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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为什么举行阅兵并选择在天安门广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建军之初便很重视阅兵，这既是激励士气的需要，也是从苏联那里学习的一种显示军威的仪式。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当选为主席的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等领导人在县城东郊的叶坪举行了新生的全国性红色政权的“开国大典”。为防止空袭，阅兵在傍晚举行（当时敌机因技术水平差不敢夜航起降），一个师的红军部队和军校学员穿上新制的军装，通过在旧祠堂边临时搭起的检阅台，接受了刚刚被称为“毛主席”的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检阅。随后军民组织了盛大的提灯游行。
抗日战争期间。1944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机场检阅过奉命南下开辟根据地的八路军三五九旅。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河北西柏坡抵达北平时，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当时毛泽东站在刚刚缴获的美制吉普车上面，检阅了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和警卫北平的第41军的“塔山英雄团”等部队，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乘车阅兵。
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并拟定开国大典要举行阅兵仪式，地点选在哪里里却让开国领袖们颇费脑筋，很长时间都没能决定下来。8月间，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两套阅兵方案送交周恩来。第一套方案将阅兵地点选在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则选在市郊西苑机场。周恩来仔细看过后，认为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没有马上拍板。
阅兵地点如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地处北平市中心，届时领袖、军队和群众水乳交融，开国大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在天安门阅兵还有一座现成的阅兵台——天安门城楼，上面可以容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天安门周围的街道又四通八达，阅兵部队容易集中和迅速从市区退出。在天安门前阅兵的缺点，主要是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员众多，当日附近交通要中断4小时以上。当时长安街又不够宽阔，不能按照正规阅兵的大排面进行分列式，只能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2路纵队。
与天安门广场相比较，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西苑机场已经举行过阅兵，有了成功的经验。不过在那里举行阅兵式也存在明显的缺点。首先是没有检阅台，若要搭建天安门城楼那样气势雄壮的检阅台一时很难办到。其次，西苑机场距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数十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都不方便，若没有相当规模的群众参加就会影响开国大典的隆重气氛。阅兵式的宣传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另外，对阅兵部队而言，因机场只有一条跑道可供进退，也有不便之处。
周恩来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反复讨论两套方案，论证者大都明显倾向于第一方案。随着开国大典日期的一天天临近，周恩来经再三考虑后，于9月2日向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送交报告，认为“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由朱德同志担任”。毛泽东和其它中央领导人听了周恩来关于阅兵地点的情况介绍和分析后，同意在天安门前进行阅兵仪式和开国大典。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说过“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吗？
若干年来，在国内一些作品和许多人的印象中，都认为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说过“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有些书中还对此进行过绘声绘色的描述。然而当时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举行开国大典当天毛泽东根本没有讲过这句话。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到场者有30万人。当时在广场上安装了播音器，向到场者播放毛泽东的讲话和播音员丁一岚的解说，还有两个单位到场拍了纪录片并做了现场录音。当时国内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派到北京的摄影队到现场拍摄黑白纪录片，因为该厂使用的是在东北接受伪满“满洲映画”的设备，是当时国内最完备的电影厂。国外由苏联派来的新闻代表团在现场拍摄彩色纪录片，可惜拍摄者事后参加宴会喝醉了酒，回到北京饭店后把点燃的烟头丢在地毯上引起火灾，使放在室内的彩色电影胶片全部毁掉。当年保存下来的开国大典黑白纪录片和现场录音近些年来还多次播放，里面有毛泽东讲话的镜头和声音，以及女播音员丁一岚的声音。当时在场者从广播中只听到毛泽东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并没有“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声音。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的讲话随后又公开发表，里面也没有这句话。
如果仔细查一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时确实讲过这样的话，不过并不是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而是在1949年9月21日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句，而且原文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页）。
这段话之所以在国内以讹传讹，流传甚广，主要原因在于原先有人叙述毛泽东在政协会议的讲话时采用了简略叙述的方式，即说：“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时曾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49年9月下旬的政协会议，确实是决定新中国成立的会议，如此说并没有错。不过有人再进一步想当然地将“新中国成立”当成“开国大典”，于是进而将中南海怀仁堂内讲的这句话当成天安门城楼上的话，结果把时间、地点都搞错。后来许多未亲历此事的人又以讹传讹，使这段不实传说出现在不少回忆录和纪实作品中，众多的读者又将这一误传当真。
为什么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时开始？
1949年10月之前，全国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尚未解放，反动势力想以各种方式破坏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举行。在保卫开国大典安全的工作中，主要防范的是敌人两项破坏手段：一是地面组织爆炸、暗杀等活动，二是从空中派飞机轰炸，其中空袭又是最大的威胁。
为了保卫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建立，开国大典前新建的人民公安部队在北京部署了两个师。同年春由第四野战军第47军调来第160师（后改番号为207师），担负了北平外围警戒的主要任务。该师兵力有1。5万人，原为东北老解放区组建的独立师，辽沈战役后才编入主力部队南下入关，因打大仗不多没有补充多少国民党军俘虏，战士们都是翻身农民，对党有感恩思想而且比较纯朴，调来担任外围警卫比较合适。8月末，在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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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长罗瑞卿的安排下，该师改编为公安中央纵队第1师。原来的中央警卫团扩编成公安中央纵队第2师。这两个师的警卫营合编成新的中央警卫团。公安部队的这些指战员，都经历过严格的审查，要求政治可靠，必须是贫雇农出身的子弟兵，家庭和社会关系不复杂。事后证明，人民公安部队的这两个师尽职尽责，再加上北京市政府发扬革命战争中实行人民战争的传统，动员了几十万居民进行群众性的防奸防特工作。开国大典之日未发生任何破坏事件。
举行开国大典时，解放军南下部队已经占领了国民党空军原来的福州、衡阳等基地，距离北京最近的敌军机场便是1200千米外的正在抢修的定海机场，1500千米外成都附近的机场（抗战时英军曾在此起降B…29重型轰炸机）也在国民党军手中。此时国民党空军装备的主力战斗机是美国的P…51“野马”，其最大作战半径为700千米，已无法到达北京。不过美国在二战末期曾提供给国民党空军20多架B…24“解放者”式轰炸机，其满载6吨炸弹时的航程为3 380千米，从台湾起飞后到定海加油或从成都附近的机场起飞，其作战半径都能覆盖北京。国民党当局又同南朝鲜当局交涉，想从台湾起飞轰炸机到南朝鲜的机场中途加油后袭击北京，飞行距离可缩短到900千米，这样其装备的B…25轰炸机（航程2400千米）也可进行空袭。
面对北京遭受空袭的威胁，1949年8月间中央军委航空局（此时空军尚未成立）在北平建立起第一支作战飞行中队，装备以前缴获的10架美制P…51“野马”战斗机。为做好预警，军委航空局又在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商丘设立了五个防空站，一旦发现敌机则立即将数量、类型、飞行方向用密码迅速北传。北京饭店的楼顶建立了航空指挥台，在东大桥、通县也都设立了防空电台。根据测算，如南朝鲜不提供机场，当时国民党空军能够来袭的轰炸机至多有十几架B…24，该型机笨重且航速迟缓，在没有战斗机护航时仅靠机上的机枪很难抵挡P…51战斗机攻击。按此计算，如国民党空军派B…24来袭，经解放军的战斗机拦截，至多会有零星飞机能突破空防进入北京上空。不过为防万一，开国大典的举行时间仍要避开敌机可能空袭的时间。
解放军通过多年间抗击国民党空袭的实践，摸到了对手最大的弱点是作战飞机缺乏夜间起降能力。当时国民党空军的机场夜航保障能力和飞行员技术水平都比较低，只能在昼间升空作战，日落前必须返回降落。根据定海、成都机场到北京的飞行距离，B…24轰炸机以300千米左右的巡航时速需飞行四个小时以上，10月初晚间6时半就会天黑，即使轰炸机能到达北京上空，也必须在下午2时半以前返航，下午3时以后基本就能摆脱空袭威胁。经过军委航空局和阅兵指挥所的计算，经周恩来决定，开国大典仪式确定在下午3时开始。
凡事都可能有意外。当时担任阅兵指挥的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仍对敌机可能的空袭做了安排。在阅兵前向参加大典的部队全体人员发出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负责警戒的公安部队和参加游行的群众，也接到了同样的传达，同时得到通知：如遇特务进行零星爆炸或打冷枪也要严守秩序不得乱跑，只由公安人员抓捕。
事后证明，蒋介石确实想派飞机破坏，其空军却认为派出仅有的十几架能远航轰炸的B…24很难突防到达北京上空。当时的韩国总统李承晚虽极端反共，却明白若提供机场空袭北京则无异于同新中国开战，也不敢同意国民党军的飞机在其领土作战斗加油起降。这样，开国大典当天国民党军未派飞机前来袭扰，地面特务的破坏阴谋也全部被查获而未得逞。
天安门城楼上阅兵的毛泽东为什么表情常有变化？
1949年10月1日的新中国开国大典之日，从中国摄影师拍下的历史镜头中可以看到，广场上万众欢腾之时，毛泽东的表情却始终凝重，此刻的心情按他自己说是“又愉快又不愉快”。毛泽东后来解释：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
当时在天安门参加检阅的英雄部队，也显现出“很落后，很穷”的情景。展现在广场上的装备是日制九七式坦克、150毫米“花炮”和德制七九步枪、捷克式轻机枪……这些缴获的“万国牌”武器出自十几个国家，多是别国淘汰的旧品。检阅途中有一辆装甲车驶到天安门西侧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多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开上前去把开不动的装甲车顶到西长安街上。城楼上的毛泽东等领导人对眼前的这一情景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没有责怪任何人，因为这是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中的烂装备。
据卫士长李银桥等人回忆。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足足站了六个小时没有休息。阅兵式的最高潮，是新建的人民空军的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此前看着阅兵，人们只闻军乐奏响而屏息无声、此刻在广场和城楼上突然爆发了如雷如潮的掌声欢呼声，毛泽东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笑容，因为从这一新军种的亮相看到了人民军队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又一次登上天安门，检阅了第二次国庆阅兵的队伍，从留下的历史镜头也可看出他脸色比较严肃。此时国内外形势严峻，尤其是朝鲜战局在半个月前的美军仁川登陆后迅速恶化，炮火就要烧到鸭绿江边，新生共和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国庆节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了朝鲜领导人请求中国出兵救援的信。此时因美军入侵朝鲜和台湾，国内残余反动势力的气焰增高。国庆节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报告。破获了一起国外特务准备在庆典时炮轰天安门的案件，并搜到一门解放前遗留下的旧迫击炮。
在过去革命战争中便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气慨的毛泽东，此时虽然日夜思考对策，却仍镇定自若。在上天安门前，他对周围的人说，如果真遇到打炮，谁也不许跑。
国庆一周年阅兵时，解放军的武器还没有来得及换装，阅兵部队只是换上了新军装和大沿帽，所携带的仍是战争年代缴获的杂式轻兵器。比较有特色的，是骑兵部队驾驭1900匹白马以六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这一天在城楼上结束了检阅后，毛泽东回到中南海颐年堂住所便召开研究出兵朝鲜的会议。经过多少个彻夜不眠的讨论，终于在10月中旬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虽然存在美国对中国内地实施空袭的威胁。1951年和1952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仍举行了阅兵，毛泽东都照例参加。1951年受阅部队最前列的方队，是正在军事学院受训的身经百战的高级军官。这次阅兵中还出现了民兵大队，他们是华北老解放区民兵的代表。在1952年国庆阅兵中，公安部队首次参阅，还有160辆摩托车组成的摩托化步兵方队。1953年国庆阅兵中，装备苏制“喀秋莎”火箭炮的方队第一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
1954年国庆阅兵，是在全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大好形势下举行的，部队编成和武器装备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刚刚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诸军兵种参加了检阅，受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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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器结束了过去的不统一状态，全部上标准化、制式化的苏式装备。111架苏制战机组成了航空兵编队，也低空从广场上掠过。这一天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同站在左右的国外来宾——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朝鲜首相金日成谈话。这时共和国正在凯歌中前进。赫鲁晓夫此次来华又许诺大幅提高援华水平，包括提供苏军现役常规部队的最新技术装备供中国仿制。刚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解放军参阅部队还显示出特别威武的雄姿，天安门上的毛泽东便显得格外高兴。
1955年国庆阅兵时，刚刚授衔的官兵们穿着有军衔的新式服装通过了天安门广场，军容焕然一新。1956年国庆阅兵在大雨中进行，受阅部队乘坐中国刚刚生产出来的解放牌汽车通过广场，精神振奋、士气高昂。50年代的阅兵年年都有新面貌，反映了国防事业的迅速发展。据卫士们回忆，这几年毛泽东每次登上天安门时都精神兴奋，阅兵结束后久久都不能平静，要服更多的安眠药才能入睡。
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阅兵大典的规模远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在大大拓宽了的天安门广场上，由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组成的阅兵队伍接受了检阅。最令人兴奋的是，解放军带“五”字头的新式武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九式坦克、歼五型歼击机等也纷纷亮相。这些靠引进苏联新技术而制造的新装备基本达到或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基本都是中国自产。不过在世界范围内，此时一国军力强弱的主要标志已不是新型坦克和喷气式歼击机，而是美苏英已装备的核武器及远程导弹。恰恰在这一问题上，中苏之间刚刚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从国庆十周年阅兵的镜头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位开国领袖虽偶有笑容却比较勉强。虽然庆典空前隆重，毛泽东的心情却很不愉快，此前党内刚刚在庐山会议上就“大跃进”和经济困难问题出现了激烈争论。中苏关系也趋向恶化。中国国防事业的常规装备上虽有飞速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