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就是你小开的特长了！”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钱之光把窗帘拉开一道缝隙，大家仔细观察码头情况……
2．在美国街头演讲的中国将军
然而，第一个踏上海路的并非香港人士。
1948年7月3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乘坐苏联客轮“胜利号”从美国出发，计划经大西洋到黑海的苏联港口敖德萨，再通过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
冯玉祥在中共草拟的新政协邀请名单中名列第二。冯玉祥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一度仅次于蒋介石。为了拉拢冯玉祥，蒋介石主动交换金兰契，拜冯玉祥为大哥。但冯玉祥并不因此为独裁者抬轿子，反而运用自己的影响，积极抗战，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蒋介石对付党内反对派的惯用手法是“出国考察”，于是冯玉祥便成为赴美“水利考察专使”，离国后，这个上将又被办理了退伍手续。
军人出身的冯玉祥到达美国后，变成一个宣传家。走到哪里，冯玉祥就演讲到哪里，用他那黄钟大吕的声音，呼唤美国人民不要支持独裁腐败的蒋介石。
旅途路过一个美国城市，这里正在召开教育会议，召集人听说中国的抗日名将来临，热情地请冯将军演讲。面对一千五百名代表，冯玉祥慷慨陈词，对美国的教育发达表示钦佩，他提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和平民主，而不是美国提供的金钱与军火援助。同时，他还揭露蒋介石镇压学生解聘教授，使中国的教育处于危难之中。
1947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双十节”，冯玉祥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自己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立场。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常常被谋害，一位美国记者当即提问：“你这样说，不怕蒋介石谋害你吗？”
冯玉祥淡淡一笑：“我如果怕死，就不这样说了。”
顿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位将军正是出名的不怕死将军。
冯玉祥十一岁参加清朝组建的新军，逐级升迁到北洋第二十镇（师）三营管带（营长）。1911年，冯玉祥秘密组织滦州起义，参加辛亥革命。在军阀混战中，冯玉祥独树一帜，驱逐清帝出故宫，邀请孙中山北上，参加北伐。抗日战争中又召集旧部，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军与国民党军的夹击中英勇抗敌。
战场上的冯玉祥从不怕死，现在冯玉祥又把讲台当作战场。
记者招待会后，冯玉祥又出席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欢迎庆祝会，发表《国庆演词》。冯玉祥从孙中山创立民国，讲到中华民国几十年的历程，全面抨击蒋介石政府。这个讲话在美国。中国以及西欧、东南亚报纸广泛传播，在中国政坛打响公开反蒋的头炮。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先后到几百个教会社团演讲，有两个星期连讲二十七次！
冯玉祥在纽约华侨服装行业会议上演讲后，这个华侨组织在发货的每包衣服里都夹入传单，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助长中国内战。
美国国会下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援华听证会，特邀冯玉祥出庭作证。冯玉祥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援华资金是往垂死人的身体里注入血浆！拨款委员会立即把国会已经通过的六千万美元削减到一千多万。
11月15日，冯玉祥发表专文《我为什么同蒋介石决裂》，斥责“蒋政权是所有中国坏政府的顶点”。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命令驻美大使召冯玉祥回国，遭到拒绝后，他们又串通美国政府吊销冯玉祥的护照。1948年正月7日，又宣布开除冯玉祥的国民党党籍。冯玉祥则针锋相对，发表《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要求蒋介石下台。他还口述了一本七十七章的书——《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国民党内，有资格、有胆量公开同老蒋对着干的，首推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三人。
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创立革命委员会，这等于在国民党内造反。革命委员会需要资望匹敌蒋介石的人出任主席，由于宋庆龄不肯担任这个职务，李济深主张请冯玉祥。鉴于冯玉祥不便亲来香港，大家认为还是李济深任主席最合适。然后又特派朱学范到美国征求冯玉祥意见，得到冯玉祥的积极支持。
1948年4月5日，华盛顿街头，一辆周身都是大喇叭的广播车引人注目。
华侨来了，黑人来了，记者纷纷簇拥。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大声宣布：“我们请中国的抗日将军冯玉祥先生讲演！”
冯玉祥开口讲话，广播却不响，群众发现警察在剪断电线，起哄斥责。冯玉祥伸臂示意大家安静，他放下话筒，声若洪钟地演讲：“美国政府不应该用美国人民的钱去救助中国的独裁者！”
人群中有人喊：“打倒蒋介石！”
也有人喊：“蒋总统万岁！”
冯玉祥压倒众声：“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蒋介石！求助我的时候他拜我为大哥，被我反对的时候他开除我党籍！”冯玉祥数落，“蒋介石推翻中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之后又把中国人民投入内战的火海。他的军队进攻抗日有功的共产党，他的政府强令解散反对党民主同盟，他的警察血腥镇压青年学生，他的特务杀害大学教授李公仆、闻一多，他正在把中国变成蒋式王朝！”
有个美国记者问：“可是，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
冯玉祥立即回答：“他的选票是买来的！这样的民主不过是假货，这样的‘国大’不过是猪仔国大！”听众哄笑，冯玉祥断言，“蒋介石是希特勒第二，蒋介石当上总统，民主就死了！”
有个华人记者问：“冯先生，民主在中国是否没有希望了？”
“不！”冯玉祥豪壮地说：“中国民主的希望，是党派协商，联合政府！”
身材高大的冯玉祥，在美国人群中也依然显得威武豪壮。
中国的华北与美国的华盛顿，民主的声音遥相呼应。
召开新政协，冯玉祥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周恩来特地布置：高价租用苏联客轮，把受美国移民局传讯的冯玉祥接回中国。
万吨豪华客轮“胜利号”，是苏联在卫国战争中从德国缴获的战利品。“胜利号”在迎接冯玉祥全家的同时，还从美国接回苏联外交人员的家属。
冯玉祥全家被安排在顶层的一等舱，与四位苏共中央委员为邻。几年来在美国遭受歧视，上了苏联船倍受尊重，冯玉祥心情好极了。
冯玉祥做了一首诗《小燕》告别美国；
冯玉祥给李济深写信畅谈资本主义美国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对比；
冯玉祥设想着自己将要参加的新政协……
3．贤达登台，太子出马
在发出“五一口号”的同时，毛泽东把中共长期工作指导方针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生产长一寸”！
战争的后盾是经济。各解放区通过土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源源不断的军粮、物资支援前线。着眼现代建设的中共中央更看重有工业底子的东北，安排擅长经济的陈云抓东北工业。当全国总工会主席，还预先指定由陈云在解放后负责全国的工业。东北的军事工业比较强，东北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很快与敌军匹敌。
蒋介石何尝不知经济的作用。但国军不像共军那样以战养战，一枪一弹都来自民间的税收。抗日战争，蒋委员长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国谁敢不应。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累积黄金六百万两、外汇九亿美元，还有八亿美元的美国剩余物资。二亿多美元的联合国善后物资。经济实力相当强盛，无怪乎老蒋敢于大打出手。
可是，抗战后国民党官员的表现却大挫民心。老百姓称这些接收日伪财产的大员为“劫收”大员。大员们个个“五子登科”——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女子都捞足，贪污腐败公行，经济社会秩序混乱。紧接着，国民党又背弃和平民意发动内战，穷兵黩武消耗大量资金，至1947年2月，已用去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又大收“戡建税”，扩大法币发行，于是，全国各地出现物价攀升、通货膨胀的危局。
行政院长宋子文提出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开放外汇市场，抛售黄金，将美元与法币的比值由1：500调整为1：2020。这种货币贬值政策本属国际通行作法，一般可以收到平抑物价的效果。但是，货币贬值同时也会动摇持币者对货币的信心，非有政府信用支撑不可。
问题恰恰是国民党政府正在丧尽人心。
内战不能停，政府开支就要增长，大量发行的货币很快用光了国库的黄金。失去重金属保证的货币，又是由一个无信用政府发行的，哪里有人要？再加上中共节节胜利，老百姓更担心法币变成废纸。于是，持币人纷纷涌向银行，用法币兑换黄金或外币。1947年2月10日，黄金黑市由五百六十万元一两猛涨到九百六十万元一两。
对于任何政府，这都意味着经济崩溃。与美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有着深厚关系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只得辞职。
内战急需输血，蒋“总统”太缺钱了！但是，搞钱需信用，国民党更缺人望。
万般无奈，蒋介石想到民主人士，不，蒋介石不喜欢“民主”这个字眼，他称“社会贤达”。蒋介石起用前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任行政院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为财政部长。
翁文淑和王云五都是中国的著名文人，作为社会贤达代表陪衬国大，如今得到实职实权，颇有知遇之感。
可惜，他们面临的局面令人恐惧。
1948年6月军费占预算总额47％，赤字高达三百万亿元！1948年1月至8月上海物价竟然上涨五十六倍！
文质彬彬的贤达拿出霹雳手段。
正当冯玉祥在大西洋航行的时候，8月19日，一个由蒋介石、翁文灏、王云五联名签发的《财政紧急处分令》出台了。
这次“币制改革”规定：自8月19日起发行新币“金圆券”，以一元金圆券兑换三百万元法币；以金圆券兑换人民手中的黄金、白银及外汇，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金圆券限期于10月20日以前兑换完毕，逾期者严办。同时还规定加强管制经济，实行限价政策。
年轻时搞过交易投机的蒋介石知道，用缺乏信用的纸币收缴人民手中的硬通货并不容易。蒋介石特任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督导员”，率领“经济勘建大队”到中国黄金最多的城市上海督战。
太子出马，声势非常。
蒋经国到任两天，出动六万军警在全市搜查；到任十天，成立十万人的“上海青年服务队”。
蒋经国在万人大会上动员，表示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发誓“只打老虎，不打苍蝇”。
多年留学苏联的蒋经国比别的国民党员多了些政治招数，很快掀起一场运动。青年服务队号称“打虎队”，上街游行，入户搜查，挖地三尺……
不久，蒋经国又抓了几个典型：
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股票投机，被逮捕判刑；
上海警务部科长与上海警备部第六稽查大队队长两人因勒索被处决；
华侨王春生因把存款汇往纽约被处死。
太子动真，上海的富商大贾平民百姓谁敢不从？
一个月后，中央银行收讫黄金、白银、外汇价值三亿七千万美元，物价也稳住了。
蒋经国被国际舆论誉为“中国经济沙皇”。“蒋沙皇”满怀信心地宣称：“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要同样的打！”
尽管蒋经国打出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还是有人看出所谓币制改革的实质。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多为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者，在这次币制改革中受害最重。大批货物被限价出售，存期超过三个月的货物一律没收，纸业、杂粮业、糖业公会理事长被扣押当作人质，全市工商业损失相当于金圆券两亿元！物质利益的被剥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实质，他们纷纷以关厂、关店、转移资金等方法暗中对抗。深通经济的胡厥文在“星五聚餐会”上指出：中国的经济已经病入膏肓，不是采用军事管制方法所能解决的。所谓币制改革，不过是官僚资本运用军事政治力量对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本的又一次赤裸裸的大掠夺！胡厥文预言：所谓限价政策，也会使得郊区粮农不到市区卖粮，引起抢购风潮。
初战告胜，蒋经国气势如虹。
从苏联回国后，蒋经国一直谦虚谨慎，惨淡经营，营造公正贤能的个人形象。如今，这形象得到机遇，在打虎中凸现出来。有人鼓噪：蒋经国才是国民党的希望！
没想到，打虎英雄的形象很快贬值。
打虎队捉拿了两个违法外商，立即引起英国、法国大使抗议，蒋介石哪敢得罪外国人，急忙下令放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国人里面蒋经国怕谁！连上海帮会老太爷杜月笙的公子也被太子抓起来了。杜月笙无奈，咬出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孔公子囤积的违禁物资堆积如山，蒋经国又把表弟也抓起来。这下可惊动了总统夫人，宋美龄亲自飞到上海，私自把孔令侃接走，送往国外避难。
太子不敌皇后，打虎英雄惟有抱头痛哭……
太子出马，也依然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上海人全明白了：国民党的币制改革，原来是把人民的财富集中到权贵手中！
手中的金圆券眼看贬值，就拿到工厂订货，工厂也不敢滞留现金，又赶紧购买原材料，原材料商乘机涨价……上海限价反而引起汉口、重庆、广州等城市的物价飞涨。
9月24日济南失守，上海人心浮动。10月1日，上海市宣布烟、酒等七类商品税额增加七十一倍，立即引发抢购风。抢购粮食，抢购布料，抢购日用百货，抢购油盐酱醋，连棺材都抢购一空！
形势比人强。11月1日，政府宣布取消限价，蒋经国向上海市民道歉。11日，政府修订金圆券发行办法，不再限制人民拥有黄金、外汇，取消金圆券的含金量保证……
战场尚能挣扎，经济已经溃败。
币制改革的失败，也是“社会贤达”的失败，“太子”的失败。
黑暗政治中的一点点儿火花都熄灭了，蒋介石还能指望谁呢？
4．水泊梁山聚义旗
共产党这边却是风生水起，众星汇聚。
毛泽东、周恩来正忙着争取人心。
从抗日民族战争转入国内阶级战争，共产党的政策也有转变，从团结各阶级抗日转入对官僚地主阶级开展斗争。有些地方党组织对统战政策把握不住，出现一些“左”的偏向。转折期间，中共中央屡次指示，着力纠正党内“左”倾，尽力团结党外民主人士。
1948年，根据土改需要，中共中央要重新颁布关于划阶级成份的文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曾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农村，不但打击地主富农，还剥夺中农；在城市，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四面出击，反而导致自己的战线越来越窄。1933年的文件为知识分子划成份时，地主出身就是地主，富农出身就是富农。
现在，着力纠正左倾的毛泽东认为：划分知识分子成份，着重点不应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应放在社会职业方面。这样，就使大批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职业确定成份，成为军人、职员、教师、工程师……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因而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而不是革命的对象。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地方政权实行“三三制”政策，政府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工农分子、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对比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三三制”传为国内民主佳话。进入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些地方组织以为“三三制”过时了，有的甚至在土改中打击民主人士。中共中央及时发现这种倾向，坚持维护“三三制”，还责成各地将党外人士列出名单，注明简历、现状及对其待遇意见，电告中央。中央统战部还统计全国各界有影响的人物，统筹安排新政协名单。
过去，中共长期在农村经营根据地，对城市执行的是破坏政策，有些干部惯于认为城市是国民党的。直到解放战争，有些干部进城后还动不动开展斗争，吓得资本家不敢投资生产。中共中央向全党强调，现在准备夺取全国政权，城市和工厂就是自己的了，必须严格执行城市政策。
注意研究经济的朱德提出四句话：“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泽东将其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