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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与庾翼、郄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见梁代虞和《论书表》，亦见《晋书·王羲之传》）
（三）“及长，辩瞻，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见《晋书·王羲之传》）
（四）“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见《晋书·王羲之传》）
（五）“献之……工草隶，善丹青。……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其父，而颇有媚趣。”（见《晋书·王羲之传》）
二，康生亲自组织文章，支持郭沫若。据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回忆：“高二适的《驳议》一出，康生即授意组织写文章，支持郭老。北京虽然写了几篇，都不满意，特别是对赵万里的文章有意见，说他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又派人来上海，请徐森玉写文章。此时的徐森玉为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物鉴定大权威。当时徐森玉、谢稚柳和汪正庆三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三人讨论认为支持郭老容易，驳倒高二适难。最后由汪正庆为徐森玉代笔写了一篇绕圈子的文章，既支持郭老又避开和高二适的辩论。汪正庆说：‘写这种文章何其难也，才一夜白了少年头。’”（6）黄苗子也透露了一个内幕，他说道：“关于兰亭案，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龙××（名字忘了）十分起劲，写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报上，杀气腾腾，后来听阿英先生说：这是代表康生的论调。”（1998年12月15日致笔者函）这里的“龙××”即是撰写《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的龙潜。龙潜正是《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中所提到的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除了论述有关“隶书的笔意”外，龙潜写道：“唐太宗提倡王字，是别有一番用意的。……他是把《兰亭序帖》，作为一种治世的工具，用来粉饰太平的。”又说：“有人把《神龙本》捧上了天。其实，只要细细揣摩，对结构、笔意，稍加分析，不难看出某些笔意，正是韩愈所说的‘俗书’，不是书法绝美，而是姿态偏媚。最能继承他的是变节分子赵孟睢⒌刂鞫癜远洳热恕！�
三，康生自信稳操这场“官司”之胜券。康生看完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清样，写信给郭沫若：“大作《〈驳议〉的商讨》，已读过多遍，写得很好，文章的风格很高，论据充足，很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气和’而实际上是反驳对方最有力的。”两天后，即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次会议代表时，向康生问起兰亭“官司”。当天康生给郭沫若写信通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的告诉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7）
四，“一场误会”——高二适手迹的发表。在兰亭论辨中，高二适的手稿在《文物》杂志上发表，十分引人注目。章士钊猜测道：“郭老在讨论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度量，把高二适的文章在《文物》上影印出版，看来也是郭老的主意吧，这种做法就很好。”八月二日，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说：“高二适的文稿，《光明日报》不加修改，《文物》影印发表，是‘示众’，可是读者未必了解，高二适他们也许以为太看重他们的书法哩。”8原来，他只是让人“示众”出丑。可事实上，这点的“雅量”郭沫若也是没有的。当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书法家李长路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书法家王玉池过从甚密，王玉池是当今为数不多的依然支持郭沫若“兰亭”意见的学者。一九九九年一月九日，笔者在采访王玉池时，王说：“当时康生不在北京，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代管文化部的工作。陈伯达看到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后，就指示发表高二适的手迹。康生回到北京后，对陈伯达的做法很不满意。陈伯达说：‘今后不再管文化部的事情了。’这是李长路亲口跟我说的。”
三 启功被“拉壮丁”
史学家、书法家启功的《〈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被编入《兰亭论辨》的“上编”，成为“与郭沫若观点一致”的文章。它给人们一个印象，启功写了一篇“违心之作”，附和了郭沫若。今天看来，附和郭沫若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如今备受尊敬的启功对三十五年前的论辨怎么看呢？
在采访启功之前，翻译家杨宪益劝告我说：“启功有旗人的特点，跟老舍一样是怕事的人。性格上就是怕事。据说前不久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启功划右派挨批判时他写的检讨。他听说以后十分不安。所以让启功今天对‘兰亭论辨’再表态，很不容易。即使是江泽民下令讨论，他也一定是中间派。他不像高二适那么倔，脾气完全不同。他绝不会承认他是投机的。就是钱钟书、巴金也不喜欢别人把自己的旧事拎出来说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脾气，启功功成名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我认为你去找他会碰钉子的。”（1998年12月4日，北京友谊宾馆杨宪益寓所）
黄苗子也以为：“《兰亭》旧案，启老或不甚知内容，即使知道点，亦可能不欲谈。据知他连配角也不是。”（1998年12月6日致函笔者）
“配角”所“配”，当然是与主角“相配”。但是，仔细阅读，我发现，启功并不是合格的“配角”。
且先看他在文中是如何委婉措辞的：“在《文物》、《光明日报》上连续读到郭沫若同志论《兰亭》的文章，从书法风格，佛家或道家思想两方面来证明《兰亭》不出于王羲之之手，证据分明，这里无须重述，给我启发是很大的。”“我体会郭沫若同志所谈，是说东晋时期书法必定带有隶书笔意。又说《丧乱帖》和《宝子》《杨阳》等碑有一脉相通之处，使我的理解活泼多了。”“一千多年间，许多文人和书家把它（指《兰亭序帖》）说的越来越神秘，使人感觉非常可厌。郭沫若同志给它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我是非常拥护的！”
启功在谈及常识时，比如“要破除迷信”，“考据贵在证据的充足”等，都赞同郭沫若。他还提供了两个有利于郭沫若的论据，但没有表明自己的看法。而在谈及郭沫若的具体观点时，启功则称自己“在理解上还是一个窒碍，正在进一步地研求”。
一九五七年，启功被打成了“右派”，被打入社会的底层。韬光隐晦方是立身之道，他怎么会去当什么“配角”呢？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寓所采访了启功，谈及当年的情形，原来他是被郭沫若“拉了壮丁”。启功谈话如下（根据录音）：
“原来，郭老提出《兰亭》是假的，那会儿我住在鼓楼前锣鼓巷，跟阿英先生隔几个胡同。他告诉我：‘郭老叫你写一篇文，响应郭老的观点。’我原来写过关于《兰亭》从前的辩论和有关《兰亭》的本子的文章。郭老看过这些文章，就叫阿英告诉我再写一回。我还是我的旧观点，写了一篇，观点还不够明确地说《兰亭》是假的。后来阿英先生说：‘你必须得落实啊，游移的不行啊。’我就按郭老的意思写，说《兰亭》是假的。我的观点已经习惯了，所以这篇文里还有游离的词句。不过，郭老也同意了，就给发表了，就这么回事儿。
“‘兰亭’这件事呀，国家文物局原先有一位老太太说：‘《兰亭》自古也没真的。’她这话说得最概括了。因为真的《兰亭》被唐太宗埋坟里了。所有的本子，就是拓本定武本、唐摹本都是假的。她的话最透彻啊。可是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的文已经写完了。后来我想回起来，这位说得实在有道理。后来编了一本《兰亭论辨》，不同意郭老意见的只有三篇，最不同意的，是高二适先生。高二适先生的文章就是那么说，是古文家的笔法，也没有具体地说明《兰亭》为什么是真的，没有说到很直接的证据。这个本来也没法儿有直接证据。那篇文章《文物》杂志连原稿都登出来了，论辨尽管是论辨，既是论辨，他总得有点理由啊，他那篇文章的理由是《兰亭》文学价值很高，可是他科学论证的地方并不太多。也不能因为有了他的这篇文章就完全相信、就足以证明《兰亭》是真的。”
笔者问启功：“这篇文章后来没有收进《启功丛稿》，是不是因为您的观点后来有所改变呢？”
启功答道：“倒不是。我觉得当时就是那么随手写的，阿英同志叫我写，我就写了，我吃完晚饭，从我那个胡同出来，走一小段吧，到他家，他就叫人当晚给郭老送去了。那天假定是礼拜五，郭老礼拜六看了就交《光明日报》，礼拜天就见报了。我是很仓促写的。论点也不够，插图也不够。从前有科举考试，可是谁也不会把考试的卷子刻在集子里呀。我在那篇文里怎么说的，我也都忘了。那位朋友说：《兰亭》从来也没有真的。这话是最概括、最通达，不可能有真的了。”
“这件事情（兰亭论辨）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发起的。写字的人都临《兰亭》。临《兰亭》面目也多得很，《兰亭》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后来比较摹的近情理的，只有几个了。刻的并不那么完全像手写的定武《兰亭》，为什么宋朝人对定武本那么重视呢？我想一种理由，就是说，唐摹本都没了，勾摹本比那个刷纸拓一回难多了，很难买呀。拓本印刷起来非常方便。宋朝人都买了这个。赵子固（赵子昂的堂兄）买了一个，五千两，半万呀。从霅溪出来掉到河里了，船翻了，他手举着说：‘《兰亭》在这儿！’别的丢了都不在乎，可见其珍贵。现在看起来，那究竟是拓本呀，半万哪！这东西就很难说了。可见宋朝人对拓片也有真的假的区分。”
启功被郭沫若拉差，也有旁证。黄苗子在给笔者的信中说，回忆道：“找启老写文事，当时阿英先生曾一再同我说起过。当时我不知内幕，弄不清郭老的意思。记得有一次见面曾向他提起：日本人大谷光瑞在新疆弄到的东晋人李柏所写的信札（即《李柏文书》），是行书，和王羲之风格相近。郭第二天即派秘书（王？）到我家查大谷光瑞那本《图录》（具体书名忘了），我告诉他社科院图书馆有，他就去借了。以后情况不清楚，我现在想起，这种对他观点不利的材料，他不会引用的。”（1998年12月15日）
在时代的大潮下，小人物的命运总是贴着大的漩涡。启功曾这样总结自己：“我这一生经历坎坷，哪一步也没走到点儿上，到现在也就什么都无所谓了。项羽打天下，杀人放火，一味浑干。干到最后，眼见不成，一刀把自己干了，倒也干脆。韩信、彭越这些人，给刘邦抬轿子，最后让刘邦抹了脖子，他们还叫冤。其实你是抬轿子的，就得想到有一天轿子里伸出刀来把你杀了。封建社会里，这本是很自然的事。要不你学张良，跑了，也逍遥。”9由此可以窥知，头脑清醒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艰难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
启功有一首绝句：《兰亭集会后至西湖小住十首》（其一）：“逸少兰亭会，兴怀放笔时，哪知千载下，有讼却无诗。”这是兰亭论辨多年后，启功对此事的回眸一笑。
四 《兰亭论辨》出版说明的玄机
一九七三年《兰亭论辨》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十八篇文章。“上编”十五篇，即郭沫若以及与之观点一致的文章，“下编”三篇，是与郭沫若等观点相对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郭沫若一边的十五篇中，郭沫若自己就占了近一半（6篇），还有至少四篇是康生或郭沫若“组织”别人写的（赵万里、启功、徐森玉和龙潜），两篇李长路文章，不过他被认为“从论据可以形成反对郭沫若的结论，而结果却与郭沫若相同”（1999年1月9日，王玉池访谈。还有一篇为“友情赞助”（宗白华的两封信）。一九一九年正是由于宗白华赏识，郭沫若的新诗才第一次变成铅字，发表在宗白华编辑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他的名作《凤凰涅槃》等一大批新诗都得到宗白华的热情鼓励而在短时间内连续发表，郭沫若从此一炮走红，宗白华可谓“诗人郭沫若”的“第一知己”。他们友情之深厚，可想而知。陈明远说：“宗先生出于与郭老的友情，只是提供了几个有利于郭老的证据，并没有明确表态。但郭老认为宗先生的行为就表示了他的态度，所以把宗先生的两封信编入《兰亭论辨》的上编。”（1998年12月9日，陈明远访谈）
《兰亭论辨》这样的编辑取舍，使“出版说明”中“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这句话得到落实。如果真理能够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得到的话，郭沫若一派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而且是十五比三的压倒多数。
“出版说明”中有一句话最耐人寻味：“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
在这本书里，“持相反的看法”仅为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三人。
高二适看到这句话，“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10）
关于商承祚的反应，商志曾对《文物》杂志编辑说：“我们老人家的文章不是在《文物》上发表的，《兰亭论辨》收入时也没有跟他打招呼，你们侵犯了他的版权。当然一九七三年还没有什么版权观念。但是把我们老人家打入另册，作为一个批判对象，他会同意吗？以他的性格，他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当时他并没有考虑到政治问题，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看法。”（1998年12月17日，《文物》杂志）
只有章士钊没敢对此表示不满。因为他知道，“唯物唯心”那句话来自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致函章士钊：“行严先生：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同日，毛也给郭沫若写了一信：“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颂安吉！并问力群同志好。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八月五日，毛泽东致康生：“康生同志：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章士钊原以为毛的话，只是针对他的《柳文指要》而言，不料却被人应用到了“兰亭论辨”上。毛给章的信，是先寄给郭沫若的，康生当然也会读到。仅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毛给康生的信中，再次提到“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章士钊批判。
从“出版说明”回溯到毛泽东的三封信，我以为，“兰亭论辨”，简言之，是学术其表而政治其里——“对外”称之“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内部掌握”的“口径”则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这三封信，均收入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才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