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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年轻气盛的邹元标说话更无禁忌。他说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更有几句话是专门戳人心窝子的，他抓住皇帝让居正在官守制的敕谕中的一句话评论，皇帝说挽留张居正的理由是，“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邹元标反问道，幸亏张居正是老爸死了要丁忧，可以挽留，如果不幸他死在任上，难道陛下的学问终将不成，志向终将不定么？而且进一步发挥，说张居正的上疏中有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如果以奔父丧为平常之事而不屑为之，他不知一个人惟有遵守五伦之道，然后才叫着人。现今有这样的人，父亲在时不回家照顾，父亲死了不回家奔丧，还对世人说自己是非常之人，世人不是以为他丧心病狂，就是会以为这人是猪一样的禽兽，这难道就是非常之人？
不管谁有理谁没理，话说到这个份上，近似于人身攻击了。皇帝和张居正看到这样的上疏，震怒可想而知，远甚于对前四位上疏者的恨，照例是廷杖、远戍，而且打得比吴中行那四个人更狠。
一个在朝廷没多少人脉关系的见习生被下旨廷杖，更没人敢上疏求情，惩罚他的圣旨写得和今天的白话文一样通俗易懂：“邹元标这厮，狂躁可恶，但上前未见谕内大议，姑着照艾穆例处治，以后再有迷狂不误的，必遵祖宗法度之重典不饶。”
我认为这是皇帝和张居正有意给邹元标找了个台阶下，也可能因为觉得自己理亏，没有下杀手。但活罪难饶，这个不懂事的见习生，比前几个人受伤最重。后来有人记载邹元标被杖的细节，可以窥见同样的廷杖，其中的学问太大了。廷杖时，把邹元标的两股分开，左脚垫在右大腿下面，因此受伤面积比两条大腿紧靠在一起大得多。廷杖完毕，奄奄一息的邹元标抬出来后，有人剥一张黑羊皮，包着药，裹在他的屁股上，如此肉才得以再生。——毕竟年轻，生命力强。从此，邹元标落下残疾，天阴时必定腿痛，走路也不利索了。
因为明朝官员经常被廷杖，于是就摸索出这样一种急救廷杖的方法：受了重伤，狱吏急忙活剥一块羊皮，覆在伤者的臀部，伤愈以后，上面留有痕迹，称为“羊毛皮”。据高阳先生考证，因此常会出现很尴尬的趣事， 彼时县官的威权甚重，老百姓闯了他的道，可以当街打屁股。但有时拉翻了褪下裤子一看，如果是个“羊毛皮”，就不敢随便打板子，这样的人有一天可能复起被用，官职一定比县官大，会施报复。因此县官遇到“羊毛皮”，特具戒心。
一个愤青的成熟（2）
邹元标被远戍贵州都云卫——今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够偏僻的。这样一个人，对张居正的仇恨想必应当是不共戴天吧。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作为当年反张英雄之一的邹元标，当然被重新叙用。不久他又惹怒皇帝，皇帝让他回家呆着，一呆就是三十年，此间他聚徒讲学，名满天下，被时人看成东林人士的领袖之一。万历死后，只做过一个月皇帝的泰昌帝又跟着死了，木匠皇帝天启登基，他被召回，官做到左都御史——最高的监察官员。此时，当年的愤青邹元标，面对东林人士和其他派别，争夺道德制高点，相互攻讦，他首倡“和衷”，他说，如今当政的人不选贤与能，而是赶走贤能之人，而议论的官员又不能平心静气，而是各立门户。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朝臣和衷共济。他在上疏中说，“向之论人论世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祸且移于国。”
因此有人觉得奇怪，说他刚当官时那样爱憎分明，不威权势，为什么老了后要和稀泥？认为他已没有年轻时的气节了。邹元标笑道，大臣和言官不一样。风裁卓绝，是言官的本分。而做大臣如果不是大利害大是非的原则性问题，就要想方设法护持国体不动摇，怎么能再像少年那样冲动急躁呢？
万历帝削夺了张居正的官爵、谥号，到了熹宗时，大明已千疮百孔，百病绕身，大家才感觉到张居正这个非常之人的难得。正是在邹元标的一再恳求下，皇帝才下旨为张居正平反昭雪，恢复名义，剥夺的官爵谥号又归还给张家。
因触怒张居正差点被打死的愤青邹元标，到了官居二品，年近古稀，就要走完漫漫人生路时，已经完全理解当年的张首辅了，这也许是一个愤青成熟的必然，可惜这份理解晚到了四十年。
富贵还乡 月盈水满（1）
邹元标等人因弹劾张居正被廷杖、流配，果然起到了威慑作用，满朝臣工不敢再敢犯龙颜了。但正常的渠道走不同，便有人选择了非正常渠道。那时没有网络，人们不能上网发帖子，但可以写大字报。《明通鉴》载：“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揭榜于通衢。”
这揭榜就是匿名大字报，上疏则是实名制，实名有风险当然只能匿名了。但明朝有着超乎以前任何朝代的侦缉能力，东厂、锦衣卫的番子、细作遍布各地，这是老祖宗朱元璋留下的宝贵财富。皇帝诏谕：“再及者杀无赦。”如此，连匿名大字报也消失了，看起来真的风平浪静，张居正可以一门心思扑在国事上。
第一件大事就是皇帝的大婚，十六岁的皇帝行冠礼后就意味着成人了，该成婚了。婚礼完全按照《礼记》办理，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最后迎亲，这些程序都得走一遍，皇家的婚事当然更加郑重。至今日本皇室娶皇妃嫁公主还仿照着这样的古礼，中国一些农村操办婚事，要合八字，送彩礼，选日子，实则是古礼的遗迹。
纳采问名是向女方求婚的意思，皇帝为至尊，当然不能托普通的媒人去干这事，一定是亲贵大臣，皇帝下旨让英国公张溶为正使、张居正为副使去持节行纳采问名，正使是勋臣的后代，他们的祖先一般是随朱元璋开国或随朱棣“靖难”的大功臣，爵位世袭，地位非寻常文臣能比，张居正以首辅充当副使，可见太后和皇帝对他的器重。要知道，他正“在官守制”，只能穿便衣，为父亲服丧。这事在礼法至上的明朝当然又非同寻常，因为皇帝的婚礼是天下第一大喜事，怎么能让一个正服丧的大臣来当副使呢？户科给事中李涞上疏提出异议，认为皇帝夺情挽留张居正，是因为军国大事离不开他，而皇帝大婚与经国筹边不一样，因此乞求派别的 大臣充任。
皇帝主意早定，没把这样的奏疏当回事，张居正也顺水推舟，说“凡可以虑忠效劳者，皆不避神迹，不拘常理”，脱下服丧的衣服，换上大红官袍去办这桩天下第一大喜事。皇帝和太后让张居正当大婚副使，这是种象征性的任务，无非充分体现皇帝对首辅的信任和仰仗，礼法治国更多的就是靠象征性的礼仪支撑，言官看不到这点，简单地和军国大事对比，显然不得为政之精髓。
皇帝的大婚办完了，张居正得回老家办父亲的丧事。尽管他被“夺情”，不能回家丁忧三年，但老爸的葬礼，他还得参加。征得皇帝的准许，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离京回湖北江陵葬父。上一次回家，是十八年前，自己还是个七品翰林编修。在上次省亲之前，他曾在家休了三年的长假——当年父亲健在自己体壮，自己尚可一歇三年，那是因为在政坛上还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官，真正到了需要为父亲守制三年时，却担当了国家重任，不能抽身。这大约就是人生的无奈吧。他当年休完三年长假重入官场时，写下一首明志的诗：“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他用的是豫让以死报知遇之恩，韩信千金报一饭之恩的典故。可那时前途茫茫，能否报“君恩”他自己都不知道。近二十年过去了，他有了报君恩的机会，也真的做到了“岂恤人言”，不怕别人的议论。
归家葬父，对张居正来说，是一次富贵还乡。
荆楚大地，在明朝开国时很不受待见，因为这块地方是朱元璋打江山时最大的劲敌陈友谅的根据地。而明朝中叶正德皇帝驾崩后，大明的风水转到这块土地上了。正德帝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兄弟，他的堂弟16岁朱厚熜从父亲的封地湖北安陆，入京承继大统，国脉得以延续。这地方出了个真命天子，是为嘉靖，现在嘉靖的孙子万历在位，这块土地又出了个才干几乎超过二百年来任何一个文臣的首辅张先生。
张居正回家葬父，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动静搞得相当的大。
尽管首相请假回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内阁现在只剩下了吕调阳和张四维两人，而一个大帝国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据《明史》记载，张居正本来想请退休回家的老首辅徐阶重新出山，可想到徐阶是自己的老师，自己回朝廷后，还将继续让老师坐首相的位置，内阁是按资历排位的，徐阶既是张居正的老师，以前当过首辅，不可能居学生之下。张居正总不能让皇帝明文谕示徐阶仅仅替自己替几个月班，再等他丧事办完就立刻回宋江老家吧。于是他建议让马自强（字体乾，陕西同州人）和申时行（字汝默，苏州长洲人）入阁。这马自强曾和张居正在政见上多有抵牾，但这回张居正不计前嫌推荐他入阁，他心存感激，从此十分佩服张居正。此番安排可看出张居正的用人之术。
富贵还乡 月盈水满（2）
张居正离京时，皇帝和太后一再叮嘱，让先生早点回来，国事离不开先生。并赐“帝锡忠良”银印一颗，及银两、绸缎等其他赏物，派司礼监太监到京郊为张居正饯行。如此皇恩浩荡，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连皇帝都如此敬重首相，那不用说，一路的官员拍张居正的马屁唯恐不及。所过之处，沿途的地方首长率群官长跪行礼，巡抚、巡按越过自己的辖界迎接，为张居正做前驱。回京路经襄阳和南阳，襄王和唐王出来迎候，为他设宴接风。按明朝礼制，亲王是天潢贵胄，人家的爵位摆在那里，大臣不管权力多大，见面也得向亲王行臣子之礼。可张居正只行宾主之礼，拱拱手敷衍一下，这确实有僭越之嫌疑。
俗话道：“太太死，压断街；老爷死，没人抬。”说的是人情之世故，老爷还在位时，太太死了来送葬的人多得压断街，等老爷自己死了，不用再巴结他了，送葬的人就少得可怜。所有的葬礼其实和死者没关系，都是给活人看的。现在当朝首相张居正葬父，那家乡的地方官能不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表示一下么？张居正当国后，民间流传“官楚则贵”的说法，说的是在张居正家乡当官，只要和张府的人搞好关系，升迁就非常容易。
皇帝派来参加葬礼的特使有司礼监太监魏朝——这人很有权势，后来魏忠贤拜在他门下，然后反噬，把魏朝的马子熹宗的乳母客氏撬过去再害死他。还有工部主事徐应聘，礼部主事曹浩。护送张居正的有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深荷张居正知遇之恩的名将戚继光派一队卫士，手持当时最先进的火器鸟铳随行。行省、道、府、县这些地方官就更不用说了。什么叫风光大葬，这就是风光大葬。当然也有不拍马的官员，巡按御史赵应元和荆州推官（分管当地司法）魏允贞就不去参加葬礼，张居正不高兴，赵后来因此被张居正的门客都御史王篆弹劾。魏允贞这人耿直清介，官声很好。生了一个太过于聪明的儿子，后来投靠魏忠贤做了内阁辅臣，是魏忠贤残害忠良最重要的帮凶，这算典型的好爸爸教出坏儿子。
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1）
敢于任事、通达识变的张居正没有海瑞那样的道德洁癖，对于官场的潜规则，他从二十三岁进入官场时就明了在心，且随着阅历的增加，运用得越来越纯熟。
凡做大事的人，多多少少有些偏执，总认为自己开出的济世药方是最管用的，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和海瑞差不多。但海瑞因为清廉，专断固执的性格固然也是缺陷，但能被世人接受并显出几分可爱。而张居正柄权后，专横跋扈和贪腐互为催化剂，便成为让人诟病之处，也成为身后被万历帝清算和政敌报复的理由。
脾气随着官爵见涨，这几乎是一种规律，五百年来如王阳明、曾国藩这类大儒身居高位后，还能常存敬畏警惕之心的能有几人？隆庆帝在位时，内阁中先有徐阶，后有高拱为首辅，张居正不能不多有掩饰，等徐阶退休，高拱被逐后，小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又有大太监冯保的亲密协作以及太后的支持，张居正所掌握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那么他没办法不专横跋扈，他和他的家人也没办法不贪污腐化。不仅张居正在这种权位上很难抵抗，我估计即使换上王阳明和曾国藩也够呛，因为王、曾从来就没有掌握张居正这样大的权力。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只是一个封疆大吏，武宗及其身边的近臣高高在上，阳明先生不得不小心谨慎奉迎；而曾国藩头上一直就有着慈禧太后为首的满蒙集团给套上的紧箍咒。
《明史。张居正传》说，“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其性格自经历父丧后愈加恣肆专横的原因，我分析一是对包括门生、同乡在内弹劾声浪的一种反弹，越攻击他霸道，他便更加以霸道的面目出现；其二是在考成法实施、夺情等风浪中，他用霹雳手段打击惩罚了持反对意见的人，取得了全面胜利，手中的权力更加巩固。没人在敢给张相爷提反对意见了，满耳听到的只有赞扬、奉承之声。比如说，有一个官员送了一副黄金锻造的对联给张居正，上下联为：“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岳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居正号“太岳”。这马屁拍得太过分了，把张居正和天子并列，简直是把张居正放在火上烧烤。张居正的同年进士、大文豪王世贞对这位年兄颇有微词，说张居正“一事小不合，诘责随下，敕令其长加考察。以故御史、给事中虽畏居正，然中多不平。”内阁中如吕调阳、张四维等大学士，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只能在首辅的后面亦步亦趋，几乎成了张居正的小伙计。
有一件事能说明张居正跋扈到何等的地步。前文已说过，张居正回家葬父，湖广巡按赵应元说自己差使已经办完，正在和新任者办接交手续，且身体有病，因而没参加，张很不高兴。出自他门下的佥都御史王篆，怂恿都御史陈（“火”＋“介”）弹劾赵应元故意借病规避，赵因此被削掉官籍。有一位叫王用汲的户部员外郎（约副司长的级别）为找应元打抱不平，上疏劾陈（“火”＋“介”），说生病是正常的事情，朝廷大小诸臣生病请假的多了去，为什么陈都御史不弹劾别人，只劾赵应元？你陈都御史在嘉靖朝养病十余年，现在攀附权贵骤然任重要官职，自己做过的事情，反而用来指责别人，何以服天下？
王国汲最有杀伤力的一段话是，“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威权比皇帝还大。居正大怒，想让王国汲下狱廷杖。当时拟票的大学士张四维建议从轻发落，仅仅对王国汲削职，皇帝同意了，居正迁怒张四维，好些日子不给张四维好脸色看。张居正死后，许多人怀疑四维参与报复张家，这大概是一个原因。
一个有权者是否清廉，不仅要看本人，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就看他能否管好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张居正祖上是跟着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从凤阳起事的底层军官，定居江陵后，一直没出什么大官，到了张居正父亲张文明这一代，也就是个亦耕亦读的小康之家。万历四年刘台上疏说张居正，“辅政未几，而富甲全楚，何由致之？”
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2）
那个时代，官做到这个份上，财富是挡也挡不住的。张居正的老师徐阶个人操守尚可，年少时家贫，做到首辅后，两个儿子在松江老家横行霸道，大肆敛财，致良田万顷，成为江南最大的地主，罢相后碰上海瑞这个不讲情面的硬汉巡抚应天，生生让徐家吐出一半田地。
徐阶管不住自己的儿子，而张居正当首相后，老父尚在，那父亲就更难管了。加上湖广的地方官想方设法巴结张府，张老太爷这个窝囊了几十年的落魄秀才，这下能不飘飘然么？张居正自己也承认：“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万历元年，当地衙门就主动为张家修建宅第，让武装警察——锦衣卫上工地当工人，这在明朝是超级犯忌的事情，朱元璋时代，不管功劳多大的官员，用锦衣卫做私事，被他知道后必定严加惩处。张居正在给湖广巡抚的信中为此自责一番：“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长江中间的泥沙淤积成为可耕的沙洲，当地官员慷慨地把这块国家的土地送给张居正。张居正的贴身仆人�