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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你哪里去抓它？必欲抓，就不能不想到招来改、招来换之人。人有，可是抓有大困难，以明清之际为例，换下去的，崇祯皇帝，自愿见上帝了，无处去抓；新换上来的，顺治皇帝，金口玉言，说一不二，不要说抓，你敢不绝对服从吗？所以士的阶层因改朝换代而沦为没饭吃，轻则只能自怨自艾，重则还要忍受他骂，“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云云，是也。但礼义廉耻云云终归是唯心的，至少现在当下，燃眉之急是唯物的，如堂吉诃德之冒险失败了，旧秩序的饭碗眼看碎了，怎么办？
《流年碎影》 覆鹿亡羊（1）
轮到写因抗战胜利而政局大变这一段的生活，搜索枯肠，却想不出个合适的题目。如果容许用我们家乡的俗话，那就可以说是“瞎摸海”或“无头虻（？）”，意为糊里糊涂到处乱撞，最终只能碰一鼻子灰，垂头丧气而归。可是俗，怕与“规范化”的要求不合，又不合会带来难懂，所以纵使是家乡的，也只好割爱。幸而这割去的爱还给留下一点灵机，而这灵机一动，就想到无妨在“垂头丧气而归”这尾部打打主意，于是就冒出昔年所诌歪诗《古稀四首》的最后一联：“覆鹿亡羊同泡影，何须蜀道问君平。”覆鹿，亡羊，结果都成为泡影，可以说是虽不中亦不远矣，就将就着用吧。决定用之后，想到连用两个古典，也许有的人还不熟悉，那就最好还是解释一下。两个古典都出于《列子》，先说覆鹿，见《周穆王》篇：
郑人有薪（打柴）于野者，遇骇（惊而快跑）鹿，御（迎面）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赶快）而藏诸隍（沟）中，覆之以蕉（通樵，柴），不胜其喜。俄而遗（忘）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
亡羊见《说符》篇：
杨子（杨朱）之邻人亡（失）羊，既率其党（亲属），又请杨子之竖（童仆）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往），所以反也。”
总之都是费心计不小，结果却是一场空。
释题完，改为说其时的情况。先总的定性，是幻想与实际距离过大。幻想，外敌投降了，被侵占的半壁江山光复，情势应该是万象更新，加细说是混乱变为安定，穷困变为富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变不合理为合理，其中的各个人都变走投无路为前途无量。可是实际呢？是战事未停，混乱的范围更大，物价上涨的速度更快，生活仍是朝不保夕。且说这幻想与实际，不只有先后之差，而且有顿渐之别，显然，在早期，指实说是由回到北京起的一年左右，支配自己生活的力量，明的一面是幻想推着前进，暗的一面是实际在扯后腿。这用旁观者清的眼看就成为瞎摸海或无头虻，可怜亦复可笑。
旁观是后话，还是说当时。幻想会培育更强有力的欲望，于是照荀子的想法，有欲就不能无求。求什么？又只能是秀才人情，制造机会说说道道，预支现在的说法，是以期主要取得社会效益，连带也取得经济效益。因为有幻想支撑着，也就不觉得这里边还有什么大困难。正如一切常人一样，乐观顷刻之间就化为干劲，并具体化为像是鱼被投入热水中的活动。几乎是天天，找完这位找那位，或招待完这位招待那位。这位那位之中，还有少数是生人，并且住所不在北京的。记得曾多次往天津，其中一次与沈启无先生为伴，一次与南星兄为伴，都是同那边的一些也有幻想的人，或既有幻想又有财力的人，谈编印报纸或期刊的事。不管是北京以内的还是北京以外的，都是殊途同归，坐而言的时候一堆美妙，起而行的时候就变为困难重重。但幻想总是不会因为碰几次壁就降温的，缩小到我己身，是反而升了温。这是与人合力编印的计划还没有成，就想自己编印。记得是多次与南星兄坐在小屋之内做白日梦，并且拟了期刊之名，以及内容的梗概。自然，其结果必又是一场空。温还曾升得更高，是先开书店，然后以书店为据点，编印期刊。这里应该大书一笔，是这次的白日梦真就向现实移近，不只在西单商场租了地址，而且拟了店名，取自《山海经》，曰“烛龙”。但梦终归是梦，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很久就清醒，放弃了。又是一部堂吉诃德冒险的故事，及至躺在牛车上往家乡走，回顾，还会觉得有什么所得吗？勉强凑一项，是曾想编印个杂文的半月刊，名“天上人间”，事虽未成，这名字却是可爱的。后来想，事未成也不无好处，如谢溥谦，知难不退，出版《文艺周报》，只是两三期吧，夭折，赔了不少钱。
以上被幻想支配的生活比喻为飘在半空，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不能在半空，要回到地面。这是说，为了能活，还是应该有个按月领工薪的地方。是借青年学子的光，重庆（或昆明）的接收人员还没到，文学院还要开课，我凭余荫，分到一些钟点，记得是教散文习作。是胜利之年的年底吧，接收的人员来了，因为学校的名和地都未离开原北京大学，来接收的也是北大旧人，陈雪屏和郑天挺。为了礼貌，或更为了饭碗，我们曾进谒，以表示希望得到照顾之意。因为西南联大还有待迁回的文学院，“必也正名”，这里的文学院之名撤消，改为临时大学补习班，我想是借了红楼出身之光，这过渡型的大学表示继续聘用。所任之课改为国文。后来，不记得以何因缘，让我兼教史地。这是求守门之犬兼捉老鼠，也因为其时我已经往市立四中任课，还要为一些报刊涂抹，就把这史地课让与熟悉史地的田园丁（名农）。总之，就是这样借文学院的余荫，在红楼一带，我又混了一年。1946年，西南联大合久必分，三家各回各的旧地，革故鼎新，北京大学又开门营业，像我们一些既无学又无名的，当然只能另谋生路了。
提起生路，还要说说，就在瞎摸海，飘在半空的时候，自己幻想的报刊虽然如梦幻泡影，成为现实的报刊，单说近在眼前的，北京、天津两地，却为数也不少。编报刊的，有些是熟人；有些本不相识，经过熟人介绍，也就成为熟人。这结果，可以想见，老习惯，手痒，就可以换来一些稿酬。还有欲手不痒而不可得的情况，仅举二事为例。其一在北京，是南星兄编月刊《文艺时代》，就曾要求每期交长文一篇。另一在天津，多年来有来往的张、马二君编《新生晚报》（当然是日刊），就曾商定开个栏目名“周末闲谈”，由我独力承包。此外在北京，有约稿关系的报刊还有不少。现在回想，其时是少知（甚至是无知）助长了胆量，发展了狂妄，于是想不到揽镜自照，而就写写写。就内容说，都写了什么？因为光复了，希望的成分增加，而希望，任何人都知道，总是与失望为近邻，所以就一变而为牢骚。牢骚来于对某些事，连带的还有某些人，不满，这就最容易意味着，对于另外一些人怀有幻想。又是幻想！但过去的也就罢了。这里，因为是回顾一个段落的困难生活，由不定期稿酬而来的小利就像是值得大书特书。尊为“大”，是因为，纵使未能如孟老夫子理想的“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衡门之内的老中幼，计已多到七名，却都平安地活过来。
《流年碎影》 覆鹿亡羊（2）
这样说，我的实况显然就优于覆鹿亡羊，因为还不是“究竟无所有”。那么，这篇的所说不就成为文不对题了吗？也不然。来由是，对于个人迷信，我虽然经常畏而远之，可是有时想到昔年，披星戴月，甚至偷课前之暇，连缀成自信为自由之谈，到头来无论原稿还是印件，都成为黄鹤一去不复返，也不免于烟消火灭，可怜无补费精神之叹。
《流年碎影》 旧业
旧业，指教书。上一个题目所讲，是迷醉于幻想，想编印报刊，直到开书店，这是不甘于到学校去当孩子王。可是大的局势，小的局势，使我的头脑中增加了自知之明，领悟想活，还是只能到某一个学校去当孩子王。这是退守，不光彩吗？其实也是自古而然，以至圣和亚圣为例，都是先则幻想，得其君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及至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才回到实际，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总之也是甘心教书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教书要有学识，因为大多是自己坐在家中，学生找上门。现在大不同，是只有所谓学校的组织，有组织就要有说了算的头头，想教书，就要通过头头点头这一关。这是说，比学识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关系。显然，我不得不操旧业，教中学，就也要靠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找个饭碗，难易的情况不一样，我这一次是偏于易的，不是由于自己有什么优越条件，——或者说，幸而有一个优越条件，是几年来与南星有较多的交往，也就有了较深的友情。南星与我是通县师范同学，我比他高一班。考入北京大学，我学国文，他学英文，我还是比他高一班。毕业以后，因为赶上国土沦陷，我们的生活都困顿，语云，同病相怜，又因为我一直喜欢他的诗人的气质，钦佩他的诗文的造诣，所以关系就越来越密切。记得前面也曾提到，梦之时，一同幻想编印《天上人间》之类的期刊，觉以后，他编《文艺时代》，我就给他写文章。时移则事异，一切都成为泡影之后，其时虽然还有临时大学补习班的钟点，名称的“临时”足可以预示，这是不久就会失去的，所以未雨绸缪，应该尽快建造新的一窟。而碰巧，南星的北大同班同学有的从西南飞回，而且不只一位。且说其中的一位，姓田，腾达而未大腾达，接任了第四中学的校长。是缺人还是愿意带一些自己的人，不知道，只记得是1946年年初，南星就答应去教英文，接着就介绍我去教国文。第四中学在地安门以西，厂桥略南，西什库后库，离我家不远，主要还是这是个靠得住的饭碗，所以就“从速”（说不上“欣然”）答应了。课程是三班，每一周要口讲指画十几课时，每两周要改一百多篇作文，为了活命，也就只好忍下去。
说忍，来由主要不是好逸恶劳，而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这种课堂式的学文的方法必是劳而少功。可是一个人的私见又能怎样呢？也就只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糟糕的是，我有时又不安于人云亦云。这是说，多年来的一贯胡思乱想加常常嘴不严的习惯未能警惕而革除之，有时上课堂，由课文连类而及，就未免说一些不合规范的话。不合规范，如果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范围内的，关系不大，如果阑入时事范围，显然，问题就会化为严重。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其时也是处处安插寻访并定时汇报异端情况的正统人物，于是经过传递，在校当局的眼里，我就成为，至少是非言听计从的人物。何以知之？是承什么人委婉地告知：“有的学生反映，虽然讲得不坏，有时喜欢说闲话。”闲，言内意是所讲非讲课文所必需，这里显然有言外意，怕越描越黑，只好以相视而笑，心照不宣了之。了之之后呢？短期内也许知所警惕吗？后来想，还是借了同出身于红楼，又为南星所推荐的光，1946年上半度过，依例，暑假期间可以变动人事，可是学校还是表示继续聘用。暑后开学，仍是每一周十几课时，每两周一百几十篇作文，可不在话下。有变化的是大环境，内战的局势紧了，物价上涨的速度快了，连带的胜利从而万象更新的美梦断了，冤有头，债有主，除少数正统人物以外，心里当然都有些、甚至很多不满。物不得其平则鸣，我不免也就面对学生说些愤激的话。其后当然是汇报，因为异端的味道更加浓厚，得到的回报不再是委婉的劝告，而是“不要在课堂上谈国事”。稍通世故的人就会知道，我的对应之道最好是主动离开，以免校当局不好办（辞退，碍于情面；不辞退，难于交差），或自己丢脸。学期结束，又凑巧，文学院的同事也多有交往的田君仲严（名聪）来，说贝满女中有初中修身课，问去不去教。饥者易为食，又因为修身可以不改文，轻松，就欣然答应。有了新枝可栖，立刻就表示不再往四中任课。学校顺水推舟，表示同意，面子上维持个好合好散，我业依旧，只是换了个地方。
贝满女中是教会学校，分初中、高中两部，都在灯市口路北，初中在西口内教堂旁，高中在东口内佟府（清初大臣佟国维的府）夹道。与西什库后库相比，距离我住的后海北岸，灯市口要远一倍左右。这是就路程说，我不得不舍乔木而取幽谷。其实呢，除路程稍远以外，其他方面，我觉得都是由幽谷而迁于乔木。这里就说说其他方面。我视为最重大的是有所想，到课堂上说几句，万一与校当局的想法不尽同，能不能获得容忍的待遇。这在上面已经说过，四中是由（国民）党统治，不能容忍。贝满呢，由教会统治，能容忍。我这样说，像是公然与近代史上诸多反帝国主义侵略的说法唱反调，有媚外之嫌。那就缩小范围，或换个角度，说，来自新旧约的教条，总是不像来自党义的教条那样厉害，那样可怕。原因很简单，是党义的背后必有政治力量，也就必有武力；教义的背后则未必。再缩小，小到贝满女中的课堂，像是没有安插定期汇报的人物，证据是，在教会有力量管理的时期，我没有听到委婉的劝告或警告。在这种我视为重大的之下，还有值得欢迎的。一种是，学生由男变为女，空气就由粗率变为细致，生硬变为柔和。细致和柔和何以就高过粗率和生硬？答曰，这是由感觉来，至于理，我也说不清楚。另一种，也许因为呆得时间长，前后四年，交了不少知心的朋友，至今还念念不忘的（留待另一篇详说）。还可以加说一种，与生活有更密切关系的，是对抗物价飞涨，学校有妙法，是开学时收学费，都折合为面粉，每月领工薪，就不会因通货膨胀而吃亏。且说1947年初我离开四中往贝满女中，本来只有初中的修身钟点，可是到校之后，因为高中国文课还缺人，就又分了一班国文钟点。以后是高中课逐渐增加，就只教国文不教修身了。
苏东坡诗有句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四中混了一年，接触的人不少，且不说怀念，有没有值得说说的？可惜我记忆力很坏，单说同事，除有大名的教数学的马先生（文元）和教化学的刘先生（景昆？）以外，几乎连印象也没有了。但系人于事，也可以选拔两位，代表生活之道（也许不宜于高称为“道”）的两个尖端，略为点染。一位是王桂，字月舫，教历史的。何以对于这位就网开一面，记得一清二楚？以时间先后为纲，原因可以凑两种。一种，他是193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毕业生（还有个印象，是他毕业以后舍不得离开红楼，曾根据学校毕业生可以不经过考试再念同院另一系的规定，继续上学），因而就有同学之谊。另一种，是我在四中，以及离开四中之后，同他都有些来往。有来往就有可能多有了解，而说起他，了解就不只是可能，而且很多。这也有原因，是他的为人，诚朴而柔弱，关于柔弱的一面，纵使习俗认为不宜于外扬的，他也直言不讳。这里只说一次的直言不讳，是在四中的教员休息室里，两课时之间，我发现他下课后和上课前都往厕所里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一直怕学生上课时候闹，更怕因闹而失业，所以课前课后就想到这些，而每一想到就小便失禁，只好多上厕所。他的话不禁使我想到旧话的“行自念也”，也就更加感到人生旅程的不易。王桂同学的心理状态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另一位就不然，而是及时行乐，有今天不管明天。这是一位教体育的，恕我忘记他的大名，已经三十出头，还没有如意佳人，也许不曾想过什么如意佳人。他也有所好，是到西单商场，用工薪换自己喜欢吃喜欢喝喜欢玩的。所以他的行踪也形成规律，如他自己所宣扬：“发薪之后头十天，想找我，到西单商场，后二十天，到学校，因为钱袋空了，就决不出门。”这位的生活态度也使我有所感，不再是慨叹，而是惭愧，因为我领得工薪，如果也走入西单商场，至多只是买两本旧书而已。现在，由离开四中之时算起，已经近半个世纪，月舫兄如果不早作古，这样多怕，红卫恐怖的大革命十年，大概只能昼夜不离厕所吧？至于那位旷达先生，无家一身轻的生活，究竟能够延续多长时候呢？语云，不要为古人担忧。其实，为今人担忧也大可不必，那就不再想这些，任其如云烟消散吧。
《流年碎影》 《世间解》（1）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机遇》（收入《负暄续话》），说它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却又一时一刻离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