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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生豪小言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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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赞成独裁政治,我们更绝对反对侵略政策,然而像德国于签订屈辱的和约以后,含苦茹辛,埋头苦干,卒于短短数年之间,以一个本身军备权利被剥夺的国家,一跃而雄飞欧陆,夷世仇法国为附庸,使大英帝国也顿敛声威,这该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事实。尤其像正在抗战中的中国人民,见到这种令人感奋的例子,更加可以明了自强者不借藉人助,只要有决心能刻苦,洗辱雪耻的日子决不在远,艰难的环境不过使自己锻炼得更刚强而已。 
 

美总统重申门罗主义
(1940年7月9日) 
 
  罗斯福总统前晚发表文告,声明美国始终保守门罗主义(注)立场,同时并希望世界上每洲都能树立其门罗主义。要防杜某一洲的人民为他洲所发生的不幸事变的波累,要阻止某一些侵略者野心的无限扩张,我们也相信这是唯一的办法,然而在另一些别有用心者听了,却很容易望文生义,以为罗斯福总统这样的说法,正是在鼓励他们以霸力造成所谓某种新秩序。 
  然而美国历来奉为传统国策的美洲门罗主义,果真与日本有田外相最近所宣布的“东亚门罗主义”是同一东西吗?门罗主义固然不允许美洲以外的国家干涉美洲的事务,但并不是说美国可以自持雄长,控制全洲各国,以他国的利益牺牲于自己扩展势力的野心之下;同时美洲的事情虽由美洲人自己作主,但欧洲各国在美洲的已有利益,更绝无加以排斥之意。 
  因此日本的侵略中国和觊觎各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不特不能借门罗主义为幌子,抑且根本与门罗主义的精神相凿枘。罗斯福总统已经光明磊落地宣布“美国不致将属于战败国之群岛加以攫取”了。标榜“东亚门罗主义”者还请三复斯言。 
  注:门罗主义:是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对外政策原则,主要内容是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美洲事务,并提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编者 
 

赫尔声明美国策不变
(1940年7月10日) 
 
  罗斯福总统最近所谓门罗主义当推行于欧亚两洲一语,因语焉不详,不无容易令人引起误会之处。平日口口声声高唱“大亚洲主义”的日阀及其御用论客,听了这种话,尤其会觉得适中下怀,而发生了“美国行将不再顾问远东事情”的错觉。 
  这种错觉,在昨天赫尔国务卿发表补充声明后,可以一扫而空了。赫尔明白声言总统所云,并非表示美国行将改变国策之谓。美国国际政策,素以反侵略为基本信念;现在正当侵略势力日益嚣张之际,美国对付这剧变的世局,所负责任较前尤为艰重,决没有突然放弃平素立场,放任侵略者横行之理。何况门罗主义虽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为宗旨,但现今美国自身的权益备受威胁,何能以孤立自安为得计。 
  至于欧亚两洲门罗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停止一切侵略行动为先决的条件。日本如果以为拉了几个亲手扶植的“宝贝”,在它的指挥驱策下“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便可以称为“亚洲人处理亚洲”,那是对于门罗主义的莫大污辱,而决非罗斯福总统所能赞同的。 
 

苏联向土提通牒
(1940年7月11日) 
 
  苏联以大刀阔斧的手段,解决了对罗马尼亚的领土纠纷以后,最近据未证实消息,又有向土耳其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获得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之说。根据情理推测,此说颇为可能。因为苏联获得这一个据点以后,自黑海至波罗的海的国防外卫线方始全部完成,在目前德义与英国的争霸战正在剧烈展开之际,苏联自不能坐失时机,不于此时有所布置,而授予别人以他日可资攻击的弱点。 
  苏联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如能早日见诸事实,则对于远东也一定可以有良好的影响。因为她在西陲的防御线既告完成,则尽可高枕无忧,超然于欧战旋涡之外,而以更大的注意力集中远东。那时侯,恐怕就是像诺蒙亨休战协定一类的面子,也未必再会卖给日方了吧? 
 

日本的外交法宝
(1940年7月12日) 
 
  这次英国对于日本所提封锁滇缅交通的要求,表示不屈的态度,的确是出乎日人意料之外的。他们见初次的恫吓无效,于是又经驻英大使重光葵之手,再度向英政府警告。据说这位重光葵大使又“重行”提出了这一点,即“英国此种态度,足以助长日本国内极端派之气焰,而驱使日本与德意接近”。 
  看来日本在外交上所卖弄的法宝,也就只有这一点点了。然而在明白日本实情的人看来,日本的至今尚未能与德意“加紧合作”,非真未能忘情与英国,实有其力不从心的苦衷。德意既不稀罕这一个仅图分享利益而吝于出力的盟国,日本倘果真发动海军力量,为德意声援,在目前焦头烂额之际又何能办到? 
  英国当局自然不会见不及此,因此像这种无聊的贫弱的恐吓,实无加以重视的必要。我们希望他们能以国际道义为重,坚持一贯的立场,拒绝对日作任何让步。 
 

怪哉和谣!
(1940年7月16日) 
 
  诸如德驻华大使陶德曼的重返重庆,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琼斯十五日的广播以及类似此者的消息,在一班存心不良意志薄弱的人的简单头脑中,自不免又起一阵骚扰。而这种骚扰,经过相当时期的活跃后,铁一般的事实,必会使他们重归镇静。试想,英德两国,现在欧洲方在作殊死战,他们的利害,根本互相冲突,有利于英者,必有害于德,反之,有利于德者,亦必有害于英。现在他们两国,竟在同时期内,进行同一件事,即调解中日和平。那只说明一点,即日本于一方面想利用欧战,趁火打劫,同时,却泥足深陷,力不从心。他于无办法中,想求出一个办法,于是对德国说,倘使你能帮我调解“事变”,获得成功,那我就可全力参战;同时,也对英国说,倘你希望保全远东利益,不受我的侵害,那你必须先替我做一件事,即助我结束“事变”。总之,他企图利用外交形势,来帮他结束中日战争,来完成他寤寐求之而不得的中日和平。华人看明白这一点以后,当知他们的三年多抗战,已使日本焦头烂额,循至非用种种阴险手段,诱使第三国代向中国乞和不可。这就是中国抗战确已进至最后胜利阶段的铁证。中国休战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此外一切威胁利诱,都不能动摇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 
 

英国应严惩星岛总督琼斯
(1940年7月17日) 
 
  这次因星岛总督琼斯的广播演说而发端的中日和谣,虽事实上已证明其为全属子虚,但我们对于琼斯的广播的本身,仍不能不认为是英国外交使上最失态的一件事。琼斯发表广播的翌日,我们接读十五日合众社伦敦电,声称伦敦负责方面,“一再声明,英政府于中日两国均愿英国担任调任时,自当出面从事斡旋,但琼斯之广播演说,对于事实,似乎言之过早,须知大英帝国系由伦敦统治而非由星加坡也”。十六日合众社又从伦敦传来消息,声称“顷闻权威界称,星岛行政官琼斯星期日晚广播演说,谓英国方‘以最诚态度之努力’促成中日间之和平,事前未得外交部之商榷”。观此可知英国负责当局对于琼斯越权广播的义愤。真的,琼斯这一次广播,非独使英国的信誉与友谊,在四万五千万决心抗战的中国人民心中,打了一个极大折扣,无形当中,产生英国人最图私利,最不讲信义的印象。 
  即在美苏两大中立国的人民脑筋当中,亦必产生同样的感觉,认为英国这次的对德作战,归根到底,还只是一种争霸战,谈不上保卫人道,维护文明。否则,为何对于远东这样英勇抗战的中华民族,竟不惜以之为牺牲,而换得自己的苟安呢?这种观感推广开去,谁能担保世界正义人士目前寄予英国的同情,不会从英国方面,逐渐离异,而转移到德意方面去呢?这都是琼斯一席广播的恶果。我们替英国自己着想,实觉英国政府,为维护其本国威信起见,对于越权发表广播的星岛总督琼斯,实有加以严惩处分的必要。 
 

无法辩护的错误
(1940年7月19日) 
 
  英国不顾自己的国家信誉与全世界正义人士的一致反对,不惜违背在国联大会中郑重通过的“决不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抗战之行动“的庄严诺言,贸然与日本成立协定,封锁滇缅路的运输,这是英国近年来屈辱外交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而使世人明了英国之所谓反侵略者,原来如此! 
  为英国此次屈辱行为作辩护的,我们拜读了《远东事务》编者伍德海氏的高论。伍氏自知此举为对国联决议的“严重的违背”,而为“任何有自尊心的英国人所不能认为荣誉与满意的”,然而他却竭力责怪美国,以为英国即使坚决拒绝日本的要求,也决不能盼望美国有何行动,因此她不能单独冒险开罪日本。据伍氏的批评,似乎美国对于英国所发之义愤,是不应该有的。 
  英美在远东步骤之未能一致,屡为侵略者造就机会。然而这一种错误,在过去大部分应由英国负责。远如九一八事变后,史汀生的建议为英国所拒绝,为今日世界的纷乱种下祸根,这且不必再说;即就去年美国宣布废止美日商约后,英国如能继起踵行,一定可以给日本一个重大的打击,然而英国始终对日优容忍耐,陪着笑脸,造成让日本步步进逼的机会。今日之事,又何尝不是承袭过去的妥协政策而来? 
  美国在中立法的束缚下,不惜用尽方法,甚至部分地修改中立法,予英国以种种的援助,这该是无可抹杀的事实。然而现在英国对于美国在远东所严守的政策,非但不予合作,反与之背道而驰;当美国政府当局发表反对封锁滇缅路后,英国竟而悍然不顾,徇日方的诛求。其为背弃信义,助长侵略,决非任何推卸责任之辞所能洗脱,我们倒要看看英国将何以自赎;我们更要看看英国这样“缓和”日本以后,她在远东的地位是否就此稳固了。 
 

日海军发言人声明
(1940年7月20) 
 
  我们曾经一再指出,对侵略者的让步,适足以招致更大的压迫。果然,英国在牺牲中国的友谊,不顾世人的斥责,答应日本封锁滇缅路,以图换得她在远东的暂时苟安以后,日本海军省发言人已经明白声言此次的协定不能认为满意了。英国将怎样再度餍足日方的愿望呢? 
  美国赫尔国务卿对英日协定所发声明,辞严义正,不特表白了美国对于此事的立场,同时也可以代表全世界公道正义的舆论。日本发言人批评此一问题乃英日两国之事,与美国无涉,这句话太费人索解了。滇缅路的交通乃中英两国之事,而与任何和中国有商业来往的国家都有关系,无权顾问的,却是日本。美国对华货运,既大部分有赖于滇缅路,则即就本身的利益言,对于这次的封锁已不能默尔而息;何况美国的远东政策,一向以尊重中国独立自主与维持门户开放为基本原则,目前英国的行动,一方面足以阻滞中国抗战,因而助长日本灭亡中国的气焰,还说得上尊重中国的独立自主吗?另一方面又阻止美国和中国的正常贸易,帮助日本,排斥美国及其他第三国在华的合法利益,还说得上协同维持门户开放吗?如何可谓与美国无涉呢? 
  该发言人一再重述“此乃英日两国之事,与美国无涉”,使我们看出了日方一贯的各个击破的阴谋。已入迷途的英国政治家,如能憬然觉悟今次的失着,彻底改变方针,则事犹可为,否则她在远东的地位江河日下,此后将更无从抵抗日方的步步进迫了。 
 

制止恐怖行动 并向克拉斯诺夫先生致敬!
(1940年7月21日) 
 
  工部局总董凯自威氏昨天致函领事团,要求共同制止最近租界内层出不穷的恐怖案件,我们对凯氏之言,实寄予热烈的欢迎与无限的期望。前天《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先生的遭暗杀,和不久前申报馆的被掷弹,事情固然悚人听闻,实际乃无非是某方摧残正义分子,蓄意破坏租界秩序的一贯手段;而这两案的发生于南京伪组织大发其“通缉令”和宣布“驱逐”外国正义人士出境之后,其真相尤昭然若揭。 
  环伺上海租界的某种黑暗势力,本来惟恐租界不乱。他们实施种种卑劣凶残的恐怖行动,除了去处他们眼中认为不能两立的爱国分子外,并且也希图借此造成一种不安的空气,使租界内安分良民人人自危,而他们则可得到借口,以为租界当局无力量维持界内秩序,以遂其侵占的大欲。在他们此种险恶的存心下,不特善良人民的生命安全失去保障,连他们自己一方面的人也有成为牺牲的可能,穆时英的遇害,即是他们遮眼的苦肉计的一种。 
  对付此等万恶的恐怖分子,租界当局和各国领事固应严密注视,尽力减少他们活动的机会;而全体市民除了严持镇静,使其摇动人心的目的无由达到之外,更应本嫉恶若仇之旨,与当局密切合作,一经发觉此等害群之马的踪迹,便该不稍姑息,立予检举。像刺张案中波兰人克拉斯诺夫君因追捕凶手,奋不顾身,竟以身殉,这种义烈精神,正是每一个良好公民所应该具有的。 
 

替李士群开一清单
(1940年7月29日) 
 
  昨天我们在汪兆铭机关报《中华日报》和上海老牌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同时读到了设于著名的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中的所谓“政治警察署”的“署长”李士群的谈话,谈话的题目是关于最近备受各方注目的本市恐怖事件问题。据说“租界内之恐怖事件,系‘重庆方面之叛乱分子’所为,此为‘尽人皆知’者”。本来像这种嫁祸他人的说话,原是“伪君子”一贯的无赖伎俩,不过因为像《字林西报》那样素有地位的报纸,也会不辨是非,对此类不负责任的滥语一字不遗地照登,似乎有不得不一正视听的必要。 
  我们并不想为任何一方开脱,也不想以无中生有的蜚语,归罪于任何一方。这位李士群其人者并未提出他所有的“详密之统计与报告”,以资证明,但我们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凭见闻所及,却愿以“尽人皆知”的事实,替李士群清算一下。 
  在七月份所发生的几件重要的恐怖事件中,我们第一要举出十六日申报馆的暴徒袭击案。据公共租界捕房发表,该案乃“东亚反共联盟会会员”所为,据被捕的人犯供述,他在闸北加入该会的分会,而总部即在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并经捕房获有徽章为证。 
  最令人痛心的本月内两桩暗杀事件,一为七月一日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先生的被狙,一为十九日《大美晚报》董事张似旭先生的遇害。二君都是新闻界中的皎皎者,平日一本爱国良心,拥护中国抗建立场,张先生且为伪方所发表“通缉令”中八十三人之一,死于何人之手,不言可喻。又八日有会计师董承标在寓所门首被害事件,董氏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市民,素无私仇,但其居停陶乐勤氏,则亦名列八十三人中,为伪方所欲得而甘心的人物,然则此案之出于误杀,已可想见;而被捕凶手据供来自沪西,更可了然背后指使者之为何如人。 
  本月内令人注目的绑架案件,前有大同银号总经理杜学展于二日被绑一事。经第一特区法院查获嫌疑犯审讯结果,悉杜氏被拘于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中。廿四廿五及廿七三日,连续发生国医朱鹤皋,中国国货公司经理方液仙,及铸□搪瓷厂经理童世亨的被绑事件,三人被绑的背景虽未能尽悉,但被绑情形各有相同的一点,即三案的匪徒各把汽车向西疾驶而去,所谓向西者何处,不言可知。 
  此外,匪徒有组织地劫夺巡捕公事手枪,最近不断发生。经英文《大美晚报》探悉,该党匪徒有八十至一百人,巢穴设于极司非而路曹家渡附近。又关于汽车在沪西被劫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有这么许多不法败类在特殊保障下出入租界,为非作恶,租界治安的成为问题,自也无怪其然了。 
  李士群在该篇盲目放矢的《谈话》中,曾经批评本报所载“侮辱本署(指该伪政治警察署)之造谣文字”,为极严重之“不智行为”。现在我们列举上述的赤裸裸的事实,虽然不免又将被李士群之流归入“侮辱本署之造谣文字”一类中去,但事实最雄辩,我们觉得此外也没有再浪费笔墨的必要了。 
 

日反英运动扩大
(1940年7月30日) 
 
  我们希望这次英国关于滇缅路问题对日的退让,是英国远东政策上最末一次的外交失策。一面它不但伤害了同患难的友邦中国之感情,并且也招致在各方面足以给她助力的美苏二国的不欢,但同时却显然并未收到缓和日人的效果。相反的,英国对日愈让步,日对英压迫愈甚,近卫新阁的成立,并无足以证明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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