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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孙走后，我在车站旁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然后出去找房子。
之后两天中问了目力所及的所有房屋中介，结果和在尼斯时一样，需要有人担保；也打了所有知道的学生公寓的电话，连秘鲁公园旁那家都打了，回答说只给女生住，我急不择言地说，我行么？——看来自己真的是急昏了头。晚上，我躺在床上苦思，窗外流浪汉们喝醉了酒，大声地唱歌，狗也彼此追逐撕咬——他们是不需要住房的，当然也不用什么担保。我慢慢地踱到科梅底广场（Place de la édie）去，吹着晚风，喝鲜榨西柚汁，听乐队演奏。在萨克丝风的乐曲声中，几乎掉下泪来。
眼泪很多，并不仅仅是我的。事后很久我才知道：
都留靖士和可奈子住在Hotel des arts将近一个月，因为找不到住房；
大场崇住在家居公寓（Famille d'acceuille ），被恶房东敲4000法郎一个月，为此半年受穷；
真理子住Hotel de merce一个月，由于没有担保，天天以泪洗面；
2003年蒙市学生数量激增20％，无数人注册了学校却没有住房，为此有人在校园里搭建起纸板房居住以示抗议；
大批中国学生配对同居，以解决无房和换取高额的房屋津贴……
有南京一女孩住到郊外，被阿拉伯人入室抢劫，轮奸，反锁，最后被迫跳楼求救，双腿骨折回国……
这些都是发生在我的身边，发生在我的南法东京恋情的憧憬背后的事。
隔天早晨就到全法国最大的学生公寓连锁Gestrim在蒙彼利耶的办事处去，进门就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也的确把脚翘得很高），大声大气地看照片选房子，最后选中一家离学校只有几步路的白色公寓，月租金2500法郎。
“OK，就是这家。”我说。
等让我提供担保时，我瞪大眼睛，说：“什么？担保？我以前租房子人家从没问我要这个。”那个女人象背书一样又给我讲了一遍担保的作用和他们这家连锁是多么多么有名。“没办法”她嘴一撇，说，“这就是法国。”
我静静地听完，然后说，“我就是自己的担保。”然后把支票本摔倒她的办公桌上。真的是实实在在地“啪”地一声，那里边包含了我所有在法国找房子过程中的受到的委屈和收获的睿智。
她马上微笑着说这样就必须付一年的房租，连同中介费，保险，预付押金，手续费，一共是——她快速地按着计算器，随后把数字给我看——33200法郎。
我立刻说，好，可以，但是我不愿意一次付清，我有钱，但就是不愿意，顶多一季度一付。
她有点迟疑，转过头和另一个同事商量，我从中听到了松动的味道。我知道这下行了。
30分钟后，我签了两张承兑日期相隔六个月的支票，拿到了两个月来朝思暮想的租房合同，有效期从2001年9月1日到2002年8月31日，租期一年。
“先生，您9月5日就可以入住了。”她把我送到门口。可当时我的账户上只有三万多法郎——这一点她一定不知道。
乘胜追击，马上就到蒙彼利耶三大去。之前到火车站行李托运处提取了两大件行李。因为这样的负担运来运去的太麻烦了又花钱，所以想找个地方把它存放起来。
“语言学院应该有这样的地方吧。”我当时这样想。
从学生会，到招生办，再到学生服务中心，都婉转地说没有这种服务，还推荐我到火车站的行李托管处去。我说那里好像在施工，对方作个无可奈何的表情——事实上，蒙彼利耶的行李保管处一直到三年后我离开时还没能完工，就那么一支搁置在那里，于是蒙彼利耶就成为没有行李保管处的少数法国大城市之一。最后打听到了中文系。推开门，全部都是中国同胞在上网，负责的是一个讲一口漂亮中文的法国女士。她听了我的故事，就为我请出一位戴眼镜的男孩，说学校是不管保管学生行李的，中国人之间互相帮助吧。
男孩叫“伟哥”，后来我在蒙彼利耶留学生中类似声名显赫的时期，彼此成为相当不错的朋友。当时，他在镜片后冲我羞涩地一笑，说，我约了人吃午饭，你要不要一齐来？我说去。
宽敞明亮的学生食堂里，坐了我们一桌中国人，两男两女。但除了我之外，其他三个都在讲广东话。我在插不上嘴的情况下，把螺蛳卷意大利粉不耐烦地叉到嘴里。
“我们当初找房也很苦……”伟哥对我娓娓道来。
“能不能把我的行李在你那里放一放？”我听他叙述完，横下心说。
“我最近在搬家，房子很小……”伟哥说。
我偷看其他两个女生，正小声地说广东话。
“我再帮你问问其他中国人……”伟哥安慰我说。
但最后分手也没留下电话。
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穿着范思哲的西装，和七八个女孩坐在中心广场的露天咖啡座上，又碰到伟哥。他当时撇下同桌的女博士，坐到我的身边来。
“来来，喝一杯，我请客。”伟哥说，眼睛乱瞥女孩们的彩妆。
“哥们，为国争光，我敬你。”伟哥举起啤酒干了。
“为什么请你？”七濑用法语问我。
“你自己问他。”我用法语回答。
“为什么呢？”七濑笑着问伟哥。
“我尊敬他，对，尊敬。”伟哥高声说，活脱在表演舞台剧。
七濑笑出声音，把额头轻轻在我的西装垫肩上触一下。
“怎么了？”旁边的奥菜听到动静用日语问我。
“浩司朵呆斯（日语：我是牛郎）。”然后理一下西装的领口，目光悠远地看着远处。
“像个傻瓜。”奥菜说。
女孩们全笑了。
“什么？”伟哥在镜片后目光烁烁地说。
——看来大家都现实得很。
包括我。
但当天的情形是：我悲愤地拖着行李，又重新把它们托运回巴黎。拖拽行李的巨大动静，把一条小巷子里的所有的狗都惊动了，我在两岸狂野的狗吠声中，目光铅定地一个人在法国的土地上踽踽独行。
朴善儿
长期没有爱情润滑的人是没有想象力的，我始终这样认为。
如果一个人间隔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谈个恋爱，那么目光就会生锈，变得没有什么光泽，失去新新人类鲜活的特征；头发分叉，头皮屑增多，发型会变得难看落伍；生活逐渐变得规律，按时看某个电视节目，定期清理冰箱，每周为自己至少做一次大餐……
短暂的爱情亮点用这样的时段连接延伸，年龄因而增长。
我和善儿是在普瓦杰的大学城认识的。我那个夏天寄住在老高那里，准备八月底回巴黎，然后搬家去蒙彼利耶。住在大学城的最后一个星期的一个晚上，很多人聚在活动大厅里打球，有人在看，善儿也在内，我和她搭讪，于是就认识了。隔天我搬到佳丽家，想和她庆祝即将到来的离别，还特意到市中心香水城买了泡泡浴。但是她已经不让我和她在一张床上睡了。不过还是很人道地让我借住到她的一个女朋友的房间里。因为她住的青年公寓（也是我最初到法国后住过的肯尼迪大厦）戒备森严，所以白天就把我反锁在房间里。我觉得受了委屈，就当着佳丽的面拨打善儿那天晚上给我的手机号码，说下午想和她看《侏罗纪公园3》，善儿问了几个“是不是很恐怖的片子？”之类的例行公事的问题后就答应了。佳丽在一旁一声不响，我过去抱她，她推开我。我一声不响地揣上皮夹就出门去。
我搞不定佳丽这种女孩，那时候不行，现在也不行。
善儿一身蓝色系打扮，眼影的颜色和指甲颜色都很配。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来2001年夏天街上流行的主色调了，不过她的打扮明显非中非日，即便是之前从未约会过韩国女孩的我也一眼就看得出来。电影马马虎虎，在黑暗中我用余光注视她的侧影，她好像比我还心不在焉。电影结束，我说了一句什么，她笑了，我就势牵她的手——我都是在第一次看电影后牵女孩的手。
由于是来自生活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而且彼此又有相互吸引的东西。语言的障碍也让双方变得坦言直白，表意的困难也让谈话的内容近似于文章的扩写一样，汩汩地凭空衍生出很多枝节，枝节落地生根，又成为新的要点。时间，就像北国初春的开始融化雪水一般，不动声色但实实在在地流淌过去。
她常常是在倾听，一旦张口又毫无疑问地努力向我诉说些什么。这些想向我诉说的什么，混杂在几杯啤酒之后的溶溶月色里，我望着她被月光镀成银灰般光洁的脸，这让我有时间在短暂的沉默中体味眼前的温柔。在几分之一秒之中，我险些眼泪夺眶而出。
我毫无疑问喜欢上了她，她也毫无疑问喜欢我。
我们在城市的石子小路上接吻，她闭上眼的刹那间我想起了达弥。我也闭上眼，眼前女孩的脸在黑暗中凝聚不成具体的图像，达弥的脸也无从想起。我轻轻吮吸她的上嘴唇，然后是下嘴唇，把温暖的感性和津液一起吞下去。
“这没有任何的不公平。”我对自己说。
我们手牵手回到大学城，活动大厅时里像往常一样聚集了很多的人，但几乎一个也不认得。看来，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注定碰不到的人永远碰不到。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进去。我对那个一向非常小心，但这次怕得要命，因为钱夹里的“杜雷克斯”不巧被佳丽用掉了。但最终还是进到她里边，善儿闭着眼，没有任何的反抗。由于心理原因我很快射在里面，望着她近似讨好的笑容，我第一次事后自发地把女孩紧紧抱在怀里……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她跪在床前定定地看我，把手轻放在我的脸上，说：“你不漂亮，但是我喜欢你，很奇怪吧。就是喜欢你。”
我说，“法语进步了好多呦！”她笑出声来，把脸贴在我的颊上，我闻到清爽的润肤水的味道。
可奈子/Z
可奈子无疑是日本下层古典劳动女性的代表：依赖自己的男人，缺乏想象力，吃苦耐劳是唯一的美德。我这样讲可能听上去带有相当程度的不公平。因为无论她对中国人的看法多么糟糕，成见多深，对我始终保持小心翼翼的关照和若离若即的慕情。就这一点来说，我对她的看法，就永远处于矛盾的胶着之中……
她来自名古屋。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而她母亲的忌日恰恰就是我的生日。父亲是公务员，从照片上看，很像操劳过度因而壮年白头的欧基桑，神情中带有那种由可奈子继承了的固执。因为来自名古屋，所以除了面对东京和大阪来的，她的语气中总是带有“大城市人”的优越感。日本人在哪里都有优越感，这从他们谦虚客套修饰不到的眼神中就感觉得出来。但可奈子这种近似于孤军奋战的优越感，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那个女人疯了，因为自己从名古屋来的，就自我感觉良好……”从横滨来的胖子京介不屑地说。
“大家不是都对自己的家乡很自豪么？”我不解地说。
“但那个女人太过了，名古屋就像里昂，排在巴黎和马赛之后，说是第三，其实有什么特色？”仙台来的大场君霍霍地对我说——他和可奈子同住一套公寓，平时大概受够了可奈子的“大城市感”。
“仙台不错呀？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仙台，不知道名古屋呢！鲁迅，知道么？……”我说。
“知道知道，大作家，革命家吧。”大场君脸色转暖。
“我说，在日本，是不是她算比较怪的？”我试着问两个日本男人。
“当然了，没男人喜欢她，自然比较怪。”两个人对着我小声说。
“教你一句日语：料理つくろう！くそアマ！（快去做饭，贱货）”大场君说，你说一遍试试。
我冲可奈子做饭的背影吼了一句，她立刻回头像猫头鹰一样笑起来。
“你看，明，她想男人都想疯了，怎么对她都行。”大场君说。
Z
Z是一个人。见到我的第一面就让我称呼他为“Z”。
我以前从没见过外形这么像日本人的中国人。这么说恐怕会被人说成是“不爱国”。其实我是很爱国的，这一点就比较懒得解释。因为很多中国人在国外旅行的时候会被人当作日本人，然后澄清。于是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和“大概自己比一般的中国人看上去洋气吧”的气氛就一起浮到脸上来。说起类似的场景，真的是数不胜数。但今天我们只谈骨骼学的范畴，纯学术性的，就是人种学或遗传学——应该不会触及到敏感的话题吧？
Z的长方脸，细眼睛，充满了“怎么样？”的眼神，还有初会时的一身行头（后来听说是长沙红桥大市场买的），都让我判断是个日本人。这大概也和他第一次露面和可奈子一起不无关联。然而，Z毕竟是Z，他说他原来的名字“阎哲”怕外国同学和老师叫起来不方便，于是就简略为“哲”的第一个字母Z。从那天起，Z的名声不胫而走。我认识的所有，请注意，所有日本女孩，后来提起Z都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好几个上去就劈头和他讲一通日语——当然不通，然后还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故意装作不懂，这一点上，日本女孩相当的多疑，略带可爱地多疑。
在我后来对他的印象中，他常常蛰居在他那间斗室之中，一天难得露一面。即便是有也是到邻居的同乡家中吃一碗面——听说他常常不吃饭。他所有的钱都用来购置了电脑和与电脑游戏相关的用品。有一次，我踮起脚尖走进他的房间，那是唯一的一次。他在一堆插座和数据连线当中，兴奋的双眼盯着电脑屏幕，修长的手指有力地握着手柄，微卷的长发由于兴奋而微微颤动。他已经完全沉浸在精品赛车的世界中。他的胃可能从早上起来就没有被照料过了吧，但他浑身上下的神经结和神经末梢都绽发出末世界韵味的电脉冲。我看得见，如果我戴着红外线透视镜的话，他那时一定像《黑客帝国》中救世主眼中的能量源，磔磔发光的躯体在昏暗的背景中显得生机盎然。
他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寸多余的脂肪。他在球场脱了上衣，白皙而兽性的肌肉就袒露在天光之下。这样的身姿也让他成了球场上名副其实的鬼见愁——无论是自己人还是对方的球员，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还是本身已经非常野蛮的阿拉伯人，他一视同仁，但凡得球者都会遭遇他凶狠的近乎无理的逼抢，怒目对视的情景时有发生……那还是在他开始“辟谷”之前好一段的事了，他还不时到学生餐厅吃一顿学生套餐，在餐桌上和同班的瑞典女生来一段略显生涩的情景对话。好像还跟我谈起过电费是如何计算的：精确到一个字多少法郎，一顿饭煲一个汤和不煲汤的话耗电量会有多大的差别。虽然让人有点无所适从（相信很多人不会计较这种东西），但感觉上还是一个认真对待生活的男孩，他那年21岁。
一切的改变，我宁愿认为是从“Mr。petit déjeuner”（早餐先生）这个绰号开始的。那样的话，Z的传说将变成实至名归的传说。
刚刚到蒙比利耶的时期，我们做过一段类似于“新潮男性二人组”的搭档。那时候他和我同期，都还比较认真地上课，Z甚至参加了大学里舞台剧的社团，期末时用法语很地道地演出了一段名家的作品。我们成双成对地出入几乎每个周三和周末的留学生聚会。目的只有一个，勾引各国的女孩。就是当晚带走和跟她回家的那种期待。
不对，我的记忆出现了些许的紊乱。他开始是和都留靖士在一起搭档的。那是一个脸长得相当之好的日本男孩儿，和Z同班。他们俩的目标是同班的5个瑞典女孩中的两个。都留靖士先声夺人，又帅家里又有钱，外形当然不是瑞典女孩们的喜欢类型——过分一点地说，她们宁愿委身于高大威猛，松松垮垮的塞内加尔人，也不会和清秀干净内敛的亚洲男孩交往。但靖士估计是买单的时候一气呵成——这一点对于靠政府的福利津贴念书的瑞典女孩来说是无非是一件好事。于是，简单地说，靖士先Z一步约到了瑞典女孩吃饭。但本身可能就不具备什么幽默感，或本身具备的一点幽默感加上日本人固有的生怯用法语表述之后又大打了折扣。结果就是饭后带着女孩到了自己家楼下，又不敢提出邀她上去，于是慌乱中鬼使神差地说我上楼加一件衣服陪你去运河边。天哪，又不是1975年带有相当人文价值观的立教大学助教恋上新晋的插花社的女生，在原宿约会后提出和她一起步行到多摩川去……那个瑞典女孩也相当地冷静果敢——靖士下楼来已经是不见了伊人的芳踪。失落的靖士事后马上赶到我们的聚会上，用生硬的法语叙述了当晚的遭遇。他连说这种事的也是面带着羞涩的微笑。嗯，可笑而可悲的亚洲价值观。
轮到Z了，他郑重地向我讨教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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