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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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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革命》)革命的残酷、血腥和无序使得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变得不可能,这恰恰是革命的反面。被革命所捕获的革命者困扰在灵魂的牢笼里面,如同饿兽一样可怜。遇到的反对越多,他们越是固执己见;经历的苦难越多,他们越是钟情于苦难。他们用革命来排遣孤独和苦闷,可是,革命又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寂寞和更深刻的孤独;革命给他们带来妙不可言的巅峰体验,却又将他们推人心理的绝境。革命也是人类的一种病症。如果革命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生命意义和更高的生存境界,那么,所谓的革命很可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招牌,一场混乱,或是革命者的“自娱自乐”而已。如果攻击性的革命家不能够自觉地学会自我限制,自我约束,无休止地进行自我扩展的话,革命就会在权力的诱惑下演变成为一场灾难。鲁迅说:革命是教人活而不是叫人死的。无论如何,日常生活不是革命的对象。放弃了对日常生活的抚摸和关爱,革命就会成为乌托邦。具有峻风一样批判风格的革命家马克思在儿子穆希病死在自己怀抱里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我曾经历过所有的不幸,但只有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作灾难。”人的自由与幸福是革命的最高原则,除此之外,什么东西都不能够支配它,控制它。


此恨绵绵
■  刘得手
  法美两国从来不曾交战,法国堪称是美国最古老的盟友,但法美关系长期不和又是不争的事实,甚至于可以说法国始终是一个“反美主义”最为强烈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法美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尖锐对立愈发刺激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追问。
  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菲利普·罗杰著,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为《美利坚敌人》)一书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菲利普·罗杰声言,他早在9·11事件前几年就已动笔写作《美利坚敌人》,他的写作并未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尽管如此,9·11事件后法美关系龃龉,特别是由伊拉克战争而引发的法国“反美主义”浪潮,却使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美利坚敌人》一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两个多世纪以来法美关系的内幕,展示了两国间关系的真实状态。读罢此书一个最深感受就是,法美两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争吵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而这正是《美利坚敌人》一书的重要价值所在。
  法国为什么这么反美?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菲利普·罗杰认为,这个问题“只能从历史和文化层面上法国的反美情结来解释”。他强调,他写作《美利坚敌人》时的“首要信念就是:绝对不能在研究法国的反美情结时脱离它所存在的长期历史进程。”同时,由于“反美主义在法国是通过言论而赢得了众多支持者的,这种支持并不一定伴随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敌对情绪。”为此,罗杰集中透视了十八世纪下半期以来法国的反美言论,以此为线索探讨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利坚敌人卜书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翔实的法国反美主义言论史。
  罗杰指出,“反美主义在法国不仅有一部历史,它也有一部史前史。”这段史前史始于1750年前后,也即在美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前,法国就对其所在的新大陆拉开了审判的序幕。自那时起,法国就再也没能摆脱后来被称之为“反美主义”的那种情绪的困扰。对于诞生在北美新大陆的美国,法国人倾注了太多的负面情感,起初是诋毁、蔑视,继而则是疑惧和怨恨。
  在整个十八世纪下半期,也即罗杰所说的法国反美主义史前史阶段,在法国自然学家布封、哲学家伏尔泰和历史学家雷纳尔等人的笔下,美洲大陆是一个“不幸的大陆”。它是一块死气沉沉、令人讨厌和忧伤的土地。在那块土地上,动物是退化的、萎缩的。那里的狗不会吠叫,植物是有毒的,居住在那里的人智力迟钝,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都软弱无力。这样一幅暗淡的美洲图景出自于这些法国知识界名人之手,足见他们对美洲的偏见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为了根除这种偏见,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都曾先后投人到为美洲同时也是为美国正名的论战。为了达到目的,杰斐逊甚至不惜代价地从美国东北部带来了一头驼鹿,为的就是让远在法国的布封看一看真正的美洲驼鹿!
  在整个十九世纪上半期,法美两国关系徘徊不前,法国人对美国的印象也一直停留在以往的状态。然而,法国的反美主义言论却有了新的发展。继自然学家和政治学家之后,艺术家、美学家和享乐主义者也参加了进来,他们着重批判的是美国在艺术上的贫瘠和生活上的清苦。斯汤达用轻蔑的口吻谈到美国“没有歌剧院”:一位名叫沃尔内的天主教主教则把美国说成是一个“有32种宗教,只有一种饭菜”的国家。当年流亡美国的法国外交家塔列朗更不掩饰他对美国的厌恶,他说:“如果我在这儿呆上一年,我必死无疑。”法国现代派诗歌的鼻祖、大诗人波德莱尔比这些人还要激进,他认为,“这个世界的末日就是它的整个美国化。”
  十九世纪下半期,有两大事件对法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是美国内战,其二是美西战争。罗杰不惜笔墨描绘了法国人当年对美国内战的反应。罗杰揭示了法国人那种隔岸观火的心态,披露了他们对战争结局做出的不怀好意、一厢情愿的预测,即美国的南北战争将使这个国家走向分裂。这一幻想的落空以及内战后美国的加速重建都令法国人感到震惊,他们担心,美国人的征服欲不会就此止步,内战只是他们对别人发动攻击的先兆。因此,美国内战不仅促进了法国反美主义的定型,而且也可以说是法国反美主义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法国人情感上对美国的蔑视被心理上的疑惧所取代。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加深了法国人的疑惧,同时也让他们对美国感到愤怒,法国公众的反美游行示威此起彼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外交部曾热切地期待和寻求美国的增援,因此,当美国大兵高呼“拉斐特,我们来了!”确实一度让法国人非常感动。但1917年由美国参战而结成的法美友谊只是昙花一现,很快,法美关系重新变得冷淡和敏感。法国人不仅质疑美国参战的理由和目的,而且质疑美军参战所发挥的真正作用。1920~1940年间,法美两国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战争债务。二战后,美国政府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则使法国旧债未还又欠新债,法国人的反美情绪因此更为高涨。他们认定自己“不欠美国人任何东西,甚至不承认是美国人从纳粹手中解救了法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型的新反美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即法国已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并正在遭受美国的侵略,因而,这一新反美主义是以对美国的怨恨为基调的。
  罗杰认为,反美主义在1914年就已经是精英和知识分子们的事情了。起初站在前沿的大部分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从1920年开始,文学家、人道主义者、唯灵论者、诗人和思想家相继走上前台。尽管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但其反美言论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即他们都倾向于将分析的对象种族化。在这种分析中,扬基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曰“美国种族”的特点越发清晰起来,他们贪婪、粗暴、沙文主义和逞强好胜。法国人着魔似地揣摩“美国种族”的方方面面,他们剖析美国女人、美国少女、美式足球,甚至于美国人的下巴和牙齿等等,得出“美国佬的典型”就是“暴力、可憎”的。面对这样的敌手,法国文人们呼吁筑起“马奇诺防线”,法国人“转入防御”,以保卫法国,保卫欧洲,保卫人类,保卫精神。
  法国知识分子在为维护法国的特性、追求“世俗伊甸园”似的法国梦而战。他们对美国人的极端天性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式社会关系中令人恐惧的暴虐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他们抨击美国的城市、建筑、街道、电影、技术、机器、选举、教育、宗教、慈善等等。在这些人看来,专制是美国生活方式的真实体现,因此,他们通常将美国与苏联和纳粹德国相类比。
  《美利坚敌人》向读者暗示了这样一个判断,即法国人的反美主义源远流长,除极个别的十分短暂的时段外,法国的反美主义几乎贯穿了整个法美关系史。反美主义言论主要来源于法国知识分子,他们中除极少数的人例外,几乎都参与了塑造反美主义文化这项工程,而且,这些知识分子至今还在坚守着岗位,这意味着法国的反美主义仍然在征途之上。
  但无论怎么说,法国的反美主义都有种“有悖常理”的味道。在法美两国共同取得一战胜利后,法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反而进一步加剧。而且正是在一战结束后,反美主义言论经过新一代作家和论战家的丰富,逐渐形成法国的反美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确实充满了浓重的情绪化色彩,身为法国人,罗杰并不避讳自己对法国反美主义的保留看法。在书的扉页上,他摘录了这样一段文字:华盛顿曾经如此阐述过这样一个卓越而正确的思想:“一个沉湎于对其他民族充满爱慕或仇恨情绪的民族,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奴隶,也就是这种爱慕或者仇恨的奴隶。”显然,罗杰认为法国人就处于这种困境之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作者对法国两个半世纪以来内容极其庞杂的反美言论作了细致的梳理和精当的分析,但在阐释重大历史事件时仍然尽可能提供详尽的细节。能做到这一点是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保证的。书中对冷战结束以来法国反美主义言论的论述稍显不足,特别是有意回避了法国知识界对9·11事件的反应。但瑕不掩瑜,对于关注法美分歧以及美欧关系的专业研究人员或者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人来说,《美利坚敌人》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佳作。


读巴赫金
■  潘小松
  一直以来恪守行业的规矩,对不熟悉的语种的东西哪怕是翻译的,也小心地不去评论。结果是:英语以外的著作家的东西读的越来越少,甚而至于干脆不去碰。有一天突然发现英语的世界其实并不那样宽广,别的语种的著作家写的东西很有可玩味之处,哪怕是翻译过来的东西。巴赫金的东西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读的,尽管《巴赫金文集》六卷在我的书柜里已经躺了几年了。钱中文教授在“论巴赫金的意义”时说“理论是可以常青的”,好书也可以是常新的。
  巴赫金是“前苏联”思想家兼文学批评家,1929年因宣讲康德哲学被捕并流放到北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镇。“其后自然命途多舛,销声匿迹于文坛,有三十余年。”65岁“被人发现”,所创“对话”和“狂欢”理论在西方很轰动,赢得“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的荣誉。巴赫金1895年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自幼习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后来又学丹麦语和意大利语,广读文学哲学著作,热衷现代诗歌,尤其喜欢普希金和波得莱尔。“他是俄国最早接触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人。”1915年就学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1919年在涅维尔当中学老师,童年在当地刊物《艺术节》上发表文章《艺术与责任》;1920年在维捷布斯克教音乐史和音乐美学。1924年,按他本人给朋友的信中所说,“主要从事语言创作美学”。二十年代末搞“巴赫金小组”,其实不过谈谈托尔斯泰的文学之类。1929年不经审讯被判5年。1933年刑满。要不是高尔基夫人等的营救,服刑流放地还要糟糕。1934~1935年完成《长篇小说话语》。四十年代初“穷极潦倒”,完成《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等著作。1940年完成学位论文,话题是拉伯雷,得副博士学位。五十年代后期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柯日诺夫在资料室发现巴赫金的学位论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此前他读过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61年65岁的巴赫金同这位年轻人见面时让后者感到“一种在生活苦难面前凛然而立的学人风格”。“我可不是文艺学家,我是哲学家”是巴赫金的开场白。巴赫金的理论不是我阅读能力范围内的东西,我只对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论述感兴趣。
  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小说艺术家,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他的小说“不服从我们从文学史方面习惯加给欧洲小说各种现象上的任何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远不止情节布局心理描写之类。“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在巴赫金看来是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思想就是个人立场。陀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个性看作是别人的个性、他人的个性”,不把作者自己的声音融合进去。“主人公具有相对的自由,并不损害整部作品严格的规定性。”巴赫金喜欢评论家格罗斯曼的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为诗学。在格罗斯曼眼里,陀氏的诗学特点是打破了小说材料的有机统一,“使叙述中水火不相容的因素服从于统一的哲理构思,服从于旋风般的事变”。此外,他本人的风格又明显地体现于作品中。巴赫金对格罗斯曼的评价并不满意。在他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完整统一,高出于在他以前的小说的那种个人情调、个人风格。”陀氏的小说是多风格小说或称无风格小说,假如以独白的观点来解释风格的统一的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考斯也是巴赫金援引的对象。考斯说陀氏就像招待形形色色的客人的房主人:“他善于驾驭这帮混杂相处的宾客。”陀氏对彼德堡广场的描写、对专制制度的揭露得到“老派现实主义”的赞赏。“笃信宗教的人们因看到这些小说中圣徒和罪人一起争夺上帝而精神倍受鼓舞”。考斯认为陀氏的作品充满力量和向往,这些东西又相互隔绝,因此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精神最纯粹最真实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歌颂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的“最铁面无私的歌手”:“对于我们这个诞生于资本主义水火之中的现代世界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是送葬曲,而是摇篮曲。”巴赫金认为考斯的阐释大抵是正确的,复调小说的确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他不是在精神世界里而是在社会客观现实中发现多元和矛盾。陀氏把不同阶段的东西当同一进程的东西,并戏剧性地加以比照。巴赫金十分强调陀氏小说的立体时空构造。《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洋洋洒洒写了360页,限于篇幅,我只能略述如上了。
  文章写了快两千字了,还没说到巴赫金如何评价拉伯雷。巴赫金觉得拉伯雷在苏联最不受重视。然而,在欧洲文学创造的历程里,拉伯雷却“名列前茅”。别林斯基说拉伯雷是十六世纪的伏尔泰。“其小说是既往时代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巴赫金则认为拉伯雷是近代文学家中最民主的一个。老拉伯雷的身上“独特地洋溢着未来的气息”。拉伯雷让人敬而远之是因为人们大抵不理解他。巴赫金以为拉伯雷也最难研究,因为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趣味在作祟。“他的小说应该成为开启尚少研究和几乎完全未被理解的民间诙谐创作巨大宝库的一把钥匙。”假如不是误读,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与他的“狂欢理论”是有关系的。“乌托邦理想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在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中暂时融为一体。”巴赫金的《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若要深入阅读需要做一些知识准备,比如戏仿体语法传统源于《维吉尔语法》之类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再比如塞万提斯笔下的桑丘是古代大腹丰收魔鬼之类,“教人一些不懂了。”“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的形象体系标志着怪诞现实主义的繁荣……”恐怕读这样的文字都需要一些欧洲文学史的训练。巴赫金的魅力也在于此,他给你的不只是对文学作品的意见,他很有欧洲文学的知识。


语境转换中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  周志雄
  新历史主义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张清华先生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早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就曾专设“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论”一章。这是中国学者结合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探讨中国文学思潮的一次成功尝试,而新近出版的《境外谈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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