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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林斤澜到成都开会，特别到新繁县，向艾芜的墓行礼。送林斤澜去的四川作协的司机，抢在前面，整衣，三大鞠躬。轻轻对林斤澜说：“人太好了，人太好了。”林斤澜说：“艾芜的墓在公园里，便于观瞻，不便静穆。”
林斤澜还没到沙汀的家乡绵阳去，拜谒沙汀墓。是他不愿意去吗？我没有问。
刘真到北京后，立马向中国作协当家人之一的冯牧报告，说林斤澜要叛逃出国，到缅甸。
林斤澜说，这是在西双版纳的时候，他喝了寨主一竹筒家酿，把寨上刚买的一把工艺刀拿出来，舞了舞，又倒在草地上。当时西双版纳当地几个文学青年也在。当时刘真也喝过酒，就在寨主的竹楼上，在她看起来，可能林斤澜太异常了：斯文滚地，手执尖刀，刀尖贼亮，眼神贼尖。当时有一句流行话：“筷子头上也有阶级斗争！”不由得顿生疑心：怎么回事？林斤澜要干什么？这可是国境线！逃亡！林斤澜要干叛国的勾当！
刘真向冯牧报告，可冯牧也许向北京作协问了一问，也许就没有问，把这事压下来了。冯牧是个善良的人，宽厚的人，更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事情很明了，倘若林斤澜出逃，紧挨西双版纳的就是缅甸。缅甸比中国好吗？没有。作为青年作家，林斤澜当红。夫妻又那么恩爱，宝贝女儿还只有三岁。他有可能出逃吗？不可能出逃。
哪知到了“文化大革命”，刘真在河北邯郸旧事重提，写信“揭发”。这回不仅告林斤澜，还告冯牧和中国作协包庇叛国者。在“文革”，这事大了。军宣队那时进驻北京市作协，把破案当作邀功的大事。第一次提审林斤澜时非常凶猛，不容分辩，林斤澜真是气得发抖；第二次林斤澜硬是说明了当时情况，点了刘真的名；第三次林斤澜开列了刘真告过的受冤者名单，包括北京作协的李方立。军宣队充分调查，结果是不了了之。
林斤澜说：“１９７８年复出，受作家康濯之约，到湖南访问。受约者也有刘真，在火车中相遇。刘真把猪蹄和鸡爪什么的拿出来，招呼大家吃，也有酒。十多年了，什么都淡了，我顺便问起叛逃的事。不料，刘真说：‘是啊，是我检举的啊。你就是要叛逃，我今天也这么认为。我现在有钱了，从前被冻结的稿费发回了，你现在还想出国的话，斤澜，我可以资助你，真的。’哈哈哈哈，这样一个人……”林斤澜哭笑不得。
林斤澜说，湖南回来以后，刘真和林斤澜的好友邓友梅同居。同居仪式，林斤澜欣然前往，在座还有邵燕祥、张凤珠。他们的婚姻维持了几年。他们的离异主要还是性格不合。刘真是爱邓友梅的，１９８２年，婚姻气数已尽，刘真还从河北到邵燕祥家，邵燕祥本着能合则合的原则，把邓友梅叫过来，同时也把林斤澜叫过来作陪。林斤澜明知不可逆转，但还是来了。
林斤澜说：“后来邓友梅和诗人韩北屏的女儿韩舞燕结婚。之前，刘真给邓友梅写信。说，你要结婚，我就吊死在你家后门！刘真这人不是闹着玩的，邓友梅吓死了，跑到我家，问怎么办，怎么办显得很慌乱的样子。”
林斤澜说，刘真这个人，实在说不清楚。但她“真”，她从来不在暗地里搞阴谋诡计，这一点很好。
刘真１９８８年出国，定居澳大利亚。
这是意味深长的事。
一个人的十四年
严 平
严平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表过《我们已不年轻》、《职称》等中篇小说以及《想念关露》、《黑在纽约》、《在黎明与黑暗中飞翔》等散文，著有《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
一、在暴风骤雨的前夜
１９６４年６月，荒煤和崔嵬、汪洋同赴新疆，现场审定影片《天山的红花》，争取在国庆十五周年上映。
站在一眼望不尽的荒漠戈壁滩上，一片片高耸的胡杨林，阳光照耀下起伏如浪的沙丘，和纵马驰骋着的美丽的维吾尔族女演员……边疆独特的风光，以它气势磅礴的力量震慑着荒煤已深感疲惫的身心，以至于他的眼里浮动了泪花。
《天山的红花》原名《野菊花》，是西影送审的剧本。荒煤看过后为其中表现出的浓郁生活气息感到兴奋不已，他从来不反对拍摄现代题材的影片，反对的是把拍摄现代题材和拍摄历史题材对立起来的做法。为了加强这部影片的拍摄力度，他建议由北影和西影携手，并由崔嵬、陈怀恺、刘保德联合导演。经过一番努力，影片已经接近尾声，他又亲自奔赴西域拍摄现场，往返于草地和蒙古包，一路颠簸，一路切磋，全身心地沉浸在艺术创作的喜悦中，北京——那座大城市里正弥漫着的紧张空气好像已经离他很远。
他们还参观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会见了政委张仲翰，这位豪爽的老军人告诉荒煤一个“秘密”：退休后他要把开垦石河子的事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到时一定请荒煤帮忙拍成电影。荒煤连连点头，甚至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论起剧本的情节来。那时，荒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天山的红花》竟是老友崔嵬最后一部闪耀着他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影片。而与荒煤一见如故的张仲翰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那场灾难彻底地毁灭了他的创作梦想。
是夏衍的一封电报把他从西域畅想中惊醒，电报上赫然几个字“立即回京”，使他预感到北京怕是又出事了。
荒煤急速地赶往北京，离开前难忘的一幕不断地浮动在眼前。
那是５月１６日，毛泽东主席在人大会堂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代表团。荒煤临时接到通知赶往人大会堂，已经迟到了，毛泽东和客人已经开始谈话，他只好被安排在外宾后侧的一个座位上，不料，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看了荒煤一眼，问道：
“这位同志有点面熟，是哪一位啊？”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是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陈荒煤。
毛泽东又讲“你原来是搞文学的嘛，怎么又搞电影来了？”
荒煤一时不知怎样回答。自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和毛泽东有过几次直接面谈后，２０多年过去了，他参加了许多会议，听到毛泽东主席不少讲话，却还没有面谈过，他惊讶主席记忆力这么好，可事后回想起来，却越发弄不清主席这句话的意思，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搞了１０多年电影呢，还是不满意自己搞电影？
毛泽东同志这时不顾外宾在场，问起文艺界整风情况来了，荒煤告诉他，大家正在学习他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认真检查工作。
毛泽东立即不高兴地说道：
“有些同志老是讲双手拥护（说着他自己就真的举起了双手）我那个《讲话》，可就是不执行！”
后来，毛泽东与外宾谈了一下别的问题就结束了会见。当他站在门口向外宾挥手告别时，荒煤心里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是否要求和主席谈谈电影的实际情况，可一想起他那举起双手的神情，就失去了勇气。他只是回头仰望了一下毛泽东主席那高大的身影——由于身边老有一位矮小的护士陪衬，就显得更加魁梧——怅然地离开了，他甚至天真地想：为什么，主席不能像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那样多找些文艺界的同志谈谈，听听大家的意见呢……事后，每想起这件事，毛泽东主席那双高举起的双手就在他眼前晃动，沉沉的，好像罩在他的头顶。
北京等待着他的果然是一场大的风暴。
６月２７日，毛泽东主席在江青送交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更加严厉地对文艺界提出了否定性的批评。“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主席就接连两次对文艺界作出了批示，实际上，他已经完全相信了江青、康生提供的情况，对建国以来的文艺界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后来认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内因”。
毛泽东对周扬也流露了不满。一次，在谈到要把城里的文艺家分期分批的“赶下去”时，他以玩笑的口吻说要调一个团的解放军把周扬押下去，又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阶级斗争，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
７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传达了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康生在总结报告中不仅指责昆曲《李慧娘》、京剧《谢瑶环》是坏戏，还指责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是大毒草。
８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作出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到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早春二月》本来是打了报告要修改的，为什么又不让修改了，荒煤想不通。但这时，他已经顾不上想了。
电影又一次成了重炮轰击的桥头堡垒，夏衍、荒煤同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齐燕铭因为是党组书记也跑不掉。此刻，周扬还在努力紧跟毛泽东的思路，积极地领导着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北国江南》是一部表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发生巨大变化的影片，七月一上演立刻就遭到康生的指责，说影片中女主角银花双目失明爱流眼泪是宣扬“人性论”、人情味，歌颂瞎了眼的共产党员，是政治上的有意讽刺和歪曲，还恶狠狠地要将片名改为“瞎了眼睛的共产党员”。康生莫须有的借题发挥，矛头实际上是对着影片的剧作者阳翰笙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在他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登出了第一篇批判文章，接着一系列的批判形成了空前的问罪行动。
《早春二月》是编导谢铁骊受到“新侨会议”的鼓励，在艺术上努力实现突破的一次尝试，影片开拍时已是“大写十三年”口号开始流行的时期，无论是影片的创作者还是批准拍摄的荒煤都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这部根据柔石小说改编的影片描写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在二十年代的政治动乱中，艰难地探索自己的道路，探索生活真谛的过程。谢铁骊独具一格的艺术追求加上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的精湛表演艺术以及和导演风格一致的摄影、美工，使影片的艺术水平达到十七年电影艺术创作的高峰。
影片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夏衍和荒煤的格外关注。他们喜欢它，正是因为影片中蕴含着的人道主义光辉激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向往和追求，而影片所采用的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真实地再现了二十年代的社会情景，又仿佛使他们回到了青春探索的年代。正如夏衍在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批判中，剖析自我说：
荒煤同志说，肖涧秋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而我，同样是因为肖涧秋身上有林志成的影子，也就是有我自己的影子——未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子。我和荒煤同志都参加了《早春二月》改编的讨论，荒煤同志认为肖不是逃兵而是伤兵，可以肯定这个人物，（这和我在《上海屋檐下》中肯定林志成是一个伤兵是一致的）所以他主张将人物“拔高”，而我则认为肖是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平均系数”，他是应该争取的人物。总之，我们对这样的人物不仅没有反感，而且有无限的同情。
（《夏衍在文化部整风中的检查》１９６５．１）
正是因为怀着对时代和人物的深切理解和同情，他们和创作者一起投入了很多心血，荒煤亲自阅读柔石的小说，同意改编，分镜头剧本中多处经夏衍亲自修改，荒煤又从始至终参与意见，甚至连主人公肖涧秋头上的帽子都颇费斟酌。
在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批判文章，全国立即开始了对《早春二月》的讨伐，有文章记载，“当时在放映该片的电影院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影片博得如此声誉，以至于外国观众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到电影票，而且发觉这的确是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影片。”然而，讨伐的声浪越来越疯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报刊登载的批判文章就达２００多篇。批判的语气不容许有任何商榷的余地，罪名集中起来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继承了二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传统；一条是宣扬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情、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
事情还只是开始。８月，张春桥在上海传达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电影系统，在北京有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夏陈路线，在上海，瞿白音的《创新独白》就是这条路线的理论纲领”。这是张春桥第一次正式提出夏陈路线，他的这个论调，把批判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实际上，他们正有计划地一步步地勾画着轮廓，把矛头指向最后的目标——所谓“三十年代黑线专政”。
文化部、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加班加点地运动着，周扬在极力地把握着批判方向和尽可能地控制批判范围。他在布置整风的工作会议上宣布，此次整风不搞群众运动，不追究责任人人过关，主要是检查执行党的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整顿队伍，改组领导，然后分批下去参加四清。最初，荒煤还进入了部检查领导小组和批判电影理论小组。他一方面在部党组内作检查，一方面还尽力支撑着工作。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是中宣部负责影协整风的联系人，她在找荒煤（荒煤自１９６０年影协成立起担任党组副书记，书记由夏衍担任）谈话时提出，影协整风主要是三十年代问题，如夏衍出版的论文集有吹捧三十年代的文章，中国电影发展史问题，观摩三十年代电影问题……同时，她也要求荒煤立即停止他的正在排印的论文集和赵丹的回忆录、阳翰笙的剧本选集等。
８月下旬，文化部党组接连不断地开会，几乎每天上下午不停。荒煤在会上做的检查，重点放在三十年代方面，仍然肯定新中国成立十几年来电影取得的成绩，肯定１９６１年新侨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电影三十二条起了积极作用。虽然没有人敢明说，但显然是为了再次发生类似江青把中宣部未定稿的文件送交毛泽东的那种情况，苏灵扬通知影协，只印发公开发表的文字材料，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一律不印发。一次，影协印了翠明庄“出气会”的材料，荒煤立即设法让人追回。
根据周扬的意见，荒煤在影协提出按照以下四种情况检查工作：１．有一条与党对立的路线；２．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３．在资产阶级进攻下，一个时期动摇了；４．一贯执行党的路线。文化部党组在分析影协究竟属于第二还是第三种情况时争论不休。谈到工作上的错误，每一个人都在真诚地检查自己，极力地挖掘工作和思想上的问题。每一次会议，大家都感到无比的沉重和难受。荒煤在一篇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那种难堪的情景：
有一天，文化部党组务虚，研究究竟为什么犯错误，犯了什么错误，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另一位同志则侃侃而谈，说他早已预料到会犯严重错误……燕铭突然站了起来，说了一句，“文化部搞得这个样子……”就失声哭了起来。夏衍接着紧紧把一双手捂着脸，低下头来。我也再不能睁着眼睛去看别人了，也觉得眼前一片模糊。……
（《不能忘却的纪念》荒煤１９７６）
中宣部急切催促着文化部与文联各协会要在９月结束整风，下去“四清”，协会可以关门，刊物可以停办。这些做法后来都被指责为阴谋蒙混过关，以免触及到中宣部“阎王殿”的总根子。８月，电影界在历史博物馆召开了几次大会，批判电影问题。苏灵扬通知荒煤说周扬的意见这种大会容易流于形势，走过场，要停下来，就立即停止了。在电影界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中，荒煤还是肯定了十几年来的成绩，不承认是犯了路线错误。他的检查被认为是强调客观，没有从政治上找原因，总的印象不好必须重来。连他在三十年代的创作也被找了出来，认为是无病呻吟的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候他还没有想到，仅仅是几个月后他就不得不承认了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事实”。
那些日子是无比沉重的，他不断地思考着这个问题：难道我们真是像有的同志讲的，在一心一意搞什么修正主义吗？难道我们真的要搞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化么？他感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