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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走后,小屋里就剩了荒煤和燕铭两个人。
小屋里来人不断,造反派来揪人的,外地来调查的,每天川流不息。有时就在屋子里审讯起来,有的还坐在那里逼着他们现场写材料,稍有犹豫就是一阵谩骂。白天他们被拉出去揪斗、示众,到了晚上,两个人常常被弄得鼻青脸肿地回来。然而,他们没有倒下,即使在最危险和混乱的时候,他们也互相帮助和鼓励,并以自己对生活的信念善待周围的一切。十几年后,荒煤说,“我必须写下这些回忆。因为,只有我,和他在一起患难,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在他的题为《不能忘却的纪念中》真实生动地记述了他们这一对“难友”是怎样在那些“无休止的揪斗、批判、示众、劳动……”中挺过来的。
一次,齐燕铭被揪到工人体育场批斗,回来后兴致勃勃地给荒煤描述会场的情景,说“吴晗我简直不认识了,又黑又瘦”,谁好像要和他打招呼他装着没看见;又说会开得很乱发言听不清,有一个更大的黑帮分子在散会后居然对造反派头头埋怨,“你们怎么搞的,会开得乱七八糟,”结果马上挨了一顿揍。说到这里齐燕铭还长叹着说“真是比我还书生气。”第二天,荒煤在街上看到了那场揪斗大会的“百丑图”。齐燕铭弯着腰,两手被扭到背后,头向上仰着被人拽着头发,一双近视眼眨着白眼,像是惊恐,又像是痴呆的样子。他回来对燕铭说了,没想到齐燕铭第二天一早就戴上大口罩,把帽子拉得低低的跑去看“百丑图”,没有找到居然还很遗憾。
还有一次,革命群众逼着齐燕铭交出保险柜的钥匙,不交显然凶多吉少,保险柜里是齐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时的笔记,还有总理讲话和交办的事情,为此他俩连夜紧急商量对策,终于想到了要求国务院的革命组织会同文化部的革命群众,一起打开保险柜的主意,还索要了正式收据。事后,两个人居然跑出去买了一条活鱼,回来高兴地饱餐一顿庆祝胜利。那时候,他们开始自己起火做饭,为的是减少到食堂吃饭经常被现场批斗的麻烦。荒煤年轻几岁就承担了采购任务,燕铭负责炒菜。两个人戏称是过上了“亭子间”生活。
后来,齐燕铭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荒煤劝他回家去住,可是逢到突然通知要开批斗会,荒煤就得连夜赶到燕铭家里。
很多年后,荒煤对人说起这些数不清的批斗会:
他诙谐地把那时的各种批斗立了名目,分成自费批斗、顺便批斗和争夺批斗几等。自费批斗是只告诉你在何处开会,不管接送,到时你必须自己乘车前去接受批斗,因为坐车要自费掏钱买票,所以叫做自费批斗。顺便批斗是人到了会场还不知是为何批斗?批斗对象是谁?有一次已批了半天,主持人想起了问荒煤是谁名甚,荒煤答过后,主持人怔了片刻,随即说,“这次批判与你关系不大,不过,你也听着吧!”这种不知所指为何,捎带地批斗,就被称作顺便批斗。争夺批斗就是两派群众互相争夺批斗对象。为了不让对方抢走已经到手的批斗对象,有时一晚上要频频转移三四个地方,常常弄得夜不能寐。年岁较大的齐燕铭记忆力不好,荒煤幽默地说,他对记不起的事有对策,就是只说是是是,表示认错。齐燕铭却如实说记不起了,所以经常被斗得下不了台。可就是这样,齐燕铭却仍然赞赏红卫兵的组织才能,欣赏他们连夜隐蔽转移的果断快捷。
(《风范永存光热常在》顾象贤1996)
让荒煤感到最费力的是要交待那些数不清的罪行,时间地点细节说不清都不行。后来,他也想到了对策。
有一天,我在文化部对面菜市场门口碰见了荒煤同志,我关切地问他生活如何?身体还好吗?他淡淡地回答:“现在,我每天上午打扫卫生,下午写交待材料,真是又忙又累!”我安慰似的说了一句:“现在谁也奈何不得,注意身体最要紧!”我悻悻地离开了。
过了半个月光景,我在影协突然收到一封来信。我看到了信封的落款,只写了两个字:“内详”。我还是一眼从字迹上认出是荒煤同志的笔迹,却使我感到纳闷不已。当我拆开信一看,至今仍记得此信的几行简要内容:“基宇:听说影协有关单位,将出版‘夏陈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行’小报,如有可能请代购一份,因为我天天要写交代材料,真不易记得起来。望予以帮助。荒煤”
我立即了解到,确实有其事。不到半个月,我就买到各二份小报。至于怎么送给他,在思想上还是有顾虑的。但我仍下决心选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赶到文化部以“外调”的名义,竟不用开介绍信就能直奔文化部礼堂,找到了荒煤同志,看看四周无人,我坐下悄悄地说了一声:“你给我的来信收到了!”立刻把用白纸包好的一份小报塞给了他,“希你注意保存,如万一被人发觉,就说你自己从大街地摊上买到的。”这次,他说了声:“谢谢!”我终于安然地离开了。
我一直把荒煤的信小心翼翼地装在内衣的口袋里,我真想把它保存起来,但在1969年国庆节前夕,军宣队突然下令:他们带领我们下干校了。我感到无可奈何,不知哪年哪月回来,只得把这封信予以灭迹,然后才感到放心……
(《永远的怀念和鼓励》沈基宇1996)
在腥风血雨的动荡中熬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荒煤和齐燕铭分手了。一天,荒煤在街上看到大字报,江青和康生说他“很狡猾”,指责文化部的造反派放松了对他们的斗争,“听说齐燕铭、荒煤都养胖了,你们为什么不天天斗,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睡觉,你们对他们也要交到下面去,天天批斗、日夜斗。”荒煤预感到“亭子间”生活要结束了。果然,革命历史博物馆立刻成立了齐燕铭的专案组,荒煤也被揪到新闻纪录片厂,分手的那天,他们对看了一阵,都默默无言。他们都知道所谓“天天斗”、“日夜斗”是一个什么滋味,但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局,或许真的就再也见不到了。
荒煤被关进了新影清洁工的屋子,开始了天天斗日夜斗的生活,连发现有瓶防裂油也要拉出来批斗一顿。除了挨斗,他还有掏厕所、卸煤、锅炉房的劳动。他常常在天不亮的时候就拿着大扫把到厂门口去打扫卫生,一次,被几个革命小将发现了,大喊一声:“这就是大黑帮陈荒煤!”抡起书包就砸在他的头上……以后扫街的时候,他就带上了大口罩。
虽然危险,但劳动却成了他获得人间信息的惟一机会。一次,在厕所里,和新影厂厂长高汉叹道:“等运动完了,我也该退休了,再也不能工作了,你和我不同,等运动完了,你还可以为党工作,不能灰心。这很要紧!”语言中还充满为党工作的热望。他在扫街的时候总要偷着看贴在厂门口的大字报,一天,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崔嵬冒充共产党员。江青在接见小将的时候,有人问江青在山东时是否认识崔嵬,他是否是党员?江青用怀疑的口吻回答:我怎么就不记得他是党员啊!于是崔嵬就成了冒充党员。看到这些,荒煤真为自己的老朋友捏一把汗!
一天中午,他被人叫到了院子里,两个女孩冲着他叫爸爸。他愣了一会,才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好林和好梅。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三年不见她们长高了,原来张昕已被揪回北京关在电影学院,她们俩只能投靠大姨张楠家,大姨和姨父也在挨斗日子很不好过,幸好还有表姐表哥和她们在一起。看着两个女儿,荒煤心里很难过。能说什么呢,他只能一再告诉女儿,要相信爸爸是能改好的。两个女儿看着父亲又黑又瘦又老的样子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呆了一会难过地走了。看着两个女儿走远的背影,荒煤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经过了近两年无休止的批斗,他是真心的低头认罪了,也不愿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只希望早日定案,结束动荡的生活,他甚至做好了到边疆劳改的准备,却没有想到等待着他的却是监狱。
是1968年冬天,北风呼叫的夜晚,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
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牛鬼蛇神”已经睡了。突然听到一阵喧哗声,然后来了几个武装战士,点了我的名,叫我站起来,我刚穿好棉衣低下头来——不论在什么时候,表示低头认罪,这已经是习惯。就听到一位军官宣布,立即由北京卫戍区对我实行“监护”。我还没有听清这个新名词,就被两个战士一边一个架了起来,送上一辆吉普车。两位战士紧紧拉着我的胳膊不放,一边还低声叫道:“你不要喊!……”
我没有喊,也没有想到要喊——喊什么呢?
后来就送进了监狱,经过全身的检查,把手表、钢笔都扣下了,然后对我说“以后不要再讲你的名字了,你的代号是203”。又把我送进一间狱房让我睡觉。
这间房大约有8平米左右,只有一张床,没有任何其它东西。窗前都安上了铁栏杆。而所有的窗子都漆了一层黑色,你看不见窗外任何的东西,屋子里有一盏不灭的小灯,高高地紧贴在天花板上,整夜照着你。
就这样,我这个203,就在这里住到1975年5月。
(《我在狱中听到周恩来的心声》荒煤1992.3)
7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他就是在这间看不到外面任何东西的牢房里独自度过。他只能面对牢门坐着,门上安装着遮住的小洞,有战士随时可以打开监视犯人的行动。白天是不能躺下的,也不准靠,只能坐着,实在坐不住就蹲在那里。即使是放风和去厕所也见不到任何人,只有一次他被押去审讯,走着突然见对面也押过一个犯人,他还没有看清就被战士猛地推倒在地上按住了脑袋。多少年后,他才知道,在这个由交通干校改造成的监狱中也关着周扬、夏衍、齐燕铭等人,他们同在一栋楼里,却彼此根本不知道。
他的生活内容就是被审问,和没完没了的写交待材料:
我尽可能地回忆一切,从我童年时代,从我的父亲以及了解极少的祖父、外祖父的出身、经历写起,一直写到我如何“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我被释放时宣布的三条罪状中最主要的一条)。为了挖思想根子、向党交心,我的确做到了把我所能回忆起来的一切,都尽可能详细地写了“触及灵魂”的交待材料。
(《难忘的岁月》荒煤1985)
然而写好的材料,总也不能使专案组满意,交上去常常被训一顿又得重写。他始终坚持了一点,上纲上线认识可以,但绝不写莫须有的事情,绝不编造。为这他没少吃苦头,说他不老实,说他对抗,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写法,后来专案组也没有办法,只好由他一年一年的写下去,写了上百万字的交待材料。
最使他感到痛苦不堪的是要他交待历史问题。一段时间里,专案组对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他们逼着他交待他的“叛徒”情况,实在挖不出来,又说他入党是假的,根本就是假党员。
他青年时候的忧郁症终于复发了,晚上他无法睡觉,听着从对面房间里传来的尖锐的哭喊声,心酸难忍。白天他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想吃东西,两眼呆呆地望着那扇涂黑了的窗户,觉得心里也被贴上了一块黑膏药。他想起了三十年代被关进国民党监狱的日子,那牢房在高高的后墙上有一扇小小的装有铁栏杆的窗子,有时会吹进一股使人感到清新的风,一天里多少还能看到一点带着粗大的铁栏阴影的阳光,让人感觉到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现在,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连惟一的可以通向外界的窗户也被涂黑了,这就意味着对他封闭了空气和自然,阳光和生机,封闭了一切可以想象或可以让人感到活着的通道……还想什么呢,只能低头认罪。有时,他又好像是在黄浦江边,那位地下党的交通员小陈就站在自己的身边,他脸色苍白不知说着什么……当年,正是他通知自己被正式吸收为共产党员的,可现在却硬被说成荒唐不稽……尽管他那么虔诚地想要彻底交待重新做人,他也只能一遍遍地重复当年“荒唐不稽”的事实……更不用说他三十年代参加左翼的历史,还有那些被指责和批判的作品,专案组在那些作品中读出来的阴谋和反动,他一件也交待不清楚……
十几年后他才知道,此时专案组也正为他的叛变问题大伤脑筋。江青一口咬定他是叛徒,她在1970年接见专案组工作人员时说“陈荒煤不能够没有任何材料,没有证据!”专案组工作人员插话说:“没有。”她仍然坚持道:“怎么没有呢?他叛变了。”直到“文革”后在审问“四人帮”的法庭上,江青仍然无理取闹地叫嚣:“他就是叛徒,材料有那么厚。”
在那个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无休止地做着噩梦,经历着精神上最大的折磨。所幸的是,后来有了毛主席著作、林彪语录,《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他开始了一生中最认真的阅读,每天翻来覆去地看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条消息,分析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什么时间结束。终于,他看出了问题,发现很久看不到林彪这位副统帅的行踪了。又经过了一段时间观察和思考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有一天早晨,当小战士开门送稀饭、窝头时,他立刻把林彪语录塞过去,只说了一句:我现在不看了。小战士犹豫了一下,把语录拿走了。他紧张了好几天,却没有任何人来训斥他,他知道自己猜对了。他有些兴奋,虽然并没有因此感到什么希望,但这个小小行动的成功毕竟给他带来了一点鼓舞。
1972年秋,张昕在重庆终于得到荒煤还活着的消息,并听说荣高棠的家属已经获得了探视的准许。怀着试一试的想法,她带着两个女儿来到北京住在张楠家。她给周恩来写了信,很快就得到让等待的电话通知。一个月后,张昕忍不住又写了第二封信,这下惹恼了专案组,一个人找到张楠家拍着桌子吼叫:“你还写信,让你看你就看,不让你看你就别想看!”然而,不久,张昕的要求终于得到总理的批准。
一天早上,他们被车接到一个部队的营房里。不一会,有两辆车从外面开来,有战士架着荒煤从车上下来。在一个大乒乓球案子旁,他们面对面地坐着。4年来,荒煤从来没有见过专案组以外的人,更不用说是亲人了,他好像已经不习惯讲话,只是呆呆地看着她们。张昕告诉他林彪已经摔死了,他说知道,报纸上没有了。二女儿好林问他,主要有什么问题?他说他们说他是假党员。女儿说,你自己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荒煤说我记得是真的。女儿和母亲一个性格,快人快语:那就得了呗,那就是真的!……即使只有一个小时,即使见面后一连多少天荒煤都是在无尽的矛盾、痛苦、迷惘和内疚中度过,但亲人的团聚毕竟还是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在那之后,他又熬过了好几年,两次重病住院,一次送到医院时,大夫已经说来得太晚了。昏迷中他平静地等待死亡,觉得这次自己或许真的要彻底解放了,然而,他最终还是活了下来,只是因为治疗不及时留下了日夜耳鸣的后遗症。
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终于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最高指示。此时,周恩来已被“四人帮”折磨得病情急剧恶化,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1975年3月,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决定对绝大多数关押、监护或在原单位立案审查者予以释放,未作结论的先释放再作结论。
5月21日,关押了七年的荒煤被宣布:开除党籍,回地方分配工作,发生活费。罪状有三条:一是叛徒。二是写过鼓吹国防文学的文章,对抗鲁迅。三是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贯推行反革命文艺黑线。宣布后,随即释放。
他被两个从重庆来的人押着上了火车,临上车前专案组交给了他一只箱子,那正是9年前来京时他穿着凉鞋提着的那只小箱子。在列车洗漱间的镜子里他看见了自己,这是入狱七年来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模样,镜子里的人脸色浮肿灰暗,目光呆痴,头发几乎全都掉光了,肚子却像是血吸虫病人大得出奇……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一年他62岁。
张昕清楚地记得荒煤回到重庆的那一天:
前一天,我被找去谈话,说结论下来了,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人第二天就到,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