉使宣抚使罢赃污官吏万八千七十三人。顺宗时，苏天爵抚京畿，纠贪吏九百四十九人，竟以忤时相坐不称职罢归。
又元代专行钞法。
楮钞始行在北宋时，蜀人先有“交子”，【楮币之行，与其时印刷术发明有关。】至南宋又有“会子”，始绍兴时。金人至禁用见钱以推行钞法。【宣宗贞佑三年，时钞价每贯仅值一钱，乃禁用见钱，钱多入于宋。】然宋、金末运，钞法皆甚弊。元承金制，亦专行钞币而钱几废。
其先民间尚称便。
先造“中统钞”，【以银为率，名曰“银钞”，一贯值银一两，五十贯为一锭。】后造“至元钞”，以一当五。【至元钞一贯文，当中统钞交钞五贯文。】子母相权，要在新者无冗，旧者无废。凡岁赐、周乏、饷军，皆以中统钞为准。【中统寻以费工本多，不印行，而至元钞独行。】
至其末，则钞料十锭易斗粟不得。
武宗时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不五十年钞法三变，而其价亦二十五倍。【未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有罢银钞之诏。】及顺帝至正中，又改造至正印造中统交钞，名曰“新钞”，二贯准旧钞十贯。【亦五倍。】遂至钞料十锭易斗粟不得，而元亦亡矣。
明起，钞法竟不能复行，而银币代起，亦为中国史上一重要变更。
秦汉以来，民间交易，惟谷帛与钱，无用银之例。银为器饰宝藏。唐代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而两税法行，令出钱。宋代诸州岁输缗钱，故后世相沿谓之“钱粮”。【宋府库输入，钱、谷外为绢、绸、丝、布、茶、蜡。惟闽、广间许以银易缗钱。元佑会计录：“岁入银止五万余两。”】金【章宗时。】因钱钞法弊，乃权以银货。继复罢钱而专用银钞。【铸银名“承安宝货”，每两折钱二贯。当时俸给军须，皆银钞相兼。】哀宗时，钞竟不行，民间一以银交易，是为后世社会用银之始。【元贡赋仍微谷帛，成宗本纪载，岁入银数不过六万两。】明初田赋亦未用银。【惟以银为坑冶之课。】民间交易以银，有历禁。然钞法既不行，银终起而代之。【英宗时始令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应输米麦折银，后概行于天下“太仓银库”之名，起于明之是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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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元之军队与禁令
他们的军队，亦分为各等级。
蒙古军。
探马赤军。【以诸部族为之，乃镇术边境者。】
汉军。【以中原汉人为之。】
新附军。【南方宋人为之。】
正相当于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四级。
兵籍秘密，汉人莫之知。
立里甲之制，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妇惟所命。见徐大焯烬余录。】
又多立防禁。禁汉人田猎，【世祖纪，仁宗、英宗纪。成宗大德五年，有诏弛山泽之禁，听民捕猎。】禁汉人习武艺，【英宗纪。】禁汉人持兵器，【世祖、武宗、仁宗令。按：辽、金亦禁民间兵器。】禁集众祠祷、【元史一零五刑法志。】集众买卖，【元典章亦有“禁聚众”】禁夜行。【元史一零五刑法志：“诸江南之地，每夜禁钟以前点灯买卖，晓钟之后，人家点灯读书工作者并不禁。”元典章禁夜：“夜间禁通行。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
又屡次收括民间马匹。【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民间收马总计十万二千匹。至元二十七年，九千一百匹。至元三十年，十一万八千五百匹。成宗大德二年，十一万余匹。武宗至大三年，四万余匹。仁宗延佑四年，二十五万五千匹。延佑七年，二万五千匹。天顺帝天历元年，十一万余匹。数十年间，括民间马七十余万匹。】
而文武分途之弊制，遂为明清两代所沿袭。
汉世良家子得以材力入官，或隶期门、羽林，或为三署郎，而军功大者为卿大夫，小亦为郎。后汉将帅罢兵，大抵内为列卿，外为郡守。魏晋将军之官，多选清望之士居之。如裴危、【以国子祭酒为右军将军。】王恬【以中书郎为后将军。】等例是也。以至州镇方伯，无不兼将军、都督之称。【其为州而无将军者谓之军车河史。】
当时文武选授，尚不拘资格，迄南北朝皆然。至唐吏部、兵部分为二选，文武始各有定阙。然诸州兵政掌之河史，悉带使持节，并无专阃（kǔn）武员。吏职、兵官，未尝判然区别。
宋太祖患五季藩镇跋扈，命文臣出守列郡，而别置钤（qián）辖都监以司军旅屯戍政令，遂分职而治。然当时内外官仍文武参用，愿换授者亦许改职。
自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定军民异属之制，以万户府、镇抚司领戍兵，以知府、县尹领民事。明因其制，于是州县、营卫，建置攸殊；出身既截然不同，铨注亦有一定之格；自督抚大吏外，武官除授，乃无一不归兵部。
今按：元之军民异属，本自有其用意。吴莱渊颖集书急就章后谓：“国家起自北土，经理中原。中原豪杰，保胡乡里，因而降附，使据其境土如诸侯。大开幕府，辟置官属，钱谷狱讼，一皆专制，而不复关乎上。已而山东猘子，地富兵强，跳踉负固，卒贻诛灭。而后天下郡县一命之官，悉归吏部。兵则自近戍远，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租税，不复系守令事矣。”此盖元人私武力以便宰制之用心。
明袭元弊，不能大事荡涤者多矣。至清则同为盗憎主人。自乐于循用矣。
蒙古长于战阵，而不善于理财，故赋敛之事则多委之色目、回人。其先军队所至，多掠人为私户。【辽有“头下军、州”，大臣从征，俘掠人户，自置郛郭。此颇近之。】
张雄飞传：“至元十四年，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之，岁责其租赋。”世祖纪：“至元十七年，诏核阿尔哈雅等所俘三万二千余人，并赦为民。”【他如宋子贞、张德辉、雷膺、王利用、袁裕诸传，皆有散见。】
政府亦以分赐民户为恩典。
至元十八年，江南平，以江南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功臣。先后受赐者诸王十六人，后妃公主九人，动臣三十六人。自一、二万户以上，有多至十万户者。动臣自四万户以下，至数千、数百、数十户不等。【见食货志。】
奴隶的献赐、鬻卖、投靠，成为一时常态。
他们一面盛拥奴隶，一面又广占田地。
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谓：“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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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佛事，占国家政费之泰半。
世祖至元三十年间，醮祠佛事之目百有二。成宗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余。成宗至大时，张养浩上时政书，谓：“略会国家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