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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内的一个记者问我对于成功开发出这个产品，并在IT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什么感想的时候，我说了自己的心里话：“说实在的，我没有特别兴奋的地方。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炫耀的事情。我们开发出这个产品，用的是国外的芯片和操作系统，竟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其实这是中国IT行业的一种悲哀。”
这话或许有些刻薄。但是我认为我的话确实是我真实的感受。与我曾经参与开发的雷达系统，以及后来主持开发的电视加密收费系统相比，这个小小的掌上电脑，我们自有的技术含量和我们跨越的技术难度是最低的。
中国的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至少在当时看来确实好像有些问题。其实在计算机行业有很多事情，国内的企业是有足够的实力去做的，也应该能产生经济效益，可是却没有人来做，或做成功。
而在电信行业，与计算机企业几乎同时起步的华为等公司却可以孤注一掷，在行业的核心产品和技术上，历经千辛万苦，取得了突破，与国外厂商一拼高低，令对方刮目相看，视为心腹大患。
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好像长期有一种投机的色彩，而缺少一种对企业核心价值追求的锲而不舍的顽强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即使在这个产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仅仅用企业的“生存压力”过大，经济实力不够，技术能力不足等来解释IT行业的问题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毕竟电信行业的一些企业在同样的时代，同样残酷的市场上，在同样的中国的土地上，演绎着另一番景象；当国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投入建设的一汽工业基地的老总们，旁征博引，理直气壮地宣称，按照他们现在的市场能力，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完全没有能力自主开发新车型的时候，奇瑞这个比一汽小很多的安徽企业，不仅从一开始就自主设计车型，而且已经远销国外，在异国他乡建立合资企业了。我们固然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来解释这个世界，但是客观事实，却是我们无法用语言来随意改变的。
历史，不总是一个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当然，行业的普遍情况，不能够简单地归咎于某些个别人的作用。
我的职场十年（十）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22日09时47分
【内容提要】正是在贺志强充分的信任和放权，无私的鼓励，帮助和指导下，我才逐步进入了IT行业，由一个技术管理人员，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综合性的管理人员，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贺志强
QDI是联想集团内部专门做PC主机板业务的子公司。其产品面向国际市场，当时是全球第五大主机板供应商。QDI总部设在香港，研发和制造在深圳。贺志强是常务副总裁，负责技术和生产。贺总比我大一岁，是中科院计算所的硕士，毕业后即加入联想。倪光南事件以后，贺志强好像是惟一留下来的技术出身的高层管理人员。
随着我们工作成绩的显现，贺志强对我表现出了高度的信任和支持。我们通常每个月只是简单地通几分钟的电话，我还会定期给他文字的工作报告。他曾经告诉我，当时聘用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了我的经历后，感到在当时的情况下，找到一个懂技术，懂管理，而且还懂如何做产品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他一直鼓励我在这条主线上不断努力去做得更好。
1998年7月以后，他在集团内部的不同场合经常谈起我，帮助我在集团逐步建立起了一定的知名度，并在后来得到柳传志的重视。
当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我一般总是要从贺志强开始谈起。我会向记者介绍掌上电脑的立项，是贺志强克服重重困难推动起来的。我只是一个执行者。这确实是实情。没有贺志强，便不会有联想的掌上电脑这个项目，自然也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了。我始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决策，其作用要超过执行层面的工作。
集团人事部曾经告诉我，他们看到我和贺志强之间的关系，“非常地感动”，认为是上下级之间默契配合，成功合作的一个难得的案例。
贺总对我另外一个重要的帮助，是使我学会了如何集中精力做有限的事情。1998年下半年，任建在微软内部推动了一个当时引起非常大的反响的“VENUS”计划。它是一个基于WINDOWS CE操作系统的机顶盒产品。比尔盖茨曾经来深圳为此计划摇旗呐喊。当时任建和联想电脑公司都希望我们介入此事，而我以前有过做电视相关产品的经验，所以有些蠢蠢欲动。而且，在我最开始给部门做的规划中，也明确地提出将“计算，通信和家电一体化”作为部门的目标。
当我向贺志强请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非常明确果断地否决了我的建议。并告诉我：“你们现在只有三十人。要想做好掌上电脑，至少要一百人。你们先别想别的事情。”
后来当我们的产品投产，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迫疲于应付的事实证明，贺总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这件事情也让我体验了如何集中资源和精力去做好一件事情；它让我对于如何有效地使用资源有了更清晰准确的感觉。
正是在贺志强充分的信任和放权，无私的鼓励，帮助和指导下，我才逐步进入了IT行业，由一个技术管理人员，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综合性的管理人员，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在贺志强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时间，他给我的全部是支持，几乎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干扰。我好像也从来没有必要去揣摩他的心思。所有工作上的事情，都直来直去。我们之间的合作，成为了我的经历中十分美好而又富有成果的一段时光——尽管这段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二个月。
我的职场十年（十一）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23日09时28分
【内容提要】我相信，人这一辈子，尽管不必超凡脱俗，但是心中应该拥有一些，哪怕只是一个，确实是超越个人，超越功利，不带先决条件，不可改变，不计代价，必须兑现的承诺。
“青云直上”
中国科学院在1998年进行体制改革。年中的时候，出台计算技术研究所改革方案。核心是把计算所与联想集团用某种形式整合在一起。计算所将既是科学院的研究所，同时也是联想研究院。
由于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我被联想集团委派到计算所，担任计算所副所长，兼联想研究院副院长。
从此，我不仅开始介入计算所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和联想集团的领导有了半年的密切接触。这为我的提高和成熟，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这期间，集团领导也多次针对我的毛病，毫不客气地批评过我，对我帮助很大。其中最重要的是让我开始养成“说到做到”的作风。仅此一点，就不枉这段短暂的时光。
在我被集团领导突然提拔起来的时候，联想的很多高层管理人员还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1999年联想与计算所整合失败，我便不再兼任计算所的副所长。所长兼联想研究院院长高文也转到科学院研究生院做常务副院长。联想研究院由贺志强出任院长，重新组建。我亦不担任其中的职务。这件事情，曾在媒体上引起了震动，被提升到企业家为什么难以和科学家合作的高度。
在工作上取得一些成绩，并且有机会时常在媒体上露面之后，很多新结识的朋友称赞我当初回国“有眼光，有远见”。甚至有国内出去，在国外工作的同学和朋友对我表示羡慕之意。
回忆——说不清的承诺
其实，我在1992年回国的时候，中国尚未走出六四事件的阴影。也没有人会料到再过七八年，在美国股市崩溃前后，会形成一个留学生回国的风潮。
我们这批公派留学生，选拔工作开始于六四之前。动身于六四之后。国家没有因为六四取消这个计划，只是教委规定不许我们去北美。“对中国而言，派遣留学生从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一个民族的忍辱负重，发奋图强——这是今天的留学生仍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1990年8月初，我在国家教委奖学金的支持下，作为清华派出的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到悉尼大学学习。1992年8月下旬，当我结束了两年零两个星期的留学生活，登上国航的航班的时候，我心里对未来将会怎样，一点概念也没有。两年的留学生活，我带回来的只有用英文写好的博士论文和几篇在国际刊物和会议上发表的文章，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也没有悉尼大学的学位。
回国前，我的导师Marwan Jabri让他的两个新来的博士生来找我，就他们的博士研究方向来向我征求意见。Marwan也非常希望我还能再回来，并把邀请我来做研究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在我决定回来的时候，一个通过互联网认识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曾认真地问我：“你真的就这样回去不再出来了吗？”我告诉他是的。他问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当时我实在难以清楚地解释，便半开玩笑地告诉他，我这个人比较认命。此生生为中国人，就打算认认真真地做一个中国人；如果我这一辈子中国还是没有大的变化的话，我下辈子一定直接投胎到美国去，也省得办绿卡了。后来看到钱宁写的《留学美国》一书。在书中，他对自己回国的原因是如此描述的：坐在飞机上飞越太平洋上空时，我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回国呢？我感到很难回答。在我，那只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好像有一个承诺要完成。
1992年8月，我从冬天的悉尼回到夏末的北京，当老朋友见到我的时候，几乎都问同一个问题， “你怎么回来了？”这个问题问多了，我便不自觉地开始理性地思考其中的答案。作为国家公派人员，按时回国自然是理所应当，不过这确实不是我回国的最主要原因。当朋友们不断地提问的时候，我头脑中常常会回想起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们。
扪心自问，自己如果有一点本事的话，绝不敢认为主要是自己奋斗的结果。我一直认为我能有今天，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的小学班主任李秀云老师教了我四年的时间。那还是在文革的时候。难能可贵的是，在我们升入四年级以后，每次考完试，她都会用红纸，把我们的成绩公布在教室的墙上。在成绩单的上面，是“比学赶帮超”几个大字。以此来督促我们好好学习。这让我初步懂得了人应该守“本分”。尤其重要的是，她要求我们这些学习好的同学，要定点地帮助学习不太好的同学。由于经常给同学讲解，一个意外的效果是培养了我较强的表达能力。以至于我的大学老师后来评价我道：“只要是你明白的事情，你总能给别人讲清楚。你是一个天生做老师的材料。”
我的中学的最后一个班主任彭延新老师，在我的头脑中印下了基本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方法——尽管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让我养成了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我的价值观主要是在他当班主任时期明确形成的。
中学时代，另外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是政治课老师李杰。当时他是省特级教师，后来任我们中学的校长。李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非常投入，认真和用心。或许当初他讲得很多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失去了意义；或许他对哲学的理解，在哲学家的眼里还非常的初级。但是，他让我初步体会到了分析非形式逻辑的社会现象的方法，掌握了基本的辩证法原则，尤为重要的是引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
在大学，身材不高，湖北籍的英语老师萧家琛对我们要求严格而不苛求，堂堂课上要考试，但是期中和期末的考试却从来不难为我们；萧老师的严厉，让许多同学在每次上课之前都感到相当紧张。18岁上下的我们，正处于浮躁期，他在课堂上放下正常的教学内容不谈，来教训我们20分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给我影响最深的，是他的一段曾引起我们哄堂大笑的话：“学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下苦功夫。不像生孩子，还有无痛分娩法。”为了在课堂上能让我们听到原声录音磁带，他几乎每堂课都要用自行车驮来一个笨重的大录音机。他背着将近有他半人高的大录音机走进教室的形象，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在他的督导下，我不仅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英文基础，而且看到他身体力行地给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敬业。在2004年给母校捐款1000 万元的邓锋，当时和我在一个英语班。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他曾感慨地对我说过：“我现在能有这点儿英语水平，全靠当初在萧老师的高压下打下的基础。”
刚刚从军校专业过来的基础物理老师高炳坤，多数时间都会背着“小军挎”，身着旧军装来到教室。他的身体不好，讲课经常虚汗淋漓，却把物理原理讲得深入浅出，我认为已经达到了大师级水平。他的一个名言我至今记忆犹新，并奉为经典：“世界上任何问题，都是有解的。只是有的时候，那个‘解’的形式，或许你不太喜欢。”2001年，我们入学20周年。回到清华，我又见到了高炳坤老师。我有些好奇地问他，他是如何能够把课讲得那么好。我以为他是受过“大师”的指点的。他平实地告诉我：“我无非是多下了工夫而已，没有什么诀窍。我每次备课都很耗神。”
这些老师在教我的时候，中国或者还在文革当中，或者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我认为他们培养我们，决不仅仅是为了达到提职或奖金等个人目的。文革当中是不存在这个问题，文革后为了这些，他们也不必如此地卖命。他们完全可以找到“投入产出比”更高的方式达到那些功利的目的。
他们用语言，用行动，用心血在教我们做人，在传授知识。我知道在自己的身上，留有他们的心血和期望。我现在如果还拥有一些“价值”的话，那也不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因此我无法心安理得地长期留在异国他乡。
记得在悉尼大学的时候，我们系有一个从马来西亚来的华裔留学生。一次他好奇地问我，为什么大陆来的学生都不打算回去。我告诉他，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况不太好，问题挺多。他反问道：“那不是正需要你们回去吗？”面对他这十分简单而清晰明了的推理逻辑，我无言以对。是啊，抗战中，很多像他这样拥有一双清澈漂亮眼睛的南洋华侨青年回国报效，乃至战死沙场。那个时候国家的情况，从任何角度来讲，都应该比现在我们面对的要糟糕很多。
对这个国家而言，我清楚自己渺小的还比不上沧海一粟。但是这个国家对于我个人来讲，却几乎是自己人生的生命意义的全部。
我决定回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的驱使，而只是因为希望对自己的灵魂负责，才做出的一种选择。因此，这个选择与回国后工作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没有太大的关系。
1993年1月3日晚，做完了论文答辩的最后的准备，我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浏览报纸。在当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我爷爷的学生们写的纪念他的文章。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为了国家，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第二天，我通过清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 3月毕业，就职于一个只有60人的做雷达的国防企业。因为我的专业是雷达信号处理。就这样，我平淡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
其后的岁月，绝大部分时间也并不光彩夺目，甚至有时相当落魄。即使在我的小狗都沾我的光上了电视的时候，我依然住在一个租来的，没有任何装修的；位于北京海淀区上地开发区内的单元房中。那时候，我的积蓄还不能够支付上地一个普通的单元房的首付款。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反问过自己，当初是否应该回来。
我相信，人这一辈子，尽管不必超凡脱俗，但是心中应该拥有一些，哪怕只是一个，确实是超越个人，超越功利，不带先决条件，不可改变，不计代价，必须兑现的承诺。否则，生活纵使充满阳光雨露，人生哪怕历尽沧海桑田，生命终究似无根浮萍，如一缕清烟，随波逐流，过于轻飘。
我的职场十年（十二）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24日10时13分
【内容提要】改变精神面貌有时候可以很快，但是提高能力，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然，建立部门文化和共识，彼此能够默契配合，就更难了。
捏合一个缺乏士气的团队
我刚刚到任的时候，我们部门的状态，是无法完成我们的任务的。当时我首要的一个问题便是招募人员。在这方面我原来没有任何经验。在惠州的集团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带领的队伍，是早就组建好的。如果需要人，集团公司会来安排出去招聘，根本不需要我自己操心。而现在不同了，我必须自己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