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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我是文艺刊物的编者，就同我谈文艺，并且说，她也想写文章。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者，碰到人就要组稿，我对王莹也不例外，听说她要写文章，来得正好，就鼓励她为我的刊物写稿。这以后，她给我写了几篇抒情散文，和一篇《秋田雨雀访问记》。
当时王莹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一家白俄开的小公寓里。一个小房间，不过六七平方米，仅容必要的生活用品。每天晚上，王莹大多在寓所，接待文艺电影界的朋友。
这个小房间，最多只能容宾主四人，所以前客必须让位给后客。王莹煮一壶咖啡，和来客聊天，经常要谈到十一、二点钟才把客人送走。我也有过几次参加了她的“沙龙”，觉得她的文学趣味极高，评论看过的作品，也多中肯的意见。至少，在我面前，她不是一个电影“明星”，更不是一个像某诗人所说的，沉醉于舞场的上海明星。要不然，她怎么能喊出“冲出黑暗的电影圈”而毅然东渡日本去求学呢？
她到医院来看我，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抗战时，听说她去美国，在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曾蒙罗斯福总统接见。一九四九年以后，美国官方不承认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要她夫妇俩加入美国籍。她们不愿意，就遭到拘留，最后是被驱逐出境，终于回到社会主义的祖国来。可是，两夫妇回国没多久，谢和赓同志被诬为右派分子，流放到北大荒。王莹隐居在北京郊区，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还改写她的自传体小说《宝姑》和《两种美国人》。在十年浩劫中，她又被诬为美国特务，关进牢狱，负屈而死。解放以后，有多少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为了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冲破各种阻挠，纷纷回到祖国。满以为从此英雄有用武之地，可以尽其长技，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出一分力，添一把火。谁知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在扩大反右和十年浩劫中，都蒙受无妄之灾，甚至断送了生命。像老舍、傅雷和王莹之死，都使海外爱国人士，闻之寒心。宋人诗曰：“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三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对那时的极左政治，只好吟此诗以为解嘲。
《宝姑》是王莹的自传，其实不能称为小说，因为没有故事结构。书中记述的是她的前半生的生活，即自幼年到投奔上海这一段时期。书的英文本早已出版，这个中文本是归国后改写的成果。洋洋四十余万字，我只在病床上随便翻阅了数十页。她写封建旧家庭，写童养媳，写修道院，都很能传神，文笔也很明朗、洁净，还是她青年时代写抒情小品那一支笔。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被关闭在封建社会里的女青年，怎样挣扎着投奔自由，追求光明，《宝姑》是一本忠实的记录。我敢向现代青年读者推荐。至于我自己，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作为她遗赠给我的一束鲜花。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在华东医院作
南国诗人田汉
这几天，京沪文艺界人士都在纪念田汉诞生八十五周年和逝世十五周年。参加纪念的很多是南国社旧人，但最早的南国社员，恐怕已所存无几了。我倒是田汉的第一代学生，比南国剧社的学生还要老些。
一九二四年，我在上海大学，田汉曾担任我们中文系的文学教授。那时他刚从日本回国，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到上海大学来授课是兼任。他每星期来上课一次，讲的都是西欧浪漫主义文学，没有教材，每次讲一个作家或作品，至今还记得他津津有味地为我们讲雨果的《悲惨世界》。田老师年纪轻，比我们学生大不了多少，又是初次登讲台上课，还不老练，不敢面对学生，老是两眼望着空处，像独白似地结结巴巴讲下去。偶尔好像独有会心似地笑一下，也好像在自个儿笑，而不是在对学生笑。
有一天，我和戴望舒打听到他的住址，当晚就冒昧地去串门拜访。他住在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北里一幢房子的楼上。室内家具非常简单，只有几件生活必需的器物。
田老师看到我们上楼，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边赶紧去床边放下帐门，原来田师母易漱瑜身子不舒服，已经上床睡了。我们很后悔来得太鲁莽，可是田老师却满不在乎，坐下来和我们聊天，绝没有憎厌的样子。
过了几天，田老师创办的《南国》半月刊出版了。这是《醒狮周报》的文艺版，每两周发刊一次。田老师自己单印了几十份，带到学校里来分送给同学。第一二期的内容，我们都是熟悉的，因为都在教室里听田老师讲过。《南国》有一个法文刊名“LeMidi”，意思是“南方”。歌德的《迷娘歌》里曾说到南方是“橙桔之乡”，是浪漫的青年男女的乐园。田老师就用这个典故，给他的文艺小刊物取名。后来他组织剧运，也就用“南国”为剧社的名称。
当时，田老师还是一个热情的浪漫主义者，他写的初期剧本，也都是浪漫主义的。
他是湖南人，永远怀念着他的橙桔之乡。他曾经自称为“南国诗人”，给我们朗诵过苏曼殊的诗：“忽闻邻女艳阳歌，南国诗人近若何？欲寄数行相问讯，落花如雨乱愁多。”
这最后一句诗，我觉得倒是田老师后半生的预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震旦二年
一九二五年秋到一九二六年夏，戴望舒在震旦大学特别班读法文。特别班学习期为一年，专为各地读英文的中学毕业生补习法文，以便升入用法文教学的震旦大学本科各系。但事实上，来这个特别班学习法文的有很多是已在别的大学毕业，打算学一年法文，预备上法国去留学的。望舒也怀着这个目的，进入特别班。在同班同学中，望舒结识了两位朋友。一位是梁洌Яⅲ滋煸谡鸬┐笱Ф练ㄎ模砩显诙獯笱Хǹ贫练桑辜媪酥谢榫值挠⑽谋嗉４巳硕潦榍诜埽Ч嶂形鳎罄丛谕饨唤绻ぷ鳎苡忻！ �
另一位是刘灿波，他自己说是福建人，其实是台湾人。此人说国语很困难，夹杂着许多闽南音。中文也很勉强，写一封信好像是日本人写的中文信。但他的日文日语都很好，据说他讲日语，纯粹是东京话。望舒和这两位同学，天天在一起，跟樊国栋神父（PèreTostan）读法文，课余休息时，大家谈文学。梁洌Я⑻赣⒚牢难В醪硬ㄌ溉毡疚难А！ �
当时在震旦本科读书的有李辛阳、杨琦、孙春霆（晓村）、樊华堂、陈志皋，也都成为望舒的好友。
樊国栋神父负责的法文特别班是很有名气的。在他的严格的教学方法下，一个不懂法文的中学毕业生，只用一年时间就可以升入大学本科一年级，与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学生，一起听法国教师（都是神父）的课。樊国栋神父每天上午来讲两堂课。第一堂课是复习上一天的所授的课。每个学生都要背诵他上一天布置的课文。一般都是一页至二页《法文菁华》里的文学作品，如雨果的一首诗，或拉马丁的一段散文。背不出的学生，被他挥出教室，到草地上去自己温习，直到自以为背得出了才回来。回进教室后再背，背不完篇，还得出去。有些学生，直到下课时间还无法背出，那么到明天再背，可是明天要背一篇旧的，一篇新的。樊国栋神父的第二堂课是授新课文。他的方法是把新课文读一遍，学生一起跟着读一遍。如是者三次。然后分别叫每个学生站起来独自读一遍，他校正了读音方面的错误。如是者叫五六个学生读过，大约已过了大半小时。于是他讲解课文的意义。用法语讲，有时用英语，有时在黑板上写几个汉字。英法文距离本来不远，有英文基础的学生，只要他在关节处略一讲解，就容易懂得，讲解完毕，他就交代明天要背诵的段落。每天下午一堂课，是中国教师来讲授的，完全是辅导课，如果学生对上午的课有什么不懂，就请中国教师再讲讲清楚。上午的上课时间是九时至十一时，下午是一时至三时，由教师自己掌握，可以连续讲二小时，也可以分二节。
每星期一上午第一堂课，樊国栋神父带来一份法文资料：一段历史，或一篇哲学论文，或其他散文，写满三大页，约七八百至一千字。他把这份复印的资料发给每一个学生，然后自己读三遍，学生跟着读。读后就交代，这是星期六上午要默写的作业。因此，每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晚上，每一个学生都要抽时间来熟读这篇长文，到能背诵为止。
星期六上午九时去上课，樊国栋神父给每人发了考试纸，大家坐下来默写。写完交卷，即可离开教室，一星期的学业完了。星期五上午的课不布置背诵作业。所以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直到晚上，是全部休息时间。不过学生中的天主教徒，星期天上午还得上教堂做弥撒。
特别班的学生不多，每年入学不过二三十人。上课一二个月后，因功课跟不上，自动退学的，总有好几个。这批学生，不住在震旦本科学生宿舍内，而住在震旦大学对面一片操场角上的一排古老楼房内。这是七开间二楼的中式楼房，特别班学生都住在楼上，四人一间，很宽敞。楼梯口一个房间是樊国栋神父住的。他不但负责特别班学生的教学，还负责生活指导。他住在这个房间里，每一个学生上楼下楼，他都看见。他经常在走廊里漫步，隔着玻璃窗注意寝室内每一个学生的行动。在规定自修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寝室内的学生在谈笑，他就会敲着窗子喊：“读书呀！读书呀！”如果在规定休息的时候，例如下午四点钟以后，晚饭以前，如果看见还有学生在寝室内做功课，他会开门进来赶他们下楼，到操场上去散步。
戴望舒就是在这样严格的教学方法下很快地学好了法文。一九二五年复，特别班结业之后，望舒准备去法国留学。震旦大学给了他一个文凭，凭此可以进巴黎大学听课。
但是赴法的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望舒的父亲是杭州中国银行的交际员，月薪不高，没有能力供给望舒赴法留学。中国银行董事某某同意用贷款的方式给予帮助，要经过申请、审议许多手续，迟迟没有核准。
这时，我在大同大学读三年级，杜衡读五年制的南洋中学刚毕业。三个人一合议，决定过一年一起去法国。杜衡家道丰裕，我的家庭是小康经济。三人一起去法，我和望舒在经济上有困难时，可以依靠杜衡，不至于困窘。况且当时法郎比值便宜，如果每月有一百元，甚至八十元国币，在法国可以维持生活了。
一九二六年秋，我和杜衡进了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望舒为了等候我们，升入震旦大学法科一年级。我和杜衡也在樊国栋神父的严格训练之下苦学法文。樊国栋神父能读中国古文，他正在把中国古代散文或唐诗译成法文。他知道我和杜衡的古文知识比别的学生高。他给我们布置的每周作业常常是要我们把一篇古文译为法文。记得我译过的有《阿房宫赋》和李白的几首《古风》。樊神父的中文虽然不坏，但到底是个外国人，不容易了解汉字的许多用法。他把李白诗“徒此挹清芬”的“徒”字译作“你的学生”。
他拿出译文给我们看，我们指出了这一错误，并告诉他这个“徒”字是“徒然”的意思。
由此，他每星期分配我们译一篇古文古诗，利用我们的译文，为他自己的译文加工润色。
一九二五年秋冬之际，我们三人都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党。这件事是望舒开始联系的，我不很知道经过情况。解放以后，屡次审查我的政历，要我交代谁是我们入团的介绍人。可是望舒已去世，我无法说明。但仿佛是一位上海大学的同学陈均。当时上海还在军阀统治之下，无论共产党或国民党，无论国民党左派或右派，都是“匪徒”，都在“应予逮捕”之列。不过震旦大学在法租界内，军阀的凶手，非得到法租界当局的同意，还无法直接进入租界抓人。但租界当局，也并不允许居民有政治活动的自由，只要没有扰乱治安的群众运动发生，对其他地下活动，就不很注意。在这方面，法租界较英租界宽容得多，因此，二十年代许多革命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潜迹在法租界。
我们三人加入共青团和国民党后，不久就每人领到一张国民党员的党证。当时在上海有两个国民党党部，一个是国民党右派，党部设在环龙路（南昌路）。另一个是国民党左派的，党部设在陶尔斐斯路，隶属于这个党部的国民党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即所谓“跨党分子”。两个党部相去甚近，但都是保密的。
中国共产党另外有领导机构，在卢家湾一带，我们曾到西门路，白莱尼蒙马浪路（马当路）一幢里弄民房中去开过会，每次都到了一二十人，各不相识。这两处地方，大约是团部所在。
关于团员工作的一切通知，都是由一名交通员送来的。这个交通员是一个伶俐的青年，他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我们寝室门口，悄悄地塞给我们一份通知，一份简报，或一叠要我们散发的传单。我们接到了散发传单的任务，便在一个晚上，八九点钟，三人一起出去散步。在辣斐德路（复兴中路），马斯南路（思南路），吕班路（重庆南路）一带，一个人走在前，留神前面有没有巡捕走来。一个人走在后面，提防后面有人跟踪。
走在中间的便从口袋里抽出预先折小的传单，塞入每家大门上的信箱里，或门缝里。有时到小店里去买一盒火柴，一包纸烟，随手塞一张传单在柜台底下。
震旦大学学生，多数是天主教徒。他们不但反共，也反国民党。天主教学生中比较进步的，在一些国民党右派党员的吸收下，加入了国民党右派。这样，在一九二六年冬季，震旦大学生中有了三个政治派别。我们这一边，人数似乎最少。由于各小组互不打通，我也不知道当时震旦大学有多少共产党团员。但是尽管如此，好像我们已被注意了。
我们的寝室一共住四个人，我和望舒、杜衡外，还有一个苏北人，姓孙，也是特别班学生。此人非常庸俗，我们平时很少和他谈话。仅仅保持表面的同学礼貌。有一天，我们发现每个人的抽斗都被翻乱了，枕头、被褥，也有凌乱的迹象。肯定是被检查过了。当时，那姓孙的不在室内。不久，他回来了。一坐下，就开他自己的书桌抽斗，一只，两只，乱摸了一阵，就叫起来：“谁来翻过我的东西啦？”于是他问我们。我们说：我们的东西也有人翻过了。这样，彼此都是受害人，证明我们的东西不是他私翻的。可是，我们还是提高警惕，对他不能放心。
在天文台路一个里弄内，有一座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空着，没有人祝门口贴着“招租”条子。我们到经租帐房去一问，房租不贵，每月只要二十四元，而且没有别的条件，水电已经装好，只要先付一个月房租，当天即可迁入。原来当时法租界空余房屋很多，震旦大学附近都是冷静地段，虽在白天，马路上也极少行人。电车从霞飞路（淮海中路）转入吕班路，往往已没有乘客了。
于是我们租下了这幢房屋，其时学期已将结束，我们以回家度寒假为理由，从宿舍里迁入这幢房屋的楼上厢房。厢房挺大，我们每人买了一床、一书桌、二椅子，还合资买了一只圆形茶桌，两个竹书架，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家具，房间里还是空空洞洞的。现在，整幢房屋还有三大间空着，外加灶披间。整个楼下是客堂、厢房，各一大间。楼上是正楼一大间。我们在大门上及里弄口，贴了一个“余屋分租”的条子，打算做二房东，可以把自己的一份房租也请房客负担了去。招租条子贴出了几个星期，只有五六起男男女女来看房子。他们一看，我们这个二房东，只是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没有女眷，没有老校都就不声不响的走了。空房始终租不出去。
有一天，我在弄外马路口碰到松江同乡钱江春。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和他的夫人吴佩璋一起住在附近一个里弄内。吴佩璋是美专学生，因此他俩住得靠近美专而远离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江春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就说，有人在组织松江同乡会，正要找一间会址。过几天，他介绍了一个人来联系，租下了我们的楼下厢房一大间。当晚，这个人就把床板铺盖搬进来，住在那里。此后一二天，看见他搬了两张长桌和几只条凳进来，显然是开会用的。又过了几天，后门上贴了一个纸条，写着“松江同乡会通信处”。我心中纳罕，我是松江人，为什么不来请我加入同乡会？而且钱江春也不来。楼下厢房里经常有人出入，有时有十多人的声音。但我们从来没有去打搅，不知他们是何许人。一天下午，我从外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