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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专业吗？”我应和着问。
“对呀。”女孩的音调明快起来。
“那都是圈内人喽。”我忍住笑。
“你……是干什么的？”女孩的好奇心上来了。
“我是专业模特儿。”我挺直腰板，一袭黑衣站在一群女孩中间，果然显得高大挺拔。
“哈……真的假的……”女孩半信半疑地大笑起来，目光中蕴藏着分明的不信但 却在我逼视之下开始散乱起来。
“真的，他原先是新丝路的。”小齐也借机搭腔。
如此你来我往地乱扯一阵。
眼角瞥到秀芳站在几步之外，正背对着我同波兰嬷嬷二人组说着什么。我忙不迭地悄声凑上去，就那么站在她背后一声不吭，于是她整个笼罩在我的阴影之中。五分钟后她才意识到我这个并不高明的玩笑。
“讨厌，你是不是疯了？”她面色通红和我的面无表情成鲜明对比。
“时间到了，进去喽 。”我示意秀芳小齐和其他同班同学。
女孩在旁边默默地打量我这一系列的举动。
我同时也把她的反应尽收眼底。
“那就下次见了，美女。”我义务性地肉麻了一句。
“再见。”
于是各分东西。
而碰巧两个小时后又遇到了。
语音课结束后，我、秀芳、阿里安德罗（一个墨西哥同学）约好到学生咖啡厅坐一下。
下午四点多，咖啡厅里的人还不算多。进门就看到女孩一个人占据一张大桌子，正奋力地写着什么。她认真学习的样子，在午后的阳光下倒显得比刚才的她更乖巧可爱。
三个人在离女孩几张桌子坐下，我买了Orangina，秀芳和阿里安德罗都要了蒸馏咖啡。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聊了大约五分钟，女孩注意到我们的存在，眼光和我对上时，我扬起手：“嘿，美女”——有些事做过一次之后就变得自然起来。
于是扔下秀芳和阿里安德罗继续他们的场景对话，自己跑到女孩旁边坐下。
同样的初来乍到，强烈的不安，满腹的牢骚，失落的困惑，清新的邂逅，不俗的言谈，俊男美女强强联手的自我意识。两个人忘情地谈着，意识到秀芳他们已经离开，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
“铃铃铃”女孩的手机响起。
我点上一支烟，等她讲电话的时间环顾四周：咖啡厅里充满了下午温暖的阳光，稀稀落落地坐了几桌学生，三五成群，发出与人数不相称的嘈杂人声。
我的确是喜欢稚世的，她带给我的是一幅全新的画面，那都是我以前有过的女朋友所不能给我的。眼前打手机的漂亮女孩也不行，我清楚得很。但我又深深地为今后面对稚世时两人的交流感到担忧，这担忧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变成“只为和谁睡觉”的课题而大煞风景，甚至对双方造成伤害。然而我又不得不去接近稚世，也注定要和眼前的女孩坐在这里喝咖啡，一切都是定下的。
女孩开始抽抽搭搭地哭起来，电话的内容我虽然没刻意去听，但大体是这样的：女孩来法国之前在校期间就结识了一位男友，年龄相差比较大，为人低调谨慎且无微不至，女孩也觉得此种依赖可以展望成为美好的爱情；男友阔绰且交游极广，别的女孩自然会主动凑上来，但两人在一起好几年，之间所谓成型的纽带毕竟是别人所不能取代的；男友后来成为女孩出国留学的金主，女孩不在期间不免有逢场作戏的风流韵事……
是何人打给女孩这通电话告诉她这一切的不得而知，但她哭得着实厉害，咖啡厅里的人都不明所以地注视我。我只好旁若无人地安慰她几句，递上纸巾。她接过奋力擦着泪，那泪，真的是，怎么擦也擦不完。桌面上一大堆白花花的纸巾，有点让人怵目惊心。
万万没有想到，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而开始的这样一个暖洋洋的谈话，竟然演变成如此惨烈的个人情史大回顾……
哭过之后，她似乎渐渐镇静下来。我们缓缓地走在普瓦捷大学巨大的停车场上，远处哈伯莱大学城白色的建筑矗立在绿树之间。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因为完全不了解情况。关键是也不想了解。几次欲行开口都忍住了。女孩好像谈到了婚姻，又讲述起她的家庭，我像小学生一样默默地听着。
我自己的家庭是哪里都有的普通家庭，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惨痛的阴影。父母在文革末期经人介绍相识，于是近乎于尽义务一般把我生下来。我别无选择，成了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自小没有溺爱，考虑到依父母的个性对我溺爱是不太可能的；幸而也没有打骂，应该说是无暇打骂或溺爱，有时间就彼此争吵不休。当然会不时地把争吵的余震波及给我，我默默承受，倒也未对此留下什么不快的伤痛。现在想来小时候的我还真的可以用“岳峙凝渊”来形容，所有的不快转眼就忘了，大概是一种强制性的自我苦修也不一定。这种苦修的结果很多年以后，我开始有了思想之后归纳为：第一，近乎病态地喜欢漂亮时髦的衣服，出风头；第二就是对婚姻没有赋予现实的美好期望，而对于非现实的美好期望，我又疏于去争取。我理论性地发觉我的人生真的很趋近于马斯洛的欲望补偿说，我虽然没有像那个小孩一样对着镜子乱挥一通木剑然后说：一切都毁灭了。但我的人生走到今天，不得不说是自我治疗的后遗症在现实世界中的某些映射。今后的人生是否能朝类似正确的方向走下去，我还浑然不知……
“……你会娶我吗？”女孩突然问道。
若在平时，我会毫不思索地回答“当然会”。但我不知道对于她此刻的玩笑该如何作答。
婚姻。
“你不会娶我的。”女孩有点苦涩地笑着替我回答。
一个微微歉疚的念头在我脑中一晃而过。
“陪你到市中心走走，或者看场电影什么的，有一部……”
“去你哪里”女孩小声说。
带着女孩在超市买了啤酒和薯片，就回到我那间十米斗室去。在电梯门口又碰到老高，见到我和女孩在一起显得非常高兴。
“你们要不要做饭，我借电饭锅给你们。”
“呃……今天不用了，她坐一下就走，谢谢老高。”
“要用锅就来敲我的门。”老高随后离去。
喝了半罐啤酒，听着收音机里不知什么音乐，我开始一件一件的脱她的衣服……
事后，她穿着我的花格睡衣，抱着双膝坐在床上，从头到尾事无巨细地把她和他的故事重讲一遍。这个我早就预感到了，坐在她身边揽着她的肩听她一点一点地讲完。
如果说后悔的话，应该是不希望那天在咖啡厅碰到她。至于以后的事，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有失公允，因为如果不是我，她恐怕也会同其他什么人上床。至少，我还能静静地听她把她的故事讲完，还能找一些能够取悦双方的往事说给她听。
当晚，送她到公车站时，我又恢复了往常的精神。方才体内形成的让人呼吸不畅的异质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遁去了……
普城二月的夜晚，只感到微微的凉意。我裹紧一紧罩在睡衣外的黑色外套，抬头望望满天密密匝匝的繁星，全都离我非常非常遥远……
背景音乐 Charge& Aska 男と女
人淡如菊
第一次见到达弥，脑子里来来去去就只有“”四个字。
看过《连城诀》的人都知道，所谓“人淡如菊”是用来形容凌霜华的。而且金庸笔下只有这一位出场时就已故去多年的女主角被赋予这四个字，连小龙女之不食人间烟火都不行，可见金庸对霜华之偏爱。
达弥，之于我，就是这种“人淡如菊”的震撼。可这究竟是不是一种震撼呢？还是一种在茫茫宇宙之中寻求一个并不存在却意义非凡的支点的假设呢？
二千零一年四月，我租了山地车从枫丹白露到巴比容（ 注：巴比容Barbizon是凡高的业师米勒的故居所在的小镇）去，在巴比容25，000公顷的树林中，我高呼达弥的名字沿十五度的坡道脱缰而下。当时我除了害怕，一点点兴奋，还想到，这恐怕就是人淡如菊的震撼吧。
那天，我在秀芳、美芳家中喝下午茶。
那天的确切日子记不得了。总之是一个阳光好得不得了的普瓦捷的下午。
记忆中这样的日子虽说不是天天，但也绝不在少数，因为大家都无聊嘛。主要还是，我当时正恋着稚世，并和上地女孩睡觉，所以不记得和达弥的第一次见面日期，虽然就事实而言恐怕会被道德的捍卫者们说成是无耻，但我事后回想起来还是有点感伤。
对，我不记得和达弥初会的日子。
这令我感到感伤。
听到门铃响，美芳拍手说：“达弥来了！”秀芳仍旧是平时那副“那怕世间风云变幻，我自慢半拍”的温吞吞的表情。本来谈笑风生的我，不知为什么，有点儿紧张，这大概属于昆虫的告知、宝器的锋鸣一类。
从达弥上二楼到门响的短短几秒，我啜了三口芦春茶。
“孔雀小明，你的茶都凉了，要不要换一杯。”秀芳说。
“换”我眼角瞟着门厅拉门。门外，两个女孩低声说着什么，一会儿美芳略放开声音：“那个孔雀小明也在……”随之拉门一响，达弥穿着酒红色套头毛衣，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水味道，探进半个身子，
“哈罗，”她的目光尽头是我和秀芳之间的餐桌上方，“嗨，秀芳，”然后望着我，“你好，我叫达弥。”我定定地望着她的眼睛，却怎么也感觉不出那双漂亮，目光悠悠的眼睛是在望着我。
“你好，我叫孔雀小明。”我自报家门时还是一本正经。
“孔雀小明是我们大陆同胞。”美芳像海协会发言人一样。
“知道了，你不是说起过吗？”达弥望着美芳笑笑。
“我二十五岁。”我抢着说，毋宁说是插话打诨，不如说是准备说一个本身不可笑的幽默。
结果果然适得其反，达弥怔了一下，自言自语似地说：“那，和我们差不多了。”
“你为什么今天上来就说自己的年龄？”秀芳似不解般地对我说。但是不是真的“不解”呢？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目光炯炯地回答：“我一向都这样，不然被人误解了不好办。”
“第一次在餐厅碰到我和婉婷就没自报年龄。”秀芳紧追不舍。
“达弥，要不要吃蛋糕？”美芳解了我的泗水之围。
“我只吃一小片好了……”
“吃两片吧。”我认真地说。
秀芳把脸藏在两只毛衣袖子后笑出声来，“孔雀小明，你从刚才起就有点反常呦。”
“达弥是怕胖。”美芳比较忠厚。
“可你很瘦啊！”我说。
达弥没有作答，把沾在手指上的蛋糕屑轻轻抖在盘子里。
我把右手按在桌面上，说：“你的手指比我的还细。”
“好漂亮的手。”达弥目光落在我的手上。
我把五指张开，向她面前凑了凑。
达弥随后把左手摆在我的手旁边。
“孔雀小明，又在眩你的手了。”秀芳一语中的。
“不过他的手到真得很漂亮，比女孩的还漂亮。”美芳推波助澜。
达弥的手，是我见过的最纤细的手，摆在那里，一副无助的样子。我不失时机地把手盖上去，掌中感觉到一种淡淡的温热，那只手全方位地接受着我的，她的脉搏的跃动和我的心脏起搏丝丝入扣。
“果然比我的手还细。”我把自己强拉回现实，嘴里发出现实的回声。我一阵心痛，我竟然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在这个暖洋洋的下午，置身于三个我二十五年灰暗人生中从未见过的温婉女孩之间，我竟然不能说我想说的话。
这是何等惨烈的现实。
我对达弥一见倾心，这是我的心声。
她的温婉，她的白皙，她的无助，她的瘦，她的洗得纤尘不染的齐肩秀发。
“孔雀小明，你究竟多大了？”达弥把小号的功夫茶杯合在掌中。
“二十五，怎么了？”我意识到我和达弥之间有些喧宾夺主，就现实的某种逻辑来说，应该不露声色地缓解这种不平衡状态。但我当时无能为力。
因为我对达弥一见倾心。
“和达弥同年喏！”美芳说“孔雀小明几月的？”
“五月。”我回答，顿了一下又说，“三十号。”
“只小达弥十五天喏。”美芳说。
我对达弥一见倾心，不仅是她的温婉，她的白皙，她的无助，她的瘦，她的洗得纤尘不染的齐肩秀发，还有她大我十五天的年龄。
“对了，达弥，你今天拿到了居留是不是？”秀芳突然问。
“嗯。”
“给我看一下好不好。”秀芳说。
“就一张绿色的贴纸而已。”达弥说着，从原色手提袋里掏出护照，蓝色的封皮，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看到这四个字，我心中涌起一股不知什么滋味，眼前的女孩和我是不同的，眼前和我同年同月生的女孩和我生长在彼此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秀芳看过，我接过来，瞟了一眼贴在上面的居留，然后翻到第一页。
“大四时照的，发型怪怪的吧。”达弥浅笑。
照片上的达弥仍旧一副无辜的样子，但那上面是无可追回的年轻。我为不能结识二十二岁的达弥，或者十九岁的达弥，心中酸溜溜的。
“达弥原名叫刘恬玲呀？”我说。
“咦？我没和你说过吗？”美芳说。
“没有，一直听你们达弥达弥的叫，我还以为是原名。”
“现在总算弄清楚了，孔雀小明。”秀芳慢吞吞地说。
我和达弥都不作声，美芳拍手笑出声来。
“达弥，奉西斯干什么去了？” 秀芳问。
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甚至都不能算是预感，而是洞悉。这洞悉事实的苦楚很 多年前有过一次，那时我二十一岁，书生意气，觉得世界都在自己的脚下——那时的世界对我来说就是上海长宁区的那块被商家割来割去的校园。
“洗牛仔裤去了。”达弥不经意地说。
这轻描淡写的一句回答把我从近一个月春风得意的云端拽到赤裸裸的现实中来：我和稚世交往，和上地女孩睡觉，达弥有男朋友，我喜欢稚世却无从去表达，喜欢达弥她却和该死的什么奉西斯在一起。这，就是我的现实。
“他就是爱洗牛仔裤。”秀芳微微有些不满、有些埋怨、有点气急反笑的语调，更让我觉得那个奉西斯应该是她们很熟悉的人。
“谁是奉西斯？”我想我如果不问的话恐怕会显得更不自然。于是，尽管心如刀绞还是勇敢求证。
“是我男朋友。”达弥望着餐桌的上方那片悬浮的空灵说。那片空灵仿佛是她无助目光的避风港。
“我就从来不洗牛仔裤。”我直盯着秀芳的眼睛说。我希望我的瞳仁中燃烧的不是火焰，如果不幸是真的是妒火的话，但愿这火焰不要触及到女人的敏感。很少人能避开女人的敏感，我尤其不行，但我及时转移阵地，这归功于成长带给我的睿智。
“真的吗？”美芳反问。
“一年超不过两次。”我感激地望着美芳答道。
“孔雀小明……”秀芳撅起小嘴。
她是在耍小性，这是她的本能。她恐怕是要借此来提醒自己的存在，但此时在我看来是对失意者的怜惜。这都是男人和女人间无可厚非的游戏规则。
我恐怕想得太多了。
因为，我对达弥一见钟情。
我的一位朋友。一位高中和我同班一年的女生。先在维也纳念高中，然后在米国拿到学位，如今在新泽西州定居，就职于全美第一大的制药公司研发部，拿一份我无法想象的年薪。她说，自己在维斯康辛州读书时得过轻度忧郁症，每天深夜看无聊的脱口秀节目，白天放下百叶窗开始喝酒，视线盯住空间的某一点，然后图像就变得越来越小，像远视镜中看到的景象一样。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
不对，不是朋友。她就是我的远视镜中的自己，我也是她的远视镜中的自己。
我不是要讲述她的故事，我们的故事讲起来又会没完没了。
我只是在叙说一种状态。
远视镜中的状态。
那天的下午茶一直喝到吃晚饭。谈话仿佛可以无休无止地延续下去。但那天的魔力从那一刻开始就消失了。谁都意识到这一点，但谈话还在继续。
美芳做了炒面，饭后四人喝勃垦地红酒，吃乳酪，天南海北地聊。我好像谈到了出国前看的那部轰动一时的纪录片，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我不吐不快，因为那里边有触动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女孩们的眼睛全红了，我自己也快掉眼泪了。红酒在血管中沸腾，瞳孔开始收缩，视线中的三个女孩都在远远的地方，脸孔异常清晰却唇动语无声。她们感动是因为那些留学生的辛劳，是中产阶级看到杰希？欧文斯在慕尼黑击败所有白人的感动；而我不是要通过片中几位值得国人为之自豪的同胞的辛劳来赚取这几个和我说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