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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共产党人给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人知道：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群众也知道：先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民主人士们感叹：过去只知道共产党打仗行，现在看，建设新中国也是共产党行！
就连中间路线的理论家施复亮，也放弃中间立场了。
李济深是个寡言的人。在香港，有些话暂时不能说；现在，李济深下决。已来到解放区，这行动本身就表示拥护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李济深对朱学范一针见血地说：“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也好，反对第三道路也好，核心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月16日，李家庄民主人士又联名致电沈阳，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反对外国干涉，建议联衔发表声明。
沈阳的李济深等人当日复电：“立即起草声明文件，不日完成，当即就教。”
这天下午，周恩来从西柏坡乘吉普车来到李家庄。
统战部会议室墙上的泥还没有干，就开始接待国内政坛著名人物。周恩来在这间俭朴的会议室向符定一等民主人士介绍战场进展和新政协筹备情况。
当晚还举行会餐。
解放区处处新鲜，就连会餐也使民主人士们觉得不同一般。
猪是统战部食堂自己养的，白菜是统战部小青年自己种的，不分炊事员还是领导，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
白木桌上，盛菜的是大盆，斟酒的是大碗！
精通明史的吴晗兴奋地想：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大概就是这么“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吧？
正当此时，传来东北起草的《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意见》。
顿时，响起一片碰杯声！
如此乐事，酒后岂能不舞！
马灯高照，三把胡琴一支笛子就是乐队。舞会的最后节目是大秧歌，锣鼓声把全村老百姓都吸引来了。
在这喜庆的夜晚，周恩来更是无比高兴。
“五一口号”提出以来，先是急待民主人士反应，继而琢磨如何动员民主人士北上，更要操心北上秘密行动的安全，就是民主人士到了解放区，也还要统一思想……
今天，东北、华北两地民主人士的联合声明再次表示拥护“五一口号”，而且：“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样，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就在新政协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兴高采烈的周恩来下场舞蹈。
扭秧歌，是解放区干部的拿手好戏，城里来的民主人士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群众娱乐形式，特别是没有想到中共领袖能够和老百姓共舞。
朱德的动作像队列步伐，周恩来的舞姿灵活矫健。
今夜与君共舞！年迈的符定一被感染了，文雅的胡愈之被感染了，大家一起下场，笨拙而欢畅地舞将起来……
6．政治蒙太奇
这些日子，最难受的要属蒋介石。
1月16日，当周恩来在李家庄扭秧歌的时候，蒋介石当面向两个银行行长下令：把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的黄金、白银、外汇转移到台湾，把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新政权接收。
1月19日，宋美龄的老朋友马歇尔去职，新国务卿艾奇逊就职。蒋介石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当即约见李宗仁，表示引退之意。
四十年代末的中国历史充满戏剧性，相隔千里的重大事件，居然能在同一时刻发生……
1949年1月21日。
沈阳民主人士起草的声明文本，征得李家庄民主人士的同意，两地同时举行签字仪式。
沈阳，华贵的大和宾馆，丝绒窗帘、橡木巨桌的会议室里，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庄严地签字。
李家庄，土坯平房，长条椅、白木桌的会议室里，符定一、胡愈之等人愉快地签字。
五十五名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通电全国，明确表示拥护中共“五一口号”，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批驳蒋介石的和谈条件……
同日，北平，中南海。
古旧而庄严的勤政殿，笼罩着沉重的气氛。戎装冠带的“中央军”将领一脸晦气，傅作义的警卫部队持枪上岗。
傅作义威严地扫视全场，严肃地拿出《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会场登时一片死寂。
同日，南京的总统府今日静默得怕人。
这座巨大的府邸，原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庭院深深，总统府的主人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凌晨即起，给傅作义写了一封长信，叮嘱：“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央并无甚变易，希瞩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
午前，蒋介石到教堂默默祈祷，而后，他约宴立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司法院、行政院五院长。
蒋介石声音低沉，宣布引退。一股凄凉之气浸透筵席，无人下著。蒋介石抽身就走，监察院长于右任心中早有一事，蹒跚追上：“总统！总统！为和谈起见，请总统离京前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我已经不是总统了！”蒋介石甩手离去，于右任跌足叹息。
下午，蒋介石约见国民党中央常委。
谷正纲痛哭流涕：“总统下野谋和，士气人心何在？这要亡党亡国！”
程思远默然旁观……
下午4时10分，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他命令，在南京上空转一个圈。
蒋介石知道，此生再无返回南京的机会。第二天，且月22日，中国各地报纸同时刊登三份通电：五十五位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蒋介石辞职，李宗仁就职。
同时爆发的大事件仿佛电影中的平行蒙太奇，令人目不暇接。
记者们感叹：谁说民主人士没有力量，一封通电就把老蒋轰下台了！
7．“代总统”李宗仁乃第三力量领袖
1月22日是个周末，“代总统”李宗仁却急不可待地开始视事办公。别人说李宗仁觊觎宝座已久，李宗仁却是因为时不我待。
李宗仁内心十分清楚，老蒋此刻丢给自己的，是一块烫手的炭。此时此刻，近来老蒋对自己的“关照”不禁又历历在目——
去年12月中旬，老蒋两度登门表示让位，李宗仁赶忙拒绝。白崇禧发电要求蒋介石和谈，李宗仁又托傅斯年向老蒋解释这并非逼宫。李宗仁知道，老蒋说让位，不过是试探。
李宗仁哪里知道，这已足以惹动老蒋的杀机。
元旦文告，老蒋公开表示可以引退，李宗仁顿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1月4日，老蒋御驾亲征，来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邪。
“总统”开门见山，提出引退。
“副总统’例提出武汉与徐州指挥不统一的问题。老蒋不把军事指挥实权交给白崇禧，李宗仁的位子是坐不稳的。
老蒋却回避实质问题，只是说，你出来，共军的进攻可能缓和一下。
李宗仁还是坚决拒绝。
后来，蒋介石又派张群和吴忠信上门劝说，还把李宗仁请到总统府，搬出宪法中的总统继承条文。为了解除李宗仁的顾虑，蒋介石主动表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三月5日，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看望李宗仁，代表美国大使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就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此时，盟邦又出现了……
1月8日，蒋介石派张群约黄绍竤，乘专机到武汉，与白崇禧商讨引退之事。白崇禧当机立断，派黄绍竑乘专机到香港接李济深。白崇禧判断：李宗仁在国内向有“民主将军”之誉，且得美国支持；李济深是反蒋老将，与桂系私交殊笃；这两人联合，必可主导大局，使第三方面不受中共利用。
各方劝说，李宗仁渐生舍我其谁之感，终于走马上任。
“代总统”上任，首要步骤是建立自己的阵营。
22日，李宗仁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民革李济深，民盟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李宗仁自信，许多民主人士投向共产党那是老蒋独裁逼过去的，自己的形象要好些。
23日，李宗仁派邵力子、张治中去上海，与黄炎培、罗隆基。张澜联络。
24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把全国各地的“剿匪总司令部”改名“军政长官公署”，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活动。
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正式倡议和解。
李“代总统”雷厉风行，树立不同于老蒋的民主形象。
李宗仁期望，自己以“代总统”身份名正言顺地登场，能够建立一支堂堂正正的第三力量。外有盟邦支持，内有独立势力，就能引导国民党、共产党走到谈判桌上，制止共军南下。
这时，果然有人出来讲话。
中国工程师学会致信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
可是，国民党大势已去，老蒋又祸尽第三方面，更多的人不肯为李宗仁出面。黄炎培就对张治中说：“我的朋友，被你们杀的杀，关的关……”
幸好还有一个人，专好在别人不说话的时候发言，这就是梁漱溟。
1946年调处国共谈判失败的梁漱溟，声明政治上“不行动”，隐居重庆著书。现在，《大公报》登门索稿，梁漱溟反而连续发表《内战的责任在谁》、《给各方朋友的信》、《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等文章。
梁漱溟认为：挑起内战，责任主要在国民党，国民党自“代总统”李宗仁以下，统统应该辞职谢罪。但是，共产党也打了三年仗，也应同感歉疚。共产党再用武力打下去，不否认在一年内有民主和平之可能，但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
梁漱溟这时出面讲和，形同挽救李宗仁政府。李宗仁极其器重这个广西同乡，要重庆市长买好机票催梁漱溟来南京斡旋，可是，梁漱溟又“不行动”了。李宗仁又派程思远带着钱去重庆邀请，梁漱溟留下钱办学，仍然不行动！
李宗仁礼贤下士。李宗仁特派甘介侯博士前往上海，主动支付张澜、罗隆基在虹桥疗养院治病的全部费用，恳请张澜、罗隆基出面为他讲和。
其实，甘介侯的说辞，罗隆基早已从美国人那里听到了。罗隆基本来就认为，一统天下没有中间力量的位置，对立双方相持不下，才是中间力量扩张的好时机。如果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岂不给第三方面留下更大的活动空间？
做生意的总是不希望打仗。上海的工商界人士也觉得李宗仁比蒋介石好，对工商界比较关心，又主张和谈。国共如果能够划江而治，大家就有生意可作。如果大打起来，美国人再扔原子弹，就会玉石俱焚……
形势比人强。尽管有人欢迎划江而治，但现在谁也帮不了李宗仁。
“代总统”的命令没有一项得到部下执行。“行政院”自行决定从南京迁往上海，又转广州。保密局只认蒋总裁，对于李宗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命令置之不理。
此时，共产党指挥的百万大军正饮马长江。
此时，共产党倡议的新政协正紧锣密鼓。
1月19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的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为了宋庆龄的安全，周恩来指示：“第一，必须秘密而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潘汉年在香港得到指示，即派情报人员华克之秘密携带信件，潜赴上海。此时，宋庆龄还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一般不会客。华克之按照潘汉年的布置，通过担任宋庆龄秘书的柳亚子女儿柳无垢，把信件交给宋庆龄。
国内外舆论正在关注孙夫人动向。经过反复思考，宋庆龄回复：此刻一动不如一静。
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先后三次致电上海。且月25日，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周建人、翦伯赞、田汉、胡愈之、韩兆鹗、严信民、吴晗、楚图南等联名致电上海的张澜、黄炎培、陈铭枢、罗隆基。史良：“近闻敌方派人在沪活动，企图分裂民主阵线，淆乱社会视听，以自保全。诸公久居沪上，所闻所见，必更亲切。当能对反动派之阴谋彻底揭发，严于指斥，并请号召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坚持依中共所提八条，实现真正和平，彻底消灭中国人民之敌人。”
周恩来也致电上海吴克坚，要他说服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坚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在1月22日声明的立场，不要再与已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有任何分歧的言论和行动。
1月27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严正谈话：“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经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调人（调解人）。至少，也得先与我们已在解放区及在香港的代表洽商后，方可发表意见。”
这下李宗仁可急坏了，且月31日，以代总统身份亲赴上海拉人。
又是一次平行蒙太奇。同日，苏联特使米高扬到达西柏坡。
8．莫斯科来的秘密客人
1949年亚月3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平生第一次见到苏共领导人。
尽管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出过国，但毛泽东至今还没有离开过中国。
毛泽东身边有两位苏联医生，这两人兼管一部电台，负责中共与苏共的电讯联络。
毛泽东从陕北转移到河北，1948年4月26日，毛泽东在城南庄致电斯大林，提出提早访苏，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它重要问题向苏共中央商量和请教；毛泽东还希望顺访东欧，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它工作形式；毛泽东将与任弼时、陈云同行，从哈尔滨出境到苏联……毛泽东态度相当坚决：“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来。”
安排访苏的同时，毛泽东致电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长刘仁，布置就召开政协会议问题征求民主人士意见。
29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毛泽东计划，并指派两个苏联医生随行。
第二天，也就是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
可是，5月10日斯大林又发来一封电报，以中国战事离不开为由请毛泽东推迟访问。当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毛泽东没有去西柏坡与中央前委会合，而是一直等在城南庄，因为从这里去苏联要近些。
5月18日，由于国民党空军轰炸城南庄毛泽东驻地，毛泽东才转移到西柏坡。
7月中旬，毛泽东收到潘汉年从香港发来的电报，详细得知香港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应。毛泽东开始布置迎接民主人士来解放区，要在秋天召开政协会议。
8月28日，苏联医生向斯大林发报汇报毛泽东访苏的讨论题目，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中，毛泽东要讨论的首先就是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
9月28日，毛泽东又致电苏共：“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大老板”，是斯大林的代号。
香港的第一批民主人士于八天前在朝鲜登岸，这时，快到哈尔滨了。
苏联医生向莫斯科描绘了毛泽东的出行决心：毛泽东的行李箱已经装放东西，箱子里有一件特意缝制的厚呢子大衣，还买了一双毛泽东从来不穿的皮鞋……
可是，斯大林还是不答应毛泽东访苏。
什么安全问题，什么战事离不开，什么苏联领导人要下去征粮，所有的借口统统难以服人。
合理的理由是，苏共要避免国家关系上的被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与中国联合抗日。战后，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斯大林承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国民党不能单独应付此局面，如非国民党人士亦能参加政府，而仍由国民党分子领导，实甚有益。”1945年8月，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斯大林要求中共“参加蒋介石的政府”。
1948年即将过去，中共已经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夺取整个华北也是指日可待。
第二批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已经从香港出发，而李济深的第三批也将于12月底之前出行。
1949年1月14日，苏共政治局讨论决定：派米高扬去中国。
毛泽东只得同意，但要求米高扬不要去哈尔滨而是直接到西柏坡来。
米高扬的飞机在石家庄降落，在进山的路途中，米高扬不时下车与群众接触。当翻译师哲问他为什么不注意保密时，米高扬说：明天外国通讯社就会把我访问中共的消息传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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