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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笑完了，就还要说真格的，办真格的，即找车，下乡。其时，比不了改革开放的现在，什么都不方便，找车自然也不例外，奔跑，托熟人，好容易才找到一辆，名为北京130。定10月14日起行，头一天忙到半夜，把应带的装好捆好。14日晨车来，送的人不少。开车，四女儿跟着去，有名实二用：实是帮助安顿，以期困难可以少一些；名是暗示乡里，还有人管，并未到日暮途穷的地步。车沿京津公路东南行，不知为何，到大孟庄未转东，仍南行，到杨村转北，到村里恰好是中午。村里不少人来，情面是帮助卸车，心里大概是看热闹吧，少数，如小学同学石卓卿，推想会有怜悯之心，可是也只能“相视而笑”。幸而人有了生，就具有一种神妙的本领，是对于已然的，能够安之。我之被赶出都门，到乡村过自炊自食的生活，到用具等抬进屋，成为已然，我不得不安之，乡邻也就随着安之。第二天，四女儿走了，我开始走上人生的另一条路，而断断续续，这样的生活竟延续了五年。是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我故乡剩的八间房都倒了，这种自炊自食的生活随着也倒了。但影像并没有绝灭，而最清晰的是初到的时候。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青衿游北序（指北京大学），白首转西厢。稚幼争窥户，糟糠欲下堂（谓妻未同来）。榻前多鼠妇（家乡名潮虫子，写实也），天外一牛郎。默数晨鸡唱，方知夏夜长。
诗写成，有人看到，欣赏“榻前多鼠妇，天外一牛郎”一联，说不虚下乡一行。我喟然叹曰：“以长时间难忍的困苦换十个字的对偶，代价也太大了！”
《流年碎影》 困难重重
写下这个题目，立刻想到某些自负为先进的人物必批而评之，曰怕困难，正好证明自己落后，因为力争上游，就要信“一不怕苦”，并黾勉行之。不得已，入话之前，又要辩解几句。先是要随佛门之后，承认世间有苦。记得我还发过高论或谬论，是能享乐算不了本事，能受苦才是大本事。何以这样说？是因为有此本事，碰到不能避之苦，才可以不以为苦，或说不感到过于难忍。这样说，我之推重受苦，最终的目的仍是减苦，或不忌贪多，说求乐。避苦求乐，是“天命之谓性”，所以受苦是不得已；如果得已，最好还是不受苦。也可以躲开讲理，单单以事证之，是高喊“一不怕苦”的，自己并不去受，而是提倡甚至强迫别人去受。强迫别人去受，自己会有什么获得吗？曰有，浅是《论语·子路》篇说的“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心里舒服，深是“忍看”违者或设想为违者在受苦甚至走向死的路上挣扎，心里更舒服。这是“己所不欲”“施于人”，结果就多种本可避之苦成为不可避，许多人就只得去受。我被迫还乡，成为许多人中的一个，凭良心说，较之加冠发往北大荒的诸君，还是如在天上。但究竟受了些本可不受之苦，为了也留个痕迹，或者还有教育意义吧，说说。以三才的天地人为序。
天指因天时而有的过冷过热。我受命还乡，由1971年到1975年（1976年地震房倒，成为欲回去而不可得），共回去五次，累计住一年以上，其中既有炎夏又有严冬。带着跟我几十年可以算作古董的温度计，感到过冷过热就看看，室内，记顶天的，炎夏是33摄氏度，严冬是零下3摄氏度。与北京大学朗润园的住屋相比，夏季所差不多，住北京，伏日，也曾高到30摄氏度。可是以感受为衡量的标准，多年经验都是，30摄氏度是个关口，稍低，哪怕只是29摄氏度，不觉得难受，一到30摄氏度就坐卧不安。而我这家乡的斗室，不只是30摄氏度，而是33摄氏度，其难过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冬季的温度所差就多了，朗润园的住屋供水暖，保证不低于18摄氏度，不算高，可是我的习惯，入夜，稍有寒意，棉被厚些，就更容易梦见周公。家乡呢，冷到零下，水缸内的水面结薄冰，空气自然也是凉的，入夜，不敢脱棉衣，躺下，被子、毯子、外衣都盖上，用毛巾蒙头，还是没有一点暖意，也就欲梦见周公而周公也不能耐寒，不来了。糟糕的是还有上床之前，冬季天黑得早，时间不短的一段，屋里太冷，坐不住，怎么办？只好到王老四的热炕头去坐一晚上。时间混过去了，但总不能免于无路可走的悲哀。
接着说地，即这间斗室。因为曾用作粮库，天赋会打洞的老鼠，推想已经在地基和四面墙（甚至屋顶）中建成公路网，所以整个一间房，无处不通风透气。也许有好处吧？例如容易换空气就是。但坏处则更加明显，是不宜于经受风雨：刮风，屋里必蒙一层灰尘；降雨，屋顶必漏水。灰尘事小，漏水事大，所以要常求人上屋顶修理。灰尘和雨是死物，还有活物，而且不只一种。大户是老鼠，想来是故地乐得重游，光天化日之下，常常由屋的某处出来，跑到另一处，钻了洞。看来也是“生活提高了”，都健壮，而且像是心情也舒畅。更讨厌的是夜里，经常在顶棚上跑，踩得报纸嗒嗒响，吵得不能入睡。我没有娄师德那样的雅量，想反击，以略吐愤恨之气。于是置备了铅条制的老鼠夹，并用美食，如炸油条之类，引诱它，希望它能欣赏，啪的一声而毙之。万没想到，这李斯赞叹的“仓中鼠”竟也是“天纵之圣”，不管怎样用美食引诱，硬是不下口。我非天纵，但有勇气承认失败，于是干脆把鼠夹也扔掉，着重练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另一种是潮虫子，雅名所谓鼠妇，灰白色，有小手指甲那样大，像是腿很多，有时掀开席，就看到一群到处爬，虽然未必咬人咬物，却也很讨厌。还有一种是跳蚤，身体小，却害处大，也是经常有。土地土炕，宜于它们发荣滋长；它们且有优越的天赋，小个头儿，跳得快，既不容易入目，更不容易入手。白天，也许藏在什么地方吧，入夜就钻到背后，且游且吸血。贪吃，常常在褥单上留下红褐色的污点可证。如蚊，吸血后也留下遗毒，被咬处很痒。又不得不反击，是用敌敌畏，稀释后多处喷洒。战绩呢，也许同于曾文正公，“屡败屡战”吧。
最后说人方面。我是单身还乡的，人是社会动物，饮于月下，“对影成三人”，其困苦是多方面的。只说唯心、唯物两个方面。新风，唯物高，先说唯物的。以我感受最深的小事为例，比如出门，带两三个包，在车下或车上，想到厕所方便一下，如果身边有个伴，就轻而易举，反之，只是孤家寡人一人，就成为大难。而行路之难只是一时，我之居乡就不然，而是三四个月。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时为身病或心病，夕阳西下、应该动手做晚饭而“很”不愿意动，看看身边没有个人影，不夸张地说，真是一阵心酸，想痛哭一场。但哭，不要说劝解，就是看的人也没有，又有什么用？实际可行的只是，或捏着头皮动，或向高僧学习，过午不食，总之都是苦，只能不言不语地受。再说唯心的，虽然较为虚无缥缈，由苦的感受方面看，说不定还应该推为上位。这里却有了道俗之分。道是主动（或努力，或乐得）住茅棚，闭关，求常乐我净。绝大多数的俗人就不成，无事之时，身边无人，就想往街上跑，看看马路上有没有吵架的；已经跑不动，如果屋里有电视，就打开看。我是俗人，虽然有时可以安于面对书本或面对稿纸，却无大雄之力违俗人之性，不动心地过面壁生活。正面说是很希望身边能有人，或谈学问，或拉家常，甚至相对无言，都可以。可是事实是没有；没有也能生产，所生是强烈的孤寂之感，一种难以言说的苦。
仍是人事，信传说，由燧人氏起，我们就离不开火。火的大用，限于小家小户，主要是三种，烧饭烧水，照明，取暖。我的家乡穷而僻，上不了经传，但也略有改革开放的精神，照明，由我祖母的黑油壶进步为我母亲的煤油灯，再进步为我还乡时期的电灯。另外两项也未停滞不前，而是可以烧煤球（用火炉）。但煤球贵，且不易买到，现实主义，就仍得无改于祖先之道，烧柴。北方寒季长，不知由哪一朝的哪一位天才发明，室内盘火炕，室外（外屋）修灶（灶上安铁锅），灶与炕道相通，炕道远于灶的一端转为上行，穿出屋顶，升高为烟囱。这样，比如冬季，晚间点火做饭，烟囱抽火和烟往里走，就可以室内无烟，炕面变热。点火，能做熟饭可不在话下，另一神妙是炕变热，室内变暖，就可以饭后，聚坐在热炕头，听讲鬼故事，到听得发困，往被窝里钻，被沾身，有暖意。我熟悉这有诗意的优越性，第一次回去已经是秋冬之间，当然愿意照方吃药，室外已修上灶，就试。可是烟不往里走而往外冒。请人修理，找原因，糟糕的是谁也说不清原因，只能猜想，碰。不幸是猜也没猜对，碰也没碰对，修理之后，只要一点火，烟还是往外冒。如此，不要说取暖，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急中生智，想缩短通道，把灶移到室内炕的一角（家乡称为搭锅炕？）。改造完，点火试试，仍是照旧，而烟则都留在室内。又失败了，而不得不吃饭，就启用备用的煤油炉。可是，也许我的技术有问题吧，也竟是不好用。就这样，主要是第一次回去（以后就不再用柴灶，而用煤油炉），为了火，我简直伤透了脑筋。
人事方面还有个很难避免的困难是患病。病，如果不很轻，一般要吃药，卧床静养，这就一定要有人照顾。可是我是孤家寡人一个！幸而老天爷开眼，怜悯我这孤苦的，下去五次共住一年多，竟没有得严重的病。我们家乡说的头疼脑热（感冒之类）不能免，而就是这样的小病，既来之，就会发烧，浑身无力，想卧床，也应该卧床休息。可是卧了，休了，到该“传膳”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还是只能挣扎着起来，点火。还有一次，是挣扎着也起不来，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应该具体说说，以求如鲁迅先生之“立此存照”。那是最后一次回去，1975年的8月24日，星期日，早晨起来，吃了早点，还写一封信，忽然觉得发冷。不一会儿转为发烧，头昏，赶紧躺下。又过一会儿，加上晕眩，天旋地转，而且反胃，躺，躺不住，起，起不来，非常痛苦。想叫人找医生，又一想，门插着，要先去开门。可是晕眩得太厉害，不能睁眼，自然更不能起身。其时已经是中午，心里想，这样下去，万一生命如此结束，就连一两句遗言也没有，怎么好？动不了，也只能忍一忍看。一直躺到下午三点左右，反胃过去了，晕眩也轻了些，试试起身，成功了。当机立断，投奔张庄马表弟，如果暂不能好，总不会没有人管。马表弟是中医，挣扎着走到他那里，药，饭，卧床，都有人管，困难才化为空无。
至此，困难说了一大堆，都是个人身边的小事。有什么意义呢？语云，小可以喻大，也就未尝不可以放大。放还可以一放再放。一放，可以得个消极（不该怎样）的教训，是像这样损人而未必能利己的强制措施，已然的，要确认是错了，并前事不忘，堵死再出现的道路。如何堵？要以小民的幸福为重，如何行，取决于多数人的慎重考虑，而不是一个人的灵机一动。再放，还可以得个积极（应该怎样）的教训，是道听途说，讲治平之道，放眼世界，有些地方是把“福利”奉为措施的南针的。其结果，人有了生，只要不危害别人（包括多数，即社会），就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满足于吃救济金而不干活。我“无缘飞异域”，眼见是办不到了，但仍愿意学耳食之徒，闻而不疑，并希望我们也试试。试，有什么好处呢？为所欲为，不敢，总可以不被迫还乡了吧？
《流年碎影》 劳而食
这是想说说，还乡时期，劳动方面的情况。劳动指生产劳动，在农村，即农业劳动，起火做饭之类不与焉。人有了生命，要求能活，而天上不会落下馅饼来，所以不得不从事多种劳动。一个人的所能有限，不能、也不宜于把多种劳动包下来，所以要分工。工有多种，有没有高下之分？难言也。爱因斯坦坐在屋里写相对论，邻居二大妈站在院里喂鸡，由都需要方面看，也未尝不可以说在什么什么面前人人平等。可是转为别的角度，如难易、文化的积累、社会效益等等，二大妈的劳动像是又不得不屈居下位了。由此我们会想到，天之生材不齐，只有“都要能活”不许打折扣，其他都可以灵活。分工是灵活；没有工作能力（老弱病残），可以不劳而食，同样是灵活。但总的原则应该是，人人要尽己力之所能，劳动。违反此原则，如旧时代，有些人不劳动，反而多享受，不合情理；新时代，分配王力去看楼门，朱光潜去打扫厕所，也是不合情理。
与王力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相比，我是无能之辈；但也不是任何事都不能做，不过已被判定为有罪兼无用，并逐出都门，也就真成为无用了。无用碰到无业还会产生缠夹，因为照新时代的规定，有业而无用或不用，可以依法休息（普通曰退休，高级曰离休），也就不再有劳动的义务。退职成为无业，没有依法休息的权利，而投笔归田，要在生产队之内分农产品，不劳动，不就成为不劳而食了吗？稍可自慰的是已经年过六十，颜不红而发白，守亚圣之训，“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也就可以安于不劳而食了吧？可是说起亚圣，乃孔老二之徒，其师已下降为老二，其徒的话还能算数吗？所以要薄古而厚今，看看现在是如何规定的。不幸是谁也不知道，——就是知道，农民依祖传，我行我素，也必是不管规定不规定。所以结果就只能走道家的路，少思，听着。也许是借了旧家的余荫吧，我走入斗室，忙我自己的事，各级有权者没说什么。
但后来还是从事过一些劳动，以何因缘呢？先说第一种，拾粪积肥。是还乡之后不久，我到村西南五里侯庄子三表妹（张庄马表弟的胞妹）家去串门，表妹夫沈如栋跟我说，我无事，常到野外走走，这样空身不好，因为农村没有这样的，觉得奇怪，就更注意看。不如买个粪筐（我们家乡名粪箕子，树条编，直径尺余，不高，一面有梁，可置肩上）背着，不论走到哪里，就没人注意了。路上碰见粪，愿意拾就拾，交生产队，也算有点贡献。我觉得他这主意不坏，主要是可以助长我各处走走的自由，就在下一个集日，到镇上买—个。还要配个粪叉，乡邻帮忙，一家出个铁叉，另一家出个木柄，安上，就胜利完成。此后，因为第一次下去，准备不够，诸多不便，还不能如以后，也读也写，屋里面壁难忍，就与这新交的朋友（粪筐）结伴，为逍遥之游。我守本分，见到路旁之粪，不是愿意拾就拾，而是必拾，所以有时机会好，就会拾满筐。满筐，是生产队的所得。我的所得更多。如阮步兵之乘车漫游，获得精神的放，纵使是短时的，一也。二是可以遐想开天旧事，比如走到药王庙之前，就可以想到半个世纪之前，晚上听刘阶明老师讲《孟子》，夜里睡在观音大士旁的情况。走到镇南的中学门口，所想会更多，因为那里原是南大寺，我幼年还见过残破的大雄宝殿。于今是书声琅琅了，有一次如做南柯之梦，忽然发奇想，心里说，如果废物利用，我走上讲台，也许还能讲几句吧？神飞至此，收视反听，瞥见身边的朋友，不禁破颜为笑，继续前行。行，有时还会走进柴门，那就会取得物质的享受。这是指顺便串亲，或东南行三里，到李各庄南院大堂妹家，或西南行五里，到侯庄子沈如栋家，或西行三里，到张庄马表弟家。显然，无论走入哪一家，就都可以吃自己不动手之饭，并佐以无名但也有酒味之酒。提起张庄，还要说一家关系比较远的亲戚，我的堂弟妇的胞弟，也姓马，他的夫人李氏。她是我们村西十二里迤寺村的人，我的最小的姑母嫁迤寺村李家，这位李氏就是李家的姑娘，所以同我就成了双层亲戚。她住在张庄西口内（马表弟住在东口内），西口外是南通天津的公路，我拾粪如西行，经常走到公路而后返，所以在她的家门以外也不断遇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