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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它一共出了几期。在我所有的几期中，印着许多有关辛亥革命的照片，我觉得是很可珍贵的。但我对于它最大的感谢却是因为我从这份画报中第一次欣赏了曼殊大师的诗画。
在文艺刊物方面，我很欢喜文明书局出版的三本《春声》，我说欢喜，并不对于它的内容而言——虽然我曾经有一时的确很欢喜过它的内容，而是说到它的篇幅。每期都是四五百页的一厚本，也是以后的出版界中不曾有过的事。
在这一大批尘封的旧杂志中，我发现了一个纸包。我已经记不起这里边是什么东西了。我试猜想着：也许是一些撕下来预备汇订的杂志文章，也许是整理好的全年的报纸副刊，如《学灯》，《觉悟》，《晨报副刊》之类。打开来一看，却全没有猜中。这是一份纸版。这才想起来，这是一种始终未曾诞生的文艺月刊的创刊号的纸型。
大概是十七年的夏天，戴望舒杜衡和新从北平南归的冯画室都住在我家里。在种种文学的活动之中，我们向上海光华书局接洽好了给他们编一个三十二开型的新兴文艺小月刊。名字呢，我们费了两天的斟酌，才决定叫做《文学工撤。当时觉得很时髦，很有革命味儿。我们编好了第一期稿子，就送到上海光华书局去。谁送去的，现在可记不起了。过了二十天，到了应该在报纸上看见出版广告的日子。一翻报纸，却遍寻不见我们渴盼着的广告。这天，代替了杂志创刊广告的，是光华书局寄来的一封快信，信中很简单地说他们不能给我们刊行这个杂志了，因为内容有妨碍。于是，我很记得，望舒和画室专程到上海去了。次日，他们回来了。带回来了我们的新兴文学小月刊第一期全部纸型。是的，我还记得画室的那副愤慨的神情：“混蛋，统统排好了，老板才看内容。
说是太左倾了，不敢印行，把全副纸版送给我们！”
这就是现在我从旧杂志堆里拣出来的一包纸型。真的，我已经早忘却了这回事了。
这始终未曾印行出来的《文学工撤创刊号的内容一共包含着五篇文章：第一篇是杜衡的译文《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署名用“苏汶”，这大概是最早见于刊物的“苏汶”了。第二篇是画室的《革命与知识阶级》，这篇文章后来曾登载在《无轨列车》上。第三篇是我的一篇拟苏联式革命小说《追》，署名“安华”，这是我的许多笔名之一。我说这篇是“拟苏联式革命小说”，这并不是现今的说法，即使在当时，我也不能不自己承认是一种无创造性的摹拟：描写方法是摹拟，结构是摹拟，连意识也是摹拟。这篇小说后来也曾在《无轨列车》上发表，并且由水沫书店印行了单行本，终于遭受了禁止发行的命运，这倒是我自己从来也没有敢希望它的。第四篇是江近思的诗《断指》。江近思就是望舒，这首诗后来曾编入《我的记忆》，但似乎删改得多了。第五篇又是画室译的日本藏原唯人的《莫斯科的五月祭》。大概书店老板之所以不敢印行这本杂志，最大的原因恐怕是为了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中间，真有许多怕人的标语口号也。
在这份纸型的最后一页上，我还看到一个“本刊第二期要目预告”。这一期内容似乎多了，一共有七个题目。
黑寡妇街（小说）苏汶
在文艺领域内的党的政策画室译
文学的现阶段周星予
放火的人们（诗）江近思
寓言安华
最近的戈理基升曙梦
戈理基是和我们一道的吗？绥拉菲莫维支这七篇文章，除了那首诗从此没有下落之外，其余的后来都曾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了。
现在看看，觉得最有趣的倒是那末一篇，恰恰说明了一九二七、二八年顷的左翼文学刊物了。当我把这一包纸型重又郑重地包拢的时候，心中忽然触念到想把它印几十本出来送送朋友，以纪念这个流产了的文学月刊。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地方逛逛了。于是我离开了这个安置旧杂志的书架，不消三步，就到窗槛边的壁隅了。那里有一只半桌，桌子上安置着一只帐箱，是父亲的东西。我曳开帐箱门来一看，里面并没有什么帐簿算盘之类，不知几时藏在那里的，一个盛贮印章的福建漆盒安逸地高隐着。我不懂得印石的好歹，但是我很喜欢玩印章。这趣味是开始于我在十五六岁时从父亲的旧书箱中找到一本《静乐居印娱》的时候，而在一二月以后从神州国光社函购的一本《簠斋藏古玉印谱》使我坚定了玩赏印章的癖性。这建漆匣子的二三十枚印石，也是祖传的几件文房具之一，差不多都是“闲图章”，如“花影在书岜，“我思古人”，“正在有意无意之间”，辞句倒都还有趣，只是石质并不很好，而且刻手也不是什么名家，除了我把它们当作“家珍”以外，讲赏鉴的博雅君子是不会中意的。说到印章，我还有一个故事，可资谈助。那是在之江大学读书的时候，每星期日总到“旗下”去玩。走过明德斋那家刻字店，总高兴去看看他们玻璃橱里的印章。有一天，我居然花了八毛钱买了一块椭圆形的印石。不知怎么一想，想到有个杭州人曾经刻过一块图章，文曰“苏小是乡亲”，便摹仿起来，叫刻字店里的伙计给我刻了“家姊是吴宫美人”七个阳文篆字。这是想拉“西施”做一家人了。放了年假，把这颗图章带到家里，给父亲看见了，他就大大的讪笑了我一场，羞得我赶紧来磨掉，现在连这块印石也不知哪里去了。
隔着一行蛎壳长窗，紧对着这帐箱，高高地在一只竹架上的，是一个七八年不曾打开过的地球仪箱子，于是在这里边，我又发现了一本民国十一年四月中华书局同人进德会出版的《进德》杂志。我翻开来一看，原来它已不是《进德》杂志，而是我的贴报簿了。这上面所剪贴的大概是十一二年间的《申报》《新闻报》《时报》上的长篇新闻纪事和文艺作品。当时固然为了它们有趣味，所以剪下来保留起来，而现在看看，却是格外有趣味了。在《进德》杂志中的《说平民和平民主义》那篇文章的第二页上，粘着几篇溥仪夫人作品。此外凡所粘贴的东西，都是绝妙好辞，不能一一抄录，只得仿八景之例，记下了八个名目：第一，黎黄坡箇电原文。第二，清宫烬余物品目录。第三，巴黎通信，春城葬花记。这是名女优莎拉·蓓尔娜夫人之死的记事，附有夫人遗容与绝笔铜图一郑第四，李昭实的捷克通信，百衲治化谈。第五，黎明晖小姐的说糖。第六，刘三致黄任之书论四时花序。第七，辜鸿铭论小脚美。第八，美国之麻将潮。这八景实在可以代表了民国十一二年间上海各大报的精华。尤其是《申报》上的李昭实和王一之的欧洲通信，真是很美丽的文字，可惜以后竟无人继起了。
我把这地球仪的箱子重又搁上了书箱顶之后，才想起我的白金龙不知剩下在哪一家别墅的茶几上或哪一座凉亭的石栏上了。走回头路一寻，原来在玩弄印石的时候搁在那帐箱旁边了。大半枝烟全都烧完，兀自的有余烬在那里熏蒸着。这时，太太泡好了一盏新买来的红茶送进来，酽酽的怪有温暖之感。抽烟品茗的欲望打消了我旅行的趣味，何况两足虽未起趼，而两手实已沾满了尘埃乎？好！我回去罢，正如小说中所说“话休烦絮，瞬息便到了家门”。于是，我又坐藤下椅中了。
春天的诗句
春天来了，我们将怎样欢迎或礼赞她呢？古人说：“以鸟鸣春”，这可以算是宇宙对于春的贡献。我很惭愧，从小就不善于唱歌，从前在小学校里考毕业的时候，唱歌教员的确批评过我唱的歌是“不入调”的，所以非但不能学燕子的呢喃，黄莺的啭弄或禾雀的啾啾唧唧，甚至也不会唱一出京戏来点缀点缀这明媚的春光。
然而近来倒正在做一点类似鸣的玩意儿。我读诗。若读中国诗，那就另外有一个专用的字眼，叫做“吟”。这回读的是外国诗，加之又不入调，所以自己尽管以为在读诗，但山荆小儿听在耳朵里，却总仿佛有公冶长之感了。
无论古今中外，春天总是最好的诗料。有多少诗人曾为她写了多少美妙的诗句啊！
从古来今，春天总是一个式样的，但关于春天的诗句却好像不然了。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喜欢过希腊的诗歌，提到春天，我们就觉得那些诗人们似乎最最关心于燕子和杨柳这些东西。当我们熟悉了雪莱，济茨和华茨活士这些人的时候，我们觉得夜莺和紫罗兰似乎变做了春天最时髦的东西，虽然燕子和杨柳还不至于绝种。
但是现在，我们读着同时代的一些诗人的时候，总不免感觉到他们对于千古不变的春天的感情也与前辈诗人不同了。即如夜莺这种灵慧的鸟，我们远东的读者，现在也很少有机会能从诗人的咏歌中去亲近它了。
然则，现代诗人对于春天的感情是怎样的呢？这里是一本阿尔弗莱·诺伊士的诗集，题名为《灰色的春天》的诗道：我看见过绿色的春天在野鹊的嬉笑和村姑的顾盼中涉过了清溪。
我看见过灰色的春天
在林树迷蒙
而花苞未坼的地方
独自啜泣着。
那嬉笑所从而逗露的
嘴唇是殷红的；
但是，啊！那啜泣的
却是“美”的本体。
野鹊的原文是wildjay，是英国的一种鸟，据字典上的译法应作樫鸟，现在姑且就用中国的鹊子来代替了，一则形状原来很相像，二则鹊子在我们也原有喜鹊这个称呼。
诗人虽则并不憎厌绿色的春天，但是他偏说灰色的春天是“美的本体”，这个主意，似乎不会得在十九世纪以前的诗人笔下写出来。
这里是意象派重要诗人李却·阿尔亭顿的一首《白教堂街》。
喧豗；
铁蹄，铁轮，与过路的
载重马车，电车及人足的铁声；
铁
击奏着一阵宏大而疯狂的骚音。
飞掠过去的燕子的
尖锐而遥远的叫声是徒然的；
四月的牧场上的
静谧与青翠是徒然的；
明澈的白雨是徒然的——
煤，泥，
所有的人都发狂于劳动了；
力与力的无穷的冲突蔼—
铁打着铁，
烟向上袅着，
无声地，无力地。
在那海波耸翠的地方
飞舞着的海鸥的
尖锐而遥远的叫声是徒然的，
那四月的牧唱—
喧豗，铁，烟；
铁，铁，铁。
不是吗？燕子，静谧的牧场，明澈的白雨，绿波上的鸥，这些从前的诗人所以为是春天的诗料的东西，在现代诗人笔下都成为不中用的东西了。即使在春天，也不得不注目于那名为白教堂街的伦敦之贫民区，而从“所有的人都发狂于劳动”这现象中去找寻诗料了。
我们可以再找一些女诗人对于春天的感情来看看。以下就有了一首玛利·卡洛琳·黛维丝的作品，题目叫做《春播着她的种子》：春天啊，为什么今年你做这事情？
为什么你要做这无用的事情？
你不知道现在已没有男子了吗？
为什么你还在使苹果蓓蕾
而在一个小姑娘的心里
安下了异样的情绪：惊慌与希望，
……
谁替你设计，谁替你安排，
使一个姑娘的心为一个男子而成熟，
当那些男子们正群集在
以死神为配偶的地方？
我的问话回进到我的耳朵里。
春是聋子，她听不见。
春是瞎子，她看不见。
她不懂得战争是什么。
…………
她尽在每个姑娘的心里散播种籽。
啊，这生长起来的苦痛的收获啊！
这是欧战时期的诗，然而现在似乎还有用，也许将来更要有用了。从前是惟恐春天不来撒播她的种籽，现在却反而担忧着她的收获了。男子都出去聚集在与死神为配偶的地方，而小姑娘却又逢到了春天，这不是悲剧的序幕吗？
现代人的悲哀啊！现代人的苦闷啊！即使是浓艳的春光，也非但抹不了这种创伤，反而在春天格外地悲哀，格外地苦痛起来。这难道可以说是现代的春天和从前的春天不同之故吗？不是的，决不是的，譬如在前任英国桂冠诗人孛列琪眼里，春天还是一个缟衣仙女：春天穿了满身缟素去了戴着乳白山楂花的冠冕；像羊毛一般的光亮天上有白云飞舞；白蝴蝶飞舞在空中白野菊文绣着郊野；樱与梨的白花把她们的雪片撒了满地。
记一个诗人
今晚和母亲从桂花糖而谈起桂树，从桂树又谈起了二十六年前的苏州醋库巷的旧居，因而便想起了那个同居的书呆子了。
到现在，那矮矮的中年人，几乎一天到晚在大厅上绕着圈儿笼袖闲行的神气，仿佛还在我眼前，只是他的容貌如何，却再也追想不得了。
那时候，我还太幼小，不能了解这个人。他所给我的印象老是那么不痴不呆地踱着方步，一忽儿静默着，在方砖上乱吐着痰，一忽儿又起劲地在乱喝乱叫些不知什么了。
大家叫他“沈毒头”（我不晓得这两个字是不是该这样写法，但总之是吴语，意义就是“呆子”），我也就叫他“毒头伯伯”了。
直到我有能力欣赏文艺作品的时候，最先，是偶然在旧的“小说海”杂志看到一篇题名为“力人传”的文章和一些诗，觉得好，后来又在吴梅的初刻本暖香楼杂剧卷首读到一首调寄“八声甘州”的题词，觉得更好，这才把那作者的名字深深地记忆着。那名字叫作沈修。
记得有一天，父亲在我书桌上翻阅我的书籍，随手就翻开了那暖香楼杂剧，他就告诉我，这沈修，号休文，就是我们住在苏州醋库巷那屋子里的“毒头伯伯”。父亲并且仿佛记起了似地说，这一本暖香楼杂剧恐怕也是他送给我们的。
我所知道的关于沈休文的事情只有这一点点，我所读到过的他的著作也只有这一点点，但是据我看来，他的诗文和词，即使从这一点点中间，也已经可以看出，实在有着很深的造诣，没有他那样不痴不呆的功夫，是不容易达到的。我自恨生年较晚，和这样一位诗人曾经同住过一所屋子，而不及亲炙其业绩，仅仅随着妇人俗子，以“毒头”目之，真可惭愧也。
前几年，曾经听见一位苏州人说，沈休文早已作古，他的遗书遗稿很多，都庋藏在苏州图书馆中，尘封一室，恐怕也没有人能给他整理出来刊行了。这话也不知确否，我很希望有关心乡邦文献的苏州人能去调查一下。或者是，去问问吴瞿安先生，也许更能多知道一点这位诗人的生平吧。
无相庵急就章
小引
这些文字本该叫做“无相庵随笔”，所以见作者笔调之闲适也。从前也曾写过几篇东拉西扯的话，预备让它渐渐地多起来，好出版一个单行本。朋友朱雯办未名丛书，要我凑一本，我说没有成稿，他说预告一个书名也得，我说那倒有的，无相庵随笔。又有一个什么人——非隐其名，忘记了也——要办杂志，问我有什么好贡献的，我曰有，随笔吧。又有人办小报，创刊之初，问我能不能写一点闲文，我说可以，随笔吧。隔了几天，那位先生问戴望舒要文章，曰：“施蛰存已有随笔寄来，而你可以不答应乎？”实则我的随笔始终还只是那几段见不得人的东西，昔人有一女字数家者，我则根本尚未有女儿，虚藏若深耳。
但是这回真要写下去，并且要发表了。文章这个东西，现在想来总归应该是留在肚子里的，写了出来就不是文章了。正如孕妇一样，胎儿在腹，那时是她的儿子，一出娘肚子，就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儿子了。所以现在虽然写下去，但写出来的实在已不是那些没有写出来时的东西了。然而毕竟要写，毕竟要陆续发表，那单是为了想让它早日成一本海阔天空的闲书。好玩儿，不为别的。不写不成书，写而不发表也不会接连地写下去，也不易成书。至于这些小文章之不称之曰随笔者，盖我自己看看笔调实在不闲适也。称之为急就章，其庶几乎。
人生如戏
虞长孺序解脱集曰：“大地一梨园也，曰生曰旦，曰外曰末，曰丑曰净。”希腊诗人巴拉达思诗曰：“我们可以把人生称为一个舞台，每一个角色都得在这台上用艺术去表演，有的嬉笑地做一出滑稽戏，有的严肃地做他的苦戏。”古今东西两诗人，对于人生的态度，盖似同而实不同也。这里，可注意的是巴拉达思所谓“用艺术去表演”一点。
把人生于世的一切行动，看做在舞台上演戏一样，虞长孺的意味是以为那是很随便的事。
语曰逢场作戏，又曰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