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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离开南昌之后，起义军的日子便日益艰难起来。山路崎岖，酷暑难当，官兵背着沉重的兵器和军粮，每日最少行军180余里。最苦的是炮兵，由于走的是山路，车辆牲畜几乎无法使用，只好雇用大批民工来扛。可起义军每到一地，不明真象的老百姓早吓跑了，不但找不到瓜果蔬菜，连吃饱肚子都很难。起义军官兵饿极了，只好闯进民宅，四处搜寻可充饥的食物。这一来名声更坏，贺龙虽然出于维护军纪的目的，连杀了几个违纪官兵，可是当初雇来的那些民工，因吃不了这种苦，先后都偷偷跑了。这样，扛炮架、背炮弹的任务，便全部落在了炮兵官兵的身上。
8月24日，天刚蒙蒙亮，太阳只探出半个脑袋，发着暗红色的光。突然，咆哮的机枪和轰鸣的炮声如翻腾的海啸般炸响起来。以逸待劳的国民党军队向起义军发起了猛烈围剿。
起义军前委当即在瑞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首先击破会昌之敌，然后向广州进发。攻击会昌的部署大致如下：朱德指挥教导团和20军一部，向会昌东北之敌攻击；11军24师和25师由叶挺军长指挥，向会吕西北之敌进攻；20军一部位于瑞金附近，作为战斗预备队，贺龙军长指挥策应各方。会议结束时，周恩来紧锁浓眉，严肃地说：“撤离南昌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但今天面临的是决定命运的一战。前委指示各部，作战前必须深入进行战斗动员，讲明这次战斗的重要性，一定要把敌人打垮，占领会昌……”
建军史上，会昌之战是极其惨烈的一仗。会昌城虽不大，但城墙异常坚固，而且敌守军火力密集，兵员精良。贺龙的20军几乎丧尽精华，才将钱大钧部击溃。在战斗的紧要时刻，黄绍竑部在侧翼对起义军的阵地进行偷袭，幸亏11军炮兵营占据了有利地形，他们在承受着敌军炮火猛烈轰击的情况下，用8门炮的两个齐射将偷袭部队炸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从而为战斗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会昌之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起义军元气大伤，陈赓等数员战将负伤，周恩来也因连日操劳而染上重疾，高烧到40多度。
更可怕的是，敌军虽然遭到失败，可依然困兽犹斗，他们在短时间内获得兵员补充后，又像驱之不散的一群野兽，龇着尖厉的牙齿，低吼着围来。
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分散敌人的目标，前委在研究了当前敌情后，决定在三河坝地区兵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主力大军，经揭阳向丰顺进发；另一部分兵力驻守潮汕，保卫后方。
实践证明，三河坝分兵，是一个错误的决策。本来，起义军的力量与国民党追剿的力量相近，但分兵之后，难以形成拳头，而广东军阀钱大钧、陈济棠、薛岳、黄绍竑等从四面八方涌来，顿时使我各部陷入了险境。
9月23日，我军占领潮州、汕头后，立足未稳，在三河坝地区，敌军利用我军不便运动的水网地区有利地形，再次发动了潮水般的进攻。
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起义军打退了敌军多次进攻，毙敌数千人，但我军也遭受很大损失。叶挺部被敌军重兵围剿，损失惨重；朱德部的兵力也受到重大损伤，且与总部失去了联系。朱德当机立断，率领近千名官兵攀悬崖、跨绝壁，出其不意地从敌人侧后杀出一条血路，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0月5日，当冲出重围的起义军清点人数时，两个月前的3万大军，如今仅存2000余人，当初的三个火炮营及各师团配属的百门火炮，如今仅存11军25师的7门迫击炮，其余的各种火炮，均在行军战斗中毁坏或丢弃。
然而，就是这2000名壮士，就是这几门火炮，几经转折，最后终于百川归海，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起义军会师，燃起了中国大地上的武装革命之火。
秋收起义，毛泽东用上了木管炮
1927年9月10日，是湘南农民揭杆举旗的日子。
山口镇肖家祠堂前的空地上，近百名青壮汉子正蹲在地堰上，大声地猜拳喝酒，在他们面前，是一碗碗糯米酒，一盆盆青菜熬猪肉。
大战在即，为了预祝起义的胜利，起义军中的排以上干部正在这里会餐。这些人中，有的穿着国民党的黄布军服，腰里别着驳壳枪，他们是南昌起义时没有赶上趟的叶挺部队中的一些官兵；有的穿着粗帆布的马褡子，皮肤上泛着黑油油的光彩，他们是安源煤矿的工人；还有的穿着白布褂，头上扎着白毛巾，这是当地的赤卫队员。
一个身材魁梧、头发很长，上身着白布褂子，下身穿一条白细长裤，脚蹬草鞋，手里拿着一件短上衣的人，来到了会餐人群的中间。
他是谁？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停住了吃喝，仰起头来注视着他。
“同志们，你们好啊！我叫毛润芝，是中央派来的特派员，是来同你们一块作战的……”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态度和蔼，语言风趣，再加上有力的手势，大家立刻被他的讲话迷住了。
“大家都知道，一个多月前，我们党已经在南昌成功地发动了武装起义。现在，我们也要拿起枪来，同国民党反动派真刀真枪地干了。党中央很关心大家，希望我们在武装起义中取得胜利，把中国的革命推向前进……”毛泽东的语调铿锵有力，大家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
最后，毛泽东举起酒碗大声说：“我给大家敬酒，预祝各路大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担任起义总指挥，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秋收起义的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三个团，原卢德铭指挥的警卫团改为第1团；安源的工人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2团；第3团是由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组成。具体的行动计划是：1团打平江，2团打萍乡、醴陵，3团打浏阳，得手后分两路包抄长沙。
在这四个团中，显然由工人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2团战斗力最差，武器装备也很不像样子，大多是大刀、梭镖和长矛。
吃过晚饭，毛泽东便来到了2团的驻地。看上去，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大家感到挺纳闷。
原来，毛泽东为了能赶上起义的时间，从武汉登车后，历尽艰辛，紧行快赶，在铜鼓不慎被民团的狗腿子们捉住，毛泽东把自己身上的几块银元送给狗腿子巧妙脱了身，便不敢再走大路，而是专走崎岖蜿蜒的乡村小路，一双草鞋早就磨得烂乎乎，而且脚背上磨破的皮因感染而溃烂了，陷进去一个洞。现在只好瘸着腿走路。
2团的官兵一见毛委员来了，情绪十分热烈，因为这些工人和赤卫队员大多在安源罢工中、在农会组建中见过毛委员，有许多农会会员还读过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委员在他们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毛泽东笑着问：“明天就要上战场了，打大仗了，有什么困难吗？”
王兴亚团长爽直地说：“这有啥子困难，多少年，我们就盼着这一天嘛！明天打浏阳，杀他个龟孙子……”
坐在王团长旁边的柳营长张了张嘴巴，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
毛泽东笑着说：“不对吧！咱们的手过去只是握锄把子，拿锹杆杆，如今要拿刀了，要杀人了，真刀真枪地干了，不会啥子问题都没有吧？”
柳营长鼓起勇气说：“毛委员，要说困难么，就是我们的家伙不太趁手，你瞧，我们这个团人不算少，可能管事的家伙几乎没有，都是大刀片子、梭镖长矛什么的，上了战场，这家伙能顶用吗？”
毛泽东点了点头，十分严肃地说：“这位同志哥说得有理啊！我们的武器是不趁手。可是能不能因为这一点我们就不起义，等到有了好武器的时候再动手呢？那是不行的！因为等是等不来好武器的，敌人只会对我们越逼越紧，不会让我们有得到好武器的那一天。因此，好武器有，我们要到敌人手中去夺么……”
王兴亚团长夸张地说：“谁说我们没有好武器，我们还有这么粗的大炮么！”王兴亚说这话的时候，两手比量的大炮口径足有一抱多粗，把大家逗得都笑起来。
毛泽东诧异地问：“你们有这么大口径的火炮？我怎么没有听说呀？”
王团长十分认真地说：“毛委员，走，我领你去看看。”
一行人说说笑笑向着村口走去。
在村边的空地上，一溜摆着七八根一抱多粗的木桩，这些木桩大都是松木或者柏木，中间已经挖空了，两头镶了铁箍。
王兴亚指着木桩说：“毛委员，看吧，这就是我们的大炮。”
毛泽东一看也笑了，这种木炮装上火药，只能打铁沙，过去几乎村村都有，是护庄用的。
柳营长不以为然地说：“这家伙又重又笨，明天打仗能用上吗？”
毛泽东抚着炮管认真地说：“噢，可莫要小看这木管炮，过去我们护庄护院都靠它么！再说，明天我们去攻城，这家伙只要能运上去，就一定会派上用场的。今天，我们没有大炮也要起义，何况有这么粗的炮，就更要起义了嘛！”一番话把大家逗乐了。
第二天，2团用了十几辆牛车，加上几十条汉子肩扛身背，终于把这几门木炮运到了攻打浏阳城的前线。
浏阳是湖南省的一个重镇，地势紧要，城墙也很厚实，守城的有敌人一个营。开始，他们根本不把这些拿大刀长矛的泥巴腿子放在眼里。谁知还没有开战，突然响起惊天动地的炮声，东城墙被大炮轰开一个乌黑的大口子，黑烟滚滚看不见人。守城的敌人害怕了，不知谁喊了一声，便纷纷扔下武器，弃城而逃了。2团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浏阳。为夺城立下首功的，当然是那几门木管炮。
没想到初战会胜得这么痛快，王团长喜滋滋地立即策划着去攻打长沙。上上下下的士气也都非常高涨，都觉得长沙的守敌肯定也是不堪一击。
谁知形势急转直下，本来准备与2团汇合，然后去打浏阳的3团，在东门市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敌人的火力十分猛烈，3团猝不及防，受到重大伤亡。
已经攻占了浏阳的2团因没有后援，还没等到打长沙，便陷入了敌人的重围，最后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但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那几门荣立战功的木管炮，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从9月9日到19日，在短短的十几天中，毛泽东从攻打大城市的幻想中迅速清醒过来，他冷静地认识到：依靠现有的革命力量，不要说占领什么大城市，连浏阳、醴陵这样的小县城都“吃不掉”，当务之急不是与敌人决战，而是要保存革命的火种，待条件具备时再发动进攻。
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前委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耐心地说服了大家，起义军向萍乡方向实行总退却。
没想到，9月25日，起义军误入了江西军阀朱培德重兵布下的包围圈，经过一番激战，毛泽东率领一支部队冲出包围，而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年仅22岁的卢德铭同志却光荣牺牲。
部队连吃了几个败仗，伤亡惨重，再加上4团2营阵前叛变，使大家的情绪更加低落。此时，敌人在后边紧追不舍，起义军只能边打边撤，一路上，死的死，伤的伤，病的病，逃的逃，等到了三湾镇时，起义时的5000人马只剩下不足1000人了。
部队决定在三湾进行改编。
当激昂的军号把疲惫不堪的全军集合起来的时候，毛委员又神色坦然地站在了大家的面前，他头上蓄着长久未剪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当地老百姓常见的那种蓝布褂，腿上打着整齐的绑腿，脚上套一双草鞋，只是高大的身躯显得瘦弱单薄了许多。
“同志们，不要泄气，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都是娘生的，他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嘛！”
毛泽东几句轻松诙谐的话，使得大家又开心地鼓起掌来。
毛泽东神色一转，用激昂的语调，讲明了革命的意义和征途的艰辛，最后又鼓动大家说：“指挥南昌起义的贺龙同志是靠两把菜刀起家的，现在他当军长，指挥上万人马。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还有两营人，还怕今后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从战场上杀过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百个，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毛泽东的一席话，重新点燃了起义官兵心中理想的火炬。会后，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同志不怕，我们还怕什么呢？”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把这支700人的武装力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连以上设党代表，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了加强。此后，毛委员带着这支军队，登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进军。
广州起义，我炮兵与美国“沙克拉明
号”、英国“莫丽翁”号军舰炮战
1927年12月，广州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南昌起义失败了，秋收起义也失败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哪里呢？
广东，这美丽的南国，是第一次大革命的策源地，是北伐战争的起点。许多革命党人对起义后革命的发展，队伍的去向都没有过多思考，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打到广东去，再来一次北伐。
珠江码头。天阴得厉害，淅淅沥沥地下着牛毛细雨，宽阔的江面上水气迷蒙，挂着外国旗的舰船一队队在江面上随意游弋着。在外国浅水舰的夹隙里，停泊着一些简陋的木制渔船，其中一条小船的桅杆上，挂着白地蓝边的水纹旗，上面绣着一个醒目的“邮”字，外人一看，以为是一条普通的邮船，其实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起义行动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的地点。
船舱有1丈多宽，3丈多长，四周用帆布围得严严实实，只有靠船头的两个小玻璃窗里透出几丝光亮。
30多个人挤在船舱里，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会议，正在这间黑咕隆冬的小船舱里进行着。
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以及准备参加起义的军队主要指挥员张太雷、黄平、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人。
会议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张太雷主持，他压低嗓音，激动地说：“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重要消息，我们关于在广州举行起义的计划，中央已经批准了。”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兴奋地鼓起掌来。
张太雷同志讲完这次起义的意义后，叶剑英同志又详细讲述了敌我之间的态势和起义的基本部署。他说：“本来，我们认为张发奎同情我党的处境和主张，是我们党可以依赖的左派力量，因此在他来广东时给了他多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但没有想到，他把桂系军阀赶出广东，成为广东的霸主后，便翻了脸，不但不支持工农的革命运动，反而磨刀霍霍，也准备对革命进行镇压了。首先，他把我们党领导的军官教导团的武器全部收缴，据说还要对警卫团进行‘清理’，如果再拖延下去，我们党保留的这几支武装都会不战自亡的……”
张发奎，北伐战争中的一员悍将，曾经担任北伐军第4军军长。面对广东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他很快暴露出其反动的嘴脸，准备对共产党人发动血腥的镇压。
“现在，张发奎之所以没有解散教导团和警卫团，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极想在广东扩大实力，巩固自己的地盘，以便在随之而来的军阀争斗中处于强者的地位。情况紧急，我们恰恰可以利用他的这种心理，争取尽快起义……”
叶剑英说到这里，又转了口气，说：“此时起义，尽管有利条件很多，但困难也不少，我们面前的敌人是十分强大的，在广州市内不但有张发奎的军部，还有公安局、保安队等反动派控制的武装，白鹅潭里，还有帝国主义的军舰，估计他们不会袖手旁观。此外，已经迫近广州城的李福林部、薛岳部、许志锐部、缪培南等反动武装，本来是要同张发奎一决高低、争夺地盘的，一旦我们起义，占领了广州，他们就会调转枪口，趁城内大乱的时候向我们进攻。因此，即便我们夺取了广州城，也会陷入四面重围的境地。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会议最后选出了起义委员会的领导人，还确定了起义时间：12月12日。
然而，会议的第二天，情况突变，因为走漏了风声，张发奎准备立即动手解除警卫团的武装。
为了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与敌人争时间、抢速度，起义委员会果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一天，在11日凌晨准时举行。
12月11日凌晨3时许，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首先举行起义。起义的枪声打破了拂晓前的沉寂，也发出了起义正式开始的号令。霎时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