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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不需要进行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因为国有企业干得好，甚至比民营企业还要出色。有位经济学家发现香港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跟香港本地的家族企业相比，国内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为4．1％，而香港家族企业为4．3％。但是，国有企业每单位资产创造市场价值为1．13倍，而香港家族民营企业则是0．97倍。所以，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差劲。
这是一个典型的财务分析准确，但结论错误的例子。因为在香港上市的都是特殊的国有企业，它们在资源垄断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些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很多属于超额垄断利润。和国内其他国有企业相比，这些企业即使不进行上市重组，仍然能够继续获得超额利润。因此，试图通过对香港上市国有企业的财务分析，来找出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发展方向是不可能的。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上是围绕着提高运营效率展开思路的。从上个世纪的两权分离改革，到正在推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都是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但是，现在人们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当国有企业进行了产权改革，国有企业的出资者逐渐变为个人或者民营企业的时候，这样的改革路径是否正确？在改革过程中是否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一些学者看到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港台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整个经济总量中比重的此消彼长，看到了个别国有企业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没有看到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深层次危机；因此，这些学者提出了暂停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建议，甚至认为这样的改革方向是错误的。与此相反，另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看到了民营企业的强劲活力，看到了国有企业积重难返，从而建议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应当走民营化的道路：在这些学者的视野里，只有抽象的数字和不断增长的经济总量，却没有看到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操作问题和价值判断困境，没有看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孤立无助的目光，没有看到改革制度设计中所面临的复杂的利益取舍。他们认准了私有化一条道路，并且希望通过将国有资产量化给少数优秀的企业家来实现整个社会财富总量的继续增长。在他们看来，公平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可以通过动态的总量增长加以解决，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只要将优秀的国有企业出售或者赠与企业家，中国的改革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问题。
如果说实证分析经济学家看到了个别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由此得出了“大而无当”的结论的话，那么，某些理论经济学家的所谓改革理论则缺乏最起码的学术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经济总量总是处在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简单地将国有企业改变为私营企业，虽然可以调动一部分企业家的积极性。但是，对于国有企业的原始出资人来说则是一种公开的掠夺。即使道德良心让企业家继续雇用原来国有企业的职工，失去赖以安身立命的实实在在的财产的他们，获得的也只是以合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工作机会。以财产所有权换取劳动债权，这样的改革确实值得人们反省。所以，当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到产权改革阶段时，纯粹的实证分析就有了某种局限性，我们必须引入更多的变量，在更广阔的视野内，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作出价值判断。
我国当代许多经济学家深受新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科斯的影响，在分析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时候，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分析方法和基本假定。用简单通俗的语言对科斯的产权理论进行概括并不困难。因为科斯的追随者早已经在中国对其理论进行了普及化宣传。比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的主要困难在于，企业的掌管人在使用国有资源的时候，不会像使用自己的资金那样小心谨慎。然而，在进行价值判断时，我们不能对科斯的产权理论断章取义。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产权究竟属于国家还是个人并不特别重要，譬如广州白天鹅宾馆产权收归国家之后，经营的效率并没有下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产权能否转让给个人，在市场自由竞争条件下，买卖双方会做出自己的判断。政府运用行政手段保护不具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因此所造成的损害可能比卖掉国有企业更加糟糕。一些经济学家的内心深处，早已经对国有企业失去了信心，所以，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将国有企业尽快变为私有企业的问题，而不是国有企业能否搞好的问题。在这样带有先验性结论的前提下争论，确实有一些“鸡同鸭讲”的感觉。
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确保效率的前提下，让产权人能够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现有的宪法体制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公众表达自己意愿的最基本的制度。因此，在涉及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人民代表的参与必不可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决定一些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往往是政府的某个部门或者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这种状况在理论上是难以解释清楚的。如果简单地用效率最大化来表述这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合理性，那么，强盗的抢劫也是合理的。我认为，讨论国有企业是否需要进行产权改革，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由谁来决定国有企业产权的命运？从西方国家产权交易制度的基本法律规则来看，契约自由首先就包括是否订立契约的自由，以及和
谁订立契约的自由。
在现实生活中，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逐渐变成了向国有企业管理人转让。这种“管理层收购”模式并非为中国所独创。但是，“管理层收购”在中国遇到了体制上的重大障碍。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在没有征得全民同意的情况下，只是与政府主管部门达成协议，并且报请上级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批准，就取得了国有企业的产权。这样的产权改革在法律逻辑上是错误的。
从程序上来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国有资产转让规则。2004年8月25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国有资产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更进一步重申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有关规定。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守国资委的规定，通过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方式处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案例并不多。从法律上来看，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我国在进行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设计时，将国有企业内部关系看作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和英美法国家的信托关系不同，作为委托人的国有产权人，必须对上一个委托人负责。这种层层设置的委托代理关系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国有资产监管成本，而且在面临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这样重大问题时，很容易在代理人之间形成内部交易，损害被代理人的合法利益。简单地说，当国有企业负责人想要把国有企业产权变为个人产权时，他不需要征得被代理人的同意，而只需要和上一个国有企业产权代理人达成协议即可。因此，在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变动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腐败现象。政府有关主管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负责人往往会成为行贿受贿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操作制度多么的精细，都无法避免公众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是我国当前国企产权改革存在的最根本问题。
从技术操作层面来判断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正确与否是容易的，但由于在代理人之间经常性地发生权钱交易，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始终存在着大量的争议。公开透明固然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如果国有企业的职工压根儿不认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或者不愿意解除与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劳动关系，那么，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一切方案都将会引起不满。因此，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引入谈判机制，在法律平台上讨价还价，最终形成绝大部分公民能够认可的改革方案，是今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唯一出路。
制度不是万能的，就像我们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制定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规则，仍然会引起众多非议一样；但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如果不能在公众广泛参与下制定更加公平的法律规则，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很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
从资产运营到产权转让，是我们对国有企业产权认识深化的结果。在产权转让的过程中间，实物形态的企业可能会变成货币资金存人到国库，具有各种要素组合特征的国有企业可能会变成要素单一的公共设施和福利机构。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国有企业产权形态转化的过程中，能否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能否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某些经济学家正是用国有资产总量的增加来说明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必要性，用市场竞争定价理论来解释国有资产的低价贱卖。这种实证分析与价值判断交织在一起的所谓学术研究，确实误导了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在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利益的调整是必然的，社会关系的变动也是经常性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是否提供了科学机制，让不同阶层的人们能够通过合法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且建立司法审查体制，保证行政机关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权利。
在我看来，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需要首先将现行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一系列部门规章尽快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这几年，为了确保国有产权转让有序进行，国资委、财政部等有关国务院主管部门先后颁布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部门规章。有些文件在制定的过程中难以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误解和争议。今后，应当将这些改革的举措进行归纳整理，尽快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为法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最大限度内满足各方的利益需求。可以说，扩大立法的民意基础是舒缓民怨的最好办法。
其次针对当前国有企业产权转让中存在的“空手套白狼”现象，应当严格执行国资委的规定，“除国家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采取转让前将有关费用从净资产中抵扣的方法进行国有产权转让”。
国有企业产权是全民共同的财富。我们可以通过更加灵活的方式经营国有企业的产权，包括通过出售的方式改变国有企业产权形态，但是，在一个不尊重规则、缺乏透明度的环境里，任何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都能引起人们的种种疑虑。如果仅仅满足于将科斯的产权理论套用于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进行不切实际的制度设计，必将会遭到公众的反对。
历史的背景总会天高云淡，但人们心头的阴霾总是难以消散。在历史的大视野下，我们当前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罢了。改革者必须关注中国国有企业那些面临下岗威胁的职工的命运。坦率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应当“上山下乡”，应当在深刻体验民众疾苦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理论。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渔名利于舞文弄墨，也会因此死得很难看，专制统治下的死亡模式是文字狱，二十一世纪的死亡模式则是被自己狂喷的墨水淹死。余秋雨先生在其自传《借我一生》发表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借我一生》写完，心愿已了。等把四卷本学术文集修订完，我再也没什么遗憾了。我将闭门搁笔，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如若余先生此次果不食言，“自绝”于文化界，《借我一生》便是其留赠文化界的“墓志”。对于文化界而言，余先生的“自绝”多少属于意外“死亡”。但是余先生所代表着的整个新时期思想文化界，苦心经营多年搭建成的多米诺骨牌，也因其玉碎而轰然倒塌。
加冕荆冠，用苦难当息壤遮蔽依附
《借我一生》是余先生的记忆文学，书中余先生用家族谱系学考察，力证自己的家族是一个殉道的家族。这余家的家族谱系却是一位神秘的杭州老人的密学，私授给余先生的。《借我一生》的叙事之核是一个传说“吴石岭里藏古书”：余先生的家乡上林湖一带，是著名的越窑产地，在南宋末年，有一越窑窑主姓余，因上林湖而被人们称为“余上林”，他因为说了真话“襄阳城已被蒙古军包围三年”，被奸臣贾似道杀害。元灭宋前夕，余上林的儿子媳妇又为了保存“天下斯文的最后一脉”——“宫廷图书馆最珍贵的版本”，熄火毁窑，将烧窑干炭悉数运进上林湖边吴石岭中的藏书窟，以消窟中潮气。书中说“怕自己和别人失口，窑主夫妻带着那一群封洞工人远走他乡，不知所终。越窑的历史，就此中断”。这个传说，余先生讲是一位杭州老人告诉他的。杭州老人说：余上林一定是你家远祖。他儿子远走他乡，但按照我对他的理解，多少年后还一定会拖家带口地回来。何况他妻子朱夫人的娘家，也在这一带。杭州老人问余先生：你妈妈姓什么？姓朱，余先生说。杭州老人笑了。
看到此处，读者也笑了。杭州老人硬是完成了将传说与现实牵线搭桥的艰巨任务。“吴石岭里藏古书”的传说相当于话本小说中的人话，是全书情节的母本、模子。南宋余上林父子为了讲真话为了保文化舍命毁家，书中叙述的余先生及其父亲的遭遇正与之对应。杭州老人拎着读者的眼皮对着读者的耳朵嚷，“吴石岭里藏古书”是作者要读者一定要看懂的隐喻，为斯文一脉为求真一途而殉道，是余氏家族代代相传的荆冠，是余氏一族天生文化苦旅的自觉与宿命。磨难与光荣是《借我一生》贯穿始终的主题，死拽住主人公走上祭坛，加冕荆冠，神圣起来。
历经千年轮回，这个神圣家族的现代起点依然是光荣的，余先生的祖母虽然无名，但姓毛。余先生书中交代，近来有历史学家考证，毛泽东主席的祖辈也是从浙东到湖南去的，与蒋介石先生的原配夫人，蒋经国先生的母亲毛福梅女士属于同宗，而“我的祖母显然出自浙东毛家”。余先生接着说“是否与谁同宗，也不细想了”，但还用得着细想吗？这已切切实实的连上宗了，比刘姥姥攀得巴实。在余先生人生炼狱的入口，正是《后传》的开篇。余先生祖母和外祖父的父亲，“都是十九世纪后期的勇敢闯荡者，由浙东农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尤其是朱家，“朱家可算一个豪门，外公的父亲朱乾利先生由浙东一个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我曾经见过一本印制考究的纪念图集，沈钧儒先生题词评价他是商界泰斗”。但只到了余先生祖母和外公这一辈就败落了。余先生的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的民族企业的高级职员，很早就过世了，留下七个孩子靠祖母养活。外公只知书画棋酒，虽然分家得了一些企业，却不会经商，到土改时只剩下十八坛黄酒。家世的富贵在笑贫不笑娼的今天是足以摆谱的。而其败落，正是天降大任，斯文一脉可以保全发扬了。在余上林及其子媳的传说中，就包含了这个契机。也正是这个传说将商人出身的铜臭，用舍身取义疏财救文洗刷殆净。传统的商贾之俗与文士之雅的二元对立，在这个传说里统一了。
这样，余家的故事又回到了吴石岭，回到了斯文一脉。文化的自觉或者说文化人的自觉开始行动了。余先生的母亲“是全村唯一有文化的人。因此无论白天、夜晚，她都要给全村乡亲读信、写信、记账、算账”，余母后又在村里办识字班，做了村里的会计，俨然一位文化祭司，掌握了全村的文化命脉。在余先生八岁时，其母将记工分算账写信读信的事务传给了他。从此“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热切的目光依然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灯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轻妇女，而是她的儿子。”其祖与上林湖共名，其裔也与吴石岭共责，吴石岭藏书的隐喻，很自然地给这位余姓天才少年，打上斯文一脉传承者的追光。文化苦旅起程了。
在所有对余先生其人其文的晶评中，称其为“文革’余孽”是最具杀伤力的。《借我一生｝对此作了回应，书中确确实实地给我们呈现了余先生一家在“文革”中的苦难。余先生的叔叔因为“吹捧《红楼梦》”被人揭发，被批斗游街，自杀而亡。余先生的父亲被打倒，关押，想过自杀。在沦为贱民的同时，全家八口人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二十六元，在极度饥饿的边缘挣扎，奄奄一息。所有的苦难在今天都是光荣。堆砌苦难，就是堆砌神圣。而余先生本人叙述自己的“文革”经历是：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